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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自娱自乐的活动到“非遗”的传承，陕北民间秧歌在传播中发展着。陕北民间秧歌的文化活动都是以舞蹈作为信息文本进行传播，由于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不同，所以对其传播效用的研究就存在着历史的必要性。本文以陕北民间秧歌在不同时期的传播方式为研究对象，梳理了从06年至今有关陕北民间秧歌的不同传播方式以及效用的学术论文、核心期刊、著作等，重点关注了特殊时期，并对不同时期的传播效用进行了总结和归纳。
【关键词】陕北民间秧歌；
1942年到1949年；
传播效用
【中图分类号】J61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2）07-054-03
【本文著录格式】徐淳.基于陕北民间秧歌舞蹈的传播效用研究[J].中国民族博览，2022，04（07）：54-5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来，文艺理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中国人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中，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思想文化意识初探，到1942年至1949年期间文艺进入思想文化领域的核心地带，再到后来改革开放的初期，文艺对推动社会转型产生了重大的意义，直到新世纪文艺学研究在当代社会文化建设中扮演新的角色。通过对不同时期的文艺理论脉络梳理发现，对其传播方式和效用的研究存在着历史的必要性。
一、陕北民间秧歌舞蹈的研究现状
本题选题研究内容与陕北民间秧歌舞蹈的现状相关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基础理论研究、专题研究成果和不同时期传播的方式及效用研究。
其中相关的学位论文20篇、学术期刊56篇、会议2篇、学术辑刊1篇、特色期刊24篇。以舞蹈为本体进行的研究包括陕北秧歌的陕北腰鼓与秧歌的风格特征、艺术特征、服饰、新秧歌运动等，发表频率较高的时间出现在2017年以前；
不同时期传播的方式及效用的研究在“非遗”和新农村文化建设包括民俗艺术、传承发展、特征研究、发展路径、权威话语、保护和传承、传承现状、文化生态、陕北民间文化、传播学视域、传统文艺、文化建设等方面，其中发表时间频率较高的时间出现在2018年以后。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关于陕西民间秧歌的文献是比较丰富且涉及广泛的，尤其在2018年以后涉及陕北民间文化、传播学视域、传统文艺、文化建设等方面居多，可供研究学者们参考。
从2006年到2009年发表数值呈上升趋势，因为2009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
从2009年到2011年呈下降趋势，之后在2012年又达到一个顶峰，因为2012是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70周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目的是解决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文艺工作中发生的问题，由毛泽东主持召开；
之后又有起伏和波动，预计在2021年会产生一个新的峰值，因为2021年正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二、陕北民间秧歌舞蹈不同时期的传播效用
结合陕西民间秧歌的形成条件以及历史背景，将其传播阶段分为三个阶段，1942—1949年、1949—1978年和改革开放以后。重点关注1942—1949年和1949—1978年。
根据蒋瑞的硕士论文《陕北秧歌发展进程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对陕北民间秧歌从产生到发展进行了时间上三个时期的梳理、归纳，根据她的时间线，我进行了总结分别是1942—1949年、1949—1978年和改革开放以后。
（一）1942年到1949年
第一个时期是从1942—1949年，延安秧歌剧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产生，在此期间，王冬的博士论文《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秧歌剧研究》也详细描述了延安秧歌剧运动过程，明确指出“延安秧歌剧”是抗日战争后期陕甘宁边区产生的“新秧歌剧”，新秧歌剧指的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需要为新中国文化政策的制定和文艺生产方式的确定提供重要的基础的秧歌词。从新中国成立开始， 包括“新秧歌剧”在内的延安革命文艺迅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艺史的重要研究内容，也产生了新秧歌运动。1942年5月，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兴起的新秧歌运动，是以革命的文艺思想、观点对传统的陕北秧歌进行的一次编创和延续，并进一步推动秧歌运动的广泛传播，起到了宣传文化、鼓动人民积极性的作用。从新秧歌剧《兄妹开荒》开始， 在延安及其他解放区就掀起了“新秧歌运动”。“新秧歌”对传统陕北秧歌的内容和形式采取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形式，让新秧歌保留传统特色的同时更符合当下社会的意识形态、人民的生产生活，符合新民主主义革命根据地的政治文化需求，新秧歌运动反映了根据地无产阶级的利益需求，为当时的政治宣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杨林在《回归历史的本真——延安文学传播研究》的博士论文中提到革命战争文化的生态与艺术深度是共生的，是艺术家因社会和政治危机越来越深而出现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结点上交汇时，艺术必然的与革命、政治交融。其中展示出延安革命历史纪念馆收藏史料，用文字的形式记录陕北民间秧歌演出的时间、地点、演出形式、主办方以及目的和效用，从延安文学、文学传播、传播媒介和传播研究四个方面分析出当时延安秧歌的目的及效用，这也决定了延安秧歌传播成为抗战宣传的武器的重要特性及延安时期特殊的革命战争的政治化语境构成的传播生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延安秧歌艺术的生存和生产状态，也决定了延安秧歌传播诸要素及模式，通过对一个时期特定传播生态下的文学传播现象的集中审视，更有利于我们超越特定的区域和时期获得关于延安时期秧歌的启示与反思，获得方法论的启示。
在此需要区分同一时间线的两个时期，分别是1931—1945年和延安时期（1936—1948），它們均属于第一个时期的同一时间线，区别在于发生的政治事件不同，在延安时期，民间文艺形式及其价值不仅被纳入革命文化视野受到高度重视，还被创造性地进行了内容上和形式上的改造和置换，以适应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革命的政治宣传和社会动员需求。同时，陕北秧歌为延安新秧歌运动提供宝贵的民间资源，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为新秧歌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导。王冬的《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秧歌剧研究》中还提出了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前后延安秧歌出现的变化和发展，在以陕北民间秧歌为主题的同时也提及了音乐创作、文化特征和历史阐释，它们都是陕北民间秧歌的必备成分和组成部分。解放战争结束以后，国内主要矛盾转为阶级斗争，陕北民间秧歌背负着革命的宣传教育等历史使命。
（三）1949年到1978年
第二个时期从1949—1978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1966—1976年十年。在1966—1976年期间的陕北民间秧歌作品偏少，且传播方式和功能效用发生了改变。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有固定的衡量标准——“样板戏”，导致作品单一、形式雷同且艺术家生活生存艰难，没有一个很好的创作环境和传播平台，舞蹈作品传播的平台更多的以多元互助的形式进行，比如，结合电影、音乐、美术等方式对舞剧进行宣传，除了舞蹈本体以外，陕北民间秧歌以更多的形式走进大众的视野。例如，舞剧《白毛女》在1966—1976年期间，白毛女的形象被画成海报张贴在各个街角，被制作成邮票形象进行发行，被印刷成连环画进行发行，利用当时的大众媒介如广播、电影、报纸进行舞剧的宣传，“两报一刊”成为舞剧主要宣传的方式之一。其次，只是舞蹈艺术的人物对故事进行演绎，还开始结合音效、舞台布景、灯光等为舞剧增光添彩。1976年以后出现了回忆秧歌的作品和理论著作，对歌剧本身的内容、情节、形式以及功能和影响进行系统论述。1980年以前的对延安秧歌剧的评论和研究具有意识形态鲜明、充满政治话语的特点。由肖振宇和吴重阳编写的《解放区秧歌剧研究梳理与展望》，出自北大核心期刊，围绕秧歌剧的缘起再到它的历史价值以及在音乐和舞蹈上的特征、陕北民间秧歌与民间艺术的关系和被改造的过程及效用等领域展开了其观点和想法，以陕北民间秧歌为主题，列举了不同时间段秧歌剧的作品，描述了秧歌剧改造后的政治意图。找到陕北民间秧歌的多个元素构成秧歌剧，并论述了解放区的秧歌剧，据此我总结出了解放区的秧歌剧是解放战争时期及1949—1978年后期出现在的一种特殊艺术形式。
（四）改革开放以后
延安秧歌剧研究角度多元、学理性渐强。内容上，它的意识形态色彩、民间性、叙事逻辑和形式特点等被研究和关注。龙文武和周平远的《从赣南民歌到陕北秧歌——论苏区——延安文艺形态建构的内在理路及其当代意义》中从全球化语境挖掘了民歌的价值和发展趋势，从美学的角度剖析了民歌的歌唱习俗、旋律风格和节奏规律。汤梦箫的北大核心期刊《仪式·狂欢·符号——延安时期新秧歌剧的受众心理及模式研究》从受众角度出发，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论述此时的文艺工作者是如何通过建立和改写秧歌剧中的仪式感、狂欢体验、符号转换三个层面实现与受众的成功沟通，从而建立国的概念和意识的，以此透视此时受众的接受心理和模式。
三、陕北民间秧歌舞蹈的传播效用的意义
以陕北民间秧歌在不同时期的传播方式为研究对象去找寻陕北民间秧歌在不同时期传播的意义和它带给我的思考，我认为有两种意义分别是初始意义和衍变意义。最初的秧歌内容体现了陕北人民的生产生活、风情习俗、思维思想以及精神风貌，随着生活节奏的变化，从作品中也能看出不一样的审美情趣。陕北民间秧歌衍变的意义从社会和国家两个层面去延展。
（一）社会层面
从社会角度出发，陕北民间秧歌是陕北人民对美好生活情感的一种抒发和追求，是陕北人民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传承文化、安定社会、稳定人心、规范道德、约束行为的作用。同时找到一个大众都可以接受的方式去教化民众，向民众传达一定的信息，陕北民间秧歌就是很好的方式。所以陕北民间秧歌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是陕北人民社会道德规范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陕北民间秧歌在延安时期所扮演的角色是“翻身秧歌”“斗争秧歌”和“胜利秧歌”，这些言辞具有深刻的革命政治内容，用以歌颂人民、歌颂劳动、歌颂革命战争。这体现出了陕北人民对秧歌、对艺术的态度、追求以及一种境界，这也是维护社会良性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因。因此，延安边区掀起了以“陕北秧歌”为代表的一场大规模的挖掘、整理和改革民族民间舞蹈的运动，即延安新秧歌运动，为传统的陕北秧歌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鼓舞了革命军队的战士及人民群众将革命抗战进行到底的士气，为当时的革命斗争和社会活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国家层面
从国家层面出发，文化是人类的知识、信仰、艺术、伦理和传统等社会因素的集成体，是人类生命系统的一部分。同时，人类会被赋予一种文化认同，这种认同形成了人的整体行为，艺术也是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一。1942年5月在延安及其他解放区掀起了“新秧歌运动”正是一次文化认同整体行为的集中体现。新秧歌的“新”在于其对传统陕北秧歌在内容形式上有所革新，在传播方式上，由简单向多元转化，通过形式和内容的不断革新，由最开始的自娱自乐，开始加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文化关系，同属于秧歌种类的还有河北秧歌、东北秧歌、山东谷子秧歌等，它们之间有共同性也有风格的不同；
审美关系，秧歌艺人和观看的观众所构成的信息桥，秧歌艺人会传达他们所想传达的信息让人民接受，同时起到教化的作用；
认知关系，旅游演出项目很好地体现了认知关系，让其他地区人们能更好地了解陕北人民的生活习俗、精神面貌以及文化底蕴，同时也为后辈了解当时社会历史提供了研究素材；
伦理关系，比如，陕北秧歌剧《米脂婆姨绥德汉》中以米脂婆姨、绥德汉为创作载体，男女人物以及他们的家庭所构成的社会关系一直是众多作品中观众所期待的、所想看到的点。
“申遗”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让陕北人民的民俗文化、社会生活、风气精神发挥良好的作用和影响，并让他们的优良传统继续保持下去。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陕北民间秧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很好的传播手段，除了陕北民间文化和作品的输出，同时采取了人际传播的策略，由党员带头做好了群众宣传，面向不同的目标群体采取不同的宣传措施。例如，他们会定期对党员干部进行“非遗”“传承”“保护”“继承与发展”等主题的知识培训和秧歌技能教授，此外面向青少年学生定期进行“非遗”的知识传授，组织、开展陕北民间秧歌进课堂，秧歌元素加入课间操等活力，让更多的孩子们知道、了解和喜爱陕北民间秧歌的传统文化和舞蹈动作元素，让更多的人们知道陕北民间秧歌，产生民族认同感。
四、结语
陕北民间秧歌为文艺创作提供宝贵的民间资源的同时，国家相对稳定的环境也为文艺创作提供了开放的有利条件，人才的聚集为艺术创作、演绎提供了人才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精神都为文艺创作提供了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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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徐淳（1997-），女，四川泸州，艺术学理论硕士，研究方向为舞蹈表演与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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