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zhangdahai.com--其他范文】
编者按：民之所望，政之所向。从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郑重宣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深情昭告全党要“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放在核心关键位置，长远考虑，系统规划，全党上下兢兢业业，久久为功，把民生工作当作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
在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本刊编辑部开展“喜迎党的二十大”系列主题出版活动，设立“本刊特稿”等专题专栏，广泛联合发动各学科各领域专家学者，全面深刻探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乡村振兴战略、高质量发展、新发展理念、共同富裕等各方面内容。本期邀约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尚娜娜，就“新时代美好生活的主要依据、时代境遇与历史意义”展开研讨，现刊出有关成果。
（策划：文丰安 易晓艳）
摘 要：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蕴蓄着实现美好生活的内在线索。轴心时代东西方哲学家对人类理想生活的哲思道论与先验设想、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与科学把握、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为构建人民的美好生活而持续奋斗的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语境下美好生活得以应说的主要依据。党的十九大之后，美好生活作为一种政治话语与执政目标正式出场，具有鲜明的时代境遇：它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化相承接、与小康社会的深化相对接、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相联结。在此基础上，将美好生活上升至世界历史的高度进行沉思，不难发现，美好生活致力于对西方现代性病灶的批判与超越，为引领“物的逻辑”向“人的逻辑”“个体逻辑”向“共同体逻辑”“中心-边缘”逻辑向“共生型逻辑”的转换作出了革命性尝试。
关键词：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
基金項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构建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体系研究”（2017YZD07）。
[中图分类号] D261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2）006-0006-012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2.006.001
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探问与追寻是加速推动社会发展的有机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总是伴随着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脚步向前发展的”[1]。因此，美好生活及其建设话语是贯穿人类社会诸多方面抑或议题领域的主题与主线，具有内在的历史依据、理论依据与实践依据。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美好生活是与人民现实需要相对应的生活叙事形式，在小康社会全面建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稳步推进的背景下，具有鲜明的时代境遇。需要说明的是，美好生活作为一种政治话语与执政目标由中国率先提出，但其理论视野与实践方位已然超越中华民族本体，着眼于对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关照与实践探索。当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俄乌冲突引发国际局势动荡，充分证实了唯有“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2]，各民族共同体的美好生活才能真正实现。
一、新时代美好生活的主要依据
新时代美好生活的主要依据在历史、理论与现实的三重维度考量中得到立体化呈现：轴心时代东西方哲学家对人类美好生活的哲思道论与先验设想，使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历史依据得以厘定;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与科学把握，使新时代美好生活的理论依据得以明晰;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而持续奋斗的认识自觉与实践自觉，使新时代美好生活的现实依据得以彰显。由此观之，新时代美好生活具有完整的历史脉络、理论来源、现实架构，是一种符合社会历史进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与未来目标。
（一）历史依据：轴心时代东西方哲学家对美好生活的哲思道论与先验设想
轴心时代所形成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系统思想体系中，对美好生活的探问与追寻是其核心内容与理论主旨。东方以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为代表，西方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创立的理性精神体系为代表。
轴心时代东西方哲学家关于“美好生活”的通见总是与公民的“善德”、统治者的“善政”紧密联结，难掩人学抽象性色彩。孔子认为，理想的社会秩序应以“道”作为终极目的、以“礼”作为具体的行为范式。在孔子那里，“道”代表无所不包的规范性秩序的泛称，实现“道”的社会乃是最高层次的理想社会，任何人都不用再为之改变，故所谓“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礼”是“道”的具体行为规定，每个人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法，整个社会能够达到“道”的境界、实现健康有序运转。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理性精神开启了人类美好生活的理想维度。苏格拉底强调知识对于美好生活的作用，认为“知识即美德”，国家交付给有知识的人才能够实现善治;柏拉图注重等级制度对社会秩序的疏导与再构，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按照社会分工履行自己的职务;亚里士多德则明确将美好生活诉诸公民的“善德”与城邦的“善治”，认为“善德”与“善邦”是保障人民实现“优良的生活”的重要因素。
轴心时代东西方哲学家关于“美好生活”的政治性通见，虽然由于其理论的抽象性而流于“乌托邦”式的幻想，但其中也包含了真理性成分：美好生活不仅是享有和谐与福利的生活，而且是通过所有阶级按照秩序、角色都能够参加的生活[3]。它表征了以孔子、古希腊三大哲人为代表的东西方先知们正在以一种积极新型的视野，勇于开拓人类社会的发展地盘以反对普通民众对当前事态的消极默认。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在人类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经受住了考验并且日益证明了自己的力量，正如史华兹所说：“轴心时代出现的思想运动都将直接或间接地深刻塑造所有这些文化随后的全部历史。由轴心期时代所奠定的问题意识会以错综复杂的，而且往往是预想不到的方式进入到此后所有高级文明的人类文化发展当中。”[4]
（二）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与科学把握
轴心时代及其后形成的近代伦理政治理论，其伟大使命在于赋予人类一种善于更新世界的激情与动力。15世纪末至19世纪初，空想社会主义者对人类美好生活的持续追求，先后历经了制度描写、理论论证、制度实验等不同发展阶段，但由于其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成熟的阶级状况，这种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并未成为开启美好生活的锁钥。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诞生，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与科学把握，提出以人作为现实世界的主体，以生产力作为改造现实世界的手段，这就为人类步入美好生活的理想形态奠定了实践基础。
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集中阐发了“两个前提”，对现代德国哲学家们企图在“自我意识”的“天国”中谋求人类自由解放的思想进行了驳斥与纠偏，将人类社会发展建立在具体的、活生生的实践基础之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5]591人类生存的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5]531。显然，马克思、恩格斯从“有生命的个人”出发，确立了人的生活的此岸性与现实性，这就消解了以往哲学家在彼岸世界中构想人类美好生活的抽象性。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自由解放与美好生活的实现，应该围绕“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立足于具体的物质生产实践，而非从观念、思想等不可捉摸之物中探寻。作为依赖生产力的手段，围绕“现实的、活生生的人”所确证的美好生活，其内容包括但是不限于以下三个方面：以“物质—精神”共享为核心要素、以“劳动—闲暇”并存为基本遵循、以“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最高旨趣。其一，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深化拓展构成了美好生活的空间结构。一方面，马克思批判脱离世俗生活与物质生产实践的美好生活，强调“尘世粗糙的物质生产”对历史发展与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性意义。另一方面，马克思也反对将人的多元机能单一化，他说：“吃、喝、生殖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加以抽象，使这些脱离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5]160因此，美好生活以肉体存续为基础，更加关注民众社会交往空间、政治权利意识、自我尊严与自我满足等更具主观色彩的生活需求。其二，劳动生活与闲暇生活的内在统一构成了美好生活的基本遵循。一方面，马克思肯定劳动对国家发展与人类存续的现实意义，“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6]。离开了劳动生产，美好生活会失去现实支撑。另一方面，闲暇与劳动是辩证统存的关系。这里的“闲暇”，指的是人对时间的自由运用，能够脱离异化劳动而向自由自觉活动的本质复归，“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5]537。其三，“自由而全面发展”构成了美好生活的终极归旨。“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内容具有历史性与流变性，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而不断深化其内涵与外延，但在其基本维度层面表现为通过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实现“每一个人自由发展是其他一切人自由发展条件”[7]的奋斗目标。
通过考察和审视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人类社会生活理想样态的释义，不难发现，在马克思看来，人既充当了全部社会活动的主体也构成了全部社会活动的结果。人在社会生活中获取自由解放与向现实本质的“复归”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美好生活”形态的理想架构，也缔造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本”情怀与文明愿景。
（三）现实依据：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为人民美好生活持续奋斗的认识自觉与实践自觉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奉者与忠诚实践者，接受、传播、实践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使人民美好生活在中国社会场域具有了现实根基。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并均取得了伟大成就。这四个时期伟大成就逐步递进、累积飞跃，勾勒了一幅美好生活不断生成的历史画卷。
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夕，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等服膺于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俄式革命的先进知识分子，一致认为，社会主义代表一切美好的东西，是一个没有阶级对抗的社会，能够为所有的人提供尽其所能发展自我的机会。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在其根本上也是构建人民美好生活、推动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浴血奋战、百折不挠，赢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了中华民族主体性身份重塑，为美好生活创造了根本的社会条件;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实现了中国社会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为美好生活奠定了政治前提与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为美好生活奠定了充满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迎来了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为美好生活奠定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尤其是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为美好生活到来奠定了坚实基础，使人民的美好生活呈现出光明前景。
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体系中，“美好生活”作为现实政治秩序的写照，经历了生成、发展、成形的过程。党的十九大之前，“美好生活”作为一种政治概念或执政目标尚未真正出场，由此不可能作为政治任务加以推进。但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自觉与主动精神，隐喻着其对“美好生活”的探索与追求。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从社会主要矛盾变迁、人民群众的日常化需要中提炼出应然的、属于全体人民的高级生活图景——美好生活，使之成為一个理念丰富、政策意涵更加明确的重大战略目标。至此，美好生活作为主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践布局的话语概念，获得了鲜明的时代元素，并且日益明确其概念内涵。
二、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时代境遇
美好生活作为一个全新的社会图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场域中出场，有着与这一时代相匹配的特定境遇。它关涉中国人民社会生活的演化进程与发展方向，是脱胎于现实社会、承续与超越小康社会、引领未来社会的文明图式。具体来说，美好生活与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化相承接、与小康社会的深化相对接、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相联结。
（一）新时代美好生活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化相承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之对应的生活叙事形式也相应地发展、变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8]11社会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的矛盾要求社会有机体进行自我革新与自我重塑，客观上呼唤新时代语境下美好生活的出场。显然，从“大历史”视野出發理解、把握美好生活的现实生成，需要抓住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迁。
人民现实需要的生成与其对应的生活样态，在根本上受到社会结构、社会发展与社会供给状态的制约。马克思指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衡量需要和享受时是以社会为尺度的，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为尺度。”[5]729显然，生活在不同历史时期，或者同一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和共同体中的人们，其现实需求与生活样态在根本上是不同的。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济积累，推动了中国人民生活样态的整体性跃升，但不同群体中人民生活结构与生活需求具有差序格局。特别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物质文化需要”这一单向度社会发展考量，本质上已不能反映人民群众生活的层次感与需求差。与之相比，“美好生活需要“，既包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等硬性需求，也包括在此基础上衍生的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满足感、尊严感等更具主观色彩的“软性需要”，故此成为对标新时代语境下人民群众生活叙事的需求表达。
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每次都取决于已经发达的需求，而这些需求的产生，也像它们的满足一样，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5]575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所制约的是人们较低层次的生活需求——满足温饱、摆脱贫困，与之相对应，党和国家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所构建的是小康社会的物质生活形式。新时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所制约的是人们较高层次的生活需求——美好生活需要，党和国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所构建的美好生活的物质生活形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8]11显然，这里“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对应的生活叙事结构，即美好生活。
（二）新时代美好生活与小康社会的深化相对接
党的历史上，邓小平同志率先提出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他认为，“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是共同富裕，那时候我们叫小康社会，是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小康社会。”[9]2020年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标志着“大多数人贫穷和少数人富有”[10]的现象在中国社会不复存在，中国人民的生活状态实现了整体性变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地区、所有行业、所有领域中的人民都实现了完完全全、整齐划一的小康，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制约着共同富裕的普遍实现，小康生活并未成为社会群体“共相”。美好生活作为与小康社会相接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奋斗目标，必然与小康社会的深化相对接。
美好生活作为与小康社会相衔接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奋斗目标，将实然承续小康社会的“未竟之业”。2020年小康社会全面建成之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旧存在，“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7]591。由此各种社会矛盾交织丛生：农村产业增长方式粗放、法治建设滞后、村民综合素质有待提高;城市社区治理内卷化、乞丐与无业游民占据街头部分公共空间、区域人口流动争夺公共服务;相对贫困、精神贫瘠、次生性贫困等问题仍然存在。这些虽然都是小康社会的遗留问题，但是必须在美好生活建构过程中得到解决。
美好生活在解决小康社会兜底性、基础性的问题之后，应然超越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蕴蓄着中国社会发展环境与发展条件的内在变迁：绝对贫困的彻底消除与人民生存状态的整体性变更、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与精神境界的历史性跃升、制度文明的全新缔造与现代国家治理的内生性演进、社会有机体健康有序运转与社会生活网络化状态[11]。小康生活的场景具有过渡性与基础性，必然要向更加高级的社会生活样态递嬗：诸如相对贫困的彻底治理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基本实现、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充盈与精神境界的整体性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高度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充分发挥等。作为现代化社会生活场景的顶层设计，美好生活是一幅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理想化图景，既有对小康社会的超越，又关注现实的人的幸福、社会交往、人的体验感与满足感。基于此，美好社会应当依次呈现出以下三重图景：在超越小康社会形态中建构人类文明的新类型;在实现“人民现实幸福”中确证人的主体价值;在追求自由个性促使“现实的个人”迈向自由而全面发展[11]。这既构成了美好生活的发展目标，也是美好生活生成的现实意义所在。
（三）新时代美好生活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相联结
人民的美好生活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同构性，表现为同一实践过程的不同展开与不同侧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人民美好生活的民族向度的彰显，人民美好生活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活向度的反映。
美好生活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统一性。近代以来的历史充分证明，民族命运的兴衰沉浮现实地映照着个人的悲欢荣辱。“亡国灭种”“国穷民弱”“保种救国”“国富民强”刻画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集体意识，表征了民族前途与个人命运的正向关联。因此，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同样是构建人民美好生活的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伟大成就，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伟大成就，实现了社会变革、人民温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伟大成就，实现了民族富裕，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伟大成就，实现了民族富强，人民生活实现了从全面小康、奔向美好生活的全新跨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直接用“美好生活”这一普通民众更易理解与接受的大众化、平民化的叙事话语比拟未来社会的发展目标。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塑造的民族、国家层面的政治任务下沉到普通民众日常化的需要之中，更易激发人民群众内在潜力的苏醒与释放，将其追寻自我美好生活的社会意识转化成改造社会共同体的革命性力量，并且同构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民美好生活的历史图景：“到那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8]29
综上所述，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民的美好生活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缺失了人民的美好生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失去了恒久存续的根基。因此，人民的美好生活只有厚植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图景中才能长久进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有建基于人民的美好生活才能获取持续兴盛之源。
三、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历史意义
从世界历史进程考察，美好生活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叙事下围绕着整个人类以及人类的生活场域而展开的独特命题，渗透着对西方现代性病症的反思与批判。西方现代性病症滥觞于资本主义国家以资本、权力、制度为依据对世界秩序的差序划分。“物的逻辑”“个体逻辑”“中心-边缘逻辑”作为西方构建的以其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娘胎”中的内生性弊病加之不断涌现的全球性问题、区域性问题的冲击，逐渐陷入秩序混乱、治理失效的困境。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提出美好生活的建构逻辑，以人为实践主体、以世界历史为实践前提、以共生型关系为实践范式，与西方的二元对抗逻辑相区别，崇尚以人为本、兼容并包的良性互动状态，旨在为全球的社会—政治秩序变革作出革命性引领。
（一）从“物的逻辑”向“人的逻辑”转变
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无疑是理解美好生活的重要维度。美好生活在本质上可被把握为人从“物的逻辑”的局限与社会关系中获得解放，并且向人之本质复归。
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普遍症候，“物的逻辑”普遍特征与核心规定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物的逻辑”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现代性条件下“物的逻辑”以歪曲的头脑倒置的形式存在，无止境地压榨人的生存空间与生存时间，激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的冲突与矛盾，造成了人的生活状态的全面异化，使得人的社会主体价值被迫消解在冰冷的经济事实中。因此，厘清资本主义现代性下“物的逻辑”对美好生活的羁绊，亟须重新摆正人的社会主体位置。
美好生活围绕人及人的生活场域而展开，打破了“物的逻辑”内控下社会制度的局限性，使人的社会主体价值在现实生活过程中得以去蔽和显现。这里有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论题。一是美好生活建构过程中人之社会主体价值的彰显。“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12]，“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动成真”[12]，劳动作为“人之为人”的本质性力量的确证，成为连接“人”与“美好生活”的中介，深刻佐证了“无论人类还有什么别的属性，他们首先是有行为能力的人”[13]，能够创造自己的历史，促使人们将改变周围环境的意识自觉转化为实践自觉。二是美好生活建构目的中人之社会主体价值的彰显。美好生活的最高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个性生长，也可以被理解为“人的逻辑”重唤“资本逻辑”所丧失的人之生存意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话语体系中，“人民”与“美好生活”达成了自觉的理论联姻，事实上规定了美好生活的落脚点与目的主体——人民。这既是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的守正创新，也从世界历史角度回应了“资本逻辑”宰制下人之生存危机的根本出路。
（二）从“个体逻辑”向“共同体逻辑”转变
随着人类社会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各国之间的联系不再受到地缘与交通的制约，原本孤立封闭的状态被打破，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世界历史视域下，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发展状态都会影响到其他国家与民族的发展，反之亦然。但是，在以“个体逻辑”为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各国存在着天然的、难以调和的利益矛盾，摩擦、冲突乃至战亂频仍。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图景难以实现。因此，美好生活理念的提出，旨在消除各国隔阂、找寻各国利益融汇点。
从根本上来说，西方现代性的生成内嵌着个体逻辑的孕育、发展、成熟的过程，而个体逻辑肇始于启蒙运动所重建的现代性道德规范。早在1784年，康德在《柏林月刊》开宗明义地提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给每一个人以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权利，一切已有的价值、规范和秩序将被重新估价和重建建构。”[14]这确乎构成了西方社会转向现代、建构现代性道德规范的价值体系。与此同时，几乎与启蒙运动交织进行的工业革命，使个体逻辑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合法化、日常化。可以说，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模式下普遍的劳动异化是形成西方现代性个体逻辑的重要根基：个体为了维持基本生存，与类相对立，且与其他个体相对立以争取自我的生存权。因此，宽泛意义上，可以这样理解西方现代性价值体系的基本原则：个人自由和权利凌驾于社会平等和正义的道德伦理之上，享有最高的目的和终极善性。但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又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成为世界性的，促使狭窄的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世界历史的形成意味着世界体系的形成，国家和民族只是世界体系这张‘网’上的‘结’，它的发展必然会受到‘网’的制约。”[15]
中国共产党通过对世界历史的整体把握，认识到人类命运休戚与共，这正是各国消除隔阂、通力合作的利益最大公约数。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证美好生活的受众主体时，明确提出：“要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2]433因此，新时代语境下的美好生活，本质向度上已经超越了中华民族本体，旨在推动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人类生活样态变迁。事实上，也只有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活样态的整体性变革，中华民族本体内部人民生活样态才能够实现真正跃升。相反，任何国家的发展危机，也都有可能演变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威胁，影响其他国家人民美好生活的实践与实现。近期，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俄乌冲突引发世界局势动荡，再次说明了“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各国利益紧密相连，世界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13]。新时代语境下的美好生活关注人类社会总体的利益与发展，强调世界各国人民共享“安宁祥和”“富足安康”“文化滋养”“绿水青山”的生存状态与生活图景，这就有助于将不同民族、国家中人民的现实利益联系起来，凝聚各民族的价值共识与价值认同。
（三）从“中心—边缘逻辑”向“共生型逻辑”转变
从共生思维出发延伸出的“共生型逻辑”可以分为“人—自然、人—人”两种关系，即谋求人与自然、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谐共生，这也是美好生活的重要标识。资本主义现代性背景下的“中心—边缘逻辑”则主要强调人类中心主义、大国中心主义，表现为“人—自然、人—人”之间关系的紧张与对抗。因此，解构“中心—边缘”逻辑，去中心化、谋求共生，是未来社会生活的主要发展方向。
人对自然他者关系的确认，首先表现为人类中心主义，即“人是宇宙的中心”。在此意义上，人俨然将自我生命置于制高点，将其他生物与非生物边缘化，主要表现为对自然资源无止境地掠夺、滥杀其他生物以满足自我贪欲等。与此同时，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执念还使一部分人或国家狭隘地依照资本、权力、种族等划分人—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中心—边缘”关系。例如，19世纪以来，为了适应欧洲工业化与西方殖民活动的需要，资本主义社会发明了一种以欧洲为首和在欧洲保护下的社会科学——“欧洲中心论”，世界历史俨然被笼罩上了一服“西方中心主义”的阴霾。“中心—边缘”逻辑在根本上规定了“边缘”为“中心”服务、“边缘”存在只是为肯定“中心”价值存在的不平等关系，与人类美好生活背道而驰。近期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俄乌战争引发国际局势动荡，其背后的逻辑就在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二元对抗。“中心—边缘”逻辑这一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严重阻碍了人类美好生活的实践与实现，亟待人类去主动破解。
21世纪，随着新型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特别是中国健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共生型理论在亚洲地区广泛传播，超拔于西方的“中心—边缘”逻辑框架，逐渐成为重构国际社会关系的主要理论模式。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不同场合提出“世界大同、和合共生”的美好生活理念，旨在关照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发展。其一，美好生活推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满足人的物质需求为基本要素，更加强调经济发展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环境效益，即“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物、生活在宜居的环境中”[16]。其二，美好生活代表着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真正平等互促、实现“美善合一”的境界。资产阶级由于其现代化的先发性，一度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7]36。这种世界历史境遇使资本主义国家习惯以有色眼镜观察其他经济落后的国家，并且为剥削和控制“边缘”国家寻求合法性。因此，变革不平等国际秩序、谋求各国平等共生，成为当今国际社会进步力量的强烈诉求。美好生活作为未来社会生活的理想范式，正是引导各国文明平等交流、和谐共生的内在建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推进人类各种文明的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17]
四、结语
美好生活是一个关涉历史与现实、当下与未来、民族与世界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由于其历史演变逻辑的持续性、时空展开过程的全面性、实践展开范围的广泛性，中华文明进化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与重要领域都呈现出了其内在关联性，并现实地推动着全球发展的良性变革。当下，以“大历史”的视野从学理上厘清基础性问题是从微观层面上构建美好生活和从宏观层面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旨趣与应然之义。跳出特定的历史时期观察其内在机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整体描摹历经了哲思道论、形态剖析、实践擘画等渐进发展阶段，并且使其在社会主义时域下成为一个无限接近于现实的新型生活图景;跳出特定的时空域限观察其现实境遇，美好生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具有同构性与统一性，两者构成了同一过程的不同展开，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实践展开与美好生活的实现理路高度契合;跳出特定的历史场域观察其实践本质，美好生活应然具有民族性和全球性的双重指向，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波兰文序言中指出：“一个独立强盛的波兰的复兴是一件不仅关系到波兰人而且关系到我们大家的事情。”[7]24因此，美好生活深层的、内在的价值取向旨在支撑人类社会成为一个臻于日益“完善”的理想文明，而非仅仅着眼于中华民族内部的崛起与兴盛。在此基础上，为了避免学界对美好生活进行理论误读进而使其陷入实践误区，有必要明确三点。第一，美好生活是一个历史性命题，“美好生活需要”表现出历史阶段性[19]，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对美好生活具有不同的定义与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语境下的美好生活，既超拔于轴心时代东西方哲学家对美好生活的先验哲論，又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在根本上与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相适应。第二，中国正处于并且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美好生活需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有步骤、有秩序地稳步推进、建构。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提醒全党同志做到“两个清醒”，其中之一即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8]，这就要求全党“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 奋力实现既定目标，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不懈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8]。因此，新形势下，我们既不能超越特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而盲目地追求高级生活样式与制度形态，也不能故步自封而低估这一生活样态的发展前景与意义，必须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第三，历史已经转变为世界历史，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急需中国的参与。从微观层面上推动构建美好生活与在宏观层面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需要充分考量国际局势的新变动、新发展。我们既要充分估量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部分国家屡次挑战联合国的宪章与宗旨、违背契约精神并给国际社会造成了动荡不安的局势进而为构建美好生活带来了阻滞因素，同时又要看到越来越多的文明国家赞同、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国际社会中日益显现出追求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要素，为美好生活的全面推进所提供的新机遇、新平台。
参考文献
[1] 焦翔，赵成，杨迅，等.“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行圆桌峰会[J].人民日报，2017-05-16（001）.
[2]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433.
[3] 赫伯特·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M].彭国翔，张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69.
[4] 史华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M].程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3.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541.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9]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16.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21.
[11] 项久雨.美好社会：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展开与演化图景[J].中国社会科学，2020（6）：4-25+204.
[12] 习近平.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4-29（002）.
[13] 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M].李杨，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8：132.
[14]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22.
[15] 顾海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493.
[16]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0.
[17]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7-8.
[18] 中共中央關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001）.
[19] 郭明哲，占永杰.美好生活需要的产生与实现逻辑探析[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1（8）：14-20.
The evolution sequence of a better life in the new era and the modern picture set
Shang Nana
（School of Marxism，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contains the internal clues to realize a better life. The philosophic thinking and transcendental assumption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philosophers on the ideal life of mankind， 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 and scientific grasp of the law of human social development by Marxism， and the awareness and practice awareness of the CPC"s continuous struggle to build a better life for the people over the past century constitute the main basis for a better life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fter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 better life， as a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ruling goal， officially appeared， which has a distinct era situation：
it is connected with the evolution of the main contradictions in Chinese society， with the deepening of a well-off society， and with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On this basis，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a better life is committed to criticizing and transcending the focus of Western modernity， and has made a revolutionary attempt to lea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capital logic" to "human logic"， "individual logic" to "community logic" and "center edge" logic to "symbiotic logic".
Key Words：
good lif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rx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