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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专职委员”概念辨析4篇
【篇一】人大“专职委员”概念辨析
“小说”概念辨析
“小说”这一概念，最早见于《庄子·杂篇·外物》，其云：“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详其文意，可知此处所谓小说，与作为文学样式的“小说”有相通处。庄子以任公子用大钩巨缁终钓得大鱼，而辁才讽说之徒，小绳系竿自难得大鱼作比喻，说明游说之士，大抵假托琐屑言谈，即虚构一些小故事，博取高名美誉，然终不可能通达于至道之理。此处涉及虚构，故事性以及功能，与后之小说确有些许关联。但庄子于此，显然将“小说”与“大达”（大道）对立起来，则此处所谓小说，与后世小说一名远不一致。鲁迅说：“小说之名，昔者见于庄周之云“饰小说以干县令”，然案其实际，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⑴P1虽有本质上的差异，却无可否认其确是后世“小说”概念所本。
而细究起来，将“小说”与“大道”对立这层意思，孔子的弟子便已提及。《论语·子张》：“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这里的“小道”，实则相当于儒家之外的其它言语，其中自也有说客之辞或诸如此类。且这层意思，作为儒家文艺观之一也对后世影响甚远。《荀子·正名》便有云：“故知者论道而已矣，小家珍说之所愿皆衰矣。”将儒家以外之说（墨家）视为“小家珍说”，而与智者论道相对立。然而这只是从理论观念上贬抑小说，实则正如某学者所说，“其实，包括他们在内的先秦诸子，是很善于‘饰小说’的，尽管他们不一定想借此‘以干县令’。那个时代的游说之士，为了达到既定目的，在言谈中往往不是直陈己见，而是假托说故事，谈家常的方式，这就不免要虚构情节，捏造人物，而且说得娓娓动听，以打动对方。”⑵P22读《孟子》《韩非子》便可有此种深切体会。且他们虽非借此“以干县令”，却是希冀成为“王者师”，目的非一，手法却一。是以先秦关于“小说”之提法，虽非就文体而言，却亦不可以为与后之“小说”概念全不相干，如有学者所说，“只不过字同音同而已，和小说的概念风马牛不相及。”⑶P4
不过较为完整的小说概念，则到东汉才出现。桓谭《新论》：“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治家，有可观之辞。”鲁迅说，“桓谭言……始若与后之小说近似，然《庄子》云尧问孔子，《淮南子》云共工争帝地维绝，当时亦多以为‘短书不可用’，则此小说者，仍谓寓言异记，不本经传，背于儒术者矣。”⑷P1 虽仍因儒者之意，然所谓“近取譬论”者，即以日常生活中的某些事物作形象化的譬喻，因可“治身治家”，故“有可观之辞”。则已明确论及小说手法与功用，对小说价值的看法大有改观。
更详细的论述来自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他将小说家列于九流十家之末，以为小说十五家，共一千三百八十篇。他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所谓“稗官”，大约便是职掌搜集民间故事传说的小官。虽然小说乃“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所为，但仍有其存在的必要。其所以引孔子语，大概想纠正其偏差，突出小说存在的价值和作用。然而班固仍不是从文体学意义上小说及小说家的。班固很明确地说，小说出身稗官，乃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记载和编缀，而如此一来，所谓“街谈巷语”无论内容抑或形式必定是十分芜杂不纯的。从《汉书•艺文志》所开列的十几部小说书名来看(原书均已亡佚)可推断亦非属于某种单一的文体。鲁迅便根据《汉志》所列十五家小说书目及班固自注，说：“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者也。”⑸可见这仍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小说”概念。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便是“小说”这一术语虽出自庄子，然班固却赋予其迥然大异的意味。所以，有学者认为，“这个术语不是班固个人的创造，而是两汉之际一批极有成就的文献学者对积如丘山的各种书籍进行讨论辨析，郑重地确定下来的文体命名。”⑹P2这一说法虽缺乏直接证据，然其对于“小说”二字所作的语义剖析，却也极具说服力。如以为， “小”字有双重意义，一种属于文化品位，它所蕴涵的是“小道”；
一种属于文体形式，它的表现形态是“残丛小语”。⑺P2-3而“说”字则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阐释。首先是文体形态层面，有说故事或叙事之义。其次的语义属于表现形态，“说”有解说而趋于浅白通俗之义。其三属于功能形态，“说”与“悦”相通，有喜悦或娱乐之义。⑻P3-4第三点似难以成立，盖其时对于小说的认识大抵囿于功利主义范围，似并未清楚认识到其娱乐功能，无论从实际运用或是理论认识上。然其所持之论不可不说是对“小说”概念辨析的极大拓展。其结论是：由此可见，“小说”名目的确立，是一个博学的学者群进行精心的语义选择的结果。它包容了这种文体基本特征的故事性，通俗性和娱乐性，开始是在短小的篇幅中，展示了为圣贤“大道”所鄙视的思维结果，以及不为经史典籍的文体规范所约束的美学个性。⑼P4
又，张衡在其名作《西京赋》中亦提及“小说概念”：匪唯玩好，乃有秘书。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薛综注云：“小说，医巫厌祝之术，凡有九百四十三篇，言九百，举大数也。持此秘书，储以自随，待上所求问，皆常俱也。”此处小说，是方士虞初侍帝出游时以备武帝随时垂问的。其内容含有大量的神话怪异传说，与庄子所说的齐谐的工作大概相差无几。可见此时的“小说”概念仍未脱先秦窠臼。
魏晋小说创作大盛，直接论及“小说”概念则有徐干的《中论·务本第十五》：“夫详于小事而察于近物者，谓耳听乎丝竹歌谣之和，目视乎雕琢采色之章，口给乎辩慧切对之辞，心通乎短言小说之文，手习乎射御书数之巧，体骛乎俯仰折旋之容。凡此数者，观之足以尽人之心，学之足以动人之志。”从耳、目、口、心、手五者列数种种所谓“小事”，将“短言小说之文”列为各类雕虫技艺之一，亦可见其仍因袭庄、荀等人的看法，不过似已看到小说的娱乐功能。另鱼豢的《魏略》：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 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着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据此段记载，当时俳优小说的数量已经相当可观。《文心雕龙•谐隐》亦云：“至魏文因俳说以著笑书。”可见俳优小说是当时贵族阶层十分流行的娱乐活动。而俳优小说得以与那些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等并行，说明俳优小说在当时已入 “百戏”之列，是地地道道的娱乐活动。这一点与徐干的说法颇相吻合。而且，当时“许多在政治上或文化领域中有名望的人，也写起小说来，或志怪，或志人，乐此“小道”而不疲”。
⑽P2
唐人的小说观，基本上是对《汉志》持论的重申，如《隋书·经籍志》。且其论述的侧重点仍限于小说功能和审美作用，对于小说作为独立文体的认识还说不上理论建树。值得一提的是“传奇”这一名称的出现并广而行之。最早用“传奇”作小说集名称的，是晚唐作家裴铏。不过并非他所发明，而是人们根据“传奇”体小说多记奇行异事，又带有传记性的特质，约定俗成的。如元稹的《莺莺传》，原名就叫《传奇》。此类作品，篇幅较长，委婉曲折，又杂以虚构戏谑甚至怪异成分，故不为正统文人所珍视，称为“传奇”或许也是对它的戏称，以示与高雅的古文相别。但如鲁迅所说的“故论者每訾其卑下，贬之曰‘传奇’”（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之意，却不必尽然。当时的文坛领袖韩愈便著有《毛颖传》，柳宗元也有《河间妇传》《段太尉佚事状》之类与“载道”古文判然有别的“传奇”文。这是从唐人创作推知的唐人小说观，理论上则有刘知几《史通·杂述》对小说所作的较详细的论述：“ 在昔三坟五典，《春秋》、《梼杌》，即上代帝王之书，中古诸侯之记，行诸历代以为格言。其余外传，则神农尝药，厥有《本草》；
夏禹敷土，实著《山经》；
《世本》辨姓，著自周室；
《家语》载言，传诸孔氏；
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尚矣。”刘知几通过溯小说之源重新评价了小说的地位和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偏记小说，竞可与“正史参行”，比之班固等人开明得多。然其对小说范围的分类，却五花八门，繁杂琐碎，几乎将所有非经非史的杂文琐语皆归于小说之门，亦可见其对小说仍难下确切断语。鲁迅所谓“史家成见，自汉迄今盖略同，目录亦史之支流，固难有超其分际者矣”，⑾P5信不诬也。
至于如宋代黄震《黄氏日钞·续诸子·庄子》：“庄子以不羁之才，肆跌宕之说，创为不必有之人，设为不必有之物，造为天下所必无之事，用以眇末宇宙，戏薄圣贤，走弄百出，茫无定踪，固千万世诙谐小说之祖也。”明代后期，胡应应麟把众多繁杂的小说分为志怪、传奇、杂录、辨订、箴规六大类。从其举例书目来看，实际上只有志怪、传奇、杂录（包括丛谈）三大类，辨订、箴规则不宜列为小说。清乾隆时纪昀主持撰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小说分为杂事、琐语、异闻三大流派，亦相当于胡应麟所为的志怪和杂录，只不过他将传奇排斥在外，因其对传奇体小说有偏见：“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大抵仍从文化学意义上而非文体学上对小说作了某种界定。但应注意的是，在此演化过程中，“小说”概念终得以逐渐严密清晰起来。虽不能说已清楚认识到小说作为独立文体的特质，但以为小说所叙故事，内容多属虚构，既带有传奇性，又重视真实性，奇中见真，而在艺术形式上则具有传记性之类的特点，已属难能。
参考文献：
⑴、⑷、⑸、⑾《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4月
⑵、⑽《中国文言小说史》 吴志达，齐鲁书社，1994年9月
⑶《古代小说概论》林辰，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12月
⑹、⑺、⑻、⑼《中国古典小说十二讲》杨义，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10月
【篇二】人大“专职委员”概念辨析
残联专职委员推荐材料
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出生在贫困的农村，因为个人原因高中毕业就步入社会，当过学徒、做过检验员、进过工厂，工作一直都不稳定，直到XX年区街道残联招专门服务残疾人的公益岗位，我去应聘通过后我的工作才稳定下来，从此我成为了一名残联专职委员。
在这两年里，我街道残联帮助了32人就业。在我这边咨询登记找工作大约也有30人，这30人，其中有一个叫许超让我真的很对不住，从XX年2月当他告诉我他是刚毕业的本科生，肢体三级残疾人，残疾部位是左手，他告诉我他想要一份做文员的工作，他对电脑很厉害，文员工作难不倒他，我当时告诉如果有福利企业招工的我会帮你找找试试看，帮助残疾人是我的责任，XX年到XX年现在，帮他找了至少10几家企业了，可是企业都没有接收，我很失望也很觉得很对不住他，觉得自己很没用，快两年了还没有帮助他实现就业。我街道持证残疾人总数就是3699人，是有劳动能力2700人，这2700人大约只有一半在就业，剩余一半跟他一样有就业需求的人员，还是没有工作，这是我这两年来遇到头疼的事情。经过这件事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一、残疾人就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对残疾人仍然存在隐性歧视
个别单位或是企业对残疾人仍然存在歧视，不愿意聘用残疾人，一方面是觉得麻烦，另一方面是觉得工作效率偏低。就算聘用后对残疾人的薪资待遇也很低，有的福利社甚至只做表面功夫，每月只发少量的生活补助给残疾人，所以残疾人的择业机会有限，难以融入社会。
（二）就业项目的单一，范围有限
残疾人的主要就业形式就是福利企业，除民政、乡镇、街道兴办的福利企业外，其他主题投资兴办的福利企业一般不享受退税政策；
再加上部分单位对开展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工作不支持、不配合，导致残疾人就业方位狭窄，就业工作单一。
二、解决残疾人就业问题的措施
（一） 加强宣传，呼吁社会关爱残疾人
深入到各乡镇、单位、企业等，对残疾人的典型事迹以及对工作的渴望和期望在工作中发挥自己的能力等做好广播宣传和网络宣传，在街道布置标语横幅等进行宣传。营造“扶残助残”的浓厚氛围，呼吁全社会的人一起关爱残疾人。
（二）因地制宜，打造残疾人就业平台
呼吁各级政府多关爱残疾人，不断探索适合残疾人的就业新领域，将残疾人的就业工作与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紧密结合，不断扩大残疾人的就业范围。
（三）加强培训，增强残疾人就业本领
根据残疾人不同的身体情况、不同的需求、不同的喜好等，对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培养，在培养的同时还要考虑到是否实用，是否能帮助他们将技术融入到社会中去。
三、从事残联工作的经验和体会
俗话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是没办法改变的，我们唯一能改变的就是自己对生活的态度。让我记忆深刻的一件事就是今年的7月份，有一个叫李新忠的残疾人来到残联向我咨询事情。他说他的两个孩子女儿XX年考上了北京大学，儿子今年考上了南昌航空大学，问我有没有对残疾家庭中大学生的补助费用，家里为了供孩子上学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当我听完他的话后我心里很难受同时也很高兴。难受的是他只是一个村名，还是听力二级残废，但是为了供孩子上学却甘愿付出全部，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父亲啊。高兴的是他虽然残疾，但是却人残志不残，教育出了一对出色的儿女。虽然残联没有这方面的政策，但是我还是告诉他我会将他的事情汇报给领导，后来他留下了电话很客气地跟我说，谢谢你们。他走后我就立即向领导汇报了此事，最后领导经过商议帮助他申请了低保边缘户，解决了他的困难。从李新忠的身上我看到了他对生活的积极和热爱。
残疾人也有他们的自尊，他们也想像正常人一样过着平凡的生活，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不用被别人以异样的眼光看待，他们要的不是被可怜，而是真的关心和帮助。所以，让我们一起加入到关爱残疾人的大家庭吧！
【篇三】人大“专职委员”概念辨析
人大代表不适专职化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但是，在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不同认识。近些年来有学者主张人大代表专职化；
人大代表应当享有与其职责相适应的福利待遇；
人大代表应当独立地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而不是接受选民的“强制委托”。种种迹象表明，一些学者希望将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组成为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通过人大代表的“议员化”，将中国的政治体制引入到西方国家的议会体制中。
从表面上来看，上述观点都属于技术层面的讨论，但是，如果按照这些意见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那么，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很可能蜕变成为西方国家的政治分赃制度。在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中，对传统议会制进行了历史性地批判。他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这个现成的工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像资产阶级及其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以往在他们相继获得胜利的时刻所做的那样。马克思在这里非常精彩地回答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中面临的第一个问题，那就是人大代表的专职化问题。他说过去有一种错觉，以为行政和政治管理是神秘的事情，是高不可攀的职务，只能委托给一些受过训练的
特殊阶层，这个阶层从群众中吸取有教养的分子，并利用他们去反对居于等级社会下层的群众自己。巴黎公社成立之后，这种错觉已经消除。国家的等级制将不复存在，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代替了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负责制来代替虚伪的负责制，因为这些勤务员经常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
马克思给我们的结论是，之所以避免人民代表的专职化，是因为那样做会出现国家的寄生虫，出现国家等级制的官僚。人大代表来自群众，不但可以有效地避免出现所谓的特殊阶层，而且会随时保持与选民的联系与沟通，随时听取选民的意见，真正成为选民的勤务员。人大代表来自人民，只有随时接受人民的监督，才能真正履行自己的职责。如果人大代表专职化，那么，人大代表就会脱离群众，将个人的利益置于选民利益之上，把自己变成阶级压迫和阶级统治的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人大代表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成为一个职业阶层，都不能独立于他所代表的选民的利益存在。如果人大代表专职化，就像国会议员必须进入华盛顿那样，那么，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游说团体，就会出现代表不同阶层、不同团体、不同利益集团的国会议员在国会反复上演争权夺利的丑剧。所以，人大代表专职化不应该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的方向，人大代表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作风，必须把自己看作是普通劳动者的一员，不能利
用人大代表的神圣称号谋取个人私利。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重温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一些学者没有看到社会阶层的变化，他们打着提高人大代表素质的幌子，试图将人大代表专职化，并且通过人大代表的专职化构筑独特的议会体制，把普通老百姓选举产生的人大代表变成高高在上的贵族老爷，把人大代表倾听选民的意见变成国会议员前呼后拥的视察活动。如果不坚持人大代表的群众性、普遍性，把人大代表改造成为西方国家的国会议员，那么，中国的政治体制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些学者认为，人大代表专职化，在于从根本上提高人大代表的素质，让人大代表有更多的时间关心国家大事，从而提高参政议政的水平。这是一种缺乏逻辑的论证方式。人大代表之所以能够代表选民，就是因为人大代表熟悉政治事务，了解百姓的疾苦，并且能够对选民所关心的问题发表真知灼见，对国家未来的发展提出自己的看法。如果人大代表不具备这些素质，那么他们压根儿就不应该成为人大代表。现在人大代表的作用之所以难以充分发挥，根本原因就在于，真正了解选民需求、熟悉国家事务的公民不能通过普选进入人民代表大会，而那些对选民的意见漠不关心，对国家未来的发展缺乏认识的人却成为了人大代表。在有些地方，人大代表成为了一种奖赏。事实证明，人大代表必须首先了解公共事务，体察民情、分析民意，并且能够在人民代表大
【篇四】人大“专职委员”概念辨析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思潮的斗争从未间断，社会思潮和引领社会思潮的研究日渐兴起，现在它已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认为，社会思潮是在社会变革时期（在社会心理演化的基础上），由一定思想理论引领，反映社会变革发展道路诉求，影响面很广的思想观念或倾向。[关键词]社会思潮；
社会变革时期；
社会变革发展道路
在国内外社会科学研究中，社会思潮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逐渐趋向成熟的概念。
社会思潮在英文中一般表述为Social Thoughts或者Social Trend，意在表明社会思潮是带有某种趋向性的思想体系。但是对于什么是社会思潮，国外理论界并没有给出明确定义，无论是《不列颠百科全书》《美国百科全书》，还是17卷本的《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都没有社会思潮的条目。
当代我国学术界关于社会思潮的研究众说纷纭，还并没有形成人们公认的定义。如《辞海》对社会思潮的定义是“（1）某一历史时期内反映一定阶级或阶层利益和要求的思想倾向；
（2）涌现出来的思想感情。”[1] 《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认为社会思潮“反映特定环境中，人们的某种利益或要求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倾向。” [2]它们都认为社会思潮是一种思想倾向，但是对社会思潮的本质特征并没有明确的界定。经过近30年社会思潮研究的实践和对这方面研究成果的考查分析，我们形成了对这一问题的基本观点，即：社会思潮是在社会变革时期（在社会心理演化的基础上），由一定思想理论引领，反映社会变革发展道路诉求，影响面很广的思想观念或倾向。下面，对这一定义作简要分析：
其一，“社会思潮是„„影响面很广的思想观念或倾向” 。我国最早对社会思潮概念进行界定的是梁启超，他在1902年《论时代思潮》一文中指出：“今日恒言，曰‘时代思潮’。此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 [3]1把社会思潮描绘为“思而成潮”，反映卷入相关思想运动之众，而且指出产生社会思潮的必要条件——“环境之变迁”和“心理之感召”。《中国大百科全书》也指明社会思潮是“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倾向。”但是这只是对社会思潮表象特征的界定，而没有深入到社会思潮的本质特征。
其二，“在社会变革时代”“反映社会变革发展道路诉求” 这是对社会思潮本质特征的概括，也是绝大多数社会思潮定义中忽略、缺失的一点。梁启超在论时代思潮时曾指出，“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 [3]1意在表明并非所有时代的所有意识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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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社会思潮，社会思潮只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梁启超把它概括为“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即社会变革的时期，这才是对社会思潮时代特征的本质概括。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陈立思教授对此作出了明确的概括。她说：“从客观方面来看，思潮产生的年代，必定是风云变幻、大动荡、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太平岁月是不可能有流行的思潮的，只有当社会酝酿着或者实际地经历着深刻的变动时期，人心动荡，思想界才会积极而活跃，各种思潮应运而生。思潮的产生，必定是为了回答和解决时代的重大问题，如社会的出路，国家民族的前途，兴邦救国的方略等等。” [4]笔者基本同意陈立思教授的概括，但是她并没有将这一概括纳入其关于社会思潮的定义。我们认为，应当把“在社会变革时期”“反映社会变革发展道路诉求”写进社会思潮的定义，这样才能更好地表述社会思潮的本质特征。
从历史上看，在春秋战国时期，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从诸侯割据向中国统一变革，思想上儒、道、墨、法、玄、杂等政治学说，形成了社会思潮汹涌澎湃、百家争鸣的局面。
近代，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再到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而有“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等社会思潮风起云涌,后来又有国共两党不同的“中国之命运”的论争，反映中国从封建主义到旧民主主义、再到新民主主义的转变过程中不同阶级、阶层、利益群体对社会变革发展道路不同的诉求，社会思潮的斗争始终围绕中华民族的救亡、独立与现代化走什么道路而进行。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在十分复杂的国内外背景中前进。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革命”。围绕什么是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振兴中华，反映人们不同历史诉求的各种社会思潮纷纭激荡。我们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思潮和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就是要科学地引领社会思潮，帮助人们特别是青年正确地把握这一社会大变革时期的社会变革发展应当走什么道路，从而真正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社会制度的科学内涵。
所以，在社会思潮的定义中必须突出“在社会变革时期”“反映社会变革发展道路诉求” 这个本质特征。但在现行社会思潮的研究中，大多忽略了这一点，这势必模糊和降低社会思潮研究的意义，甚至可能使这一研究走向偏颇的方向。
其三，“（在社会心理演化的基础上），由一定思想理论引导的思想观念或倾向” 表现的是社会思潮表现形式的特点和在社会意识形态体系中的定位。在这方面已有的思潮研究存在“综合说”和“中介说”的争论。“综合说”认为社会思潮是社会意识的综合表现形式，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认为，社会思潮有时表现为由一定理论形态的思想作主导，有时又表现为特定环境中人们的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的综合形式。“中介说”则认为社会意识从低到高可以分为社会心理、社会思潮和思想体系三个层次，社会思潮在其中处于中介地位。“不能把社会思潮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它本身具有相对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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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比社会心理较多的理论意识而比思想体系较多的日常意识，因而社会思潮是社会意识发展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是社会意识系统中的一个认识层次”。[5] 我们认为，“综合说”和“中介说”的争论对我们认识社会思潮多层次的表现形式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中介说”把社会思潮与社会心理、思想体系截然割裂开来是不恰当的，社会思潮既可以通过社会心理反映出来，也可以形成一定的思想理论，在这一点上，“综合说”是正确的。但是“综合说”把社会思潮的心理层次与思想理论层次并列，没有明确思想理论在社会思潮中的核心地位和指导作用，在这一点上，这两种说法都存在着共同的缺陷。譬如“文化大革命”后，人们普遍存在一种“怀疑一切”的逆反心理和要求社会变革的心理，这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它本身就是“影响面很广的”社会思潮的组成部分。当然，它只是社会思潮一种低层次的表现形式，这种心理到底往什么方向发展，则要看由什么理论引导，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引导，还是 “全盘西化”思想引导，将决定中国改革开放走向何处。所以，在肯定社会思潮可以表现为社会心理，但又不代表社会思潮本质的基础上，明确一定的思想理论才是决定思潮走向何处的核心和指导性因素，是社会思潮定义的应有之义。
当然，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任何思想理论学说都是在社会存在变化的基础上，经过社会心理的中介作用，最后形成一定的思想体系，这是任何社会意识形态共有的，而不是社会思潮独有的特性；
而且“思想观念或倾向”的表述已经包含了心理、情感层次的内涵。因而有人主张在社会思潮定义中只写“由一定思想理论指引的„„思想观念和倾向”，而不写“在社会心理演化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这也是可以的，可以更好地突出社会思潮的本质特征。但为了体现社会思潮演化的过程和表现形式的多层次特征，写上“在社会心理演化的基础上”，也是可以的。正是因此，我们对“在社会心理演化的基础上” 加了括号。
其四，在社会变革时代，经济基础的变化带来人们利益关系的重大变化，不同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出于自身利益的选择，对社会变革的走向产生不同的思想感情、倾向和价值追求，最后形成不同社会思潮对社会变革发展道路不同的诉求和斗争。研究社会思潮就是要在思潮的斗争中进行比较研究。笔者建议在定义社会思潮时应专门写关于社会思潮斗争的条款，即：社会思潮的斗争反映不同阶级、阶层、利益群体对社会变革发展道路不同诉求的对立与冲突。革命的、积极的、进步的社会思潮与反动的、消极的、落后的社会思潮之间的斗争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动力。
有些学者认为社会思潮只能是非主流的、而且是错误的思潮，如有一本博士生教材就定义社会思潮“是作为一个社会的非主流的社会意识而存在”，“各种非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又往往以各种社会思潮的形式出现”，“除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还有大量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把革命的、积极的、进步的社会思潮，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流意识形态排除在社会思潮之外。
另一些学者认为：社会思潮既包括科学、进步、积极的社会思潮；
也包括错误、落后、消极的社会思潮。朱士群在《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回应引领》 一文中认为：“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总体态势是健康、积极、向上的。” [6]程恩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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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当代社会思潮时也把他认为完全正确的“创新马克思主义”列入七大思潮之中。
至于认为非主流的社会思潮都是反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观点，也是片面的。从思想史上看，一些积极、进步的社会思潮在开始时往往是作为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反对神学禁锢和禁欲主义、要求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的人文主义思潮，从非主流的意识形态向主流的意识形态的转化，大约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和中国的传播也是从非主流的意识形态开始的。当《共产党宣言》发表，“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学说决不是占统治地位的。它不过是无数社会主义派别或思潮中的一个而已”[7] 。在中国，毛泽东青年时期，在创办的《湘江评论》中提出，要特别关心和重视新思潮，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新思潮，陈独秀是“新思潮的明星”，希望青年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新思潮方面，在创立新学科、新学派方面，作出新贡献。
由上可见，第一，非主流的社会思潮并非都是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世界上一些积极、进步的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一开始都曾扮演过非主流社会思潮的角色。第二，当经过艰苦斗争，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后，其影响面更广了，更“思而成潮”了，这时，把主流意识形态排除在社会思潮之外，就更是难以理解了。实际上正确的思潮和错误的思潮永远是共生的，它们之间的斗争推动了社会变革的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社会制度正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斗争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就是和各种消极、落后乃至反动的社会思潮作斗争，从而使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成为社会思潮主流的过程。
参考文献：
[1] 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3324. [2] 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7651. [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4. [4] 陈立思.社会思潮与青年教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8. [5] 肖锦全.论社会思潮作为社会意识一个层次的构想[J].现代哲学,1997,(1. [6] 朱士群.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回应引领[J].安徽大学学报,2008,(4. [7] 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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