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zhangdahai.com--其他范文】
总结归纳出制约移民生计能力提升关键因素。从就业能力、创业能力双重视角研究移民生计能力提升机制及其实现路径，并选择陕南这一典型地区进行案例研究。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以下几个方面：在研究对象上，着眼于扶贫移民适应期这一关键阶段与特殊问题，长远地关注脱贫的可持续性，拓展现有精准扶贫研究视角；在研究思路上，借鉴DFID提出的目前学界使用最为广泛，最具有影响力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利用统计分析和计量分析方法对移民生计困难进行统计描述和模型评价，清晰刻画出移民生计困难的影响因素；在研究目标上，提出陕南地区扶贫移民适应期反贫困的可持续机制与政策创新方向。对扶贫移民适应期生计能力提升进行机制设计，提出陕南地区扶贫移民适应期移民可持续生计的政策创新取向，为陕南“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进行提出可行建议。
二、文献综述
国内扶贫移民适应期反贫困研究目前代表性的有郑瑞强、王英等（2015）提出扶贫移民适应期的概念，系统归纳出生计特征，针对扶贫移民在适应期可能遇到的丧失发展资源等生计损失及致贫风险，提出提高移民发展可行能力等建议；在对扶贫移民适应期的关注上，冯明放和彭洁（2012）认为移民后续产业发展和就业问题，不仅直接影响到移民的生计，也直接关系到移民搬迁的成败，提出产业开发状况是检验移民效果的根本标志；李博、左停（2016）认为扶贫移民搬迁过程中最大的—个问题就是解决搬迁后村民的可持续生计问题，通过调查其发现后续就业、土地、社会保障的不完善导致了搬迁户的生计式微；郑瑞强、王英等（2015）通过对适应期扶贫移民生计特征、生计贫困的多维测度，发现扶贫移民多维贫困现象更普遍，提出应关注扶贫移民教育、技能培训和组织化程度等非经济贫困影响因素方面；郑瑞强（2016）提出应将脱贫人口的后期发展扶持纳入精准扶贫工作范畴，实施精准扶贫开发监测评估，拓宽脱贫人口生计空间。因贫困人口脱贫之后可能面临经济空间流失、社会空间断裂等生计脆弱风险，扶贫移民可能陷入二次贫困。
扶贫移民适应期中最大的—个问题就是解决搬迁后村民的可持续生计问题，这部分研究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移民搬迁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李聪、柳玮等（2013）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下应用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这一影响；二是关注移民生计状况。鄢闻、何得桂（2014）从可持续视角，通过对生计成本、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的考察，找出影响避灾移民可持续生计原因和发展路径；三是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移民生计能力提升机制研究。何得桂、党国英（2016）基于陕南移民搬迁实践分析了精准扶贫的结构性制约，在土地资源与环境承载压力、移民综合成本与资金、产业支撑与社会保障乏力困境三方面的研究中都涉及生计能力的提高。
生计及生计能力的相关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国外研究者和国际组织对农户的生计与可持续生计进行了大量研究。例如Chambers&Conway（1992）提出生计能力概念；依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sen）的可行能力理论，近年来一些国外组织和研究者发展了多个生计分析框架。其中，英国国际发展总署（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L）最为典型。
关于移民搬迁农户生计能力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Atkinson社会福利指数评价法（周义等，2014）和基于可行能力框架的模糊综合评价法（高进云等，2007；高进云等，2010）。社会福利指数评价法相关文献一般选取家庭经济收入、经济状况、居住条件、社区生活、社会机会、社会保障、环境、心理因素等方面作为衡量失地农民福利的功能性指标（高进云等，2007；周义等，2014）。基于可行能力的模糊综合评价法则假定功能性指标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高进云等，2010），这一假定与现实较难符合。近几年来，我国学者对中国移民搬迁问题的研究开始逐渐增多。这些研究多通过描述与比较移民搬迁农户生计资本的状况，来反映移民户在移民搬迁过程中生计能力的变化以及搬迁后所面临的生计困境（胡静，杨云彦，2009；严登才，2011；唐勇智，2011；鄢闻，何得桂，2014）。
已有研究成果是我们后续研究的基础，但通过梳理扶贫移民适应期反贫困和生计能力两方面的相关文献，发现以下一些问题：第一，现有精准扶贫研究还主要集中于政策实施如精准识别、移民搬迁等方面，对扶贫移民的后续生计困境关注不多，特别是扶贫移民适应期生计能力提升上；第二，现有扶贫移民适应期研究还只在贫困生计的测度方面，且受可持续性生计分析框架的影响，多数研究将适应期反贫困关键集中在生计资产方面，长效的移民生计能力提升机制缺乏；第三。在移民生计能力提升的政策建议上“宏大全面”，缺乏针对陛、可实施性和及时有效性。除此之外，很多研究缺乏一定的调研分析与案例支撑，说服力较弱。
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针对移民可持续就业与增收能力的困境，通过对陕南扶贫移民生计资本搬迁前后的调查研究，建立扶贫移民户生计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总结并归纳出制约移民生计能力提升关键因素，并对移民生计能力的提升路径进行机制设计。
三、生计能力概念与影响因素
（一）生计能力概念
能力这一概念在心理学、教育学和行为学等范畴都有定义，我们普遍认同能力是个体经常、稳定地表现出来的J凸理特征和行动效果，反映了个体完成各种任务的可能性。在经济学研究领域，能力的理论分析和实践运用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有关贫困和饥饿问题层面的可行能力的研究；其二是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对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表述与分析。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早期，Chambers和Conway等人创造性地提出了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 Livelihoods，sL），其作为个人和家庭为改善长远生产生活状况所获得的谋生能力、所拥有的资产、可借助的外部支撑条件以及以收入创造为核心的行动。阿马蒂亚·森从贫困的复杂性、动态性和多元化出发，提出“可行能力”这一概念来表示一个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赵峰（2015）认为能力问题既是一个战略问题，也是—个策略问题，更是一种动力机制。能力是家庭及个体可持续生计的重要构成部分。移民搬迁势必会对扶贫移民户的生计资本造成影响，而生计资本是其生计能力的基础，在可持续分析框架下，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都构成移民户生计能力的重要方面。在此，我们把可持续生计能力定义为扶贫移民户在“精准扶贫”政策指导下，实现生计空间地域转换而进行的整合、建立以及重构“五大资本”基础以便适应变化的社会生活环境，实现生计稳定高效发展的能力。
（二）生计能力影响因素分析
对扶贫移民适应期生计能力影响的因素很多，测度的维度很多，政治因素、制度背景、就业环境等等。考虑到指标体系的建立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主要选择从适应期移民生计资本水平与结构变化的视角进行考察结合进行综合性分析。利用可持续分析框架，科学地评价扶贫移民适应期生计资本的变化，通过对比搬迁前后生计资本的变化，进一步分析搬迁后扶贫移民适应期生计能力变化。便于我们较好地有针对性地给出机制设计，提升适应期移民的生计能力，摆脱生计能力贫困，避免再生性贫困。
四、生计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价方法
（一）生计能力指标体系构建
1.生计资本。（1）自然资本。自然资本主要是指扶贫移民拥有、或可长期使用的土地。扶贫移民多为农户，搬迁前主要依靠第一产业农业，土地无疑是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在调查中我们对自然资本的衡量指标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拥有土地亩数，其二是土地质量好坏。（2）物质资本。物质资本是指农户用于生产和生活的物资设备和基础设施，是农户一切其他生计资本发挥作用的物质基础。对物质资本的测量指标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住房面积指标，该指标用以衡量房屋价值，由于搬迁户房屋大多由政府统一建造，房屋结构、质量等差距不大。第二，大型生产工具拥有量指标，农户所拥有的机动三轮车、拖拉机、水泵等生产工具，是其从事农业生产及其他生产的物质基础，大型生产工具拥有量与农户物质资本成正比。第三，耐用消费品指标，电动自行车、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柜）等耐用消费品拥有量与农户物质资本充裕度呈正相关关系。（3）金融资本。金融资本是指农户可自主支配和可筹措的资金，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农户的年收入、农户从各种渠道筹措的资金和农户获得的政府救助和补贴，农户从各种渠道筹措的资金包括农户从正规渠道（银行、信用社）和非正规渠道（亲朋好友等）筹措的资金。从这三个方面出发，测度金融资本的指标分为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农户的年收入，这包括农户从事公职的收入、外出务工收入、个体经营收入、家畜养殖收入以及资产性收入等各种来源的年收入。第二，家畜存量指标，牛、羊等家畜作为一种储蓄形式，虽然其流动性较差，但是可以通过变卖转化成其他形式的资本。因此，本文将家畜存量与家畜养殖收入相区分，作为一项单独的金融资本指标，家畜存量越大，金融资本越充裕。第三，获得过的贷款或被资助金额。第四，借过的民间高利贷数额。第五，储蓄。第六，政府补贴，包括农户所享受的养老金、农村低保、移民搬迁安置补贴等。（4）人力资本。在农户生计资本中，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了农户驾驭其他资本的能力和范围，对人力资本的分析主要从以下指标展开：其一是劳动力占比指标。其二是平均受教育年限，是用以衡量家庭成年劳动力的平均文化程度的指标。对这一指标的测量以接受学历教育情况为准。其三是农户是否进行过非农培训，用以衡量家庭成员的非农技能。其四是重大疾病医保报销频数，用以衡量家庭成员的健康程度。报销频数越大，家庭成员的平均健康程度越低。其五是抚养比，用以衡量劳动力的负担。被扶养人口包括16岁以下的青少年、65岁以上的老人以及其他丧失劳动能力者。抚养比越大，则劳动力的负担越沉重。（5）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指农户为了实施生计策略而利用的社会网络，包括基于血缘关系的家庭亲戚网络、基于地缘关系的乡邻网络和基于行政隶属关系的行政组织网络等（李琳一，2004）。在调查中我们对社会资本的衡量指标主要有一下几个方面：参加过种植或购销等协会的数量。用以检验农民参与某种协会或组织的自我组织程度反映其地缘网络的构建程度；每月通讯费用均值（元，户）。通，～tJlt指标反映居民和其社会网络中的个体联系的紧密程度；寻找非农工作时可寻求到帮助的平均家庭数；是否从亲友处借过钱。这两个指标反映农户运用生计资本抵御生计风险的能力；亲戚中公职人员数（人/戶）。一般亲戚中公职人员数量越多，社会网络构建越完善。
2.文化素质。文化素质是影响移民生计能力的重要内部因素，文化素质对生计能力的影响通过两方面实现，一方面，文化素质通过向人力资本这一生计资本转化，从搬迁农户自身能力方面影响其生计；另一方面，通过观念意识影响农户提升生计能力的积极性。因此对移民文化素质的评价从受教育程度和观念意识两个方面进行：家庭成年劳动力的平均文化程度。这一指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自主创业意愿指标：衡量农户自主创业意愿，并间接评价其参与市场竞争的积极性与市场意识。自主创业意愿越高，越有利于其扩大收人来源渠道，解决自身就业的同时向其他农户提供就业机会，为社会产生正的外部性。另外，创业意愿越高，说明农户越容易适应迁^地高于迁出地的市场化程度，也说明农户参与市场竞争的积极性越高。
3.政策完善度。目前的扶贫移民政策包括财税政策、产业政策、住房安置政策等众多方面。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户生计能力培育与提升的外部环境。x，：t～--因素的评价从几个角度进行：（1）政策可持续性：即移民搬迁扶持政策是否建立在长期可持续的基础上。政策制定若仅仅解决搬迁安置问题，忽视对农户生计能力提升相关的金融、产业、教育等方面的扶持，会对移民搬迁的实际效果与可持续性产生负面影响。（2）政策与移民诉求衔接度：政策制定与移民发展诉求之间的对接是否有落差，以及由于移民安置前后发展环境、市场化水平差距加大，适应期扶贫移民在发展过程中是否能很快适应市场化现状等问题都与移民可持续生计息息相关。（3）政策与—汁划透明度：政策透明度一方面影响政策有效性，另一方面影响搬迁户对移民搬迁的态度。保证全社会尤其是移民户对移民政策的知情权，既有利于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又有利于消除移民户的抵触情绪，使其更好地配合政策落实。
4.社会帮扶。社会帮扶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适应期移民的生计能力。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扶贫开发，是我国扶贫开发事业的成功经验。在扶贫移民适应期这一特殊阶段，社会帮扶力量不可小觑。社会组织发挥自身优势，对搬迁户实行定点帮扶；有能力的海外侨胞，社会人员等通过资金捐助，资源提供、结对帮扶等多种形式参与扶贫。这一指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衡量：（1）是否有单位进行定点帮扶。进行定点帮扶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解决一部分移民的就业问题和基础设施投入的资金问题。充分激发搬迁地适应期的市场活力，加强搬迁地市场完善度，提高移民的生计能力。（2）是否收到社会人士的帮扶。作为有能力的一部分市场主体，发挥我为社会的奉献心理，能够帮助移民搬迁户获得更多社会资源，拓展了他的社会网络，提高生计能力。
（二）生计能力的测度方法
对农户生计资本指标的测度我们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利用Spss等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因子分析方法起源于20世纪初的Karl Pearson和Charles Spearmen等人。根据上文构建的生计资本指标体系，需要测量的数据较多，且各变量之间可能有较强的相关关系。直接分析可能会造成过程繁琐结果失真。因子分析的目的是从众多的原始变量中综合出少数具有代表性的因子，反映变量共同特性的公共因子。
在进行因子分析之前，第一步将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变量间在数量级和量纲上的不同。第二步再对因子分析的条件进行筛选。通过计算原有变量的简单相关系数矩阵进行统计检验，观察相关系数矩阵，剔除相关系数矩阵中大部分相关系数值小于0.3的变量；或者进行KMO检验。KMO计算公式如下：
KMO检验值越接近O，意味着变量间的相关陛越弱，原有变量越不适合做因子分析。通过这一步骤将将原有变量进行浓缩。第三步是进行因子提取和因子载荷矩阵的求解。主要利用基于主成分模型的主成分分析法求解因子载荷矩阵。具体操作步骤通过原有变量的线性组合和各个主成分求解来实现变量降维。根据特征根确定因子数目或者根据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确定因子数。第四步因子的命名解释。通过正交旋转使得变量只在尽可能少的因子上有较高的载荷，使因子具有命名解释性。第五步计算因子的得分。确定因子之后，计算各因子在每个样本观测上的具体数值，这些数值是因子的得分，通过因子得分函数计算得出。估计因子得分的方法还有Bartlette法、Anderson-Rubin法。最后利用因子得分代替原有变量进行数据建模。
通过计算生计资本内部的因子综合得分可以直接进行移民搬迁前后生计能力的比较分析。采用两配对样本，利用统计软件计算P值进行显著性检验，研究移民搬迁适应期各项生计资本的因子综合得分均值是否存在差异。并对其进行解释分析。
五、生计能力提升机制设计
在对影响生计能力的几大因素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现在我们进一步对扶贫移民的生计能力的提升进行机制分析。
（一）建立健全生计资本提升机制
1.健全自然资本转续机制。陕南移民搬迁安置的对象是以土地为生的农民，移民搬迁在解决农民的住房问题后，还要考虑他们的耕地问题。就调查中我们发现的很多移民将住房搬到了移民安置点后却仍然回到原有耕地进行劳作这种“迁房不迁地”的情况，一方面需要健全土地转续机制，保护移民的土地权益，具体地要对移民户土地承包权和山林经营权进行流转，流转收益用于移民户缴纳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结合贫困地区土地利用特点及问题，重视盘活贫困地区农村低效闲置土地，建立跨区域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增加农民资产性收入，减少扶贫项目土地使用限制。
2.建立健全移民住房安置机制。搬迁过程中，高昂房屋重置成本使得收入微薄的农村扶贫移民耗尽政府补偿、家庭积蓄，甚至负债，致使移民后续发展乏力，背负金融风险。为此，一方面要加快完善住房安置政策。对购买商品房、安置房的搬迁移民进行财政补贴，要加大差别化扶持力度。由于搬迁移民就经济状况而言，有富裕户、一般户和特困户，应采取“普惠制”与“特惠制”相结合的扶持政策，增加安置房户型，安置房价格按建筑成本价计算，使经济条件不同的农户有不同的选择余地。安置房凭产权证可以抵押享受信贷支持；同时加快移民安置房分期付款的实现；另一方面，制定相适应的财税政策。对扶贫移民搬迁工程进行税费减免。移民搬迁扶贫工程实行零税费管理制度，在法律、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减轻移民负担。土地、林业、市政、建设、房管、规划设计、税务、水务等部門应对移民移民安置房规划建设所有相关费用实行减免。
3.建立健全多元融资机制，拓宽收入渠道，完善迁入地的金融支持体系。当前，农户面临的资本“瓶颈”约束是制约搬迁移民农户生计资本积累和发展的最大障碍。所以要建立和完善移民搬迁适应期后续产业发展的专项支持基金，为进行自主创业的移民对象提供金融支持。可以通过发展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和民间金融，促进信贷服务供给的多元化，帮助农户通过信贷和跨期收入转移来满足生计投资需求。
4.健全教育脱贫与人才管理机制。扶贫移民迁出地的贫困不仅是收入贫困和资源贫困，更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匮乏，为摆脱“扶贫、脱贫、再返贫”的循环怪圈及贫困代际传递，从长远来看人力资本积累是扶贫移民脱贫致富的最佳选择。首先，要建立健全扶贫移民社会医疗养老保障制度，伴随搬迁后扶贫移民户籍身份的城镇化，相应的医保养老保险要也与跟上，同时保证政府和社会的社保扶持；其次，建立健全扶贫移民户学龄子女的教育制度，享受搬入地区居民子女的同等公平接受教育机会，并对有正在接受高等教育子女的家庭予以教育补助；在技能上要完善扶贫移民的非农培训制度，政府对开展费用培训的机构或企业予以优惠支持，或直接开展对扶贫移民的专项培训，提高扶贫移民的生计能力。
5.建立移民互助组织建设机制，重建社会网络。社会关系网络是社会资本最直接的载体。社会关系网络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到移民个体社会资本的存续。政府应建立移民互助组织，承担修护社会网络重任。地方政府要为移民互助组织重建提供场所等物质方面的帮助，建设移民活动交流中心。经常性开展社区活动，激励移民多参与种植协会等自组织，加快建立新的社会网络。
（二）建立健全自主创新、创业与可持续发展市场竞争机制
迁入地居民大多，信息匮乏，缺乏自主创业意愿与市场竞争意识，服务体系由政府单一主导，制约其可持续发展。必须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政府逐步退出，降低迁入地居民对政府的依赖程度，转向自主创业，提升市场竞爭力，但政府应给予必要的政策和资金扶持。构建市场竞争机制、创造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通过市场竞争创新科技发展带动迁入地进步。
（三）建立健全社会政策对接与衔接机制、扶贫开发动态监测评估和问责机制
已有政策对于降低扶贫移民适应期生计可持续发展风险具有重要作用，但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扶贫移民工程浩大，涉及的职能部门多而复杂，需要各方的通力合作。在调查中发现基层政府在执行扶贫移民政策的过程中发生了诸如“搬富不搬穷”、“见户不见人”、“移少不移老、移房不移地、移家不移产”、“规划选址不到位”等偏离行为。
因此首先要建立精准扶贫问责机制，健全行政责任监控体系。在精准识别、建档立卡，驻村帮扶等方面，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科学化的政府行为约束机制与惩治措施。尤其在扶贫资金管理方面，要坚持专款专用的原则，将每一笔资金都要落实到具体对象、具体项目上。对扶贫监督过程中出现的管理或者使用不当等问题，要加大惩治力度，肃清精准扶贫中的不良风气。在扶贫开发过程中，不仅要加大对政府责任追究还要加强社会监督，尤其是直接受益的贫困户的监督。其次是健全精准扶贫动态监管与目标考核体系。贫困人口只有“有进有出”才能实现真正精准。为切实做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应在现有建档立卡基础上，建立贫困村、贫困户“有出有进”识别退出与再进入机制，防止摊指标、造数字、被脱贫。以农村地区家庭日常实际生活成本为参照，明确贫困户的退出标准，创建退出机制。建立脱贫户生计特征定期监测体系，对脱贫户的生计状态实施动态监测和评估，将返贫农户及时纳入扶贫对象。根据监测、评估数据，及时提供相应的扶持措施，着力降低贫困地区农户返贫率。最后要实施精准扶贫开发监测评估，重塑脱贫人口生计空间扶贫开发监测评估有助于扶贫工作的查漏补缺，并且可为未来的扶贫移民工作提供方向。通过精准扶贫背景下扶贫项目的绩效评估研究，对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项目绩效情况进行典型案例实证分析，掌握扶贫项目提高精准绩效的规律，发现问题并提出完善建议，减少扶贫“跑冒滴漏”，提高扶贫资源利用效率，为政府部门开展扶贫政策创新、项目管理和绩效评估实践提供决策依据。
（四）培育多元社会扶贫主体，健全组织动员机制
鉴于扶贫移民对适应期移民生计能力提升重要性逐步提升，要加快培育多元社会扶贫主体。鼓励企业定点帮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大力鼓舞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社会各种俱乐部、团体等利用其资金和技术优势帮助解决搬迁地就业以及产业的发展。积极动员个人扶贫。鼓励有能力的社会成员对移民的帮扶，结对帮扶，从可持续角度提升其生计能力。健全组织动员机制，在全社会营造好的氛围，推进政府、市场、个人对适应期移民生计能力提升进行帮扶。
六、结语
扶贫移民是国家帮助贫困地区人们摆脱困境的政策之一。基于陕南扶贫移民适应期的实地生计能力考察和深入探索，本文借鉴业已成熟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通过对扶贫移民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的五大维度分析，结合实际调研，我们发现扶贫移民生计资本的多维匮乏是导致其可持续生计能力不高的主要原因，要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可持续生计目标还需要在扶贫移民适应期这个关键而特殊的时期帮助扶贫移民户实现稳定的就业和创业，因此，基于这两个视角，本文在“五大资本”框架下对扶贫移民可持续生计能力的提升进行了机制设计，其中包括自然资本的转续、教育脱贫与人才管理、动态监测评估和问责、移民住房安置、社会政策对接与衔接以及劳动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等方面。在此，我们希望能为扶贫移民适应期的理论研究做出自己微薄的贡献，推进移民搬迁这一重大项目实施。
本文来源：http://www.zhangdahai.com/shiyongfanwen/qitafanwen/2023/0330/57724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