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民国时期中西建筑设计的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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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国时期,中国建筑师进行建筑形式的积极探索,出现了中国传统建筑、西式建筑、混合式建筑共同发展的局面。西方建筑传入中国,最早是西方人的主动进入,他们传播教会思想,建立教堂建筑,后来的殖民建筑则具有侵略性。“混合式”建筑,是在中国人意识到自身不足后,主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情况下出现的,这是中西建筑的融合。交融的前提是存在不同之处,中西方建筑设计不同,本质上讲是文化的不同,认清差异,并积极探寻交融,对于中国建筑文化的多元、健康发展,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民国建筑;中西文化;交融

建筑是人类居住和活动的重要场所,能够反映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时代特征。作为近代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民国建筑对现代建筑的产生和发展有重要意义,是中国建筑史上一个中西交汇、新旧交替、承上启下的过渡阶段。对民国时期建筑的研究,离不开中国近代建筑的背景。

从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这一时期在历史上被称作民国时期。在此期间,中国封建制度结束,中华民国建立,社会开始向现代转型,社会经济相应发展,人们的价值观也发生改变。民国时期,建筑的发展受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形成了特定历史时期下的建筑风格,在西方建筑的影响下,出现了许多西式、中西合璧的建筑,形成了与中国传统建筑以及现代建筑共同发展的局面。

民国时期,建筑师对建筑形式的探索大致有两种模式:第一,完全套用中国传统宫殿建筑形式的整体仿古模式,这种建筑缺乏创意;第二,受西方建筑影响,整体采用西方现代建筑体量组合设计手法、局部增加中国传统建筑屋顶、阁楼的局部仿古或局部施以传统建筑装饰的简约仿古模式,这类建筑有着强大生命力,是探索进程中的一大进步。受西方建筑影响形成的建筑风格被称为“混合式”,这类建筑的平面布局和空间组织注重功能性,外观是“中西合璧”,只在重点部位保持传统建筑的特点。这类建筑主要有:1930年杨延宝设计的北京交通银行、1932年梁思成与林徽因设计的北京仁立地毯公司、1934年董大酋设计的上海图书馆、1934年匈牙利人拉斯洛.邬达客设计的国际饭店、1935年董大酋设计的上海市体育馆、1937年董大酋设计的中国银行大楼、20世纪50年代建造的北京火车站、民族文化宫等。

南京中山陵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大力倡导“吾国固有之建筑形式”的背景下建造起来的官方建筑,此类民族形式的建筑同样受到西方建筑的影响。主持设计的吕彦直曾在清华大学攻读建筑,后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师从墨菲,吕彦直绘制的中山陵墓的手稿,融汇了中国古典建筑风格,同时吸取西方建筑元素。同样,后来他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的主体建筑都依传统建筑形制,但建筑形式构思借鉴西方集中制建筑的设计手法、结合建筑的功能要求来设计的。中西方建筑交融的前提是存在不同之处,在谈中西方建筑的融合之前,先比较不同之处,中西方建筑风格的不同,从本质上来讲是中西方文化的不同。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是尊崇自然,主张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中国崇尚意境,对形式有一定认知和把握。如中国的山水画,以自然山水景色为母题,又如中国古代园林设计,将绘画中描绘的意境融汇到园林设计中,因地制宜,利用自然环境,组织造景,布置建筑、花、木,“借景”之法无固定程式,追求诗情画意境界的创造。而西方则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西方有极强的数理观念,人体比例关系、构图上的黄金分割比例关系等模数化的理论,都是在数学逻辑的引领下完成。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认为:“就基本性质而言,一切事物都是以数字为模型的,数字是整个大自然的源泉,它们意味着,数的原理是一切事物的本源,整个宇宙就是一个数字,可以用音乐的音列或音阶来表示。”“没有比例就没有艺术,而比例又只存在数字之中。”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维斯指出,一个好的建筑师,“应该是一个学者、一个记忆熟练的工匠、一个数学家,博古通今,钻研哲学,懂得音乐,略通医术,通晓法律,熟悉天文”。公元4世纪美学家奥古斯丁指出建筑是“数字的产物”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的数理关系,特别是比例关系上的。

中国古代建筑设计受制于“礼”之规则,建筑是“器”,并且在古代中国,没有建筑师之称,人们将从事手工艺生产的称为匠人,技艺的传授方式是师徒相授或家族相传。而在西方,建筑与雕塑、绘画被归为艺术的三大门类。中国建筑体系以木结构为主,突出皇权至上原则,有极强的等级观念,建筑是为政治服务的,是中国伦理观、自然观、审美观的深刻体现。古代中国宫殿、都城的规划,注重群体组合、中轴对称布局、尊重自然。如:北京故宫,布局严整、主次分明,体现着王权至上的设计思想。中国建筑设计是中国人的伦理观、价值观、审美观的深刻体现。西方建筑以砖石为主要建筑材料,建筑布局以开放性、单体建筑为主。中西方建筑形成截然不同的设计风格,但是双方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历史的发展中,中西方建筑设计曾有过多次交融,互相影响,对设计的多元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中西方建筑的交融经历了从被动、被迫接受到自主学习、“洋为中用”、发展创新的过程。

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欧洲人开始进入中国沿海,由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中西设计实践和思想的相互影响和融合。17世纪,耶稣教会传教士进入中国,中国的设计及其理论与西方的设计理论融汇在一起。这种融汇在18世纪的西方设计实践中可以看到:18 世纪出现了“洛可可”艺术和自由布局的“自然风景园”、“英中式”园林。同时,中国也接纳了西式建筑,圆明园西洋楼创作时达到顶峰。鸦片战争后出现了新一轮的影响,各地通商口岸被迫开通,各国列强纷纷在通商口岸开辟租界,殖民建筑、教堂建筑成为通商口岸城市的独特风景线。商埠城市以及租界区的建立,对中国近代建筑产生了巨大影响,直接影响了中国城市和建筑近代化的发展进程。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清政府宣布变法,举国掀起学习西方热潮,北京建造了新式官署建筑,如陆军部、大清银行、大理院等。同时期,上海城市与建筑发展进入兴盛期,联排式住宅石库门里农民居、独院式花园洋房、办公楼、银行、饭店等大量建造,此时的上海有“万国建筑博物馆”之称。

20世纪20年代从西方留学归来的建筑师,成立建筑事务所,形成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他们运用在西方学到的理论知识,自主地进行西方建筑形式的探索,并与中国传统建筑相结合,建造了一批非常有特色的建筑,有的至今仍在使用。杨延宝、梁思成、范文照、陈植、王华彬、吴静安等人都毕业于国外建筑系,他们将创作思想传授给在中国建筑院系毕业的第二代建筑师,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代,直到20世纪80年代。他们中许多人成为中国近代建筑设计及建筑设计教育事业的先驱。民国时期中西方建筑设计的交融是历史条件的产物,但是对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的探索,对西方建筑形式的借鉴,同样是中国当代建筑师吸取营养的来源之一,对于当代中国建筑的发展出路的探索,有积极地促进作用。

《易》曰“变则通,通则久”;“事贵善因,亦贵善变。”中国画家黄宾虹曾如是说。中国的建筑设计在长久的发展过程中,正是因为吸收、融合与变通,才发展到现在的局面。今天国内的建筑设计良莠不齐,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设计应立足本民族文化、吸收中国传统建筑的精华,并借鉴西方的艺术特色,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风格流派,这或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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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立.中国现代建筑艺术风格流派分析[J].南京工业大学,2008.

作者简介:刘海飞(1989—),女,山东聊城人,本科,东北大学学生,主要研究方向:艺术学。指导教师:张书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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