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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成就和历史经验专题学习报告5篇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成就和历史经验专题学习报告篇1
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历史经验
作者：李伟
作者机构：不详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
ISSN：1006-5199
年：2011
卷：000
期：006
页码：16-24,135
页数：10
中图分类：A82
正文语种：chi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民主集中制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90年的风雨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党的建设经验。作为当代世界最大的无产阶级执政党,我们党肩负着重大历史责任,它的建设和发展深受世界关注。研究和掌握这些经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其中包括：（1）坚持一个鲜明彻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纲;（2）正确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3）重视思想教育;（4）贯彻民主集中制。这四点历史经验,对于新的历史时期的党的建设,有着更为直接的意义,需要我们给予更大的关注和研究。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成就和历史经验专题学习报告篇2
第２２卷第３期２０１１年６月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Ｔｏｎｇｊ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ｃｔｉｏｎ
ＶｏＩ．２２Ｎｏ．３Ｊｕｎ．２０１１
【政治学与行政学】
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的历史经验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
吴美华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２）
摘要：中国共产党９０年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反腐倡廉建设的历史，大体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反腐倡廉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全面执政条件下的反腐倡廉建设，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反腐倡廉建设三个阶段。中国共产党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主要是：不断推进反腐倡廉理论的与时俱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反腐倡庶实践；
服从和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反腐倡康建设，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把反腐倡廉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之中；
坚持反腐倡廉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把党的领导和发挥人民主体作用统一起来；
健全廉政立法体系，不断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的法制化水平；
学习借鏊剐国经验，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历史经验
中图分类号：Ｄ２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０６０（２０１１）０３—００８９一０８
提出反腐倡廉建设的概念并把它作为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首次正式见诸于党的十七大报告，而反腐倡廉建设的实践则可以追溯到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征程中，始终重视党的作风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无论在局部执政时期还是在全面执掌政权之后，无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无论在封闭半封闭条件下还是在全方位开放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都以不懈的努力整肃不良作风、惩治腐败现象，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认真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治理腐败的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反腐倡廉建设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起，就以其鲜明的阶级性和先进性区别于任何其他政党，十分注意保持党的纯洁性，反对和抵制各种剥削阶级腐朽思想及不良作风对党的侵蚀。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规定：“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①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部党章，专门设立“纪律”一章，明确规定了对党组织和党员的纪律要求。大革命时期，革命形势的高涨使得党员数量急剧增加，一些投机腐败分子混入党内，党内不良风气有所滋长，贪污腐化问题时有发生，主要是在经济问题上发生吞款、揩油的弊病。１９２６年８月４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央扩大会
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通告》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指出了贪污腐化问题的严重危
害，阐明了反对腐化的必要性，要求各级党组织“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ｏ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关于反对贪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一０２—２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批准号：０６＆－ＺＤ００８）。
作者简介：昊关华（１９５１一），女，北京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①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从一大到十七大》，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页。⑦中央档案馆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２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２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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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２２卷
污腐化的专门文件。为加强党内监督，党的五大成立了以王荷波为主席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的六大成立了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审查委员会，这些机构是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前身，为后来党的纪检工作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在思想、作风、组织上的非无产阶级倾向严重干扰着党的路线的执行。针对这种情况，１９２８年１１月１１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例举了党内思想作风不纯的种种表现，主要是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个人的意气之争、小组织的倾向、雇佣革命的观念、消极怠工等，号召全党坚决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过程中，更加注重思想教育和作风建设。由于红军党内社会成分大部分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加之农村和游击战争的环境以及旧军队的影响，党和红军内部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不良作风，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为纠正这些错误倾向，１９２９年１２月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这是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件，它不仅标志着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初步形成，首先和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原则的确立，而且为肃清党内不良风气、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１９３２初，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开展了廉政建设和以反对贪污腐化、挥霍浪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反腐败运动，直到１９３４年１０月红军长征之前历时两年零八个月。在党内，１９３３年９月１７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及中央苏区省县监察委员会的决议》，指出：“为要防止党内有违反党章破坏党纪不遵守党的决议及官僚腐化等情弊发生，在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未正式成立以前，特设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各省县于最近召集的省县级党代表大会时选举省县级的监察委员，成立各省县监察委员会。”①根据这个决议，１９３４年１月召开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成立了中央党务委员会，从那时起直到七大召开前，主要承担加强党纪教育和执行党纪的任务。在苏维埃政府内，取消了大而无当的旧式官僚主义行政区域，适当划分行政区域，建立四级地方组织；
建立市乡代表会议制度，民主选举政府工作人员，并根据公意撤换不胜任者；
吸引广大工农兵群众参与政权管理，保证他们行使民主监督的权利，鼓励他们批评、检举、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缺点错误和腐败行为；
建立各级工农检查部（后改为工农检查委员会）作为行政监督机关，负责监督苏维埃法律的执行，检举国家机关的贪污腐化和违法乱纪行为；
建立审计制度，成立审计机构，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审计条例》，通过经济审计整顿财政纪律，查处贪污浪费问题；
开展反贪污浪费的节俭运动，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２６号训令，运用法律手段严惩贪污腐化分子，查处了瑞金县苏维埃财政部财会科长唐仁达、于都县军事部长刘仕祥等贪污公款案件；
制定干部待遇条例，实行供给制，倡导廉洁作风，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严格遵守和执行纪律；
等等。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是在局部执政条件下进行廉政建设的首次尝试，初步建立了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各种民主制度、监督制度和廉政制度。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加强对党员干部进行党性党风党纪教育。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分别写下了《整顿党的作风》、《为人民服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名篇。提出了党风的科学概念、党的宗旨、系统的党员修养理论和共产党员的标准，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培育了以三大作风为主要内容的优良传统作风。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时任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的黄克功，因逼婚未遂枪杀陕北公学学员刘茜，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讨论批准，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判处黄克功死刑。在陕北公学召开的公开审判大会上，当场宣读了毛泽东写给该案审判长雷经天的复信，信中强调：“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ｏ黄克功案件的处理在边区乃至国统区都引起很大震动，彰显了边区政府秉公执法的良好形象。中国共产党还开展了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的斗争．１９３７年８
①中央档案馆鳊；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９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３４０页。②《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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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期吴美华：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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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上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把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列为重要内容之一。１９３８年８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了《惩治贪污暂行条例》，１９３９年经修订重新正式颁布了《惩治贪污条例》，明确规定了贪污犯罪行为的构成和量刑的具体标准，这为惩治贪污犯罪分子提供了法律依据。在贯彻实施条例过程中，边区政府查处了１８０多起贪污腐化案件，产生了巨大的威慑力量。查处肖玉璧贪污案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肖玉璧１９３３年参加革命，是一个身经百战的红军英雄，曾任区主席、贸易局副局长、税务分局局长等职，他身上的几十处伤疤记录着他的赫赫战功。后来肖玉璧利用职权贪污挪用公款共３０５０元，被边区政府逮捕查办。肖玉璧自恃功高，又与毛泽东很熟，就写信向毛泽东求救。为慎重起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亲自带着肖玉璧写的信去见毛泽东。毛泽东明确表示：“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１９４１年底，边区高等法院依法判处肖玉璧死刑。查处肖玉璧贪污案件在边区引起很大震动，１９４２年１月５日《解放日报》专门为此发表了评论。评论写道：我们要严重的注意！注意每一个反贪污的斗争，抓紧揭发每一个贪污事件，我们一定要作到：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为建设廉洁政府，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一系列行政法规，如１９４３年４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规定了各级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和组织纪律，同年５月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规定了政府工作人员应当遵守的十条行动准则，积极倡导廉洁奉公、遵纪守法的作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也相继颁布了相关法规，如《晋察冀边区惩治贪污条例》等，查处了一批贪污腐化案件。
解放战争时期，针对党员干部中新出现的一些贪污腐化现象，各解放区制定或修订了惩治贪污条例，惩治了一批贪污犯罪分子；
普遍建立了行政监察机构，加强对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
完善了从中央苏区时期、延安时期延续下来的财经制度、审计制度等，健全了各项监督制度；
结合土改开展了整党运动，纯洁了党的队伍；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重新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特别是在最后一个农村指挥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向全党提出了拒腐防变和坚持“两个务必”的方针。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如下规定：一日不作寿，二日不送礼，三日少敬酒，四日少拍掌，五日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日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进城之前，毛泽东深沉而豪迈地表示“我们决不当李白成！”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革命战争和局部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初步探索出以锤炼党性保持自身纯洁性，以培育优良作风树立良好形象，以严格纪律整肃内部不良作风，以法制手段惩治贪污腐化犯罪行为的反腐倡廉建设之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新中国成立后全面执政条件下的反腐倡廉建设
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党所处环境和地位的变化使党面临着新的严峻考验。由于革命的胜利，一些投机分子混入党内，造成党的组织不纯、作风不纯，一些党员和领导干部居功自傲、贪图享受、铺张浪费、贪污腐化、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官僚主义、玩忽职守。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会危及党的执政地位。于是从１９５０年下半年起，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５４年开展了整党运动。与民主革命时期的整党整风相比，此时整党整风的功能扩大了，不仅作为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而且作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整风的重点不仅是整顿学风和思想作风，而且是整顿包括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在内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整风方式还被推及到国家政权机关，与廉政建设结合起来，成为防治腐败的重要措施。在全国开展了“三反”运
动和“五反”运动，并于１９５２年４月颁布了新中国第一个惩治腐败的刑事法规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惩
治贪污条例》，在“三反”运动中查处了刘青山、张子善案件这个腐败第一大案。接着又进行了“新三反”运动，即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这些运动实际上是大规模的反腐败专项斗争，它震慑了违法犯罪，遏制了腐败的滋生蔓延，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了一次生动实际的警示教育，所以在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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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成就和历史经验专题学习报告篇3
龙源期刊网/>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成就和历史经验专题学习报告篇4
学习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阅历问题心得体会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阅历问题。会议指出，全党必需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常怀远虑、居安思危，连续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宽敞人民根本利益，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奇特生活而奋斗。党员干部要奋力前行，在党性修养、为民服务和推动事业上“下功夫”，创造更大的业绩。
在党性修养上“下功夫”。“修犹切磋琢磨，养犹涵育熏陶。”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体现在态度、立场和作风等各个方面，党性修养强的党员干部，能够保持思想上的清醒、言行上的敬畏、认知上的端正、立场上的坚决，能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党员干部要在党性修养上“下功夫”，还要把功夫下得深，保持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的全都性，保持个人追求与党的追求的全都性，主动到冲突问题突出的一线去熬炼自己，面对诱惑不为所扰，在反躬自省中正确评价自己，在他人的批评和建议中认真端详自己，达到自我革新和自我净化的目的。
在为民服务上“下功夫”。党员干部对群众的关切当如林风拂面、春雨润心。脚上沾泥土，心中有真情。党员干部要躬身而行，为群众的幸福奋力奔跑，全面改善人民群众的居住环境，推动精细化治理、“网格化”管理，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把党的温存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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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的身边，把我们对群众的深切感情传递到群众心中。党员干部要牢牢抓住民生领域的重点、难点和堵点问题，把群众所思的愿望、所想的问题、所悟的智慧汇总起来，一件一件抓好落实，一步一步努力推动，让人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在致富路上走得更稳，在奔向幸福奇特生活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在推动事业上“下功夫”。在其位，谋其政。党员干部要强化带头模范作用，对待工作要狠抓落实，事业发展要争做表率，瞄准目标努力践行，强化务实的作风。党员干部在推动事业发展的的过程中，要增强必胜之心，分散信念和信念。应对重大挑战，要有跨开腿、迈出步的魄力，要有不放弃、坚决行的决心，积极进取、不懈前行，加快事业发展的前进步伐，以驰而不息的奋斗再建新功，用行动彰显党员干部的政治本色。仰头阔步新征程，同心奋进正值时。党员干部要坚持问题导向，把问题一个个解决，将工作抓实抓细抓落地，推动工作的进展和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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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成就和历史经验专题学习报告篇5
中国共产党对待农民的若干历史经验历史上，我们党曾经被共产国际看成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意思是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不正统”，然而，就是这“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最终夺取了国家政权成为执政党，这是什么道理?在当代，我国在快速工业化时期既没有发生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严重的阶级压迫和斗争，也没有出现一些发展中国家剧烈的社会分化和动荡，这又是为何?可以说，两者在很大程度上都应归因于我们党对待农民的科学态度，因为这两个问题的实质都在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对执政党的政策是否答应、赞成和拥护。那么，我们党又是怎样对待农民的呢?概括地说，就是审时度势、顺应潮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通过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来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紧紧依靠最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具体来看，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肯定农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重要作用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虽然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者和后备军，但他们毕竟属于小私有者，是封建生产方式的残余，与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工人阶级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而且，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使得以小生产为生存基础的农民，“同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任何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这就是说，“农民不是社会主义者”。然而，在一个小农占绝对优势的落后国家，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社会主义。笔者认为，虽然农民不能算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如果对此形而上学地理解，就不可避免地在实践中不顾国情制定出消极看待农民的“妥协”政策。事实也是如此，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前苏联在许多时候并不是正面看待农民，而是过多地强调农民作为小私有者的消极面。或许对苏联而言，既然农民作为封建生产方式的残余是最终要被剥夺而走向灭亡的，那么，与其让资本主义剥夺就不如由社会主义剥夺，所以苏联采取剥夺农民促进工业化的政策也就顺理成章了。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更为严重的是，在一个落后国家农民往往占绝大多数，这种做法只会激化他们与执政党的矛盾，从而导致工农联盟的政治基础不稳，最终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酿成垮台的结局。与前苏联党不同的是，我们党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但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众所周知，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内因可以归结于陈独秀的右倾教条主义解除工农武装，特别是抛弃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后来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也是消极看待农民，看不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革命中的关键作用，结果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损失。解放后，在人民公社初期许多地方吹过“共产风”，搞过“一平二调”，以共产主义名义剥夺农民，但实践还证明人民公社并不适合农村实际，导致粮食供应长期短缺。改革初期，我们党顺应农民意愿推行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制，充分发挥他们在改革中的重要作用，使农业实现了第一次飞跃，农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农村开始了史无前例的现代化进程，由此也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城市改革进程。但在随后的一个时期，或许是由于农业的高土地产出率带来的粮食供应由短缺走向过剩，使我们在关注工业化、城市化建设的同时忽视了广大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状态，以为联产承包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良药，农村问题可以由农民自己来解决。在广大农民被政策淡忘的背后，三农问题也逐渐显现和暴露出来，并引起全社会的强烈关注。有鉴于此，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领导集体比过去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三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针对如何解决三农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方针、新举措，将我们党的农业、农村、农民工作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历史反复证明了一个道理：由于农民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中国的事情如果不依靠他们的支持、援助和参与，就将一事无成。所以，虽然我们党也承认农民是小私有者，存在着守旧、自私等思想缺陷，但总起来说，总是正面看待他们，密切联系他们，通过启发他们的政治觉悟以及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教育他们，不仅把他们看作是最可靠的同盟军，而且把他们当作是革命的主力军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力量。正因为如此，我们党与农民在根本上是血肉相连的，广大农民对党是支持和拥护的，这也是党的事业得以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基础。正如《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的：“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始终高度重视、认真对待、着力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成功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道路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道路。”同时也表明：一个善于从失误、挫折甚至失败中总结和汲取经验教训的政党，必定会受人民群众拥护、爱戴而日益发展壮大。
二、对不同地区的不同农民采取不同的策略
应该说，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立体考察农民是从恩格斯开始的。他把农民分成小农、中农、大农三种类型，把对小农的态度看作是解决整个农民问题的立足点，强调必须把劳动农民和占有雇工剩余价值的农民严格区分开来，指出劳动农民，即农业工人、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小农，是工业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斗争中的天然同盟者。我们党继承和发展了恩格斯的这一思想，特别是在革命时期，不是平面观察农民、用一个笼统的政策来对待所有地方的所有农民，而是立体考察农民，针对不同地区和农村人口中的不同成分及其变化加以分类和区别对待，使群众感到既合情又合理。比如在土改中，就是按解放先后将农村分为老区、半老区、新区三种，按土地占有多少和富裕程度把农村人口分成地主、富农、中农、贫雇农四类，在不同地区针对农村人口中的不同成分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把贫雇农作为依靠力量，并且注意不侵犯中农利益。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在领导苏皖边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中就提出，“中间不动两头平”，“在土地改革中应保证被拿出土地来的人口不要超过全乡总人口的10％”。同时明确土改的中心是消灭封建制度，消灭地主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期间，由于我们党对待农民的态度科学，且政策又细致、周到、彻底，符合实际、顺
应民心，因而非常顺利地完成了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社会变革。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果还是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考察农民则是不合适的，对此，我们有深刻的历史教训。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我们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顺应农民意愿，在农村推行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实现了第一次飞跃。而农村改革的中心，是在集体所有制的框架内对土地经营形式进行变革，这种变革又以“土地均分”为前提，客观上也使得阶级分析没有存在的基础。但是，立体考察农民是我们党的传统，是我们党的历史和理论执政资源，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不应该笼统地看待农民，用一个笼统的政策对待所有地方的所有农民，而应该立体考察、区别对待。笔者认为，在当前统筹城乡发展的进程中，在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过渡时期，可以按发展程度将全国农村地区分为发达、欠发达、不发达三种，按离农程度把农村居民分为非农人口、半非农人口、农业人口三类，取消农民工的称呼，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农村人口采取不同政策来加速农民的非农化进程。比如，对于发达地区农村的非农人口，应划归城市人口并给予市民待遇，使他们不再是农民；
对于欠发达地区农村的半非农人口，应鼓励他们向“两极化”——离农和专农的方向发展；
对于不发达地区农村的农业人口，则可分两步走：第一步是鼓励农民兼业化，促进农民的非农分化趋势，第二步是鼓励他们向离农和专农的“两极化”方向发展，等等。总之，立体考察农民是我们党对待农民的宝贵经验，应该在新形势下将其发扬光大。
三、统筹兼顾农民的利益
统筹兼顾的思想源自于革命时期我们党为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而采取的灵活、科学的政策，特别是在革命的不同时期实行不同的土地政策。土地革命时期，我们是采取“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同国民党建立抗日战线和团结一切抗日人士，我们党主动把以前的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
解放战争时期，也是由于国内基本矛盾发生了变化，而农民又迫切要求土地，我们就及时地作出决定，由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总之，我们党在革命时期采取统筹兼顾的方针，目的就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对付最主要的敌人。
解放后，由于经济文化落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由此巩固政权，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怎样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力。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这就需要大量的资金、资源、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举目向外，帝国主义对新生的红色政权围困封锁、虎视眈眈；
苏联又在这个时候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怎么办?曾经浴血奋战而又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人再一次发出历史的强音：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就这样，为工业化提供资金和资源的任务，就责无旁贷地落在本就落后、萧条、贫困的农业、农村和农民身上，农业哺育工业、农村支持城市也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成为贯穿我国政治、经济生活的一条主线。既要推进工业化、建设城市，又要发展农业生产、建设农村，当时确实很难兼顾，问题的关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如何兼顾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利益。为此，毛泽东同志以苏联为鉴，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性的思想：“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做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这是一个什么方针呢?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等等。后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们虽然认识到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必须兼顾农民利益，但由于对国内外形势的错误判断，党的工作重心并没有放在发展生产力上。农村改革初期，联产承包的推行兼顾了农民的利益，农业实现了大发展，由此也推动了工业和城市的改革发展。但随着城市改革的深入，工农业之间的比较利益差距不断扩大，如果没有政策的进一步统筹兼顾，农民是很难跟上现代化步伐的。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以及“多予、少取、放活”的战略方针，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了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战略举措和战略决策。随着一系列得力政策和措施的陆续出台，三农问题迈入了新一轮历史机遇期。可见，我们党的统筹兼顾思想被当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并发扬光大了，成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锐利武器。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统筹兼顾是我们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治国理政的重要历史经验，是我们处理各方面矛盾和问题必须坚持的重大战略方针，也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科学有效的工作方法。”“只有坚持统筹兼顾，我们才能真正处理好我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的改革发展稳定问题，真正处理好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各方面的利益问题，真正把全体人民和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为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形成广泛共识、积聚强大力量。”
四、真诚帮助农民
我国能平稳渡过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风波，并且在当前危机四伏的国际环境中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迷人魅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党与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关系历来
是好的，党和政府是真心为他们谋利的。这首先要归结于我们党有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其次，要归结于历史传承。由于我们党同农民共同经历了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的洗礼，农民对中国共产党有一种天然的情感认同，特别是在革命年代和建国初期，他们对党的号召是发自内心的拥护和响应的。当然，农民也是讲求实际的，他们不会轻易相信浅尝辄止的帮助，他们看重的就是眼前实实在在的利益。亨廷顿也认为：“农民的目标就是改善眼前的物质生活和劳动条件。”。这可能是全世界农民的共有特征。对此，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切记不要以为我们帮助了一下农民，农民就会相信我们。”。这是对农民心理入木三分的分析，同时也是告诫全党，要真诚帮助农民，深刻懂得农民工作的重要性。
近年来，党和政府针对三农问题出台了一系列真诚帮助农民的政策和措施，如取消农业税、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扩大公共财政的覆盖范围、加大对“三农”的金融支持力度、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事业、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等。统计表明，2008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为5955亿元，比上年增长37.9％，其中粮食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达1030亿元，比上年增加一倍；
三次较大幅度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提价幅度超过20％；
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人口为8.14亿，参合率为91.5％。农民种田不仅不用交税，而且还可以得到许多看得见的好处和实惠，虽然基于国力和农
民基数庞大的限制，这些与欧美农民相比是杯水车薪，但朴实善良的中国农民深深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真诚关怀，我国三农发展的被动局面迅速得到扭转，面貌为之一新。
五、紧紧依靠农民
我们的革命是紧紧依靠农民取得胜利的。对此，我们党与前苏联共产党有相似之处，他们也是因为有了广大农民的支持，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所不同的是，他们夺取政权主要是依靠城市工人阶级，而我们过去打仗主要是依靠农民。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有几百万农民报名参军，近千万民工支援前线。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我们党的土改政策满足了农民渴望拥有土地的迫切要求，从而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解放前，我国的土地占有是一种典型的封建结构，占乡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农，拥有约70％－80％的土地，而占乡村人口90％的农民却只占有20％一30％的土地。而且，许多地方的地租额达到了田地总收入的60％以上，所需农具、肥料等生产资料投入却由佃农负担，佃户辛劳耕作一年，好年成也只能得到总收入的10％－20％。残酷的封建土地制度，一直就是导致农民贫困和国家落后的总根源。到1952年基本完成的土改，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土地制度变革，废除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传统社会理想。为什么在一个几亿人口的落后的农业大国能够顺利实现如此复杂深刻的社会变革?原因就是整个运动都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建立在紧紧依靠和充分发动农民的基础上，由农民自己动手推翻地主阶级，自己分配土地，从而牢牢地巩固了土改成果。
我们的改革同样是紧紧依靠农民获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1978年，我国农民每年生产的粮食约85％为农民自己消费，国家按规定价格收购的占15％，按议价收购的占5％，两者加在一起也只占20％，其中还要向农村返销6％左右。而农村人口仍然占全国人口的82.1％。这种状况突出地说明：农村生产力发展极为迟缓，必须对农村生产关系作出重大调整。我们党尊重农民意愿，积极引导和紧紧依靠农民，破除了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人民公社体制，形成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赋予了农民“生产自主权”，一举实现了农业大发展，农民生活因此也有了很大改善。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粮食总产量先后跨上了7000亿斤、8000亿斤、9000亿斤、10000亿斤四个台阶，其他主要农产
品产量也大幅增长。同时，农民收入也持续较快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07年的4140.4元，增长2999％，扣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实际增长634.4％。当然，我国农村改革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诸多问题：一是以家庭承包为核心的农村制度建设持续创新乏力，小农业与大市场的矛盾始终制约着农业的二次飞跃。二是农民持续增收困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三是各种资源加速在城市聚集，农村呈现出日益衰落的景象。“三农”问题由此凸显出来，成为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疑难问题。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举措，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政策和措施。从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路，到党的十七大作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再到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紧紧依靠广大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央一系列会议的主题和精神大都是围绕如何解决三农问题而展开的，足见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
历史表明，在我国这样一个农民人数占优势的国家，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改革，农民工作都非常重要。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看中国的变化，首先要看农村的变化，看中国的稳定，首先要看农村的稳定，因为它毕竟是百分之八十的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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