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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民国初年，大刀会从安徽、浙江等地传入闽北，随后在福建其他地区陆续出现。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中共革命从城市转向农村。中共福建组织从策略上主张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式，解决乡村社会革命与大刀会组织之间的矛盾。但在具体的革命实践过程中，地方革命政党同大刀会组织之间却展现出更为复杂的面相。闽北独立师与以林熙明为首的大刀会展开了从接触、中断、结盟直到最终决裂的互动、博弈的历史过程。闽东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则顺应群众心理，组建赤色大刀会，并成功实施“甘棠暴动”。不过，地方革命政党在灵活处理和应对大刀会组织的同时，也受到其迷信、摇摆性与顽固性的影响。闽北和闽东革命政党与大刀会组织之间呈现的外部联合与内部嵌入的结合样态，透视出中共乡村革命颇具复杂性和多歧化的历史脉络及微观本相。
从20世纪80年代起，有关大刀会等秘密会社与社会革命的研究逐步兴起。罗宝轩梳理了从清光绪年间到抗日战争末期，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大刀会所起到的多样作用。与此同时，从地方史视角探讨地方会门组织与中共革命政党的联系，亦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连立昌就福建大刀会的起源及其与地方红军的关联已有所阐述。但这些涉及大刀会组织与社会变革的探究多是宏观性的梳理，尚缺乏更加专门化的研究。90年代以后，不少学人进一步从区域史维度探讨大刀会组织与中共革命的关系。王秀惠阐述了民国时期福建大刀会的破坏性以及中共对大刀会的联合与利用。黄文治以国共分裂前后为界，探讨了中共应对皖西大刀会的策略及其变化。黄昊辰则以浙西南为中心，从宗族、地缘、业缘与大刀会形成的多重维度，考察浙西南红军游击队与大刀会组织合作与对抗的历史过程。以上研究成果，涉及研究区域比较广泛，但颇多是从民众动员的视角，探讨中共对大刀会组织的改造、瓦解乃至消灭的问题，侧重于政策与效果之间的分析。然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中共革命政党与大刀会组织之间展开了极为复杂的结合样态。本文利用地方档案、报刊杂志、回忆史料、文史资料和地方史志等文献，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呈现闽北、闽东中共与大刀会组织之间互动、博弈的历史过程，已求对中共领导乡村革命的微观本相与历史逻辑有更进一步的理解和认知。
作为秘密会社组织，大刀会来源说法不一。一般认为是明朝时期白莲教的一个分支，清末出现于山东省单县和曹县一带。就福建大刀会而言，连立昌认为“大刀会在清亡前是否已传入福建，尚待进一步考实，至少在民国初年已在闽北出现。”实际上，福建各地区大刀会的形成又是与地方帮会等民间组织密不可分，如“沙县大刀会就是在金钟罩的旗帜下发展壮大的”，闽西北各地活跃的大刀会与民间宗教吃老官斋有一定的亲缘关系。
民国以后，福建地方土匪、民军等势力蔓延，地主豪绅组织大刀会以图保卫财产。同时，为了抵制军阀派捐拉夫，防御民军、土匪、地主等势力压榨抢掠，福建乡村民众亦相继加入或组织大刀会以求自保。如流窜在闽北政和县的民军头目刘宗夷及其党羽王岐山，肆意“设赌场，开烟馆”，“赌骗奸掠，涂炭生灵”，一般群众颇为愤恨，当地乡绅顺势请来法师，以“抵御兵匪，保乡卫民”为号召，在乡村社会迅速发展大刀会组织。此外，散落于闽北地区的北洋退伍士兵，为扩充个人势力而招摇撞骗，他们“扬言善用符咒，可以抵抗枪炮，一般民众因苦于农村破产之压迫，迷信其术，相率加入。”而在闽东宁德县支提寺和尚僧寿明“勾结伪省议员郊宗霖，高利盘剥，欺压群众”，坑仔里的地主民团向桃花溪村农勒收“月捐”，为了“防匪保家”，桃花溪、胡仙坑等村的群众就组织了8坛大刀会，约80余人。随着地方社会武劣化进程的加剧，福建大刀会组织逐步成为乡村社会一种结构性武装组织。
同时，迷信观念的鼓动亦是福建大刀会组织不断扩充的原因。张鸣指出中国农民的“宗教心理是功利性的，他们的宗教行为是贿赂性的，形成一种有用则近，无用则疏，有神则拜，多多益善的信仰态度。”大刀会组织所释放出来的迷信色彩正是此类“功利性”的心理表征。法兵法师的宣扬之下，可以说是无神不信不敬，这从他们所念的咒语中即可窥一斑，如“速报灵童，急报灵童，通报玉皇上帝，祖师老爷，南海菩萨。观音老母，文武□神，五圣老母得知”，“报众文武全神，请下来，百神下界，全神下天堂。”闽北建(阳)松(溪)政(和)一带的大刀会会首林熙明整天就“穿着黄袍戴着小生帽，满身用朱砂写上如来佛祖、关圣帝君、齐天大圣等所有的神仙和菩萨的名字。”此类装扮无疑迎合了底层民众的迷信心理。
大刀会还借助“试刀”和“试枪”等集体仪式，宣扬“刀枪不入”的神话，旨在蛊惑人心。强身健体是大刀会组织的一项基本内容，因而大刀会中的确存在少数习武之人，他们对棍棒刀枪等传统冷兵器自然有一定抵御能力，但多数普通人并不具备此类本领。为了验证“刀枪不入”之神功，同时又要规避伤人的风险，法师事先准备好看似双面雪亮的大刀(实际刀刃并不锋利)，试刀之时，法兵运足腹气，顶住砍刀，一般不会受伤。同样，“试枪”之前，法师一般提前用纸头把子弹头替换，以免发生伤亡。尽管如此，因法师操作不慎，也有在“试刀”“试枪”之时出现伤人的情况。但大部分法兵受到法师蛊惑，极易迷信“刀枪不入”之神话，正如裴宜理研究华北红枪会时所说，“尽管法术屡屡失灵，但红枪会中刀枪不入的信仰仍盛行不衰。”与此同时，为了强化所谓“刀枪不入”的超凡法力，大刀会规定法兵“凡在出发以前，必须饮符，符入肚中，顿时眼红直视，高跃数丈而不知其危，过溪则跃而过之，逢墙则跳而跨之，幻着错觉，神智昏迷。”实际上，法兵所吞符箓通常是经朱砂和酒精混合液浸泡过，出现一时亢奋躁动亦属自然。
国民政府的有意纵容亦是福建大刀会滋生与蔓延的温床。国民党为制约和打击中共革命力量，在广大乡村社会“建立‘警卫团’、‘大刀会’，强迫每个人参加，说苏区人民只要参加‘大刀会’就可以免死罪”，致使“一部分中农被暗中拉去加入了‘大刀会’。”国民党威逼利诱民众加入大刀会组织，其破坏性不可小觑。《精神治疗》杂志就认为闽北“匪共歼除殆尽，却不得不归功于民间的大刀会。”此话虽颇为夸张，但大刀会组织作为地方性武装势力，在福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过程中，确曾是肘腋之患。
民国初期，福建大刀会组织分布较为广泛，尤其是“在闽北很盛行，而建瓯、松溪、政和一带，几乎村村都有大刀会。”叶飞、曾志等亦曾回忆说闽东大刀会组织颇为普遍。而在闽中沙县，1912年就出现了以“僮子军”为名称的大刀会，闽西北“建宁城外当时有很多大刀会。”福建大刀会数量多、分布广的特征，还表现在极为繁杂的会名及多种式样的法衣方面。连立昌指出从民国初年至抗日战争之前，福建大刀会组织约有17种，王秀惠则进一步统计民国时期福建大刀会组织名称“有39种之多”。与五花八门的会名相对应，各种刀会着装之异亦甚明显。如“光泽的‘王子会’一律身穿黄色背心，中间挂有八卦图，头戴黄色头巾，手操戈矛”，而“黄坑的‘白鹤会’身穿白色背心，头戴鹤头形布巾。”永安附近的童子军也是大刀会的一种，“他们每个人都赤着脚，带着一个红兜肚，头上扎块黄布，腿上打着黄绑腿，黄背心上有个‘童’字。”分散在福建乡村社会的大刀会与地方民团、民军和土匪等形形色色的地方武装之间，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勾连。随着中共革命由城市转入农村，中共地方组织势必要面对更加复杂多样的境遇甚至挑战。
中共闽北革命政党在应对大刀会问题上，主要是从阶级斗争的观念出发，采取军事打击为主、政治瓦解为辅的策略。然而，1935年以后，随着国民党军事“围剿”压力的急剧增大以及地方大刀会势力的崛起，闽北独立师与大刀会组织之间展开了更为丰富的历史面相。
(一)闽北独立师与建松政大刀会的初步接触与中断
建松政地区位于闽北、闽东、浙西南的三角中心地带。这一区域崇山峻岭，树木葱茏，为大刀会的形成与蔓延提供了有利条件。1934年年末，时任红军第七团二十师五十八团团长的黄立贵率部与建松政地区的大刀会曾有过两次交战。建松政一带大刀会颇多，其中尤以林熙明为首的大刀会势力最大。林氏出身社会底层，“曾收过废品(俗称叮当糖)，当过柴夫(伐木工)”，又“在卢部林维桢部下当兵，后在石巡山名下为匪”，其后石巡山匪部被国民党五十六师宋邦屏营缴械，“林即带十名匪伙荷枪逃亡松政一带为匪”，据说林氏亦曾混迹于青红帮会。林熙明由兵转匪，又入会门的复杂经历，使他切身体会到拥有武装力量对实现个人野心的极端重要性。同时，他又熟谙群众心理，“用算命卜卦、降童作法之术进行招摇撞骗”，频频“以大刀会名义，在西乡擎天岩招王子会、大刀会、大奶会会匪，树立上不欺天，下不欺民旗帜，自称真命天子，号清皇帝。以法符咒语，诱惑各处乡民入会学法”，后因驻地遭遇雷击，便又“以九岁不知姓名的孩子，用筍壳包裹耳朵，如两耳拖肩形状，指为正命天子。”林熙明一边拉拢零散的刀会扩充势力，一边又在刀会内部安排管理人员，其中“用李少二(当阳下老人)为军师，游临奴为保国将军(西乡七连人)，叶国清为护法元帅(湖南人)”，设置三名基将作为辅助，并以“基将、红官来带各部队中之连、排、班组织。”林氏运用封建“忠君”思想与准军事化的管理方法统领大刀会组织，“至一九三五年初，林手下已建起一支三百多人的武装刀会，取名叫‘顺天救民军’”，同时，他还向盘踞在政和县镇前、石门一带的地主汤德崇、薛绍涛等人购买枪支弹药，不断扩大武装实力。林熙明以抗租抗税为号召，吸收民众入会，逐步成为地方强势会门组织，与县保安团、国民党驻军等武装势力逐渐形成对立，双方冲突时有发生。
闽北独立师与林熙明大刀会的接触始于1935年初，闽北苏区进入游击战争时期。据饶守坤回忆，“1935年春，黄立贵同志率领部队二进闽东北时，曾与林熙明谈判，有了初步接触。”是年5月12日《江声报》的报道则从侧面证实了双方建立联系的事实。该报称“闽北各县剿匪连日电省告捷，伪独立师黄立贵股，仅余一二百人，乃与屏南、古田间之土共林乃道会合。”该报把林氏视作“土共”，并说闽北独立师与他会合，可见闽北红军与林熙明大刀会已有军事上的联合，但这种联合亦并非是一蹴而就。
1935年起，闽北分区委与红军面临的压力与日俱增。国民党纠集10万兵力开始对闽北苏区实施“围剿”，其中第12师及独立45旅，分别从铅山和崇安两个方向，向闽北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崇安县大安乡夹击，苏维埃党政机关及红军部队被迫撤出大安。而在此时，北上抗日先遣队失利，方志敏被捕的消息传来，又给闽北苏区增加更大的压力。时任闽北分区委书记的黄道向黄立贵强调：“形势可能会更严重，活动也将更困难，要有这个精神准备。”尽管如此，闽北红军面临的困境仍然令人始料未及。1935年2月底，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投诚叛变，他不仅向国民党提供了所谓“崇安匪区图及匪方重要文件通讯密本”“肃清闽北赤匪的建议”和“闽北匪军实力”等关键信息，而且还把国民党军队引向红军驻地，导致红军伤员被烧，电台被迫毁弃，损失惨重。
闽北苏区面临内外交困之际，决定派闽北独立师师长黄立贵率部向闽东北探索生存空间。通过与建松政一带大刀会的接触，黄立贵认识到虽然闽东北地区大刀会势力较强，但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情况不尽相同，“有地主豪绅控制的反动武装，有被逼上梁山的‘绿林’武装”，后者是可以争取的对象。而“经过几番较量，内部正在分化，一个叫林熙明的大刀会首领”已表示愿意同闽北红军合作。这与之前采取打击与瓦解相结合的方式相比，已有策略上的重大转变，此亦为闽北独立师进一步拓展闽东北游击区打下了基础。不过，黄立贵随后率部辗转于闽北及资(溪)光(泽)贵(溪)、邵顺建和建松政等地区，旨在拓展新的生存空间，因此与林熙明的接触，还是停留于时断时续的状态，加之国民党暗中离间，双方之间初步结成的联合渐行渐远，林熙明终又被国民党拉拢过去。
(二)闽北独立师与林熙明大刀会的结盟
1935年8月，国民党调集5个师，独立旅部以及部分民团，共计10余万人，沿不同方向分切5道主干封锁路线，采取“梳篦似地搜山‘清剿’，妄图困死在深山密林中的闽北党和红军。”闽北分区委根据黄立贵率部开拓新区的经验，决定开辟和恢复闽东北、闽中和抚东三块游击区，派遣饶守坤、王助率独立师二团挺进建松政。是年冬，饶守坤、王助率部到达建松政后，面临多重困境，一时间颇为被动。一方面，地形不熟、语言不通，补给十分匮乏；
另一方面，民团、大刀会等地方势力又极为盛行，少数群众甚至加入大刀会，来抗击红军游击队。尽管先前黄立贵与林熙明已有过初步接触，但对于深处困境之中的红军部队，林氏不仅没有施以援手，反而自食其言。饶守坤回忆说，“林熙明我行我素，我们到达闽东北后，他背信弃义，继续与我为敌，常向我们进攻。”林氏所为是大刀会组织政治立场游移不定、始终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典型表征。
尽管如此，闽北独立师二团还是凭借自身努力，逐步站稳了脚跟，并与林熙明大刀会再次建立关系。饶守坤回忆说，部队“有一次在政和打了一次刀会有五百多人，加上民团、保安团有千把人，当时刀会伤亡有百把人，捉了二十多人”，红军游击队继而对受伤法兵施以药治，并加以说服教育。以此为契机，初步扩大了红军游击队影响。又有一次，部队在政和乌地设置伏击圈，活捉100多名法兵，其中有一人是林熙明的舅舅。饶守坤和王助决定用他作为传话人，不料很快得到林氏愿意商谈的回复。其时，因林氏的武装力量不断增强，他“不再向土匪汤德崇等五大头送款献媚，五大头深为怀恨，就勾结官兵专找林熙明作对，不时出击‘林营’。”林熙明与土匪、官府之间因利益纠葛而形成的“裂缝”，亦为闽北独立师与大刀会的再次联合提供了可能。
1935年11月，饶守坤率队到林氏驻地，两人歃血结盟，除“达成保护群众利益，共同对付国民党军的协议”外，还就往后彼此怎样配合和联系，红军游击队的物资如何供给，伤病员如何安置等问题做了详细的沟通。为了进一步联合并改造林氏大刀会组织，闽北分区委安排红军骨干周觉华到大刀会中担任机将。1936年3月25日，《福建民报》在一篇题为《黄立贵股匪逃窜建边大黄》的报道中称“该匪另一股，闻勾结政和之林乃道会匪，亦在建瓯原洋一带，出没无常”。此亦印证了饶守坤部与林熙明大刀会的联合。
闽北独立师与林熙明大刀会的互动在洞宫山会议前后达到高潮。1936年4月，黄道与叶飞等闽北、闽东负责人在政和县洞宫山召开联席会议，商讨打通闽北、闽东和浙西南三块游击区域，并计划成立闽浙赣省委和省军区等事宜。据叶飞回忆说，他与黄道商量会议地点设在洞宫山，是因为“那里有一个大刀会，在政和很有名，和闽北部队有关系”，与闽东部队也有合作关系。言下之意，这里的大刀会至少不会干扰此次会议的进行。尽管叶飞所言的大刀会头目并非是林熙明，但活动于闽东北一带且已经与独立师合作的林氏不会不知晓此会消息。据黄道的警卫员杨金福回忆，“在会后的一天晚上，已经很晚了，我看到黄道、黄立贵、曾镜冰等同林熙明结拜兄弟，喝鸡血酒，每人一碗，点上香，林熙明口中念念有词。”不难想见，此次歃血结盟并非临时起意。其时黄道、吴先喜、黄立贵、曾镜冰分别担任闽北分区委书记、司令员、独立师师长和政治部主任，代表闽北分区委最高领导层。双方深夜歃血结拜，无疑是进一步密切关系的表征。闽北革命政党与林熙明的深入交往尚不止于此。为期3天的洞宫山会议结束之后，“黄道、吴先喜、黄立贵、曾镜冰、曾昭铭等带着已和红军游击队合作的大刀会头领林熙明回闽北老苏区”，一路上，林熙明按照惯例，每晚到外面烧香拜菩萨。林氏随黄道等人到崇安岚谷乡。此地当年正是闽北分区委机关所在地。林熙明到达此处，显然是双方互信升级的集中体现。至此，闽北独立师与林熙明大刀会互动往来可谓达到高峰。
双方结盟主要体现在军事上的联合。1935年冬，饶守坤与林熙明结盟后的两三天，政和县保安团便要围攻大刀会，饶守坤带领红军游击队上山作诱饵，大刀会埋伏山上，待保安团进入圈套，双方联合夹击一举消灭保安团1个营，缴枪100多支。依照林熙明要求，红军游击队分于他40多支。1936年5月，闽北“独立师第2团在林熙明大刀会的配合下，连续袭击了葛畲、筹岭、大嵩、富地、千仙岗、伊墩等地国民党军和民团，把游击区扩展到政(和)屏(南)瓯(建瓯)古(田)南(平)边界地区。”1937年1月22日，闽北红军独立师第一纵队(1936年6月闽北独立师二团改为第一纵队)与林熙明大刀会相互配合，在政和后宝岱村伏击福建保八团第三大队，取得了胜利。闽北独立师与林熙明大刀会合作以后，不仅在林氏驻地方圆四五十里范围内的大刀会不再与红军游击队为敌，而且借用他与其他刀会的关系，建瓯、迪口一带的大刀会也不再攻打独立师，红军游击队在闽东北的活动得到很大的便利。
其次，在经济方面，林熙明大刀会也给予红军游击队一定的支持。当时闽北特委经费困难，中央下拨钱数极为有限，甚至到无款可发，据王文波回忆说，“一九三八年水吉林乃导大刀会受我们领导，还经常的给我们送些款。”大刀会的经济支持，对于经费匮乏的红军游击队来说颇为重要，而林熙明联合红军游击队，加强了反抗县保安团、地主武装势力的力量，获胜以后还可分得枪支物资，双方一度形成合作共赢的状态。
(三)林熙明大刀会与闽东北红军游击队的对立及报复
随着日本侵华势力的日益扩张，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呼声成为社会的主流，红军游击队与林熙明大刀会的分歧却越趋明显。1937年9月底，国共两党在光泽县大洲召开停战和谈，11月中旬，黄道和饶守坤率领一部分部队先期到达整编地点江西石塘镇。而此时林熙明依旧固守一隅，不愿踏出自我权力的“王国”。饶守坤忆及，“抗战爆发，我们下山时，我曾几次劝他编入抗日部队，他不干。”对于林氏而言，编入红军部队北上抗日，并非其愿。他只是满足于现实社会秩序下，强占地方资源，成为只手遮天的“土皇帝”，抗日救国的民族主义和爱国精神对他而言实在过于遥远。尽管如此，黄道依然没有放弃联合与改造林熙明大刀会的努力。1937年12月27日，他在回复崇安县县长熊伯雄的信件中写到：“据报载林乃导在政和与该县保安队发生冲突，查林乃导须系大刀会首领，非属弟部，但与弟有相当友谊，对彼此问题，弟可加以说服，使其参加抗日。”
从这封回信可以想见，崇安县政府出于先前闽北独立师与大刀会合作的顾虑，怀疑林熙明大刀会攻击县保安队与闽北独立师有关。这说明在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新目标之下，中共、大刀会和国民党之间关系变得愈益微妙和复杂。对此，黄道并非未有觉察。1938年1月15日，中共长江局任命他为中共东南分局委员，不久又兼任宣传及统战部长。2月13日，东南分局即向闽浙赣特委指示，“在福建方面，应抓紧大刀会、土匪工作。一方面运用各种方式，逐渐引进和转变他们到抗日方面来，使他们不致被汉奸利用。但同时应防止政府对我们的误会，设法向政府解释和建议争取大刀会、土匪的办法。”这份文件融入了黄道丰富的统战工作经验，尤其是强调“运用各种方式”促使大刀会等武装组织转变到抗日队伍中，体现出极具弹性的一面，而“设法向政府解释”，消除误会，又折射出颇强的原则性立场。
然而，此时红军游击队内部对林熙明的判断并未达成一致意见。范式人回忆说，“我在松政庆活动时，他来见过一次，他要枪，我给了他两支，总是感到不放心，这些人是土匪，搞不好他会到处招摇撞骗的。我到福州时(大概是1938年2月——引者注)曾与王助争论，我说他是汉奸，王助不同意。”对于当时闽东特委而言，林熙明是否是汉奸固然重要，但更为关键的是要考虑如何处理与林熙明的关系，特委内部的不同认知从某种程度上亦为接下来“新康事件”的发生埋下了伏笔。但另一方面，正如范式人所言，“1938年春闽北红军北上抗日后，林认为失去了红军对他的压力，遂起反恻之心。”先前红军游击队与林熙明大刀会的合作，基本上是在双方军事实力相当的前提下进行的，彼此歃血结盟背后，实与武装力量的相互制衡密切关联。闽北红军北上抗日以后，军事力量骤然弱减，林熙明逐渐“脱离了与红军结盟的轨道，放肆地蚕食、侵占中共领导的寿政庆和政屏游击根据区，派兵到处派款抓丁”。此时隶属于闽东特委的寿(宁)政(和)庆(元)县委出面阻止，林熙明却提出以枪支弹药为交换条件。在未获得中共方面的应允之后，他被国民党拉走，不再受红军游击队指挥，双方开始走向分化。面对林氏的转变，中共寿政庆与政屏县政府负责人范振辉与张家镇决定给予打击。然而由于疏忽大意，密信不慎落入林氏手中，他遂带300余名法兵，于1938年3月19日深夜突袭寿政庆县委，酿成县委书记范振辉、独立团团长范江富、政屏县委书记张家镇等49名党员干部和红军游击队员牺牲的惨剧(闽北地方党史称“新康事件”或“新康口事件”)。至此，闽北红军与林熙明大刀会之间最后一丝纽带断裂，林熙明最终也因国民党保安处第三旅旅长易启基的诱捕而丧命。
不同于闽北独立师与大刀会采取外部联合的方式抗击国民党势力，闽东革命政党抓住地方群众普遍迷信大刀会的心理，因势利导地整合与建立群众性赤色大刀会(一般称之为红带会)，并通过革命动员，逐步引向武装暴动。1933年10月，福安南区区委组织“甘棠暴动”，不仅战胜海军陆战队一个排的兵力，而且在暴动之后，组成了以红带会会员为主体的闽东工农红军第五支队。然而，红带会毕竟是利用会门形式而建立的组织，中共福州市委和福建临时省委从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观念出发，批评福安中心县委依靠法兵组织武装暴动的行为，但县委亦从实际出发给予回应。闽东革命政党通过内部嵌入红带会的方式实施革命武装暴动，亦展现出颇为复杂、多元的历史面向。
(一)赤色大刀会的组织动员与“甘棠暴动”
闽东红带会最早见于寿宁县。1931年，在福州乌石山师范学校学习的范浚、叶秀藩按照福州中心市委安排，返乡组织开展秘密革命工作。是年冬，范浚“开始搞秘密农会组织”，随后根据家乡群众颇为迷信大刀会的心理，决定发展红带会。但筹建之初经费匮乏，范浚回家拿了田契来卖，叶秀蕃则卖了五担租子，尔后大家每人大约又凑了五元大洋作为筹备资金。尽管老百姓深受土匪、民团和海军陆战队的压榨，有比较强烈的抗租抗税愿望，但组建红带会亦并非一蹴即至。为了动员群众加入红带会，返乡后的范浚、叶秀藩依托日常人际关系资源，积极串联、发展革命力量。寿宁先峰村的谢信迁就回忆说“那时参加革命都是通过亲戚、朋友引线，然后才接近组织的”，谢氏所说的“组织”自然亦包括红带会。寿宁地区组织红带会之举很快为福安中心县委所重视并效仿。福安北区黄坛、西区廉村，上南村柏柱、下南区甘棠亦相继设坛延师授法。福安南区亦是如此，据曾志回忆说，她到达福安南区后，与区委员施霖等人感到“农民相信‘红带会’这种带有迷信色彩的群众性武装组织，就决定广泛地发展它，以推动抗租斗争”，于是就从赛岐和甘棠附近的几个村子里抽出一些积极分子，让他们到山上接受组织红带会的训练，40天后，这些人员“分头到各村发展‘红带会’。大约到了七八月时，福安南区三四百个村子都有了‘红带会’”，这为接下来的“甘棠暴动”奠定了武装基础。
甘棠镇地处福安市西南部，东临赛江，西连宁德市赤溪镇，北接溪潭乡，南邻下白石镇，是福安地区主要产粮区之一。地主们常住生活条件较好的城关与赛岐，为了防止农民抗租，他们就雇佣海军陆战队驻扎甘棠。1933年秋收之季，海军陆战队大肆捕捉拖租抗租群众，曾志、施霖、任铁锋和陈洪妹等人决定依托红带会，在甘棠策划武装暴动，解除海军陆战队武装。然而引导农民包括红带会成员，从抗捐抗租转向武装暴动，并非就是顺理成章之事，需要革命领导者深入乡村社会潜心策动。任铁峰作为暴动总指挥，虽然曾有在闽东地区组织革命工作的经验，但考虑到他不通福安本地方言，区委便安排陈洪妹等本地革命者为助手共同开展宣传动员工作。任铁峰、陈洪妹等经过一两个月的组织活动，从福安南塘、外塘、甘棠到大车、亭头等地的大刀会，都被纳入到福安南区区委的领导之下，在接下来的武装暴动中红带会“法兵”的确发挥了作用。
“甘棠暴动”的发生虽有一定波折，但最终还是实现了武装消灭国民党海军陆战队1个排的目的。1933年10月21日，曾志等人在甘棠漳港村集会商讨暴动问题时，由于地主及贫农团内不纯分子的告密，支部书记阮春弟、阮德怀和王友轩3人被国民党军队抓捕并押解至赛岐，区委便临时决定调集红带会，分兵两路，一路主攻赛岐，解救被捕人员，另一小部分力量则牵制甘棠守敌。然而，国民党海军陆战队已事先察觉红带会动向并向赛岐增调军队。区委计划召集的500多名红带会成员中少数“存在畏惧心理”，到第二天晚上实际只到了100余人，主攻赛岐颇有难度。区委便决定按照原定计划，全力攻打盘踞在刘祠的海军陆战队。暴动总指挥任铁峰率领10余位突击队员先头行进，陈洪妹、张奶波和张国城则带领70多名红带会成员紧随其后，凌晨3时左右暴动队伍靠近海军陆战队住所甘棠城堡，按照事前制定的里应外合的作战策略，战斗取得了胜利，除“缴获二十六枝步枪和装有子弹的子弹带，还有成箱的子弹和手榴弹”。经过武装暴动的历练，“23日清早，赤卫队开到倪下，抽出其中骨干40多人，当天成立了闽东工农游击第五支队”，闽东地区军事武装力量得到加强。
暴动发生不久，闽东游击队即遭遇海军陆战队报复性还击，而此时福安南区红带会的斗争观念和作战能力已有明显提升。1933年11月24日，闽东工农游击第一、五支队共计80多人，在甘棠遭遇海军陆战队包围，情况十分危急，“甘棠、港岐、后岐等村六七坛红带会闻讯立即集合两百多人，从后面猛袭伪海军”，致敌一个连死伤大半。闽东革命政党自主设立与发展的赤色大刀会，“在抓土豪、打民团、镇压反动大刀会、保卫‘五抗’斗争中发挥了较大作用”，且在闽东主力红军组成前，经常配合游击队作战，给敌人以杀伤。1933年11月，由于“福建事变”发生，驻扎在闽东的海军陆战队纷纷撤走，加之从1933年下半年起，国民党集中大量军队向中央苏区围攻，闽东地区面临的军事压力明显减弱，福安中心县委趁此机会将寿宁、福安、宁德、福鼎、霞浦五县连成一体。与此同时，串联各县红带会组织，成立红带会总队。到1933年年底，“闽东农村红带会会员达数万之众。”
(二)武装暴动的成功与上级指示的悖离
闽东革命政党根据实际条件设立与发展红带会组织，并成功实施革命暴动。与此同时，革命武装组织亦得到不断扩大。福州中心市委和福建临时省委对此不但未予肯定，反而对地方革命者依靠法兵组织武装斗争的行为提出严厉批评。福州中心市委认为福安中心县委对大刀会“采取机会主义的策略”是“犯了许多严重错误与弱点”；
福建临时省委则从阶级斗争及组织原则出发，指出法兵的反抗意识源于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要求福安中心县委必须排除红带会中“地主富农及一切剥削分子”，将红带会成员纳入到农民协会或赤卫军之中，使其“绝对在党的政治和组织领导之下”。中共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组织一元化的列宁主义政党。从理论层面而言，福州市委和福建临时省委的批评确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对于地方革命政党来讲，要在有限的时空里，推动武装暴动，又不得不受制于现实条件。为了促进革命动员和武装暴动，需要地方革命者融入地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之中，采取因时因地的灵活策略，调动群众参与革命暴动的积极性。因此，福安中心县委针对上级意见，认为“以法兵为赤卫军问题并不是建筑在迷信上，主要是因为法兵有种种作用(如用麻醉作用，作战勇敢)，有组织、有战斗力”，“在目前阶级冲突，在加强战斗力的观点上，工农也学法兵来[未]尝不可。”事实表明，法兵战前吞服药物的确能够增强一定的战斗力。
不过，红带会会员临阵前吃砂念咒，毕竟是会门行径，只能当作权宜之计，不能长久依赖，这不仅与中共革命政党意识形态观念背离，而且在红带会建立与发展过程中，也的确出现颇多不良问题。其一，会门组织迷信观念及陈规陋习，导致武装斗争力度和效能难以有效发挥。比如，1933年上半年，宁德地区游击队里“有大刀会转变的农民自卫队一千多人”，他们“每夜每早”都在做法，迷信氛围自不待言。更为甚者，队伍准备妥当攻打霍童民团时，“只因为菩萨××去不得，同时又摔破了一碗，队员是十分害怕”，结果面对酒醉如泥的团丁，队员们都不敢前进，只是站在门口。既使缴到枪支，但由于惧怕都径直逃走了。1933年6月，由范义生负责的寿宁县党部，把寿宁各地红带会集中到阳头里一带，与福州派出的教导团、保安团和泰顺国民党84师2个连展开战斗时，“在猪母洋战斗中，因为红带队的纪律规定‘什么东西都不能要’，队员们也就连敌人丢掉的枪也不拾”，结果反遭对方攻击，数十人因此伤亡。此后，红带会才取消不许捡拾战利品的规定。其二，红带会组织松散，战争经验较为缺乏。闽东地区红带会发展规模迅速，寿宁大概就有上万人左右。如此庞大的团体，需要严格的管理制度，然而在以群众为主体的红带会内部，要实现有序的管理与调度却并非易事。正如地方党史专家所指出闽东地区“红带会缺乏严密的建制，虽然有总队和大、中、小队之分，但仍是一个松散的结构。队伍的指挥调度也是多头的，很大程度上是受各级党政机关调遣，总队形同虚设。”如前所述，在“甘棠暴动”的前一天，福安县委计划调动红带会500多人攻打赛岐，结果只到1/5，足以说明红带会在政治观念和组织纪律等方面存在问题。同时，红带会在作战之中，不仅人员、枪支难以有效集中，在作战策略方面往往还是凭借会门组织的强攻硬打方式，缺乏战略谋划。不过，随着闽东苏维埃政府的成立，以及红军游击队向规范化推进，一部分法兵陆续加入到红军部队中，更多被改编到“苏区各县的独立营和各级党政机关的警卫部队、肃反队”，到1934年底闽东红带会基本上消散殆尽。曾志晚年回忆说：“为什么闽东苏区能够很快地发展，主要是依靠群众，组织自己的武装，依靠红带会作自己的武装很重要。”从闽东苏区的初创和发展来看，红带会组织的确起到过重要作用。
从1935年春到1938年春，闽北红军游击队与林熙明大刀会历经接触、中断、结盟直到决裂的历史过程，折射出双方极为复杂的互动本相。闽北革命政党采取灵活策略，逐步获得了林熙明大刀会的军事合作和经济支持，亦曾安排中共干部进入大刀会内部，以密切双方联系，但从整体而言，闽北红军游击队与林熙明大刀会基本上还是处在一种相对独立的外部联合状态。红军游击队北上抗日之后，林熙明又回到自行其是的状态。双方长达四年的联合最终以“新康事件”而彻底决裂。闽东革命政党顺应群众迷信大刀会心理，自主组建红带会，并引导红带会成员与游击队配合，成功实施武装暴动。福建临时省委、福州中心市委从列宁主义政党理论与阶级斗争观念出发，严厉批评闽东福安革命政党依赖红带会发动革命暴动的行为。福安中心县委则根据实际斗争效果，阐明地方革命政党依托红带会发动革命暴动的必要。不过，红带会毕竟是按照会门名义组织而成，迷信观念浓厚、组织纪律松散和政治观念薄弱等问题较为突出，然而随着革命形势的推进，诸多弊病在革命实践过程中得到扬弃与改造。
闽北、闽东革命政党与大刀会组织所呈现出的外部联合与内部嵌入的两种不同结合样态，根本区别在于主导权问题。闽北革命政党没有获得大刀会的主导权，主要原因是以林熙明为首的大刀会不仅占据相对固定的活动地盘，而且拥有众多法兵，有一定数量的枪支设备，是典型的地方强势会门组织。双方合作期间，军事力量基本上是处在一种平衡状态，而红军北上抗日后，军事力量骤然减弱，林熙明迅即翻脸不认人，与红军游击队决裂。闽东革命政党之所以能够建立并主导红带会，一方面，闽东革命政党组织中本地干部占绝大多数，他们与当地民众固有的同学、朋友和亲戚等关系资源，为建立或争取其他反动和中间会门组织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也为管理和发展红带会提供了信任感和感召力。另一方面，闽东革命政党对红带会的教育与改造亦尤为关键。福安中心县委安排积极分子和中共党员上山学法，学成以后到乡村开坛设立红带会。他们兼具党员、团员和法兵、法师的双重身份，更加有利于对红带会法兵阶级观念的形塑和组织纪律的教化。当然，从1932至1934年，闽东革命政党能够嵌入红带会，与闽东地区面临相对较小的外部军事压力也不无关系。闽东革命政党与大刀会组织所呈现出的结合样态，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亦有类似展现，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差异，实际上亦有很大不同。黄文治研究皖西大刀会时注意到六安县委亦曾“吸收、利用乡村大刀会组织中与中共革命相融的东西，比如对共同体、神化首脑的依附及迷信尊崇观念”，进而尝试建立革命的大刀会，但从实际效果而言，其与闽东苏区颇为广泛的组建红色大刀会又有很大差别。相比之下，考察中共福建地方革命政党与大刀会组织之间所展开的复杂博弈、曲折多变历史过程，更有助于透视出中共乡村革命极具复杂性和多歧化的历史脉络及微观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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