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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堂是基督教的重要载体，是西方世界重要的一类建筑。988年，罗斯皈依基督教，是俄罗斯历史重要的转折点。从此，教堂建筑不断出现，在保留拜占庭风格的同时，形成了俄罗斯民族自己的建筑特色。本文以皈依基督教初期、雅罗斯拉夫统治时期和割据时期为线索，对俄罗斯10—13世纪蒙古入侵之前的教堂建筑进行梳理与总结，以全面展示这一时期的历史风貌。
关键词俄罗斯，中世纪，教堂，建筑
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9）16-0033-06
988年，罗斯（Русь）在圣弗拉基米尔公爵的带领下，皈依了拜占庭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这一抉择成为俄罗斯历史重要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基督教进入了俄罗斯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教堂，作为基督教的重要载体，也成为俄罗斯颇具特色的一类建筑。10—13世纪是俄罗斯千年历史的奠基时期，这一时期的教堂建筑既有浓郁的拜占庭风格，又逐渐产生了强烈的俄罗斯民族特色，堪称俄罗斯不断发展壮大的一面镜子。近年来，俄罗斯的教堂建筑日益为人们所关注，不过或语焉不详，或多有讹误，尚无完整准确的结论。本文将对俄罗斯10—13世纪蒙古入侵之前的教堂建筑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总结，以期完整展示这一时期的历史风貌。
一、皈依基督教初期的教堂建筑
在基督教正式成为罗斯国教之前，教堂似乎已抢先一步进入了其国境。根据《拉夫连季编年史》的记载，早在10世纪前期伊戈尔公爵的治下，基辅就存在一些教堂，一些信奉基督教的瓦兰人，如伊戈尔的亲兵就曾在伊利亚教堂宣誓。不过，这些教堂只是偶尔出现，并非基辅建筑的主流。①罗斯大兴土木、修建各类教堂还是要到10世纪末。
在圣弗拉基米尔皈依基督教的第二年，地处北方的诺夫哥罗德就用橡木建起了一座13顶结构的索菲娅教堂。而始建于991年的基辅什一教堂（Десятинная церковь）则是俄罗斯最早的石砌教堂，也是弗拉基米尔时代唯一一座残存至今的教堂（只留下地基）。圣弗拉基米尔将总收入的1/10用于资助教堂和都主教辖区，类似于向农民征收的什一税，教堂因此而得名。该教堂由希腊和罗斯的建筑师共同建造，996年建成，作为大教堂（指城市里的主要教堂，当地主教在这里作祈祷仪式）使用，1240年毁于蒙古人之手。
据考古学家推测，什一教堂为十字圆顶六柱结构，内有3座中殿，南、北、西三面有宽敞的回廊，中央穹顶跨度6.1米，建筑面积约1246平方米。教堂内部有许多雕刻的大理石，以及由水彩壁画和各种颜色的大理石组成的规整的拼花过道，因此又被称作“大理石教堂”。什一教堂有25个顶，与诺夫哥罗德的13顶索菲娅教堂十分类似。值得注意的是，教堂上层的石砌结构采用了拜占廷的“凹进”技术，而这一技术在整个11世纪都被罗斯广泛地使用着。②
二、雅罗斯拉夫统治时期的教堂建筑
1015年，圣弗拉基米尔去世后，罗斯陷入了长达4年的内战。最终，来自诺夫哥罗德的智者雅罗斯拉夫在1019年成为基辅大公，开启了罗斯的鼎盛时期。
在雅罗斯拉夫统治初期，他的兄弟——勇敢的姆斯季斯拉夫还占据着第聂伯河以东、以切尔尼戈夫为中心的区域。直到1036年姆斯季斯拉夫去世，雅罗斯拉夫才真正统一了罗斯。
姆斯季斯拉夫曾在其治下的切尔尼戈夫和特穆塔拉干两座重要城市建造大教堂。特穆塔拉干大教堂没有保存下来，始建于1036年的切尔尼戈夫救世主大教堂则一直保留至今。这是一座拥有3座中殿的五柱结构的教堂，东侧有3个半圆形穹顶，西北角有一座圆柱形塔楼。教堂内有宽阔的上敞廊，人们可以从塔楼拾级而上。教堂正面的墙上有一条条凸起的垂直于平面的条带，标明了教堂内部结构的划分状况。教堂的上部沿半圆形顶墙隔开，说明屋顶是直接安在教堂拱顶之上的，这是建筑师在拜占庭建筑风格基础上，结合当地特点设计的。①
而雅罗斯拉夫更是大规模地资助、建造教堂和修道院，为基督教在罗斯的巩固与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1037年动工建造的基辅圣索菲娅大教堂，便是雅罗斯拉夫时代教堂建筑的代表作。这座教堂完成于11世纪40年代，直到15世纪末，它一直是俄罗斯规模最大、装饰最华丽的建筑，堪称俄罗斯建筑中最辉煌的纪念碑。②
目前留存下来的基辅圣索菲娅大教堂是18世纪时按照当时盛行的巴洛克风格改建的，与原貌有很大的差别。不过，经过长期考察，人们还是了解到了圣索菲娅大教堂最初的面貌。这是一座建筑面积约1177平方米的规则的十字方场式教堂，拥有5座中殿，东侧则有5个半圆室作为后殿。到11世纪末，在教堂的南、北、西三面又增建了一个更宽的回廊。教堂内部由12道十字交叉的间墙作为支撑，并与切尔尼戈夫救世主大教堂一样设有宽阔的上敞廊。教堂内部装饰与君士坦丁堡神圣万能救世主教堂的风格基本一致，不仅有斑岩柱、大理石柱、大理石圣坛隔屏，而且有丰富的马赛克、水彩壁画以及各色浮雕，五光十色，颇为奢华。圣索菲娅大教堂同样拥有13座圆顶，与诺夫哥罗德木结构的索菲娅教堂相一致。
相较于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娅大教堂，基辅的这座大教堂不但取了相同的名字，而且采用了极其相似的石砌技术、平面设计、穹顶安排、凹进拱券、外墙回纹波形以及内部装饰，加上建筑师本身来自希腊，基辅的大教堂俨然成了君士坦丁堡的翻版。不过，基辅圣索菲娅大教堂又绝非君士坦丁堡建筑的简单复制。在西里尔·曼戈看来，这座城市教堂的宏伟浩大源于雅罗斯拉夫——这位飞速发展中国家雄心勃勃的统治者的委托，③因此建筑师设计了一个直径7.7米，比君士坦丁堡利普斯修道院北教堂的穹顶还要大一倍的穹顶，不仅为建筑师的经验极值，更体现了统治者建国创业的野心。
在基辅圣索菲娅大教堂建成后不久，地处北地的诺夫哥罗德又建起了一座宏伟奢华的圣索菲娅大教堂，被视为俄罗斯建筑中的瑰宝。这座石质教堂建造于1045—1050年，建成之后便成为了诺夫哥罗德及其附近地区的公共活动中心。值得一提的是，建造这座教堂是为了纪念诺夫哥罗德人，正是他们帮助智者雅罗斯拉夫登上了大公的宝座。诺夫哥罗德索菲娅大教堂同样有5座中殿，并且设有3个宽阔的板台敞廊，里面有一些神座，北面的走廊则几经重建。教堂的外墙最初并不是白色的，内墙也没有被粉刷，而是同拱顶一样，用水泥土抹面，然后绘上水彩壁画。这种形式显然是受到了拜占庭建筑的影响，在君士坦丁堡，墙上的大理石镶面与拱顶的马赛克相结合，而在诺夫哥罗德，大理石和马赛克分别为石灰石与水彩壁画所替代。此外，它的砌墙方式与基辅不同，基本上用的是不平整的大石块，而且直到12世纪中期都没有被抹平。④简洁、紧凑、严整是诺夫哥罗德索菲娅大教堂的独特之处，这也反映了正在形成的諾夫哥罗德独树一帜的建筑风格。⑤
其次，拜占廷时期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源于古典时代。
拜占廷时期延续了古典时代“通才教育”的思想。古希腊人的教育理想是培养新人，要求学生接受百科全书式的教育，能够在社会上发挥作用。拜占廷人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他们认为探索和传播真理的人首先必须是了解和掌握所有知识的人，所以学习应是全面的。在基础教育阶段，他们即重视百科式的教育;到高等教育阶段，历史、算学、几何学、地理学、天文学、修辞学，特别是哲学都是必修的。历史上值得拜占廷人骄傲的利奥（Leo the Mathematician）、佛条斯（Photius）、普塞罗斯（Psellos）、麦托契提斯（Theodore Metochites）等大家通才辈出。拜占廷教育是古希腊全面教育理念不折不扣的继承者，通才教育思想不仅在拜占廷时代继续生根发芽，而且还遍地开花，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在人类教育史上都属少见。
拜占廷各类学校普遍采用古希腊的教学方法，以提问讨论为主，讲授为辅。学生上课时围坐在教师周围。在中小学，教师经常使用鞭打等体罚形式督促学生用功学习。②而体罚是古希腊人对付厌学儿童的唯一办法，他们觉得厌学不可理解。③古罗马的教育也是严厉的体罚闻名。拜占廷显然延续了这一传统，仍然忽视儿童心理，沿用体罚的方式。
为什么在西欧世俗文化教育普遍荒芜，古典文化教育早已湮没④的时候，在东方的拜占廷世界，世俗教育却能很好地保存古典传统呢？
一方面，拜占廷帝国具有保存这些古典文化传统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拜占廷帝国的疆域包括埃及、西亚和希腊几个古代灿烂的文化中心，大都是亚历山大帝国的故土。经过希腊化时期，希腊文化已被当地各民族普遍接受，成为此后文化发展的基础。330年以后，东罗马帝国居民的主要成分发生了重要变化，讲希腊语的“东方人”占主导地位。希腊语由于有着广泛的民族基础，很快成为官方语言，并取代了拉丁语的正统地位。这样，拜占廷帝国就自然担当起古典文化继承者的角色。而拜占廷人，虽然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是希腊人而自认为是“罗马人（Romanioi）”，却历来都是希腊语言文化的守护者和培植人。⑤而且，古典文化典籍在帝国境内的各文化中心多有保存，这更加便利了拜占廷对古典文化的继承。此外，拜占廷和中世纪早期的西欧不同，那时的西欧仅在修道院中从事文学活动，在拜占廷则有不少居民众多的工商业城市，文化中心正是这些城市，而不是修道院。⑥
另一方面，拜占廷人独特的文化观念使得他们自觉继承古典文化传统。对拜占廷人来说，“真正的学问是精通古典时代的经典著作和基督教教父权威作品，而最出色的作品是用希腊阿提卡方言写就，且频繁引经据典的著作”。⑦他们认为，柏拉图、修昔底德、亚理士多德、荷马等大师的原创经典树立了无法超越的标杆，而后人的职责仅是评注、阐释、摘录这些经典，以及撰写教授语法的材料与字典。⑧正是在这种文化观的指导下，拜占廷人将从语法、修辞等角度分析、解读古典著作并仿照其写作作为世俗教育的主题。
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Ⅰ，324—337年在位）曾指出：“坚持古代的传统是未来时代的准则。”⑨他认为帝国要充满生机地长存下去，至关重要的是保持罗马帝国的传统。他鼓励学者到君士坦丁堡讲授古典文化知识，并为他们提供一切相应条件。在古典文化中心雅典，“各个学校也仍持续传授柏拉图、亚理士多德及芝诺等人的学说。君士坦丁大帝及其子，均继续支付雅典大学校长及教授的薪水;律师及演说家仍然涌向该地学习修辞学的窍诀”。①君士坦丁一世后的几位皇帝，继续贯彻支持古典文化教育的方针。“背教者”朱利安皇帝（Julian，361—363年在位）崇奉古典文化教育到了极端的地步，不仅大兴古典文化教育，而且对基督教采取严厉措施，禁止基督教徒讲授古典文化知识。
随着时代变迁，基督教势力在拜占廷帝国初期势力不断壮大。尽管君士坦丁一世对基督教给予了宗教宽容，但直到塞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379—395年在位）时期，基督教才成为罗马帝国的合法宗教。从那以后，基督教一直享有独尊地位，其他宗教信仰都被看作异端邪说，予以禁止。以古典文化为教育内容，以“异教徒”为教师的古典教育也未能逃过此劫，塞奥多西严令将教育权交给教会，禁止“异教徒”传播知识文化。415年，女数学家、哲学家希帕提娅（Hypatia，约公元370—415年）被狂热的基督徒折磨致死，这标志著曾为希腊化文化中心的亚历山大里亚彻底衰落。②529年，查士丁尼一世关闭了被视为古典思想中心和传播异教学说基地的雅典哲学院，使古代地中海世界的著名文化中心雅典从此失去了光荣。③这表明拜占廷帝国皇帝曾经认识到，教育可能成为对政府统治构成威胁的因素，因为“柏拉图的学生中鲜有传统的遵守现行秩序的好公民;亚理士多德的学生们总是试图分析比较揭示事实，而又偏偏在统治者最不愿意受到他们干扰的时候这样做”。④
从具体的历史时期上看，对古典文化教育的集中打击活动几乎都在拜占廷帝国建立前期，确立基督教信仰前后的信仰转变时代。由于要建立统一的宗教信仰为帝国统治寻求精神支持，帝国政府在塞奥多西二世和查士丁尼一世统治后期甚至对基督教内部的其他信仰都主动干涉，宣布它们为“异端”予以打击。帝国对与基督教意识形态鲜明对立的“异教”文化采取严厉的措施不是例外，而与其他举措一样是统一思想的需要。当基督教在帝国的独尊地位稳固以后，打击古典文化教育的行动大为减少。相反，帝国统治者往往是复兴古典文化教育的倡导者。最鲜明的例子是末代帕列奥列格王朝的“文化救亡运动”。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统治者将复兴文化教育作为摆脱困境的手段，不难看出帝国末期的统治者将世俗文化教育抬到多高的地位。
拜占廷世俗教育也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因为基督教已经渗透到了政治、社会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两种性质不同的教育，拜占廷世俗教育和教会教育之间一直存在斗争。在拜占廷帝国初期，从古代继承下来的雅典学院、亚历山大医学校等古典文化教育中心享有很高的声誉。但4世纪起，基督教教会开始排挤古典文化，5世纪初，亚历山大图书馆被焚毁。公元529年，查士丁尼大帝下令停办雅典学院，驱逐“异教”教师，世俗教育受到很大打击。教会在其势力强大时也打击传播古典文化的人。在11世纪，普塞罗斯的学生，伟大的哲学家伊塔罗斯（John Italos）被教会禁止从事古希腊学术研究，以防“带坏学生，危及自己的灵魂”。⑤另一方面，世俗势力也竭力限制宗教教育波及的范围，如在毁坏圣像运动中，世俗势力曾力图禁止僧侣开展社会教育。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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