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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意识形态符号化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与现实表征。符号的背后不仅潜伏着丰富的语义信息，隐蔽着复杂的思想结构，蕴含着超强的意识形态潜能，而且能使意识形态在现实生活中运行起来更加丰富、灵活和多样。大众媒介与日常消费为意识形态符号化的运行打造了平台和场域，提供了多种有效手段，培育了相应的思维方式，营造了相应的社会心理氛围。意识形态符号化虽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具有一定积极作用，但也给我国当前的意识形态理论、意识形态管理、意识形态安全等方面带来了诸多挑战。为此，我们需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进一步提高意识形态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创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关键词〕 意识形态符号化，大众媒介，日常消费，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意识形态安全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6）03-0010-05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曾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 〔1 〕29，并认为“‘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 〔1 〕34。虽然囿于时代的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所探讨的符号主要指的还是语言系统，但这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关注到意识形态与符号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兴起、大众媒介的勃兴，符号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意识形态领域也相应出现了符号化的现象和趋势。因此，从学术层面厘清有关意识形态符号化某些重点理论和实际问题，对保障我国当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意识形态符号化的社会基础与现实表征
所谓意识形态符号化是指当今的意识形态已不仅限于以概念、逻辑、思想、理论等传统方式表达出来，而是借助于大众媒介、商业广告、品牌服饰、时尚行为等具有符号象征价值与意义的方式呈现出来，并渗透到人的思想世界中，对人的现实生活产生多方面的影响。要想进一步深入理解意识形态符号化的有关问题，就需要从发生学视角出发阐明它发生的社会基础与现实表征。
（一）意识形态符号化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从学理上看，虽然意识形态符号化的发生同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但从根本来讲，是因为当代经济与科技的发展、生产与消费方式的变化等现实原因导致的。不可否认，我们确实进入到了一个媒介社会、信息社会、数字化社会之中，符号的生产与消费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世界成为一个需要通过符号才能被发现与阐释的对象。在这种情形下，意识形态自然也会相应地发生内容与形式上的变化，它已不完全存在于“被各种不同上层建筑所反映出来的异化了的意识之中”，而是“存在于各个层面的结构性符码的普遍化之中” 〔2 〕79，即意识形态演化成为了一种符号性的存在。
（二）意识形态符号化是符号与意识形态在社会文化系统内的有机结合。根据索绪尔的观点，“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 〔3 〕101，这里的“概念”被称为能指，“音响形象”被称为所指，符号其实是能指和所指所构成的整体。从发生学角度来看，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具有约定俗成性，但这种关系一旦经过历史的沉淀确定下来，就会相应地具有一定的专制性，成为现实生活中人们所无法摆脱的文化语境。正因如此，法国著名符号学理论家巴特认为，符号学“严格地说是一种符码社会学或符号社会学” 〔4 〕373，符号也会扩散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工业生产、商业活动、日常消费等各领域，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意识形态符号化是符号与意识形态在社会文化系统内有机结合的产物，它既表征着符号无孔不入的社会弥散性、思想渗透性等特征，同时也彰显了意识形态内容与形式具有可塑性、隐蔽性等特点。
（三）意识形态符号化是权力符号化在思想意识领域内的体现。在思想意识领域中，人们对真理的认知往往受制于权力，掌握权力的人时常会用符号的方式或显或隐地控制着人的思想。可以说，符号既是权力的象征，也是权力运作的工具，它使权力获得了一种极强的微观融渗性，即原本高高在上的宏大叙事性的权力演化成了具有“不见盐而布满咸味”的“盐水”。因此，权力不仅通过符号方式得以表征，而且符号本身也演化成了对权力加以引导、支配的意识形态的重要形式。
总之，意识形态符号化已经超越了狭义的语言学领域，扩展为由形象、画面、姿态、饰物、音频视频等要素所组成的感性系统和媒介传播系统。“由于符号的可感知性，增加了可模仿性，因此可能更加亲切。每种符号象征其实都有意识指向，它具有简化、浓缩、易解、形象和可模仿的各种好处。” 〔5 〕所以，这些符号的背后不仅潜伏着丰富的语义信息、隐蔽着复杂的思想结构，而且具有超强的意识形态潜能，并使意识形态在现实生活中运行起来更为隐蔽、灵活和多样。
二、意识形态符号化的运行条件
无论何种意识形态，其运行起来都需要相应的条件来加以维系，意识形态符号化或者符号化的意识形态也不例外。大众媒介和日常消费的兴起一方面既是意识形态符号化的社会原因，另一方面也是保证其能够得以运行的社会条件。由于参与大众媒介的行为其本身就是一种消费活动，而消费的信息、渠道、场所等也往往是由大众媒介所提供的。因此，大众媒介和日常消费二者之间紧密联系，相互促进、互通互融，共同为意识形态符号化及其运行提供了主客观条件上的支撑与保障。
（一）大众媒介和日常消费为意识形态符号化的运行提供了平台和场域。美国学者尼格洛庞蒂通过对以网络为主的大众媒介与人们日常生活之间关系的深刻分析，揭示了人类将进入数字化生存时代，其实也就是进入以数字化技术为核心的符号生存时代。意识形态为什么可以凭借大众媒介这个平台将自己符号化呢？这主要在于大众媒介运用符号控制了人的交流方式和进入社会的路径法则。在麦克卢汉看来，“任何媒介（即人的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 〔6 〕33。这种“新的尺度”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大众媒介塑造和控制着人的交流关系，它造就了不同于传统社会的人的行为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日常生活样式；二是大众媒介不仅塑造了人的交流关系、交往方式，更重要的是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的认知体验模式以及与之相应的进入社会的路径。当代人处于大众媒介的裹挟之下，其交流交往的主要方式是通过符号来完成的，而进入社会的多种路径也是依靠各种符号来搭建。所以，在大众媒介时代，意识形态正是利用大众媒介生产出来的符号对人们的交流关系、交往方式、认知模式、进入社会的路径等进行调控，进而深入到人们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之中，同时也将自身加以符号化。
目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消费展开的，当代的消费又在相当大程度上体现为符号消费。传统的消费是以实物消费为主的，而当代人的消费则是以符号交换为重要诉求。在当前日常消费活动中，人们特别是都市人群不仅关注物品的实用价值，更在意商品的符号价值。在一定程度上，符号特别是消费领域内所呈现的各类符号成为划分人们所处的阶级、阶层以及彰显其相应社会地位的“标志”，因而意识形态要想进入到日常生活的内部，就必须渗入到符号消费的场域中。在符号消费中，大众并不是直接地被物质性消费所支配，而是自觉不自觉地被市场所编制出的巨大消费符号的“黑洞”所吸附和吞噬。当人们投身于符号消费时，消费者实际上落入到了商品被编码化的圈套之中，并向这些商品注入了自己的感性欲望。于是符号消费既可以被看作是商品拜物教在当今符号时代的一种另类体现，也可以直接被看成就是一种“符号拜物教”。人们在崇拜、追求、享用符号过程中，似乎找到了个体存在的差异空间，而实际上，这种差异是布控性的，或者说是已被某种意识形态所控制的“同质化的差异”而已。
（二）大众媒介和日常消费为意识形态符号化的运行提供了有效手段。生产与消费符号是大众媒介与日常消费为意识形态符号化运行提供的第一种重要手段。大众媒介在“让一个符号参照另一个符号、一件物品参照另一件物品” 〔7 〕134的过程中，一方面激发人们大肆沉迷于符号快感中，另一方面为其提供了一套存活于世的符号性参照系。因此，大众媒介使意识形态从一种纯教化形态转化为一种包含快感因素的文化符号形态，这是保证意识形态符号化得以实现的重要原因。在日常消费领域，实物与符号相比，实物虽然能满足人的基本物质需求，但符号则更能激发人的消费快感，撩拨人的欲望，它常鼓吹人应去想象、去幻想、去异想天开，一旦人们热衷于想象、幻想、异想天开，符号的意识形态功能也就发挥出来了，这样，意识形态符号化也就相应地实现了。
编码区分是大众媒介和日常消费为意识形态符号化运行提供的第二种重要手段。无论是大众媒介还是日常消费都有其自身的编码体系和符号区间系统。通过编码的区分功能，不同的个体会被分割在相应的媒介领域和消费区间之中。由于编码及其产生的区间效应，处于大众媒介和日常消费领域内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看似交流频繁、交往过密，如微信中相互点赞、网购中给好评或差评等，但这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他们彼此独立，并不会形成某种“同盟”或“联合”，他们至多只能产生一种“孤独聚生”的现象，即“集体地指派给一种编码，而且并不会因此引起集体的团结” 〔7 〕78。这种“孤独聚生”现象会伴随着符号的渗透效应，进一步扩散到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社会诸多领域。
（三）大众媒介和日常消费为意识形态符号化的运行培育了思维方式。“书写印刷媒介一般是线性思维和线性逻辑，电视、网络媒介一般为非线性思维、非线性逻辑，它们会引发与培育人的不同思维方式。” 〔8 〕140-141 。在培育人的思维方式方面，大众媒介与日常消费具有相似性，这种思维方式淡化了理性分析和知识考证，热衷于感性形象和声图画面，容易导致人丧失反思批判的意识与能力。由于大众媒介能将理论思想、文化观念等以声音和图像的形式传播开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大众在接受纯文本文化时所受到的知识水平限制，不论其教育程度如何，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大众媒介符号以及消费符号与“文化”亲密接触，并受其夹杂着的意识形态的调控。英国社会学家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认为，大众媒介“所反映的意识形态并非真的是某一内容、思想，某组图像或声音，而是将思想、图像和声音组织起来的一套规则” 〔9 〕37，同时正是在大众媒介所编织的这套所谓的“规则”之下人们筹划、安排着自己的消费行为。这就是说，大众媒介和日常消费不仅成为意识形态符号化的载体，而且也培育了适合于意识形态符号化的社会活动规则及其相应的思维方式。
（四）大众媒介和日常消费为意识形态符号化的运行营造了社会心理氛围。消费领域表面上看是混乱的，每一次的消费活动好像都是个体的偶然行为和自由选择，但这种偶然或自由只是消费者的一种幻象而已，它其实受控于整个社会的符号系统，这个系统会对人的需求及其消费行为进行全方位的符号性驯化。所谓符号性驯化，是指这种驯化不是通过理论说教、思想讲解、理念灌输等方式完成的，而是运用人为的大众媒介符号系统，诸如电视广告、影视作品、流行音乐、网络视频、闪烁的霓虹等手段达到的。一方面符号性驯化刺激着人们的符号消费欲望，另一方面也让意识形态符号化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心理支撑，从而导致当代人更容易陷入意识形态的符号化中。
三、意识形态符号化带来的挑战
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中华民族的铸魂工程，它对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生活幸福、净化社会风气、提升大众“精气神”等具有重大意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如果不能与时俱进，适时创新，那么其社会功能及效应就会降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就会受到威胁。随着我国大众媒介的发展、网络社会的崛起、日常消费方式的改变，意识形态符号化现象日益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凸显出来。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符号化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带来了新方法、新手段、新空间，使马克思主义可以更广泛地普及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更有效地渗透到人们的心灵世界中，在一定程度上能让马克思主义清新活泼起来，彰显出更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时代感，从而使人们能更方便地去接触它、更愿意去亲近它、更容易去接受乃至认同它。总体看，意识形态符号化不仅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具有积极意义，但也带来一些挑战。
（一）意识形态理论方面的挑战。长期以来，一方面我们将意识形态看作是受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只注重对这一上层建筑中所包含的诸如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哲学、宗教等内容进行阐释、辩护或批判，而不能在理论上对意识形态的形式表达、运作机制、话语系统等作出充分而有效的解析；另一方面，我们将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统治阶级的意志，一种占社会统治地位的主导观念，一种需要依靠国家机器加以保障其运作的文化领域。当然上述理解都没有错，但它容易导致我们过度依赖思想文本、理论体系来解读意识形态，从而遮蔽了意识形态的符号性，割裂了意识形态与大众媒介、日常消费等之间的具体关系，在这方面，我国的意识形态理论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二）意识形态管理上的挑战。以往的意识形态工作更多的是建立在宣传教育、灌输等基础上，当然宣传教育、灌输始终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方法，但在意识形态符号化日益凸显的社会背景下，单纯地进行意识形态的说教与灌输，其效果肯定会受到影响，而大众媒介、影视文化、手机网络、休闲娱乐、公益广告等则成为继续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手段和方法。由于意识形态符号化会使意识形态渗透到社会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弥散于多个角落。过去传统的单一主体、单向监控、条块分割的意识形态管理方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时代要求。面对多样社会思潮的冲击和价值日益多元的思想状况，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应变能力也往往显得不足，这就亟待一方面要继续提升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业务水平和管理能力，另一方面要积极有效地构建多元参与、双向互动、协同运作的意识形态治理机制。
（三）意识形态安全方面的挑战。随着社会改革逐步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各种利益主体不断地进行着思想的博弈，意识形态领域内也是思潮迭起，社会思想文化环境愈加复杂。全球思想文化领域内交流的广度、深度、力度都在不断加强，多种理论、思想、观念之间的交流、交融、交锋日趋频繁，“众声喧哗”的局面中常常杂糅着多种意识形态的杂音、噪声，诸如普世价值论、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一批错误思潮不仅以所谓的学术研究、思想交流、观点争鸣等方式急于在社会上“抢滩登陆”，而且更是将自己乔装打扮成各类符号性的存在，以图片、画面、标识以及各种所谓的“段子”形式渗透到大众媒介和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中，对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知识分子以及普通群众进行思想上的诱导与蚕食，从而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威胁。
四、积极应对意识形态符号化
面对上述诸多挑战，我们需要积极地谋划应对策略，一方面要有效地应对意识形态符号化给当前意识形态工作带来的挑战，另一方面要不断拓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新思路。
（一）正确对待意识形态符号化问题，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意识形态符号化其实并不神秘，它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生产力特别是以电子信息、计算机网络、数字化产品等为代表的高科技的快速发展而导致各类符号的大量涌现，对人们的生产消费、日常生活、工作休闲等产生诸多影响，进而引发了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变化。由于意识形态符号化作为一种普遍现象出现的时间并不长，我们的意识形态理论工作者对这种现象的研究目前还不系统、不深入，因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这方面亟需完善。为此，我们首先需要深度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意识形态基本观点的当代价值。“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10 〕32时至今日，该观点依然奠定了我们理解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整个社会结构的理论基础，它告诫我们切不可脱离社会存在的具体内容、形式及其变化片面地、抽象地去把握包括意识形态符号化在内的各种意识形态问题。其次，我们要与时俱进地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与人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应该在对人们实际生活的观察、反思、批判中树立自己的尊严，昭示出自身的思想价值，揭示和切中现实生活世界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保持其生命力的关键所在，它不仅意味着对虚假政治承诺的颠覆，也意味着对日常生活的有效介入，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对现实生活有着积极生成的作用。面对当今日益丰富的符号世界和复杂的意识形态局面，进一步深入探索意识形态符号化的具体运行方式，阐明各类意识形态符号呈现的形式，研究各种符号中所隐匿的意识形态话语等应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和意识形态研究者自觉的理论担当与学术追求。
（二）积极利用大众媒介与合理引导日常消费，进一步提高意识形态管理的科学化水平。近年来在国家倡导电信网、互联网、广播电视网的“三网融合”背景下，移动电视、手机、音视频网站、博客、微博、微信、大数据、4G等各种新的传播载体、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等层出不穷，这些新媒体、新的传播方式、传播技术既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带来了挑战，同时也为其提供了新的路径和空间。目前需要积极推进媒介立法工作，运用多种手段规范媒体特别是新媒体的运营行为，对媒介传播中可能出现的不良现象做好预防工作，对已经出现的失范问题要加以整治，同时在意识形态工作与管理过程中，要善于利用新媒体来挖掘公民思想道德中的闪光点，发掘普通百姓身上的“真”“善”“美”，通过新媒体将“小人物”“小事件”打造成优化社会环境、改善社会风气的正能量符号。相关部门特别是意识形态主管机构要大力倡导正确的消费观、生活观，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来构建日常生活哲学并积极加以宣传、普及与践行，积极联合或协同有关部门从相应的制度设计、政策制定上构建一套绿色消费机制，以提高群体消费行为的规范性和个体消费行为的科学性，抵制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对人们日常生活及心灵世界的入侵和腐蚀。
（三）创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不断巩固我国当代意识形态安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变革本质上是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效能，即有效掌控社会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11 〕 意识形态符号化会导致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变化，面对意识形态符号化的现象愈演愈烈之势，必须创新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积极构建更符合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由于当前某些错误的意识形态思潮已经符号化，并渗透到了人们日常生活与个体生活空间中。因此，目前需要从日常生活和个体两个维度上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建设。日常生活意识形态话语通常指流行于日常生活之中，能被普通百姓所掌握和运用的思想词句、理论表述语和生活理念，它具有亲和力和亲切性。个体意识形态话语则主要是指在日常生活中，以个人的价值观念、理想信念等为主要内容的具有私密性的话语，它其实是日常生活意识形态话语在自我生活、自媒体等私人空间内的表现和转化。“就意识形态的实际存在而言，个体意识形态更是一个真实的普遍事实。如果不把意识形态单纯理解为理论体系，而是承认意识形态以价值信念为核心具有多种表现形式，那么就不难理解个体意识形态存在的真实普遍性。” 〔12 〕79大众媒介为日常生活和个体意识形态话语的塑造不仅提供了工具，也打造了必要的空间。当前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要善于利用大众媒介，来积极构建与主流意识形态相适应、相协调、相补充的日常生活与个体维度的话语，这是在当今意识形态日益符号化背景下守好主阵地、唱响主旋律、打赢主战场、巩固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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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苏玉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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