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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歙县科举成就与家族分布
明清两朝，徽州士子在历次科举考试中取得了辉煌成就，徽州府进士数量高居全国各府前列。歙县、婺源、休宁三县功名兴盛，其中又以歙县为最著，一邑的进士数就占到全府的一半。明代举行有89科进士考试，录取约25000人，徽州本籍与寄籍进士有492人，其中歙县进士有209人；清代开科112次，录取约26000人，徽州本籍与寄籍进士有782人，其中歙县进士有414人。明清时期歙县出进士总计623人，稳居徽州府第一。
据《新安名族志》载，徽州姓氏共91个，其中汪、程、吴、黄、胡等大姓占据了徽州人口的相当比重。并有“新安十五姓”，即程、汪、吴、黄、胡、王、洪、方、李、余、鲍、戴、曹、江、孙十五大姓。这些姓氏在歙县基本都是大姓，聚居形态呈现出大聚居、小杂居的特点，集中居住于某一个或某几个村镇。诚然，歙县科举事业的昌盛，在县内却呈现出地理空间分布与家族分布的不均衡性。笔者总结明清两代歙县科举及第的情况，其进士家族及进士姓氏大致如下。
明代：桂林洪氏9人，溪南吴氏7人，槐塘唐氏7人，槐塘程氏6人，岩镇方氏5人，棠越鲍氏5人，丛睦汪氏4人，潭渡黄氏4人，呈坎罗氏4人，潜口汪氏3人，岩镇汪氏3人，岩镇吴氏3人，罗田方氏3人，岩镇王氏3人，江村江氏3人，溪南李氏3人，雄村曹氏3人，歙城毕氏2人。
清代：程氏16人，吴氏13人，汪氏11人，洪氏8人，鲍氏8人，徐氏6人，曹氏6人，朱氏5人，江氏5人，金氏4人，郑氏4人，胡氏3人，张氏3人，罗氏3人，黄氏3人，许氏3人，王氏2人，项氏2人，唐氏2人，方氏2人，何氏1人，庄氏1人，刘氏1人，周氏1人。
可以看出，明代18个歙县进士家族中，桂林洪氏、溪南吴氏、槐塘唐氏、槐塘程氏等家族无疑是最令人瞩目的，持续科第繁荣一百余年，历经五六代。进士对于一个家族来说，是相当稀缺的身份象征，家族能否成功培养出科甲人才，与其科举背景、前人的功名成就均有关系。在整理中发现一些宗派分支具有较强的进士出产潜能，如：徽州洪姓有20支，出进士11人，仅歙县桂林一支就出了9位进士，占到81.8%；曹氏有11支，出进士7人，歙县雄村有3人，占42.9%。因而，担当起出产进士能力的正是这些宗族中的一些科举家族。同时，明清歙县出产进士数量最多的姓氏包括程、吴、汪、洪、鲍、徐、曹、江等，在歙县基本上属于望族大姓，即科举成就往往集中在有限的几姓几族问。这几大姓氏占到清代徽州进士总数的62%，故可称作“进士大姓”，与徽州殷实大族的地位身份是基本吻合的。此种现象并非偶然，除这些大姓宗族于徽州地区分布广泛、人数众多外，更重要的是大姓望族拥有优越的文化教育环境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使其弟子具备较强的科举竞争力。
上述歙县大姓望族于明清两代屡次取得科考佳绩，并持久不衰。其中歙县桂林洪氏尤为典型，在科举事业发展方面呈现出科甲联翩、累世簪缨的盛况，不仅体现出徽州科举的家族J眭特征，也反映出时段上的持续姓，是明清徽州著名的科举世家。明清歙县桂林洪氏家族科举盛况
谱载歙县桂林洪氏本夏后氏裔姒姓，春秋时改为洪。到“洪察公之孙经纶公为宣歙观察使，因家焉，则新安洪氏鼻祖也”。洪经纶有三子，长子洪旦居于黄石，其后裔洪铉由黄石迁歙南叶村，“越八世网公去王干叶地，营邑之东宅溪之西，肇于此，名日桂林，遂为桂林始祖也”。随着不断的繁衍生息，桂林洪氏逐渐成为徽州望族。明清时期，因其及第者众多，民国编纂的《桂林洪氏宗谱》专列《桂林忠孝节义表》一篇，下分进士、举人、贡生、仕宦、国学生等条目，收录了众多士子的举业简历，载述良备。据《桂林忠孝节义表》可知，明清两代桂林洪氏共出进士13人，举人7人。
桂林洪氏对于族人的举业格外重视。史载，洪氏家族创办的义塾、书屋，遍布各处，可谓“十家之村，不废诵读”。谱载族人洪士清“延名师，教迪有声，睦族恤姻，修路平巢，不惜倾囊以助”，另有洪受嘉“咸丰问，岁饥，振集修葺新岭路，其族洪清田，同治问捐助义学田数十亩”。宗族仕宦与外出经商成功者，把自己的部分收入回馈家乡，以建义庄、置学田、设义学、请名师等多种方式资助族中子弟接受教育。
明成化年间，洪汉高中进士，洪文衡亦随之中万历己丑科进士，官光禄少卿，改太常，督四夷馆，并为万历编修《歙志》作序。洪文衡以科举入仕途，获得载入典籍，并为方志作序的殊荣，极大地刺激了族中子弟读书应试的热情，歙县桂林洪氏一族遂科第蝉联，名臣辈出。洪烈一门更是高中五位进士，皇帝亲书匾额，悬挂于洪氏宗祠，充分展现其科甲鼎盛、累世簪缨之名望。洪天擢于天启甲子中举，崇祯丁丑科进士。洪明偉于崇祯庚辰科中进士、洪峻为崇祯癸未科进士。洪氏家族在科举上取得巨大的成就，家族地位逐渐确立起来。
清代，桂林洪氏继续保持着其家族在教育、科举方面的优势地位。至同治七年（1868年），洪钧的状元及第，家族进一步成为科甲鼎盛之族。洪钧，字陶士，号文卿，于同治三年（1864年）中举，七年以一甲一名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同治九年（1870年），任湖北学政，光绪元年（1875年），充顺天乡试同考官。后又任陕西乡试正考官、山东乡试正考官。光绪十三年（1887年），担任出使俄、德、奥、荷的四国大臣，补内阁学士。
明清歙县桂林洪氏家族科举兴盛的动因
歙县桂林洪氏家族在科举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大好山水”为其家族的教育发展、科举兴盛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由于桂林处地势高峻的歙县东北郊，此处林木葱郁、山水掩映、奇峭秀拔，优美的自然环境为洪氏子孙提供了潜心进学的绝好场所，同时“观山之佳处，草木皆异，无俗物，观此亦可之学”。这对洪氏家族的读书无疑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独特自然地理环境的激发与熏陶外，徽州地区独特的人文风貌对于科举成才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其他地区所不具备和难以超越的。从徽州人文风貌的角度考察，则可进一步理解歙县桂林洪氏家族科举兴盛的动因。
徽州成为“无兵燹之虞”的战争罕及之地，得益于其“万山回抱，郡称四塞”的自然地理环境。每当天下大乱之际，中原地区一些士大夫便视其为“世外桃源”，一个理想的避难所与徙居地。因而聚居在徽州地区的宗族大都源自“中原衣冠”，他们不仅仍保持其原有的宗族体系，并且继承了其宗族崇儒尚教的优良传统，极其重视文化教育，踏上读书仕进、科甲起家之路。罗愿在《新安志》中说：“其人自昔特多材力保捍乡土为称，其后浸有文士。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宋兴则名臣辈出。”可见，世家大族的迁入是徽州文化教育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的人文基础。
徽州宗族子弟一方面继承“中原衣冠”的衣钵，另一方面，受到朱熹思想的深刻影响。南宋理宗时程朱理学被奉为官方哲学，作为“朱子阙里”的乡人，更视朱熹为独得孔孟真传之圣人，无不顶礼膜拜。故而，朱熹及其思想对徽州地区的影响比之其他地区更为广泛、持久与深刻。宋元以降，徽州科举文教事业的发展与兴盛，某种程度上说，是朱熹及其思想影响的结果。
文化教育与宗族的兴盛有紧密关联，世泽绵延所依靠的主要不是族人显赫的武功或者辉煌的宦绩，而是科举功名，所以，宗族特别重视教育。徽州宗族大多源于中原显宦之第或儒学世家，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渊源，进入明清时期，由于商业发展所导致的经济力量的雄厚，徽州宗族在科举文教上的追求与投入更为强烈。创设学校，令族中子弟读书科第是亢宗的重要途径。潭渡黄氏家训写道：“子姓十五以上，资质颖敏，另设义学，以教宗党贫乏子弟。”《绩溪东关冯氏家谱》载曰：“子孙才，族将大。族中果有可期造就之子弟，其父兄即须课之读书，倘彼家甚贫，便须加意妥筹培植。”《歙西岩镇百忍程氏本宗信谱》中《族约篇》说：“宗族之大，子孙贤也；子孙之贤，能读书也。能读书则能识字，匪特可以取科第，耀祖宗，即使未仕，亦能达世故，通事体，而挺立于乡邦，以亢厥宗矣。”徽州宗族认为“非儒术无以亢吾宗”“非诗书不能显亲”，因此，重视教育、积极应举是亢宗之本。徽州宗族积极鼓励、培养及支持族中子弟走上科举仕宦道路，通过寒窗苦读，金榜题名，仕宦簪缨，最终以达光宗耀祖的目的。
歙县桂林洪氏相当重视文化教育，培养贤俊子弟读书应举作为宗族发展的首要和基础任务。《桂林洪氏宗谱》载：“豫蒙养，教育之道，自古重之，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是以子弟无弃，才罔不成材然，此乃修身养性道德也。大同之世，华夷合撰学究，中西不得株守一家，但成人在始，始基勿坏，驯至学成乃称完璧，推之为士，为农，为工商分科造就，无不因教育而成，无不自蒙养而始，此蒙养之所以当豫也。豫则立，不豫则废。”可见，洪氏极为重视族人的蒙学教育，并制定有详细的“蒙规”，力图使洪氏家族的蒙学教育走上规范化的轨道，以期真正达到“养正于蒙”的目的，从而为以后的科举仕宦道路打下良好的文化基础。
此外，歙县桂林洪氏为已故的科第仕宦祖先树碑立传，对于洪氏子弟踏上科第仕宦之途亦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正史中立传者固然是凤毛麟角，在方志中立传也是不易，而谱牒中即能够为绝大多数金榜题名、冠饰簪缨者立传。因此，通过编纂家谱、撰写关于族中科甲子弟的传记来引导和规约族中子弟认真读书以备科考，其诱惑力是异常巨大的。《桂林洪氏宗谱》中谱传记共7篇，其中《宋处士仲常公传》《明故文学梅轩公传》和《明经恩窠公传》记载族人勤奋读书从举之事。明经恩案公“少清贫，有大志，从伯兄受学，尝夏月夜读，伸足入瓮，避虫嗤，冬则漏深冷，手未释卷，三阅寒暑，遂补茂才。岁试则冠军”。谱中另撰有《恩典》篇，几乎皆与科举仕宦有关联。桂林洪氏正是以谱牒中的宗规、祠规、家训、家典等一系列的“文本教材”，对族人给予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教育，利用族中优秀典型的精神力量驱动，鼓舞并支持着族中子弟，使得桂林洪氏科甲蝉联、累世簪缨，且久而不衰。
徽州宗族深受儒家思想熏染，历来重视家学、家风的建设与传承，其中的志学之道便是宗族生息、繁衍过程中必要的风尚与品格。桂林洪氏谱载：“书可以益人神智者，故凡子孙不可不使读书。”善学善读者可为其宗族优良家学、家风的发展与传承奠定坚实基础。此外，尊师重道的家学，家风美德则是桂林洪氏宗族取得科第佳话的重要奥秘，《桂林洪氏宗谱》云：“读书人受恩不可忘，无恩不可怨。师儒所以明贤德之本，不可不重。”重视“以礼待师”，对师长的教导和恩惠必须心存感激，谨记“寓教于人”之道，努力做到品学兼优，光耀门庭。歙县桂林洪氏所树立的优良家学、家风观，是立身做人的基本，更是勤学修德创业的根底。从其家谱中众多的宗规、家训可窥见宗族家学、家风的建设与传承。在“业儒入仕”的终极关怀下，后世裔孙耳濡目染，家族子弟们积极从事举业，争取功名。浓厚家学、家风传统的影响，显然是歙縣桂林洪氏家族科甲兴盛的重要动因。
科举考试，要以经济实力作为后盾，明清时期尤为如此，科举考试的用度颇为不菲。明歙人汪道昆云：“夫养者非贾不饶，学者非饶不给。”道出了商业经济作为徽州教育和科举发展基础的实际情况。其中歙县的出贾之风，早于成化、弘治年间即已形成，至明末，歙县一邑，不仅“业贾遍于天下”，且大多数从事易获取高额利润的盐、典二业，“豪于财”的歙县富商大贾即为本邑应举士子捐输科举经费。桂林洪氏同样是依靠雄厚的商业资本支持，族中士子几乎没有后顾之忧，可一心向学，攀登科举高峰。明初，洪善祖“以富户填实京师”、洪瑜“淹贯经史，教授多贤，仗义抚孤，取与不苟”。县志与洪氏家谱中虽未指明洪氏所从事的具体行业，但经营“取与不苟”的商业，家资殷实，利用经商利润积极资助族人读书应举，洪氏子弟能够潜心读书而无后顾之忧。
明清时期，两淮盐运司设立于扬州。徽州商业以盐、茶、木、典当四者为大宗，其中“盐业尤兴盛焉”。徽商垄断淮盐与浙盐两大盐场，积累巨额资本，单以歙县为例，“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桂林洪氏有多人从事盐业，《桂林洪氏宗谱》载曰：“洪淑鉴，字秋垂，为汉口总商。公事继母，克尽子职，乾隆五十一年，湖北岁歉，捐振饥民，奉旨给谊敦任卯匾额，远近称善人。子洪立檀，候选盐经历。敕授徵仕郎，军功议叙诰赠朝议大夫。洪光彭，家贫好义，尝以扶危济困，训其子，子世沧字清田，国学生，因浙江盐务报效军需，议叙盐运司运同，晋阶朝议大夫，善承先志，捐资二千金，入宗祠，以其息设两义塾。又捐地作义冢，埋骼施棺，行之无倦。其孙立功，国学生，徽宁军务捐输，候选布政使司理问。”桂林洪氏在经营盐业获得大宗利润之后，将部分利润输回故土，“以其息设两义塾”，即是鼓励和支持家乡族人积极读书应举。以“富而教不可缓”的迫切心情设义塾、延名师，让族中子弟攻习儒业，博取功名，成为封建仕林中的一员。在他们的大力资助下，洪大廷中咸丰己未举人，洪钧则蟾宫折桂，纷纷步入于仕途，奠定了科举家族的坚固地位。如宋元强先生所说：“宗族组织与文化教育、科举功名的关系是相当直接而亲密的。徽商的雄厚资本，正是通过这种社会组织途径，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桂林洪氏科举家族地位的奠定，是大姓宗族“崇儒重仕”的传统与其雄厚的商业资本完美结合的结晶。
结语
明清时期，歙县士子在科举考试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一方面因歙邑人口基数大。此外，歙县进士主要源于世家大族，即大多出身于阀阅之家。歙县桂林洪氏家族便是世代科甲不绝的簪缨巨室，在科考中蟾宫折桂代有闻人。其作为中原衣冠的后裔，不仅仍保持其原有的宗族体系，聚族而居，昭穆有序，且继承并发扬其家族重视教育与科举的文化传统。相较于其他家族，他们拥有更为优越的文化教育环境，宗族内在凝聚力、家学及家风的精神熏染，族中子弟也更具备科举实力，不仅世代应举且考取进士、举人功名者亦为多数，而洪钧的状元及第，则将其家族提升至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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