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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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出其三大法宝，也就是有名的3S（SEX, SPORTS,SCANDAL）。舆论监督节目，所唤起的某种程度上是对“丑闻”的消费。

毋庸置疑，是那个时代的电视，获得了一致的认可。除去“求新”的大的时代背景之外，实则还有一点，在于央视新闻评论部形成了一个“理想主义的高地”。体制的放松，让大批的优秀电视人汇聚于此。他们自身带来的强烈社会关怀，被贯穿到节目之中。因此你能够看出新的语态，新的视角之下，其实有“精英主义”的影子。比如打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口号的《百姓故事》，所秉持的实则是大历史下的小人物命运的理念。换言之，在电视节目制作中的“娱乐性”和“社会性”被有机结合起来。前者保证可看，后者保证可敬。

语态的变化，背后是深刻的社会变革。电视从“喉舌”到大众媒介的回归，来自邓小平南巡之后的市场经济改革浪潮。就像《东方时空》第一期节目中的那些影星一样，电视台也下海了。当年30秒只2500元的广告费，开始水涨船高。收视率和广告之间的关联被紧紧扣牢；而在电视台内部，制片人制度也建立起来。这是一种类似“承包制”的内部运行体系。一个大的电视台，幕后是一个个的小单位，彼此竞争；更重要的是观众是上帝的意识，逐渐深入人心。

就此，“娱乐化”的潮流，无人能抵挡。而电视节目，那种社会性和娱乐性均衡的格局，也就不可避免地被打破，从而过渡到纯娱乐节目的出现。这应该被看作一种社会进步。试想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不能在电视上看到肆意的欢乐和眼泪，也许是更可怕的事情。实际上，笔者一直认为在对“语态”的改进上，娱乐节目的贡献，比之当年的《东方时空》，从力度、广度和深度上，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

问题在于娱乐化的异化，电视的特殊媒介属性，更是注定了这种异化的趋势不可避免。

大众的“完胜”

视频内容的线性阅读，制造了两个接受障碍。一来文字可以反复咀嚼，而电视则有些过眼云烟；二者电视节目很难做到电视观众都“从头”阅读，中间进入机制差，是天然缺憾。

为了缓解这种弊端，选择之一是采用明星制。国外的媒体，包括凤凰卫视的主播明星制，算作一种。这是建立“符号”的权威，降低选择的成本；还有一种则是倾向于“熟脸”效应。即在镜头之前，政界，商界，学界，尤其是演艺界明星占据主导。为什么观众经常感觉看来看去就是这几个人，根源于此。

选择之二是其在制作之中，尽量回避艰深的表述，而走向轻松或者激烈的阐释。对于一个电视节目策划而言，往往得出如下结论：过程比结果重要，微观比宏观重要，气氛比质量重要，形式比内容重要。比如近年来流行的辩论节目，虽然触碰到了大的体制性，或者严肃性话题。但在一个电视人视角，很多人将之看作是娱乐节目，消费的是“话语的快感”。即便是在网络时代，已经某种程度上实现了“非线性阅读”的TED，也在适应这种需求。它会把时间压缩在18分钟，也会在比尔·盖茨的演讲中苦心积虑地设计个蚊子飞出的篇章，都足作证明。

在这种要求之下，一些琐碎的，片段的，抑或极端的事务，开始占据媒体空间也就不足为奇。以人生情感类节目为例，它几乎符合了这所有的特征。其一，它具体而微，所有人的进入都没有门槛；其二，它大多涉及的都是违背常理的事件，带有“丑闻”特质；其三，由于题材多涉及纠纷，也有冲突，注定了现场情绪的“饱满”，充满了大喜大悲，言辞激烈。

线性编排的格局，则需要把电视台看做多个单独的媒体。对于纸媒而言，无论报刊，完成整个购买行为，往往是因为一篇文字。从业者可以满足观众需求之外，搭售自己的喜好，从而保持其“品质”。而半小时的电视节目，独立成篇，独立作战。每个制片人，面对非此即彼的受众，收视率考核的压力，选择余地小之又小。

就此，娱乐性被一再放大，而社会性逐渐萎缩。“黄赌毒，刀枪炮”，这是有电视从业人员总结出的收视率保障。

精英的反击

在“电视”的娱乐功能已经被全社会所接受的今天，这种“娱乐化”的异化，换言之“审丑”功能的极度扩大，也就成为精英主义开始反击的开始。

精英对于电视的第一反应，是拒绝。首先是用脚投票，离开屏幕，因为很难汲取其所需。比如“第一财经”在节目从专业化向社会化改变之后，大量的财经人士，就颇有微词声言不再观看；还有一个趋势，是很多人，不再上电视，而更倾向于在平面媒体发表文章，或者著书立说来阐明自身观点。

而中国精英，传统上可分为两种：一部分集中于政府部门，可名为“政府派”；一部分则以专家、学者和媒体从业者居多，可称之“民间派”。所处地位的不同，包括社会期待的差异，决定了两者之间在很多问题上的分歧。比如2005年的“超女”，前者似乎更多以“道德”视角视之；而后者则出现了“民主”或者上升机制等“政治”观点。

两者的合流，意见产生一致的标志，是2010年《非诚勿扰》的讨论。对于节目的不同意见，首先来自于“媒体”，而且大多涉及有关节目伦理和社会道德规范的问题。后来，才有了相关部门的处理，节目做出调整。媒体所呈现的公众评判，知识分子不满，和官方态度，以及从业者“专业主义”的自我节制，合力编织了一个新的“底线”。而这档明年广告招标已经以10亿计的电视节目的继续红火，也在说明着全社会对于电视“娱乐功能”的高度认可。

而本次的“限娱令”，可以看作是精英的集中梳理。无论是新闻内容的增加，娱乐节目的缩减，低俗化趋势的监督，还是对道德建设类节目的增设。都反映出浓重的精英主义思维特征。无论力量、表现方式和其他社会形态如何差异，都并不改变这种性质。

实际上，还有一股势力，这就是被称作“三等男”的商界精英们。西南某电视台，投入了大量精力和金钱做一档人生情感类节目，但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而另外一档严肃的时事节目，却成为了该台自办节目中少见的盈利者。这实际上表明在市场上的另一种态势。不唯收视率论，就像是让各个地方政府追求“绿色GDP”一样，只是劝说很难奏效。而盈利能力，显然更可期待。当国内广告厂商，开始像美国的那些企业一样，在著名高尔夫球手泰格·伍兹“偷腥门”丑闻曝光之后解除合约而非相反之时，改变也就可期。当对于“声望”的追求，超越单纯对金钱的攫取，这也标志着一股真正意义上新的“精英”势力的崛起。

只是精英们的“反击”，能够奏效多少，尚难结论。太悲观，殊无必要，因为观众也在变化。就像《奥普拉脱口秀》，作为一档也在追逐明星效应，充满作秀设计的谈话节目，却也依靠其追求“真，善，美”的理念赢得成功。国内公众对于“审丑”的疲惫，也不乏其例；太乐观，也并不可信，毕竟电视传播的属性未变，电视台运营体制未变，而继续宣布推出“恶俗”广告的厂商也还在。

唯一可预言的，在电视这个媒介上，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博弈，将会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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