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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文化 鬼神信仰 反省功能 终极关怀
摘 要：尽管孔子曾说过“日三省吾身”，但总体而言中国文化还是缺乏文化的反省功能。关于这一结论，可以通过对鲁迅的小说《祝福》的分析加以剖析。在《祝福》中鲁四老爷、祥林嫂以及“我”三个不同人物关于感恩的态度、关于鬼神的态度等都折射出中华民族文化深处的反省能力和终极关怀能力，进而也就折射出了一个民族的整体心灵反省能力。
一
祥林嫂死了，死在鲁镇人兴高采烈的“祝福”的时刻。
所谓“祝福”，照清代范寅在《越彦·风俗》中的记载：“祝福，岁暮谢年，谢神祖，名此。”照此说法，这似乎有些美国感恩节的意味。但实际上又完全不同于感恩节。当初登上新大陆的清教徒们陷入生存困境之时，印地安土著民不但给予他们必需的生活用品，还教会了他们如何耕种土地，因此才使他们获得了大丰收。因此，在11月底秋粮收割完之后，他们请印地安人一起共享玉米、南瓜、火鸡等制作的美味佳肴，以感谢印地安人无私的帮助，同时也感谢上帝赐予的大丰收。从18世纪起，美国就有了给穷人家庭送一篮子食物的风俗。当时有一群年轻妇女想在一年中选一天专门做善事，后来她们认为选定感恩节是最恰当不过的。于是她们就装上满满一篮食物亲自送到穷人家。这件事远近传闻，不久就有许多人学着她们的样子做起来。此后，每到感恩节，好客的美国人就会邀请好友、单身汉或远离家乡的人共度佳节。到了1789年，华盛顿在就任总统的演说中以国家正式节日的形式确定了感恩节，以鼓励美国人发扬祖先的感恩精神。感恩节前几天，每个家庭就都开始忙碌采购，准备丰盛的大餐，除了甜山芋、玉米、南瓜、各种蔬菜和水果及自家烘烤的面包外，还有火鸡，其丰盛程度可想而知。
不过，鲁镇人在“祝福”时，其仪式比美国人的感恩节要隆重得多。“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的还戴着绞丝银镯子。煮熟之后，横七竖八的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礼’了，五更天陈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烛，恭请福神们来享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年年如此，家家如此”，这样看来，“祝福”就是鲁镇人的感恩节。拿鲁镇人和美国人的感恩节相比，相同之处是有的，即都有对神的感恩。不过不同之处也很明显，美国人的感恩，人神并重，而鲁镇人的祝福，似乎只注重对神的感谢，而少了对人——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对自己有过帮助的人——的感恩，尤其是没有对穷人关怀、怜悯的意思。
无论怎么说，鲁四老爷都应当对祥林嫂感恩，起码也应当有些同情或怜悯，因为她毕竟曾经为鲁四老爷家的幸福生活做过贡献。当初大约二十六七岁的祥林嫂初到鲁四老爷家做工时，鲁四老爷虽曾厌弃她是个寡妇，但由于“她模样还周正，手脚都壮大，又只是顺着限，不开一句口，很像一个安分耐劳的人”，所以鲁家还是留用了她。而且由于她勤劳且有力气，“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所以第三天就“转正”了。在鲁镇上，祥林嫂是出了名的好员工，到年底最忙时节，鲁四老爷家扫尘、洗地、杀鸡、宰鹅以及彻夜地煮福礼，全由祥林嫂一人担当，竟没有添短工。这样的贡献鲁四老爷是不会忘记的，但鲁四老爷确实还是忘了。当祥林嫂第二次成为寡妇、甚至失去唯一的儿子时，精神受到了严重打击，这时鲁四老爷对她的厌恶就十分大了。而当祥林嫂因精神打击过大而丧失了劳动能力后，鲁四老爷的厌恶就达到了极点，于是将她逐出了家门。在鲁四老爷的眼中，她不但成了一个废物，甚至还是“一个谬种”。因此，当鲁镇的家家户户在温暖的屋子里和神一同享受这人世间的“无限的幸福”时，鲁四老爷想不到施舍给已经沦为乞丐的祥林嫂哪怕一丁点怜悯，鲁镇上那些曾经为祥林嫂的“我真傻”式的故事流过慈悲之泪的男男女女，也想不到再给这个可怜的女人一丁点的
同情。
鲁镇人的祝福太物质了，没有给精神留下任何存在的空隙。他们只在物质上祈求神灵保佑，继续降福于他们，而从来就不曾从精神层面、灵魂深处对心灵进行一番清扫，对灵魂进行一番自我反省。
二
鲁镇人缺乏自我反省的能力，究其根源，是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就缺乏这种反省的能力。缺乏自我反省能力，自然也就缺乏了终极关怀的意识。
我们还是拿西方做个参照，来审视一下鲁镇以及中国文化中的反省意识。
美国当代哲学家巴雷特指出，希腊文明为西方人奠定了理性和科学的基石，而希伯来人则为西方人创造了道德和信仰的传统。“双希文明”是整个西方文明的基础。历史上饱受战乱和流亡之苦的希伯来人，其文化在宗教方面尤为发达。独特的历史境遇，造就了希伯来人异常活跃的宗教思维，发展出了诸如鬼怪、复活、最后的审判等宗教观念。强烈的宗教意识使他们强调人的原罪，强调上帝的神圣性，也特别关注人死后的状态，从而他们十分强调人的自我救赎和被拯救。也正因此，在希伯来文化影响下，西方人大都有强烈的道德意识和忏悔意识。他们不排斥各种关于地狱、魔鬼、神灵、上帝的传说，并借此来达到对自我的救赎。同时，在西方人的观念中，他们拿到的其实只是一张通往天国的单程票，他们没有轮回转世的观念，天国是一个众生平等、幸福永恒的理想之所。能不能进入天国与上帝同在，这是关系重大的事情。对上帝的崇拜使他们对以上帝意志为根据的法律和理性也充满了敬畏之情，在他们的意识里，上帝以及其他执法者，都是公正无私、执法严明的，他们只会忠于正义、公平、理性、信仰，绝不会徇私枉法。因此，除了加强自我修养，及时对原罪以及后来所犯下的种种罪孽进行忏悔之外，别无他法可以获得救赎。
但在中国文化的观念中就不同了。中国远古神话不发达，一部分原因应该和孔子以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有关。子不语乱、力、怪、神，因此后世儒家学者也有意无意地删、改、不谈、不录与鬼神有关的故事和思想，从而造成了正统文化中鬼神观念的阙如。由于神在中国正统文化中的阙如，这就使不可动摇的神圣性因素在中国制度文化中缺失了，中国文化中很难孕育出制度至上的理性原则，所有的问题都和“情”纠葛在一起，凡事都要讲究合情合理，就是不谈合法合理。但“情”是人为之事，多变通；而法则是神性的，具有权威性，是至高无上、不可更变的理性原则。
正统文化不给鬼神文化留空间，那么鬼神文化就会在民间文化中生根。在民间文化中，鬼神观念的生命力极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普遍存在着鬼神观念和浓厚的鬼神信仰，到了两汉之间，随着佛教的传入，中国本土鬼神文化和佛教的轮回观念就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了。当作为正统的儒家文化不能将鬼神等观念传达于民间思想时，这一空间势必就会被佛道文化以及本土的鬼神文化所占领。这样一来，在民间文化的田野里，鬼神观念和轮回思想就成了最惹眼的花草。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他们一出娘胎，拿到的就是一张可以反复使用、多趟往返的“交通卡”。在一般的民间传统认知中，一个人若生前做了坏事，死后就会下地狱，而且地狱里也有法官——如阎王、判官之类，他们会根据一个人生前的所作所为做出公正的判决。但中国人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神的，由于现实制度层面没有法律至上的信仰，所以也就非常鲜见严格执法、公正执法的法官。人们由此也推断神或鬼也会在金钱、权势面前徇私舞弊、贪赃枉法。中国人的敬鬼神，从来就是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平常可以为非作歹、无恶不作，待到怕遭报应、怕鬼神惩罚了，就会去各种洋的、土的寺庙烧香许愿，奉献进贡，以期用钱财收买神仙，免去对他们的应有惩罚。这种现象在各大寺庙旺盛的香火中就可以见出。
祥林嫂在现实世界里没有严格遵守从一而终的礼教规则，无论被迫还是自愿她事实上都曾经嫁过两个男人。柳妈不像鲁四老爷那样受过正统的儒家教育，她虽然未必理解儒家礼教中从一而终的教义，但她却深知祥林嫂的这种“违法”行为到了阴曹地府会受怎样的惩罚，因此她就告诉祥林嫂：“你想，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给了谁好呢？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这样的后果对祥林嫂来说实在是太可怕了，马上“她脸上就显出恐怖的神色来”。不过柳妈所具有的中国人的智慧却给祥林嫂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就是及早抵当，花点钱到土地庙里去捐条门槛，当作自己的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于是，祥林嫂就只好埋头工作，“快够一年，她才从四婶手里支取了历来积存的工钱，换算了十二元鹰洋”捐献到了庙里。这些钱对于祥林嫂来说绝不是个小数目，她第一次到鲁四老爷家做工时，工资是每月五百文，第二次到鲁四老爷家做女佣时，想必不会收到这个价目。我们姑且还按每月五百文算，她也需要整整工作两年才能偿清。
问题的关键是祥林嫂使用这些钱的目的真的是买个门槛做替身去替她赎罪吗？其实并不是。实质上她是用这些钱去贿赂另一世界的法官——阎王和判官，以求得他们对她网开一面。这是中国人信仰的核心。无论是祈福还是赎罪，都没有准备通过自我反省、心灵忏悔以加强修养，从而获得灵魂的解放。西方人相信人生而有罪，对于现实生活中做错的事他们勇于承认，敢于担当，因此在教堂里我们总能看到有人向神忏悔自己的罪恶。中国人不相信原罪，但相信因果报应，对于自己做错的事，不愿意承认，也不愿意承担，那么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向神行贿，通过大把大把的烧香，大笔大笔的捐钱，诚心诚意的磕头，以求神网开一面。因此，无论穷人富人，在中国并不怕作恶，怕的只是无足够的钱财去收买神。也正因为如此，富人为富不仁，多行不义；穷人只好积德行善，处处小心。如果神不可收买，鲁四老爷大约是不会让祥林嫂流落街头的。
三
祥林嫂是怎么死的？这似乎并不是个问题。因为鲁四老爷家的下人曾经说过她是“穷死的”。
“穷死的”这三个字看似明白、简单，但实际上却并非那么易于讲清楚。探究下去，大约有这样几层意思：第一因穷而饿死，第二因穷而冻死，第三因穷而病死。但我却并不这样认为，我认为祥林嫂是在希望彻底破灭后因精神饥饿而死的。
这话怎么说呢？当“我”前一天在鲁镇的街上遇见祥林嫂时，发现“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她虽然才四十上下的人，但头发已经全白，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她的“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苦难而沧桑的岁月已经“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用“文雅”点的话说，此时的祥林嫂在精神层面已经死亡，只留下了一具躯壳。按说，一个贫病交加的乞丐，最关心的应当是乞讨的内容，所以“我”就做好了准备，豫备她来讨钱。但是她却没有提出讨点钱或食物的要求，而是提出了一个类似于哲学家提出的问题：“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这个问题肯定困惑了她许久，并且在鲁镇她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都近乎失望了。“我”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所以当见到“我”后，她就似乎看见了希望，所以先前“那没有精采的眼睛忽然发光了”。
但是这个问题却难倒了“我”。“我”万万不曾料到这个目不识丁、精神困顿的老妪会问出这样的问题来，所以，“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钉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豫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
为什么“我”会这样呢？表面看似乎是因为“我”不想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所以回答她“有”。但祥林嫂到底是希望有还是希望没有，没人能说清楚，或者就如“我”所猜想的，她既“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如此看来，无论怎样回答，对祥林嫂来说都是巨大的失望。如果说没有魂灵存在，那将会把祥林嫂的精神寄托和未来希望彻底打破，她将无法在死后见到她心爱的阿毛。如果说人死之后有魂灵存在，那么她嫁过两个男人的事将无法得到阴间法官的谅解。她虽然曾经花了十二元鹰洋在土地庙捐了门槛，但有知识有地位的鲁四老爷并没有因此而原谅她，不让她碰祭器，不让她装祭品。可见在鲁四老爷的眼里，她仍然是一个有罪孽、不干净的寡妇，“一个谬种”。
其实对“我”来说，这个问题何尝又能说得清楚呢？“对于魂灵的有无”，作为读书人的“我”“向来毫不介意的”，或者说根本就不曾考虑过这一问题。这个“不介意”并不仅仅是“赛先生”的影响，恐怕主要还是儒家知识体系的缺失所致了。儒家传统文化只关注现实人生，虽然也常常将“养心”、“养气”之类的话挂在嘴边，但综观历史，出现的却大都是些假道学家。虽然他们往往“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但这只是浮于表面而不能触及灵魂的修养功夫，培养不出真正具有道德感的人。不关心灵魂，自然就缺乏终极关怀。一个国家或民族，倘若知识群体都缺乏终极关怀的话，那么国人将无处安妥自己的灵魂。
“我”无法解答祥林嫂的困惑。倘若有人能为祥林嫂解疑释惑，那么她将能获得生存下去的希望和力量。但不幸的是作为祥林嫂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魂灵有无问题，在“我”也说不清时，就彻底消失了。精神已经接近死亡的祥林嫂，本来希望从“我”那里乞讨点精神的食粮，来维持一下自己几近饿死的思想，但这点希望却在在她看来是最有学问、出过远门、又见多识广的“我”面前破灭了。这就是她死亡的最主要原因。
作者简介：范玉吉，文学博士，现任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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