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末《预备立宪官话报》的几点考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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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预备立宪官话报》  预备立宪公会  庄景仲

【中图分类号】K25                              【文獻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24.016

晚清时期,清政府内外交困,国人对清政府愈发失望,要求变革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为了摆脱困境,光绪三十一年九月(1905年10月),清政府派载泽、端方、戴鸿慈、李盛铎、尚其亨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经反复筹划,清政府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十三日颁布诏书,宣布预备立宪。此举得到社会广泛响应,各种宣传宪政的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预备立宪官话报》(以下简称《官话报》)就是这一时期由上海预备立宪社发行的一份宣传宪政的报刊。《官话报》第一期章程有言:“本报专说预备立宪时代应当做的事情,用官话体通行全国,所以叫作《预备立宪官话报》”,其宗旨为“开化风俗,改良社会,使人人有实行预备立宪的资格”。[1]目前学界对于《官话报》的创办时间、发起人为谁以及其与预备立宪公会的关系等问题的认识尚欠分晓,笔者不揣鄙陋,对上述问题略作考辩。

《官话报》的创办时间与发行

关于《官话报》的创办时间,学界观点不一:一种观点认为是1906年11月[2],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1906年12月[3]。经笔者查阅,《官话报》第一期出版日期没有标明,只是在刊名下方注有“第一年第一号”“每月一次 朔日出报”的字样;第二期则明确标为“丙午十二月初一 第二期”。“丙午”应为光绪三十二年的干支纪年,“朔日”为农历每月的第一天。由此可知,《官话报》创办于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初一,即1906年12月16日。

《官话报》为月刊,每月一日发行,每册定价大洋二角,半年六册一元一角,全年十二册二元,外地邮购每册邮费二分。该报刊共发行六期,第一期120页,第二期116页,第三期96页,第四期120页,第五期114页,第六期108页。《官话报》的体例主要有八类,但各期前后有所不同。第一期主要有:论说、宪法、地方自治、教育、实业、理科、时事和杂录;从第三期开始,删除理科,增加历史;第五期起改实业为工业。

《官话报》的发行量较大,发行范围也颇广,综合六期的发行来看,其特约代派处有本埠和外埠两类,本埠有4处,分别为启文社、群益编译局、新民从报支店和会文学社;外埠的发行机构共有45处,北京地区有北京新学会社支店、第一书局、作新社和有正书局;天津地区有孟□(此字因印刷模糊无法识别)书局、利亚书局和文美斋;奉天地区有关东印书馆;保定官书局;山东官书局;青州新智书局;河南派报处、文会山房、菇古山房;陕西通泰堂;甘肃庆春堂;山西义成书局、书业昌;四川点石斋、二酉山房;武昌中东书室;长沙集益书社、群治书局、开智书局;九江点石斋;芜湖最新社、科学图书社;通州翰墨林、厚生图书社;南京启新书局、启明书局;松江益智书局;苏州广智书局、彪蒙书室;杭州崇宝斋、白话报馆;绍兴墨润堂、奎照楼;余姚玉海楼;宁波汲绠斋、文明学社;福建恭记书庄;广东觉民社;贵州通志书局;槟榔屿时务书室等地。从第三期开始又增加了宁波新学会社。本埠加外埠,总计50余家单位发售该刊。这些报刊代派处涵盖了传统书店和新兴书店。

庄景仲与《官话报》的关系

庄景仲(1860~1940),浙江奉化人,字嵩甫(或崧甫),别号求我山人,清末诸生,民国初年曾任浙江盐政局局长、余杭林牧公司经理、浙江参议会议员等职。有《求我山人年谱》留世。[4]庄景仲主要从事农业研究工作,出版过多部有关农业和桑蚕类书籍,其参与报刊工作不多,据其年谱记载,主要有二,一是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上海新学会社主持了《官话报》,二是于宣统元年(1909年)与陈君英组织了《国民公报》。

《官话报》的总发行所为设于上海棋盘街南段的新学会社。新学会社原为浙江奉化人孙表卿、周世棠等人所开办的书店,起初设在宁波,并选派其同乡即庄景仲主持业务。由于经营不善,新学会社生意亏本而被迫转移到上海谋求发展,庄景仲因此一路跟随来到上海,继续主持新学会社,并担任该会社的发起兼经理者。[5]庄景仲在《求我山人年谱》中云:“光绪三十年,五月遂往上海从事书业……三十一年,在上海新学会社编辑训蒙新读本。”

《官话报》第一期有一张人物像,注明是发起兼经理人,因《官话报》有明确提及发起兼经理人为庄景仲,所以此人物像应为庄景仲无疑。第二期中又有一张人物像,注明是总撰文,与庄景仲像差异很大,可以断定其绝非庄景仲。因此,一些学者认为新学会社为庄景仲创办[6],并担任编辑[7]的观点是错误的。并且值得关注的是,庄景仲虽为《官话报》的发起兼经理人,但其在年谱中只提及在新学会社编辑训蒙读本,却并未谈及办理《官话报》一事,可见庄景仲介入《官话报》甚浅。笔者翻阅《官话报》也未发现有关总撰文的只言片语,无法查证其为何人。《官话报》中所载文章作者均采用笔名,如化、奉、鸣、水、诱、渡、明、新等,无法核查真实姓名。

《官话报》的发行者为预备立宪社,笔者查阅各种档案,也没发现与预备立宪社有关的资料。在晚清预备立宪期间,民众立宪热情高涨,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以预备立宪为名的团体和组织,预备立宪社也许只是那个时代热衷预备立宪的一个普通社团而已。由于其存在时间不长,加之没有显赫人物的参与,历史没有记载也就不足为奇。

《官话报》与预备立宪公会并无关联

《官话报》与预备立宪公会之间关系若何,颇受学界关注。

预备立宪公会是清末资产阶级立宪派的代表人物张謇、郑孝胥等人于1906年12月在上海发起成立的一个立宪政团,参与者主要为官界及实业界人士,该会以“奉戴上谕立宪,开发地方绅民政治知识”为宗旨,进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活动,随后在北京、福建设立分会处。武昌起义之后,预备立宪公会停止了相关活动。

预备立宪公会在成立之初,便决定编辑、出版两种有关宪政、地方自治及改良社会的刊物,“一供上等社会之省览,并作为本会之报告;一另编白话,便于宣讲,开通下等社会之知识”[8]。据此,學者蒋国宏在《〈预备立宪公会报〉新论》中认为《官话报》就是预备立宪公会创办的白话刊物,亦有学者认为《官话报》“可能”是预备立宪公会为“开启下等社会”创办的白话报[9],还有学者认为《官话报》“大约”是预备立宪公会创办的报刊[10],语涉含混。

《预备立宪官话报》的名字中有“预备立宪”四字,并在上海出版发行,且其创办日期与预备立宪公会第一次大会日期一致,难免使人认为二者有直接的关联。然而,笔者认为,《官话报》与预备立宪公会并无关联。

首先,《官话报》与预备立宪公会的机关报《预备立宪公会报》(以下简称《公会报》)在发行者、发行时间、编辑所在地以及发行渠道方面完全不同。《官话报》的发行者是“预备立宪社”,而预备立宪公会所办《公会报》的总发行所在十八期明确注明为“预备立宪公会编辑所”或“预备立宪公会事务所”,地址为上海新马路昌寿里六十五号,后变为静安寺路五十四号,与《官话报》不同。由此可知,《官话报》与“预备立宪公会”并无关联,《官话报》创办日期与预备立宪公会第一次大会日期一致纯属巧合。同时,《公会报》创刊于1908年2月底,1910年1月底停刊,创刊时间较《官话报》晚了一年多。

《预备立宪公会报》的发行渠道与《官话报》不同。以《预备立宪公会报》第十九期为例,查得其发行书店和个人罗列如下。本埠有8处,分别是中国图书公司、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科学书局、南洋官书局、时中书局、普及书局和世界社。外埠代派处含单位和个人共有59处,主要有:北京地区的商务印书馆;天津地区的商务印书馆和文明书局;奉天地区的商务印书馆;安庆地区的蓬山寄处方南雄君;芜湖的科学图书社;亳州的总派报处赵东畦君;杭州的头营内协昌昇绸庄丁葆真君;绍兴的公报馆和教育馆;余姚的姚江图书公司;武昌的察院坡师竹友梅馆;汉口的中国图书公司、商务印书馆和文明书局;枝江的宝丰号;广州的商务印书馆和文明书局;嘉应州的松口李氏自治研究公所;桂林的优级师范学堂张绍凤君和下士子大街石渠书局;开封的商务印书馆和大河书社;怀庆的阅报宣讲社郁庭芳君;福州的商务印书馆和教育总会;崇安分派报处李泰亨君;长沙商务印书馆;济南商务印书馆;济宁公立阅报所;潍县智群学社张景新君;太原商务印书馆和晋阳公报社;成都大邱图书林陈德仁君;重庆商务印书馆;南昌百花洲助进刷印所梁仲山君;吴城镇商务分会;抚州临川自治会;贵州黔报馆周澍元君;安顺南街张鉴冰君;陕西西安益智派报社;六合的劝学所王一山君;松江益智社和明新书局;太仓普益图书公司杨炳史君;常州新群社;江阴源生大乐号赵克勋君;宜兴南门蒋湘叔君;镇江丹徒教育会李崇甫君;阜宁东坎振武支社;徐州天和信局周兴九君;扬州江甘劝学所;兴化日新书局;盐城集仙堂东首甘雨人君;宝应商务分会;泰州湖海寄处;宿迁日新书社沈翰臣君;沭阳明新阅书报社;南洋呲大叻永丰号。如果二者同为预备立宪公会主办,从节约运行成本来讲,二者的发行应基本一致,结合上述《官话报》的发行来看,二者的发行几乎没有任何交集,违背常理,从而进一步证实了《官话报》与预备立宪公会没有关联。

其次,《预备立宪公会报》隶属于预备立宪公会出报部,由编辑所负责编辑,其编辑主要有如孟昭常、秦瑞玠、汤一鹗、邵羲、张家镇、吴前枢、何棫和孟森等当时预备立宪公会的主要人物,预备立宪公会的主要成员多数都是社会名流,开办一份“供上等社会之省览,并作为本会之报告”的报刊应是该公会的第一要务。而《官话报》的发起人庄景仲早年主要研究农学和水利,最初只是浙江奉化的一名普通乡村教师,后进入新学会社。按其身份,也很难进入预备立宪公会。

再次,《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中所载《预备立宪公会郑孝胥第一次开会报告词》《预备立宪公会章程》和《预备立宪公会董事会》,都附有《预备立宪公会章程题名表》,但没有具体人名名单。然而该书中的《预备立宪公会会员题名表》则列有235人的名单[11],此应为预备立宪公会第一次会议人员名单,其中并没有庄景仲。

最后,庄景仲《求我山人年谱》有云:“光绪三十二年,在上海校刊蚕业丛书十种、农学书五种及诸教科书,春季在江口蚕业试验所同江君西溟养蚕。”是年恰逢预备立宪公会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作为中国近代史中一大要事,参与之人必定会对此有所记载,庄景仲在其年谱中却对此只字未提,由此可见,庄景仲与预备立宪公会没有关联,而纵观《求我山人年谱》,也未发现庄景仲与预备立宪公会有何瓜葛。

注释

[1]《预备立宪官话报》第一期,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清末官报汇编》第15册,第7293页。

[2]持此观点的有: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15页;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59页;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卷》(下),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第623页;王桧林、朱汉国主编:《中国报刊辞典(1815~1949)》,太原:书海出版社,1992年,第34页;等等。

[3]持此观点的有:陈鸣树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典(1897~1929年)》,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19页;倪延年:《中国古代报刊发展史》,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42页;蒋国宏:《〈预备立宪公会报〉新论》,《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等等。

[4]庄景仲:《求我山人年谱》,民国十八年(1929年)铅印本。收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整理:《民国文献资料丛编——近代人物年谱辑刊》第八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第30页。

[5]前揭《预备立宪官话报》,各期首页;孙表卿述、毛翼虎记:《新学会社及其他》,宁波市暨各县(市)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宁波文史资料》第11辑,1991年,第55~59页。

[6]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1页;熊月之主编:《上海名人名事名物大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62页;陈玉莹编著:《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全编增订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697页。

[7]朱仲华:《忆求我山人庄嵩甫》,宁波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宁波史料选辑》,宁波出版社,2011年,第78~79页。

[8]《预备立宪公会报简章》,《预备立宪公会报》第一年第一期,1908年2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9]熊月之、周武主编:《上海——一座现代化都市的编年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223页。

[10]马光仁:《上海新闻史(一八五〇~ 一九四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03页。

[11]《预备立宪公会会员题名表》,浙江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编:《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0~222页。

责 编∕刁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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