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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接班人制度时所谈及，被记载在《乾隆实录》中。这样的双保险，就确保在任何情况下，传位诏书都能被不折不扣地传达。
至此，会议结束，雍正“乃命诸臣退，仍留总理事务王大臣，将密封锦匣收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乃出”。这个细节不容忽视。被留下来见证历史上第一次“秘密建储”实际操作的“总理事务王大臣”，正是雍正的最大竞争对手之一、八阿哥胤禩。雍正此举，既可以理解为怀柔，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变相的警告——我连接班人都安排好了，且如此妥当，你就死了心吧！
老大难问题
“西暖阁讲话”及传位诏书的密封密藏，标志着中国皇位继承制，在新的历史时期与时俱进了，“秘密建储制”自此成为中华帝国晚年的主流。
从周朝开始，中国的皇位（王位）继承，乃至民间的代际继承，都是嫡长子继承制。
嫡长子皇位继承，有两个原则，一是嫡长子优先，二是公开立储。这个制度，将皇子之外的人排除在了继承范围之内，基本杜绝了来自其他血缘关系的竞争。但是，皇子之间的竞争烈度并未能消减，而“插队加塞”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将排在前面的候选人从政治上打倒，甚至从肉体上予以消灭。
面对最高权力的巨大诱惑，朝堂之上的大臣朋党，后宫之中的妃嫔宦官外戚等，各有所拥戴的皇子，各种利益集团自然便展开了博弈甚至厮杀，步步惊心。纵观二十四史，围绕接班人而展开的争斗，几乎是所有宫廷悲剧及大多数朝堂悲剧的源头，历代政权都因此而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围绕“国本”的争斗恰恰成为“国本”被放血的巨大伤口。
而皇帝与储君之间的矛盾，也因为权力的分享，而变得诡异起来。
清代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入关之前，基本实行的是“汗位推举制”，保持了相当的军事民主制，八旗旗主享有很大的发言权。到康熙手中，有感于皇位更替时宗室干政、大权旁落，遂在康熙十四年（1675年）师法中原传统，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度，并预定接班人、册立太子。
然而，独裁大权难以分享的宿命，也伴随着康熙及太子胤礽。
胤礽从两岁进入“第二核心”，数十年下来，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太子党”，而与皇权产生了摩擦。康熙后来两废太子，原因之一是皇子们的争夺，其本人与太子也发生了权力上的摩擦，加上其他皇子的煽风点火或者落井下石，导致父子相疑。
因此，在被接班人的问题长期困扰之后，康熙最终实际上选择了秘密立储的办法，既避免父子之间的权力摩擦，也能有效保护将来的接班人免于天折。
秘密建储的确定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二月，这位已经60岁的皇帝，似乎已经对于人性恶极度悲观，他说：“尔诸大臣、俱各有子。凡人幼时犹可教训，及其长成，一诱于党类，便各有所为，不复能拘制矣。”
从康熙的行动来看，他已经开始尝试“秘密立储”了。但是，对保密尺度的过度掌握，令康熙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失控了，这给雍正的继位合法性蒙上了浓重的疑云。
不过康熙在操作层面上的瑕疵，被雍正立即弥补上了。雍正的“西暖阁讲话”，标志着秘密建储制的成熟与应用。此时（1723年），离八旗入关仅仅79年，大清王朝依然被朱元璋“胡人自古无百年运”的预言而深深困扰着，正在努力探索如何突破这一百年宿命的方式。
七年之后，雍正在驳斥一些官员对秘密建储的怀疑时，说：“凡一州县之官，必欲得其人以治之，况储贰关系宗社苍生而可易言建立乎？设建之不得其人，则必招天下后世以付托非人之议；建不得人而更易之，又起奸逆狂瞽以轻动国本之讥；乃慎重详审不早建储，又致陆生楠辈有无本之国之谤。”
这段话说明了秘密建储的几个优点：一、不对外公布，可以慎重且从容选择接班人；二、发现人选不妥，可以随时“更易之”，无非换张诏书而已，不会影响政局，成本和风险几乎为零；三、“国本”依然得到保障，仓促之间不会导致国家无主。
经由这一制度接班的第一个皇帝，就是乾隆。乾隆对这一制度推崇备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皇帝下旨：“世世子孫所当遵守而弗变。”
自此，直到清亡，这一秘密建储制度，成为大清王朝最高权力更替的国策。
尾声
与之前历朝历代相比，大清王朝的君主们，在勤政方面，无疑都是相对最为优秀的一群。这除了他们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始终有一种临渊履冰的危机感之外，在接班人选择阶段的优胜劣汰，无疑也起到了相当大的“鲶鱼效应”。
围绕最高权力的争夺，从来没有停止过。在接班人明确的情况下，壁垒分明：接班人的利益最大化就是维稳、不出问题，这导致了接班人的行为准则是“不作为”，但是，韬光养晦久了，即便原先还是有些本事的，也往往真的就成了草包和废物；而竞争者的利益最大化，就是先将接班人打倒。这样的竞争是恶性的，其对政权根基的冲刷力很强。
推行秘密建储制度后，接班人不再明确，阵营也就模糊了。每一个成年的皇子，其名字都有可能被写在“正大光明”牌匾后的锦匣中，因此，在竞争的过程中，既不能“不作为”，又不能“乱作为”，纯粹破坏的就少，更多致力于建设才能更有机会。对于一个政权来说，这样的权力竞争秩序，无疑是良性得多了。
政治是讲究实际的。只要“权力无限大”这个前提依然存在，选择接班人的关键，就并不在于采用秘密抑或公开方式，而是如何防止有限的体制内资源被消耗到无限的内耗之上，甚至最终危及政局和政权、立贤且秘密建储，这种看似弹性的暗箱操作，相比刚性的嫡长子公开继承，成本小、风险低、收益大，更能有效实现维稳和可持续发展。清王朝能突破“胡人自古无百年运”的宿命，获得268年的寿命，不能说与这一制度上的更新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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