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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7年“安倍经济学”实施五年，其经济增长效应显现，不仅实现了二战后第二个长景气，而且也帮助安倍领导的自民党（公民党联合）在大选中大获全胜。然而，由于企业设备投资增长乏力且企业收益不佳、失业率下降、工资低、就业环境恶化等原因，未能实现预期目标，由此，“安倍经济学”下的经济增长被称之为没有“实感”的增长。而经济政策相互矛盾且缺乏延续性，经济政策重点偏离经济现实等，安倍政府政策的失误和错位导致了“安倍经济学”的负效应。在少子老龄化背景下，安倍政府必须采取激励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政策和措施，消除巨额财政赤字，提高工资、刺激消费、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才能实现有“实感”的经济增长。
关键词：“安倍经济学”；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政策错位
中图分类号：F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8）02-0020-08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2003
进入2017年下半年，由于受到森友、加计学院丑闻和修宪风波的影响，安倍政府支持率跌破了執政五年来的新低。为了困境求生，安倍政府9月底闪电宣布解散国会，提前选举。在“一强多弱”的政治格局下，安倍领导的自民党和公明党执政联盟在选举中大获全胜。显然，半岛危机和在野党的分散有助于安倍政府的继续执政。但不可否认的是，“安倍经济学”的经济增长效应最终使选民选择了安倍政府。即2017年第3季度日本实际GDP环比年率为25%，实现了连续7个季度的经济增长。如图1所见，如果从2012年12月安倍上台后日本经济的走势来看，截止到2017年11月，虽然2014年第3季度、2015年第3季度出现过短暂的负增长，但整体上日本经济持续保持增长态势，其景气时间已经超过了上个世纪60年代末的“伊奘诺景气”（57个月），成为二战后第二长经济景气（最长为2002年2月—2008年2月的73个月）。因此，尽管日本银行也承认未能实现2%的通胀目标，但安倍政府强调日本已经走出通缩，经济进入良性的增长周期，即“安倍经济学”效果显著，政府的结构改革有成效。然而，其总体效果来看却是忧大于喜，其经济增长被称为没有“实感”的增长[1]。
文章梳理“安倍经济学”实施五年来的正负效果，分析安倍政府的经济政策如何引发缺乏“实感”的经济增长的原因，从而展望日本经济未来走势。
一、“安倍经济学”实施五年效果回顾
2012年安倍第2次上台后，强力推行了“安倍经济学”：即灵活机动的财政政策、定量定性的
收稿日期：2017-12-25
基金项目：中国政法大学校级规划科研项目“亚太多重自贸区框架下中美日对东盟FDI的竞争与效应研究”（16ZFG7900）
作者简介：金仁淑（1964—）女，朝鲜族，吉林汪清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日本经济制度、中日经济合作、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研究。经济研究金仁淑：“安倍经济学”：没有“实感”的经济增长及政策错位日本问题研究2018年第2期货币政策以及结构改革“三支箭”，其目的为实现2%的通胀率和3%的经济增长率，使日本彻底摆脱持续20年的通缩困境。然而，在2年内达到2%的通胀目标未能实现，经济增长率仍然起伏不定的背景下，2015年，安倍政府又推出了发展经济、改善社会保障、支持儿童培育等“新三支箭”，具体目标为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将（GDP）扩大到600万亿日元、特殊出生率达到18、护理离职率0等。如今“安倍经济学”已实施5年，日本经济终于迎来了新一轮的增长，而其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出口，而个人消费受到消费税增税刺激，短暂上升后迅速下降，民间企业设备投资增长乏力。
图1“安倍经济学”实施后日本GDP增长率注：GDP为实际季节调整后的年率。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国民经济统计表（季度速报）整理制作。http：//www.esri.cao.go.jp/jp/sna/data/data_list/sokuhou/files/2017/qe173_2/gdemenuja.html.1“安倍经济学”初见成效（2012年12月—2014年3月）
2012年底安倍重新上台后实施了“定量定性的异次元货币政策”和灵活的财政政策，大量发行货币，实现了日元汇率贬值，拉动了出口，改善了出口企业的经营状况，助长了物价的上扬（参考图3）。而扩大公共投资，直接提升了经济的增长。加上受到2014年4月份消费税增税的影响，耐用消费品等提前消费迅速提升了民间消费，扭转了日本经济下滑态势，即“安倍经济学”初见成效。如图1所示，在2013年前3季度实现了3%以上的增长率，到2014年第1季度，受消费税增税的刺激，耐用消费品等个人消费支出显著上升，实现了33%的增长。
2消费下降经济陷入低迷（2014年4月—2016年夏）
2014年4月份开始，日本消费税由5%提高到8%。该时期由于日元贬值效应开始减弱，公共投资增速减慢，消费税增税后消费下降等原因，“安倍经济学”刺激经济效应明显下降：如图所示，日本经济增长率从2014年第2季度开始陷入负增长，2014年第4季度开始回升，可是到2015年第4季度又陷入负增长，虽然2016年1、2季度开始转为增长，但是真正进入增长轨道则是2016年夏天以后。该时期日本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为提高消费税引发的民间消费的起伏。如图2所示，在民间设备投资一直低迷不振的背景下，2014年第2季度、2015年第2、4季度民间消费均为负增长，导致日本经济一度陷入下降趋势，甚至出现了2014年的负增长。
3出口扩大再次刺激经济增长（2016年下半年至—2017年11月）
2016年6月以后，日本经济开始摆脱低迷，经济景气指标再次上扬。该时期股票上涨的资产效果显现，民间消费保持了增长的良好态势，如私家车、家用耐用消费品消费在2017年第2季度环比上涨24%，实现了连续7个季度的增长。尤其是2016年国际经济环境的稳定和美国经济的强劲复图2民间消费、设备投资、出口在日本GDP的贡献度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国民经济统计表（季度速报）整理制作。http：//www.esri.cao.go.jp/jp/sna/data/data_list/sokuhou/files/2017/qe173_2/gdemenuja.html.苏下，美元升值、日元贬值，大幅度提高了日本的实际出口：如图2所示，从2016年第3季度开始，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大幅增加，在2016年第4季度时出口增长率为126%，实现了出口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根据日本财务省国际收支统计，日本经常收支顺差由2012年的42 495亿日元，到2016年扩大到203 818亿日元，增长了近5倍，其中2015年财年贸易收支由逆差转为顺差，2016年财年货物贸易收支时隔6年也转为顺差。可见，除了2014年短暂的负增长后，日本经济主要保持着增长态势，故安倍政府也宣布日本经济进入了二战后第二长的景气阶段。
纵观安倍经济学推行五年来的日本经济，虽然实现了战后第二长的景气，但安倍经济学只在推出安倍经济学初期的第1阶段发挥了作用，而到了第2阶段其效果逐渐下降，到第3期日本经济为出口依赖性增长，不仅2%的通胀目标未能实现（参考图3），而且工资水平整体上停滞不前，因此国民并未真正感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实惠。即使在第1、3期日本经济上升期间，其增幅不尽如意。如综合9个经济景气指标的CI指数来看，在2014年3月—2016年5月期间几乎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而2017年7月CI指数环比下降12个百分点，呈现持续两个月的下降。再看2016年夏以来持续的经济景气主要依赖于国际市场，属于外生性景气。图2所示，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代表日本经济景气最重要的指标——设备投资和民间个人消费不断地反复着负增长。由此可见，日本经济尚未进入扩大民间设备投资——改善就业、提高工资——增加个人消费等内生自律性的良性景气循环阶段，其经济复苏不稳定，缺乏长期增长的基础。
圖3日本物价指数变动趋势注：（1）2014年-2016年为同期年平均率。（2）2017年为同期月平均率。
资料来源：日本总务省统计局-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整理制作。http：//www.stat.go.jp/data/cpi/sokuhou/tsuki/indexz.htm.二、“安倍经济学”未能
达到预期经济目标毋庸置疑，设备投资和民间消费的增加将是扩大内需，实现内生性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然而，“安倍经济学”实施五年来，由于设备投资和内需始终起伏不定，因此，依靠外需促动的经济复苏未能实现3%的经济增长目标。
1设备投资增长乏力且企业收益不佳
设备投资影响企业雇佣环境，而雇佣水平也直接左右着个人收入水平，影响着消费和内需，从而决定企业的效益。进入21世纪后，日本的设备投资以2007年为高峰后开始下降。安倍上台后，由于提高消费税的提前需求的刺激下民间设备投资于2014年—2015年有所增长，但如图2所示，进入2016年后又开始停滞不前，虽然2016年第4季度转为增长态势，但主要投资于老化设备的更新换代以及应对劳动力不足所进行的替换人力的投资为中心，而真正提高附加价值的投资较少。不仅如此，设备投资中一半以上的投资来自于非制造业的投资，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有限。由于企业经营利润下降，经营环境的恶化，导致了大量中小企业停业、倒闭。即使因日元贬值出口，增加而扩大收益的大企业也因市场需求前景不明、消费低迷等原因，对设备投资比较慎重。如，2015年第4季度法人企业经常收益、销售额分别为-175%、-27%，均为负增长，而到2016年第2季度分别进一步下降为-100%、-35%，并在第3～4季度连续呈下降的趋势[2]。企业收益的恶化导致了很多中小企业的倒闭和破产：如2014年企业倒闭数量超过了1万件，而受到金融机构的援助而停业的企业数量也不断增加。根据东京商工调研报告，2015年停业、废业、面临解散的企业数量为26 969件，比2000年增加了6成以上[3]。而代表企业经营效益的日本股市（日经225指数），经过几次起伏，于2017年10月24日时隔21年再次突破了连续16天上涨的新记录[4]。虽然日本股价突破了2万日元大关，但其主要原因为CPIF（年金管理运用独立行政法人）和ETF（上市投资信托）进入股市等政府操作和美国特朗普上台后美国股指上扬等外部因素，而非企业收益上涨所致。为了鼓励企业进行设备投资，日本政府先后设立了“设备投资促进税制”（2014年）、“设备投资补助金制度”（2015年），并对节能性能好的机械投资支付15亿日元的补助金[2]，但对整个企业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尤其对中小企业设备投资作用微乎其微，导致设备投资疲软不振。
2失业率下降但就业环境恶化
近年来，由于日本企业设备投资整体低迷，引发企业收益停滞不前，导致劳动者工资水平的下降。如图4所示，从日本总务省劳动力统计来看，“安倍经济学”出台后，日本的完全失业率确实有所下降，由2014年的36%下降为2017年10月的28%，其中就业人数和雇佣人数均连续58个月的增长，完全失业者人数连续89个月的下降根据日本总务省劳动力调查统计，2017年10月截止，日本完全失业人数为181万人。。但是，失业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为非正式员工比率增加所致，而非就业环境的改善。根据厚生劳动省的统计，2015年、2016年非正式员工占正式员工比率连续两年上升到375%，其中156%为非自愿的非正式员工。再看有效求人倍率，虽然2016年超过2014年的1倍，但主要靠非正式员工比率上涨所致，而正式员工的有效求人倍率长期徘徊在06～08倍。目前，日本失业率下降和有效求人倍率的提高主要依靠正式员工长时间的劳动和非正式员工比率的增加。尤其是服务行业工资低、离职率高，人手不足形成常态，也提升了有效求人倍率。根据2016年第1季度内阁府的“广义的失业率”（包括非自愿的非正式员工）高达84%，说明日本的失业问题依然严峻，就业环境仍然没有改善。而医疗·福祉、批发业·零售业、服务业及制造业等工作环境差的产业平均工资低于整个产业平均工资水平，且劳动力不足问题更加严峻。图4日本完全失业率变动趋势资料来源：日本总务省统计局-劳动力调查整理制作。http：//www.stat.go.jp/data/roudou/sokuhou/tsuki/index.htm.3日元贬值效应渐失且工资水平下降
由于安倍政府实施了超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因此在短期内汇率贬值效应明显，如图5所示，日元汇率从2013年至2015年6月期间一直贬值，曾经创了1美元兑换125日元的新低。由于日元贬值，日本丰田等出口大企业大幅提升了日元计算的企业利润，但出口数量未能增长，企业的销售额、利润亦没有增长，导致企业无法持续扩大设备投资和提高就业水平。进入2016年夏以后，日元汇率又开始转为升值，进入2017年后，一直徘徊在112～113日元左右，而美联储加息，使日元汇率走势更加不明朗，也导致出口企业效益的不稳定。即使因日元贬值而增加利润的企业，也未能进行扩大再生产，反而把巨额资金投入到节省人力的投资，且把剩余资金投入到金融资产的积累之中[5]。由于企业收益停滞不前，必然带来劳动者报酬的下降。根据内阁府调查，从2014年4月消费税提高后日本家庭消费支出一直处于负增长态势，需求长期不足，导致供求差距进一步拉大。
图5日元兑美元汇率走势资料来源：https：//nikkei225jp.com/fx/.由于个人消费持续低迷，日本的物价水平除了安倍经济学实施初期受到日元贬值、消费税增税等因素而有所上涨以外，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无论实际CPI（参考图3）还是PPI均处于负增长或停滞不前状态，迫使日本央行不得不延期2%的通胀目标时间。虽然在2016年受物价下降的影响，日本实际工资率有所上涨（07%），但其余大部分时间一直处于负增长的态势。如图6所示，日本的工资水平在2015年达到高峰以后开始下降，工资上涨率徘徊在2%以下。根据厚生劳动省、日本劳动组合总连合会的统计，日本企业月工资总额2017年上涨率为198%，比2016年下降04%，连续两年处于下降趋势。虽然安倍首相在经济财政咨询会议上提出2018年日本企业工资达到3%的希望[6]，但能否真正落实还要看企业收益增加。显然，劳动者工资和企业收益之间未能实现良性循环的背景下，日本经济将难以真正摆脱通缩困境。图6安倍政府上台后日本工资变动趋势资料来源：首相「賃上げ3%期待」表明へ，26日夕の諮問会議，日本经济新闻，2017年10月26日。https：///article/DGXMZO22727490W7A021C1MM
0000/.三、政策错位引发
“安倍经济学”负效应安倍经济学“新旧三支箭”既包括短期的政策也涵盖着长期的结构性改革，因此，五年的经济效应难以客观公正地评判其成功与否。然而，从五年来“安倍经济学”实施的经济效应来看，虽然带来失业率下降、股市突破泡沫破灭后的最高水平、大型出口企业收益增长等刺激经济的积极效应，但总的来看，由于企业收益未能全面提高、工资水平停滞不前、企业设备投资增长缓慢，技术创新滞后、加上2019年4月消费税的再次提高等因素，导致国民未能感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其效应忧大于喜。而导致“安倍经济学”未能实现预期目标的主要原因，除了日本经济结构性难题等长期的顽疾之外，还有安倍政府实施的不当政策是分不开的。
（一）经济政策相互矛盾且缺乏延续性
定性、定量的金融政策和灵活的财政政策为“安倍经济学”治理经济衰退的最直接的宏观调控政策和手段。进入2017年后安倍政府强调日本已经摆脱了通缩，经济实现了超过“伊奘诺景气”的增长，但表示经济景气的生产、投资、雇佣、消费各个指标均差强人意。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目标偏离、政策手段不断变化，不仅未能达到2%的通胀目标，反而带来了新的矛盾：
（1）财政政策。安倍政府一方面提出要实现财政健全化，但却不断追加紧急财政对策，扩大支出，不断累积财政赤字；另一方面又要提高消费税来加大国民的负担，且两次推迟消费税增税时间。而财政支出的不断增加，使国家长期债务占GDP的比重由安倍上台初始的143%，如今已经上升到156%，提高了13个百分点。“安倍经济学”实施伊始，政府提出要到2020年实现财政平衡目标，但在“安倍经济学”效应疲软的背景下，安倍政府提出“新三支箭”，并于2017年9月28日突然解散众议院，进行提前选举，在选举取得胜利，自民党、公民党继续联合执政的背景下，安倍政府提出将增税中的部分收入转为幼儿、大学等教育的免费化，而“安倍经济学”提倡的到2020年实现财政平衡的健全财政计划再次推迟。为了解决巨额的财政赤字，安倍政府采取提高消费税、个人所得税①，并从2019年1月开始增收“国际观光旅游税”（从日本海关出境的游客，不管是日本人还是外国人，均要交每人1 000日元的税收）等税收改革，不仅加重了国民的财政负担，引发国民对未来经济的担忧和不安，而且与日本提倡的“观光立国”战略相悖，显示出安倍政府陷入政治经济政策相互矛盾、缺乏可持续性的无序状态。
（2）金融政策。面对两年内无法达到2%通胀目标的情况下，日本银行的金融政策也不断变更其方法：由“安倍经济学”初期的超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到2016年1月实施负利率政策；2016年9月又改成操作长短期利率变动的政策等：即，一方面不断延长其时间；另一方面采取负利率政策，增加购买上市投资信托的金额，由原来的33万亿日元提高到6万亿日元，并慌忙把政策中心转向调整长短利率手段上。日本央行宽松量化货币政策及不断变更的金融调整政策，导致日本股市、汇市、债市沦
①2017年12月14日，安倍政府确定了2018年的执政党税制改革大纲，从2018年开始向年收入超过850万日元的工薪族增税。增税对象占工薪族的4%，约为230万人，增税额为900亿日元。税收改革还包括上调烟草税（2018年）、并时隔27年创设新的国税：森林环境税（2014年）和观光旅游税（2019年）。为“官方市场”，扭曲了金融市场的基本功能，降低了央行的独立性。根据日本银行的统计，目前日本银行购买的国债已经占出售国债的50%，由于连续5年购买国债向市场注入货币的措施，截止2016年末所发行的国债以及国库短期证券中日本银行占近4成。毫无疑问，实际上安倍政府正在推行由中央银行填补财政赤字的“国债货币化”措施，从而大大降低了市场对国债的信任，亦引发长期利率的上涨，提高了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
（二）经济政策重点偏离经济现实
目前日本经济面临的困境中既有消费、投资不力等需求乏力的问题，也有企业生产率水平低等供给不足的问题。从安倍政府上台后治理日本经济的逻辑来看，长期的通缩为阻碍日本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顽疾，因此，解决通缩问题才能促使企业扩大设备投资，促进消费，实现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然而，“安倍经济学”实施五年来，日本的设备投资、消费、就业及出口均呈现出起伏不定整体下降的趋势，明显显示出需求乏力的特点。其实，物价取决于供求关系，当需求长期不足时，即使超发货币，也難以激发企业的设备投资和个人消费，而应该改善就业和收入环境以及国民对未来的预期。日本央行于2016年1月引入的负利率政策不仅无法促进设备投资和消费，反而通过存款利率的进一步下调，导致了如增税的逆资产效应，进一步抑制了消费和投资，无法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从经济学基本原理来看，生产、消费、就业、工资之间具有内在的联动性。当企业生产率高的时候，就可以增加企业收益和社会的就业水平，并通过提高工资刺激消费。然而，如前所述，“安倍经济学”推出的“旧三支箭”政策来看，无法解决现实的经济问题，即改善就业环境、缩短劳动时间、扩充社会保障，提高工资等让国民感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实惠”。不仅如此，2016年安倍政府推出的“新三支箭”，重点为完善育儿、护理环境，提高生育率，改善21世纪基础设施等措施。显然，这些措施均为面向未来的公共事业支出，而作为经济再生政策难以在短期内发挥效果。因此，安倍政府给国民描绘的美好的未来希望再次落空，降低了国民对安倍政府经济政策的信赖，引发国民的不满。尤其是在工资未能上涨的背景下，2019年10月开始把消费税由8%再次提高到10%，而医疗、护理、社会保险费用的上涨，使居民的储蓄比例不断下降，“零储蓄”家庭比例已达到30%以上[6]，必然拉低个人消费欲望。而从社会保险负担来看，安倍执政五年来，不仅没有降低个人负担的社会保险的费用，反而导致越是低收入家庭所负担的社会保险费用越高等不合理现象[7]。
显然，安倍政府政策的嬗变及偏离经济现实的措施，导致“安倍经济学”的负效应，也使国民感受不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实惠”。
四、“安倍经济学”面临的挑战
综上所述，根据“安倍经济学”的经济效应来看，虽然扭转了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不振的衰退局面，实现了二战后第二长景气，但由于安倍政府政策的失误和错位，导致企业设备投资增长乏力、工资水平下降、就业环境恶化，消费能力下降等负面效应，使人们普遍感受不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实感”，不仅未能实现2%的通胀目标和3%的经济增长率，反而导致财政赤字越来越多，经济增长后劲不足的新问题。
2017年9月，安倍政府为了扭转支持率创新低的不利局面，提前解散众议院，其目的就是为了继续巩固自民党·公民党联合执政，为推动“安倍经济学”政策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虽然在这场政治博弈中，安倍领导的自民党大获全胜，但安倍政府也面临很多难题和挑战：从国际经济环境来看，美国特朗普政府在“美国利益优先”的原则下，大力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为解决日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向安倍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日本进一步开放农产品等市场；从国内经济现状来看，还需要解决阻碍“安倍经济学”发挥效应的各种问题：如要加大提升企业生产率方面的政策，并进一步推动财政和社会保障领域的改革：一方面通过提高工资来带动民间消费，提高内生性增长水平；另一方面为了应对提高工资导致的成本上涨的困难，必须增加提高生产率的投资，实现民间消费和企业设备投资需求之间的良性循环。然而，面对少子老龄化的不断加剧，如何解决巨额的财政赤字，企业如何提高生产率水平，改善就业环境，彻底推行“结构性改革”，实现内生自律性增长，将是考验未来安倍政府政策效应的关键因素。目前，日本的人均劳动生产率在OECD35个国家中位居22位（2015年），仅相当于美国劳动生产率的60%[8]。而为了提高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实现工资的上涨及提升消费能力，安倍政府不仅要实施鼓励企业投资人工智能（AI）和信息通信技术（ICT）的税制改革，而且更应该激励企业致力于开拓新的产业和市场的开发，创造企业提升附加价值的服务和制造业的环境。即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夯实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
显然，“安倍经济学”真正发挥提升经济增长效应，仍然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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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関野秀明.アベノミクス成長戦略の欺瞞性[J].経済，2017（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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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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