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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终不能出我这方案之外”。
1929年10月，为了勘测“川广铁道”可能在黔、桂境内途经的区域，丁文江开始了人生经历中的最后一次地质调查。两年后，他和助手联名发表了《川广铁道路线初勘报告》，对铁路的地形资料、建议路线、费用估算和经济效益等都做了充分论证。报告尤其提及对西南各省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令人欣慰的是，丁文江的梦想今天陆续变成了现实。
丁文江的游历生活丰富多彩，人生经历更是跌宕起伏。他做过官，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为全国自然科学事业定章程，立规矩；他下过海，担任北票煤矿公司会办，经营业绩蒸蒸日上；他是个思想家，发起“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推动了中国的科学化运动；他是政论家，做生意之余，也谈谈政治，跟胡适一道创办《努力》周报和《独立评论》，影响很大。他曾学问得意，也曾官场失意。
1926年2月，学者丁文江出现在上海街头。他的新头衔竟然是淞沪商埠总办，即上海市长。可没想到也就在同一天，他受了一次强烈的刺激。
大上海的新市政
这天，丁文江乘坐借来的小轿车到机场接入。回来的路上，轿车途经上海公共租界时，司机违反了交通规则，被一位头缠红布、被上海人称为“红头阿三”的印度巡捕拦住。不由分说，丁文江一行进了租界巡捕房的班房。尽管他操着流利的伦敦音费尽口舌，也没得到丝毫宽恕。幸好巡捕房里有个英国警长认识他，他们方才脱险。有了这场短暂的牢狱之灾，新官丁文江深刻地感受到“弱国无外交”。他决心改变这座城市。
作为亚洲头号、世界第四商埠，上海的地位仅次于伦敦、纽约、柏林。不过遗憾的是，她是一座尚未设“市”的城市。上海各界无不期待着尽快结束这种与繁华极不相称的现状，在上海设立特别市，实现“沪人治沪”。面对这样的局面，丁文江一点都不轻松。
5月11日，也就是履新的前一天，他向记者公开了一套庞大的施政计划。鉴于淞沪东西南北四区尚无详细准确的全图，他的首要工作就是重新测量四区地域，绘制完整地图，而后按图规划，邀请专家研讨，拟定建设计划书，并向社会舆论征求意见。在他的督办下，《淞沪商埠全图》出版问世了。
摸清上海的基本地理状况后，他把施政计划的终极目标定为：要使上海租界四周的中国区域成为模范城市，进而取消租界。可现实是残酷的：光市政管理就政出多门。闸北有沪北工巡捐局，南市有市公所，还有淞沪警备厅。针对于此，他拿着新绘制的《淞沪商埠全图》，跑遍全市，把租界四周的华界，诸如南市、闸北、沪西、浦东、吴淞完全置于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的统一管辖下。此外，他还以督办公署的名义，向洋人在江湾设立的跑马场课税。由于江湾地处华界，洋人无可推脱，只能老老实实地交税。至此，上海的华界范围基本明确。
为了让华界能与租界抗衡，丁文江计划将上海的码头区迁至吴淞口黄浦江注入长江汇流处之西岸，以夺洋人之利；还设想把上海市中心区迁往江湾，另辟新市区。他相信，只要干上三五年，上海的市政建设一定会有大的改良。至少，他上台头几个月，霍乱疫情基本遏制，收回会审公廨的交涉取得成功，搞好大上海指日可待。
就在丁文江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加班加点之时，他的顶头上司——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跟奉系军阀张作霖联手。这对于信仰“好人政府”、崇尚精英政治、脾气耿直的丁文江来说，不啻于重大打击。毕竟，在当时中国的各派军阀中，他对奉系的张作霖是深有成见的。沟通无果，他只好选择辞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又遭遇车祸，鼻梁骨折，住进医院，无法视事。就这样，他把淞沪商埠督办的头衔丢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到这天为止，他正式履新刚满七个月。
对于这次为官上海的经历，丁文江曾说：“当革命的时代，如我这种人实在不适用。我不大很会说谎话，而且疾恶过严，又好管闲事。行政方面我自信颇有能力，在上海的实验，尤足以坚我的自信，但是目前不是建设的时代，不妨留以有待。”他甚至把自己定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不过，几年后南京国民政府将上海改为特别市时，正是根据丁文江的计划，将吴淞辟为码头仓库区，江湾辟为新市区的。这是他这个“饭桶”没有想到的。
孵育“申报地图”
上海的经历，让丁文江体验到从政的悲哀，更让他发现自己骨子里其实还是一个学者。傅斯年把他称为“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之代表，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菁华”，当然，这个赞誉仅限于科学研究领域。丁文江是全才，除了地质学外，还懂古生物学、地理学、地图学、人种学、历史学、考古学、少数民族语言学、人类学等。有人说他“简直就是一所老古玩店，五花八门，零零碎碎的东西，从中国军队装备的统计以及唐诗朗诵法，一应俱全”，甚至把他看作“一部百科全书”。诸多学科中，他在地图学上的成就堪称典范。
丁文江首次见到新式地图，大概是日俄战争以前。那会儿，他在日本留学。可过了差不多十年，中国的测绘事业依旧毫无进展。1911年云贵游历途中的感慨，让丁文江对各种地图和外国人在华测算的经纬度数值格外留心。在北大地质系，他开过地形测量课程；在地质调查中，他亲自测制地形图。更可贵的是，1922年8月，他到上海专程拜访了商务印书馆掌门人张元济，提出抛弃既有旧底，重新印制地图的设想。在他的构想里，分省地图成本较高，他建议采用1913年国际地学会规定的标准格式：每张六经度、四纬度、比例尺为百万分之一，不必分省，合起来联成一大幅。在张元济的积极推动下，地图印制工作得以启动。而丁文江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倡议并主持编纂了《中华民国新地图》和《中国分省新图》。后者是前者的缩编版。
机缘来自于《申报》创刊60周年。报社老板史量才准备组织边疆考察团，以志纪念。不过，在听了丁文江的一席话后，这件事叫停了。丁文江说，要从事边疆考察，一需要“图”，二需要“籍”。“籍”且不论，试问到哪里能找到准确翔实的边疆地图呢?如果找不到，是不是得先测绘出一张“全国精图”呢?史量才被说服了，当即拍板促成此事。从1930年冬天开始，丁文江、翁文灏等人就组织了一个小团队。他们依托的资料，主要就是地质调查所近20年来收藏的家底——近万幅地质图、地形图。
按照丁文江定的原则，编写组一面搜集材料，订正方位错误，一面详细考证旧图海拔数值。在标示山脉走向、地势高低时，淘汰了笔架式、毛毛虫式等符号示意法，改用分层设色法，否定了诸山脉络相通皆源于葱岭的“龙脉说”。‘按照经纬线而非省区分幅，避免内容重复，减少编绘工作量，节约印制成本。两图还把地名索引附在图后，用不同字体表示经纬度数值，这在中国测绘史上都是创举。
两图一问世，便好评如潮，被称之为“国内地图革新之第一声”。其中，《中国分省新图》在十几年里行销20多万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此时此刻，业已担任北大地质系教授的丁文江，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东北沦陷，热河告急，身处抗日前线的中国军官竟然看不懂地图。他一声长叹，默然无语。
1936年1月5日，丁文江死了。死因争议颇多。煤气中毒引发了支气管发炎，以及长期积累的脑中枢淤血和肺炎等病症，算是一种靠谱的说法。无独有偶，就在去世前三四年，他曾对友人说：“我们学科学的，该重视统计平均。我丁家男子，很难过五十岁的，而我快到五十了。”平时的戏言居然一语成谶。丁文江逝世那年，只有4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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