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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世德
二战前，受殖民控制和经济联系的影响，美国的实力与英国、法国等国相比存在差距。二战提升了美国的影响力，而东南亚“作为包括橡胶、锡和石油在内的原料产地和沟通东西、南北半球交通的十字路口，对‘自由世界’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朝鲜战争和三次印度支那战争的相继爆发，使亚洲成为“热战”的前线，东南亚成为美国必须控制的重要地区。美国崛起改变了世界经济版图，受马汉的“海权理论”影响，二战后太平洋成了美国的“内湖”。受皮斯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谁控制着边缘地带，谁就控制着欧亚大陆；
谁控制着欧亚大陆，谁就掌握着世界”的影响，美国希望二战后能出现一个“有秩序的、非革命的、向西方利益开放的东南亚”Walter La Feber, “Roosevelt, Churchill, and Indochina: 1942-45”, , Vol.80, No.5, 1975, pp.1277-1295.，东南亚逐渐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之一。
为了对抗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影响，顺应战后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潮流，美国利用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向东南亚渗透，通过不断提升经济影响增强政治联系，为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创造条件。基辛格曾说：“谁掌握了货币发行权，谁就掌握了世界”，拥有国际货币的国家有“让他国按本国意愿行事”和“不受外界约束，自由行事”的自主权Benjamin J. Cohen, “The Benefits and Costs of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Getting the Calculus Rights”, , Vol.23, No.1, 2012, pp.13-31.。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虽然确立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但美元在东南亚国家(除了菲律宾外)的使用并不多，英镑、法郎、荷兰盾的使用频率相对更高。对当时的东南亚来说，美国是政治军事大国，而不是货币金融大国。加速美元的国际化是美国渗透和控制东南亚的重要手段。
货币国际化是指通过“私人部门和官方将一种货币使用扩展到发行国之外”Susan Strange, “The Future of Sterling as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 Vol.48, No.1, 1972, pp.90-92.。在现实世界中，货币除了用于市场流通之外，还服务于政府目标。国际货币提供国不仅可以获得国际铸币税的收益，还能通过“贷款提供与回收和倾销债务国货币等手段”影响货币使用国的汇率，采取“货币操纵、强制诱导、拉拢驱逐”等策略控制国际货币使用国，利用对国际货币体系操控的优势，按照自己的偏好和利益更改国际金融规则，获得“决定事务处理方式和塑造国际框架的权力”Susan Strange, ,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1988, pp.24-25.。货币国际化不仅是货币使用空间和范围的扩张，也是“权力扩张的过程”。美国推动美元在东南亚的使用，不仅能获得贸易投资等经济上的好处C. Fred Bergsten, : ,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5.，还能加深区域经济活动对美元的依赖，在美国和东南亚之间形成权力关系，服务于美国全面控制东南亚的战略构想。正如科恩所说：“如果你想要政治上的独立，就不要依赖其他任何国家的货币”Benjamin J. Cohen,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9.，没有美元的国际化，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会大打折扣。
货币国际化既是市场的选择，也受人为干预的影响。从历史经验看，贸易大国的货币成为国际计价和结算货币的可能性比较大Bacchetta, Philippe and Eric van Wincoop, “A Theory of the Currency Denomin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 Vol.67, No.2, 2005, pp.295-319.，长期的使用可能形成习俗惯例，造成国际货币使用国选择其他国际货币的替代成本Krugman R. P., “Vehicle Currencies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 , Vol.12, No.3, 1980, pp.513-526.，从而使传统国际货币的国际竞争力得以强化。国际货币体系围绕核心货币形成，与习俗惯例相结合，强化了金融交易网络的便利性和规模效应Kevin Dowd & David Greenaway, “Currency Competition, Network Externalities and Switching Costs: Towards an Alternative View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 , Vol.103, No.42, 1993, pp.1180-1189.。选择某种国际货币作为贸易结算与储备货币，不仅会形成跨国债权债务关系，对本国金融体系发展产生影响，还意味着节约交易成本和增加发展机会。市场“通过激励勤奋、奖励创造以及激发对财富的追求”David Ricardo, , Piero Sraffa ed., Vol.1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2，p.70.，会使一个国家和地区出现“经济增长、关系重构和信仰改变”W. Arthur Lewis, , , IL: Richard D. Irwin, 1955, p.235.，传统的货币惯性最终能被克服，进而发生国际货币的替代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变。市场主体的国际货币金融知识往往有限，作为对外金融谈判的代表和市场主体国外利益的维护者，政府的引导和对国际货币的选择，不仅能促进国内金融体系的发展变革，还能“改变国际货币的竞争格局”。货币国际化是过程与状态的统一，从过程来看，体现为国际货币接纳与使用的周期及程度；
从状态来看，是特定时间国际货币使用的空间及影响以及不同货币在不同地区的不同国际化水平。东南亚国家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选择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并在贸易投资中使用，不仅有助于美元货币关系网络的拓展补密，还会影响东南亚本土金融体系的发展，因而发挥美元的影响力是美国控制东南亚的重要手段。美国加速美元在东南亚的国际化，既是经济需要，也是政治需要。
美国有在东南亚推动美元加速国际化的能力和意愿。二战后，欧洲国家根据共同和单一的国家利益制定各自的东南亚政策；
新中国虽愿意“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于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但东南亚国家的猜疑和国内经济基础的薄弱影响了彼此之间的经济联系；
苏联依托经互会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其重心主要在东欧。1939年，美国制定的重建战后世界秩序的原则是，建立一个“围绕美国黄金、经济实力和充分就业水平运转”Hudson Michael, , ,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Press, 1972, p.190.的新秩序；
同年，美国联合加拿大、拉美和菲律宾等太平洋国家和地区，以“美元集团”为基础组建“美元区”，夯实了美元走向全球化的区域国际化基础。美国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能为美元建立“货币网络和国际制度体系提供支撑”。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美国通过持续不断地强化与东南亚的经济金融联系，逐渐诱导东南亚融入美元体系并成为其组成部分。紧密的经济金融联系能让东南亚对美元逐渐产生依赖，美国也能借此形成并强化与东南亚的权力关系，从而既可以削弱和排挤欧洲货币的影响，又能将东南亚绑在美国的“战车”上，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棋子”。“货币权力争夺是大国权力角逐的一个重要部分”，美国不可能缺席东南亚的国际竞争，要“借助货币秩序来获得更大的政治影响力”，就必须推动美元在东南亚的国际化。美国在东南亚的美元国际化战略“主要源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的因素”，是美国国际政治经济战略的反映。已有研究多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使美元成为“协议货币”，美元在东南亚的国际化是制度安排的必然结果，研究东南亚的美元国际化无太大意义Benjamin J. Cohen, :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226-228.。笔者认为，美元取得世界货币的地位，并不意味着其在东南亚广泛使用并有较大的影响，如同人民币纳入SDR篮子但在国外使用并不广泛，美国在东南亚采取各种手段促进美元使用和国际化就是最好的佐证。故此，本研究试图理清美国在东南亚推动美元国际化的进程及影响，为人民币在东南亚的国际化提供参考。
自近代西方兴起，东南亚成为大国货币跨国使用的竞技场。17世纪初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后，荷兰盾在荷属印度尼西亚的影响力不断增强，1827年荷兰在印尼设立爪哇银行，强化荷兰盾对荷属东印度的金融主导地位，印尼成为荷兰盾在海外进行流通使用的重要支撑。1829年印度加尔各答联合银行成立，并于1840年在新加坡设立办事处。随后，有利银行、渣打银行、汇丰银行等陆续进入，完全控制了英属马来亚的金融。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分别于1887年和1893年渗入泰国。随着1886年缅甸完全沦为英国殖民地，成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马来亚、泰国、缅甸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原有控制区域，支撑着英镑在亚洲的使用并成为英镑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875年，法国设立印度支那银行，将印度支那三国纳入法郎区。二战后，法国尽管元气大伤，仍然幻想加强对印支三国的控制，维护既得的经济金融利益。二战期间，日本占领东南亚，试图建立“以皇国为中心之大金融圈”，“并使其最终成为日元地区的一个部分”，后来虽然战败而被迫退出东南亚，但在东南亚扩大经济金融利益的意图始终存在。二战后，东南亚的欧洲货币关系网络虽有所削弱，但货币惯性使英镑仍然具有强大的国际影响力。1948年，超过一半的全球贸易结算和48%的外汇储备仍使用英镑S. Corbridge, R. Martin, N. Thrift eds., , , Oxford: Blackwell, 1994, pp.41-43.。美国作为有全球抱负的大国，自然要在东南亚建立与其影响力相适应的货币关系网络。
破解欧洲货币关系网络的规锁，是美元在东南亚国际化的起点。美国利用二战中积累起来的实力与影响，主导并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元为绝对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正式形成。美元成为维系全球流动性的关键，在固定汇率制度下，“美元对创造国家流动性以维持世界贸易和增长是必要的”Francis J. Gavin, , : , , North Carolina: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4, p.6.。抛开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不谈，从国际贸易计价结算和融资的角度出发，利用美元计价结算有助于进入美国市场体系，借助美国金融市场平衡国际收支，还可能获得美国的对外援助和金融支持。由于欧洲国家先于美国在东南亚建立了货币关系网络，只有让东南亚认识到与美元的联系更加有利于自身的发展，才能使其克服使用欧洲货币的惯性而选择美元，让使用美元成为自觉自愿的行为。美国采取了多种措施加强美元与东南亚的联系，逐步解锁欧洲货币关系网络对东南亚的控制和影响。
第一，以支持独立和反共为名解锁欧洲的政治控制。欧洲货币在东南亚的使用与传统的政治经济活动关联密切，而二战以及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削弱了欧洲原殖民国家，使欧洲国家经济普遍困难，必须仰仗美国这个“世界的中央银行”B. J. C. Mckercher, : ’ - ,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来重建。通过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与美国的合作，确保获得援助，对于西欧国家的安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Alce Cairncross, - ,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82. p.208.。“马歇尔计划”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使欧洲成为“一个求助者，而不是争夺世界领导权的竞争者”Theodore A. Wilson, : (),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1, p.176.。因此，美国有拆解欧洲货币关系网络的政治基础。基辛格曾言：“我们赢得了胜利并把领导世界的重任担在肩头，全世界应该采取美国的制度，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未来的经济格局将取决于我们。”1946年，美国以让菲律宾独立为契机介入东南亚的非殖民化进程。英国清醒地认识到，“处理整个远东事务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英国与美国的关系。”A. J. Stockwell,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s Decolonization of Malaya, 1942-1957”, in David Ryan and Victor Pungong eds., : ,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p.9.英国以1945年泰国曾对盟国宣战为由，提出了苛刻的“二十一条”，以扩大在泰国的权力。美国以“在泰国的良好愿望将被牺牲”U.S. Department of State, : ,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Vol.Ⅵ, 1945, pp.1305-1307.为由介入，英国试图扩大影响力的势头被遏制。1954年以后，英国不愿继续承担英缅防务协议的责任，“缅甸与英国决裂的困境”U.S. Department of State, : ,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Vol.Ⅶ, 1954, p.34.让美国得以介入缅甸政治，英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进一步被削弱。中国革命逐步胜利，美国鼓吹“东南亚地区最严重的问题是共产主义”Dennis Merrill ed., , Washington D.C.: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n, 1998, p.46.，批评1954年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模式意味着“共产主义前进了一大步”Neil Sheehan, Hedrick Smith, E.W. Kenworth and Fox Butterfield, : ,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Inc., 1971, p.14.，并通过“替代而不是补充”Robert A. Divine,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53-54.的方式，利用直接援助“排挤法国的势力”U.S. Department of State, : ,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Vol.13, 1952, pp.1053-1059.，深度介入印度支那的事务。同时，美国通过灵活转换仲裁者与援助者的角色，对印尼的内政外交进行渗透，引诱印尼远离欧洲、放弃中立政策并成为美国主导的“反共”体系中的一员。1954年建立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是美国主导的，也是欧洲国家影响力下降的标志。由此，美国的政治影响力持续增强，欧洲对东南亚的政治控制逐步削弱乃至消失。
第二，利用制度安排使东南亚疏远与欧洲的金融联系。“美元作为战后秩序中天然的关键货币角色，被1945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合法化’”，个人和公司都想持有以美元为主的资产。战后，除马来亚之外的东南亚独立国家都存在贸易逆差，1948—1958年贸易逆差累计达21.44亿美元Nixon J. W., “Economic Survey of Asia and the Far East, 1949”, (), Vol.114, No.1, 1951, pp.112-129.，只有对美国贸易才能获得顺差和美元(见表1)。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没有明确贸易结算的币种选择，但确定了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根据会员国稳定固定汇率的制度安排，“政府只能通过对持有的黄金或美元加杠杆来发行本国货币”。要增加财政支出和增发本国货币，前提是拥有更多的美元，因而与能容忍贸易逆差的美国进行贸易是最佳途径，利用美元计价结算是最好的选择。1957年前的马来亚既是英国殖民地，又属于英镑区。英国要解决“美元荒”，需要马来亚扩大对美国出口。1952—1957年，马来亚从美国获得16.9亿马元的顺差，对英国产生了11.1亿马元的逆差，美元顺差通过贸易逆差或者英镑区共同储备流入英国。美国利用战后英国的经济困难，要求英国“放弃特惠制和美元库”，接受美国倡导的“多边非特惠自由贸易体制和国际货币多边结算并自由兑换的国际金融体制”。战后的英国必须依靠对美国出口获得美元来维持英镑地位，并在1956年成为美国最大的国外商品来源国F.S. Northedge, : , , London: Macmillian Press, 1962, pp.179-190.，难以拒绝美国对其提出的放松东南亚殖民控制的要求。而贸易和美元在马来亚民众与美国之间搭建起经济联系的纽带，传播了美国和美元的价值理念和运作模式。美国利用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控制，让“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加入《关贸总协定》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美国认为，东南亚对“世界整体认知水平的进步越大，对美国就越有利”Walter Johnson and Francis J. Colligan, : , Chicago and La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p.Ⅶ.。寻求经济独立发展的东南亚认为，“欧洲殖民主义是寻求对美国贸易的障碍”，对欧洲货币运行理念和操作模式日益反感。战后美国多次降低关税，为东南亚国家出口创造了条件。随着东南亚国家对美国和美元了解的加深，克服欧洲货币惯性的成本越来越小，与美国建立经济金融联系成为重要选择，美元对东南亚金融体系建设影响巨大。
表1 东南亚国家对美国贸易情况(1950—1959年) (单位：万美元)
第三， 利用投资借贷促进美元的使用。二战后的东南亚缺乏储蓄、外汇及熟练的劳动力，需要补充经济增长所需的资源，才可以使经济发展更加迅速，美元资本获得了向东南亚渗透的机会。印尼独立后，美国资本快速渗透扩张，包括固特异轮胎橡胶公司、美孚石油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等著名企业都对印尼进行了大量直接投资，到1957年年底，美国公司在印尼的投资达到319.2百万美元。美国的间接投资也加速扩张，1948年成立的美国—印度尼西亚公司，获得15年内向印尼提供美元信贷的授权；
1950年，华盛顿进出口银行向印尼提供了1亿美元贷款。1950年，美国支持世界银行给泰国提供2500万美元贷款作为发展基金。1957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向缅甸提供4300万美元贷款，1958年又额外增加1000万美元贷款用于帮助缅甸维持内部稳定。美国提供的美元贷款多用于东南亚的自然资源开发与利用，美国向印尼的贷款还明确要用原料出口来偿还。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原料储备出现严重短缺，在美国稀缺的21种物资中有 7种产品(椰子壳、金鸡纳皮、植物纤维、橡胶、丝、锡和钨)的70%来自东南亚。为了与苏联对抗，美国加大了战略物资的囤积，大肆搜购铜、铅、锡、橡胶等，到1961年，美国囤积的战略物资达到87亿美元，其中很大部分来自东南亚。战后东南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初级产品贸易是对外经济联系的重要渠道，美元贷款多与东南亚的初级产品开发利用有关，因此了解美国和美元是东南亚开放发展的重要前提。美元贷款的获取与偿还，使东南亚的本土金融机构获得业务机会。在东南亚，与美国金融机构进行与美元有关的业务合作，逐渐替代与欧洲金融机构的业务往来，为美元的使用创造了条件。
第四，利用对外援助扩大美元的影响。1949年美国提出“第四点计划”，“帮助‘欠发达’和‘爱好和平’的国家与地区”发展，要“用物质的手段达到非物质的目标”U.S. Department of State, ：
,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Vol.1, 1949, pp.758-759.。逐步摆脱殖民统治的亚非拉地区，被美国视为与苏联对抗的物资与人力资源的重要来源地。根据美国《国际开发法案》第四点的规定，美国通过政府拨款进行技术开发，使“这些国家有更多可使用的美元来购买美国或其他国家的货物”U.S. Department of State, , ，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Vol.13, 1949, pp.78-109.。东南亚是“第四点计划”的重要受援地区，东南亚与远东获得1952年美国拨款的29%Dennis Merril ed., , Washington D.C.: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Vol.27, 1998, p.636.。1951年，美国通过《共同安全法》，由共同安全署负责对外开发援助。1950—1952年，共同安全署及其前身经济合作署在东南亚地区投入的资金高达330亿美元。美国还通过科伦坡计划对东南亚进行援助，该组织1950—1958年为不发达国家成员提供了50亿美元援助，其中美国援助额占85%。1957年，下湄公河流域调查协调委员会成立。1957—1975年，美国为该组织提供了4640万美元用于湄公河开发，成为该组织运行的最大援助国。美国通过不同的渠道为东南亚国家提供了大量的援助(见表2)，几乎每个国家的政治稳定都“取决于国内支持和国外尤其是美国援助的数量”Apichart Chinwanno, ’ :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269.。
表2 美国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援助(1948—1973年) (单位：百万美元)
经济援助增加了东南亚的美元存量，又促进了东南亚国家相关人员与美国的交流。经济援助多与东南亚的人员学习交流相结合，学习交流的“首要任务是强化心理影响，有效地影响各团体和个人的思想、情感”U.S. Department of State, ：
,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Vol.1, 1950, p.452.。东南亚参与经济援助项目交流的人员多是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这些人多比较认同美国价值观和市场模式，“在思想和情绪上也许能够左右政府的行为和公众的舆论”U.S. Department of State, ：
,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Vol.1, 1950, p.473.，是东南亚与美国合作的重要推动者，也是美元运行理念和市场操作的宣传介绍者，更是美元影响的“放大器”。
加速美元在东南亚的使用，关乎美国全球战略的实现，但美元在东南亚的国际化不能毕其功于一役。美国“利用东南亚民族独立运动打击和削弱了英、法、荷的势力，是以不严重影响美国与西方盟国的关系为限度的”。美国出于“自身经济利益和冷战形势下的全球战略考虑，默认了英国殖民主义在东南亚的继续存在”，没有激进地拆解欧洲货币关系网络，采取的是渐进的做法，让东南亚认识和了解美元，为随后美元的大量使用创造条件和奠定基础。20世纪50年代，美元在东南亚的使用日益频繁，但在广度和深度上还是有限的。受制于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东南亚和美国的经济往来有限，欧洲货币关系网络的影响依然存在。持续解锁欧洲货币关系网络，加速编织东南亚的美元货币关系网络，仍需要美国的持续推进。
国际货币使用选择受政治联系的影响，“与储备货币发行国建立联盟关系的盟友，持有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货币大约可以增加30%”Barry Eichengreen, ’ , ’ : , NBER Working Paper, No.11336, 2005.。与东南亚国家建立紧密的政治联盟，是美国加速美元跨国使用的重要选择。独立后的东南亚不愿意被大国政治集团裹挟，1954年，中国、缅甸与印度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体现了“新生的国家渴望建立平等的国际关系”。1955年东南亚国家举办亚非会议，确立了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等国际行为规范的基本准则，这也是东南亚国家重要的对外行为准则。1961年，印尼作为倡议国组织了不结盟运动第一次首脑会议，东南亚国家成为不结盟运动的重要支持力量。受万隆精神的鼓舞，东南亚国家推动区域合作，促进共同发展。1961年马、菲、泰三国组建“东南亚联盟”；
1963年马、菲、印尼三国尝试组建“马菲印多”；
1967年马、菲、泰、新加坡和印尼发表了《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宣言》，宣布建立“东南亚国家联盟”；
1971年的《东南亚中立化宣言》明确了“区域自主、主权平等、不干预主义、共识性决策、非正式的渐进主义、注重经济发展”的国际经济合作原则。尽管东南亚国家有与美国发展经济联系的愿望，但基于价值理念的差异和地缘政治的考量而在行动上有所顾忌，再加上美国在越南的信誉焦虑与军事干预，以及冷战对峙的负面影响，美国要直接把东南亚纳入美元货币关系网络，存在巨大挑战。
东南亚不能完全融入美元关系网络，意味着美国重塑世界经济结构，建立多边的、非歧视和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支付体系存在缺憾。美国将二战爆发部分归因于多边开放体系的崩溃，将美元体系视为多边体系的组成部分，对其成功极为重视。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为适应美苏对抗的新形势，美国需要调整对外政策引诱，更多国家加入美元货币体系，其中如何补齐东南亚美元货币关系网络短板，是美国必须解决的问题。布雷顿森林体系从诞生开始，就有着强烈的政治属性和大国主导特征Benjamin J. Cohen, :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226-228.，战后美元的国际地位“不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是权力这只‘看得见的手’”Catherine R. Schenk, :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21.作用的结果，美国的对外关系和其他国家对美元国际地位的支持E. Helleiner and Jonathan Kirshner, ,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2, p.71.，对美元的国际化有着重要影响。独立自主意识不断增强的东南亚，不欢迎美国的指手画脚和经济控制，“鼓励和支持多国的当地机构发挥作用”U.S. Department of State, : ,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Vol.1, 1950, p.459.，客观上也促进了东南亚美元货币关系网络的编织。经济恢复后的日本，确定了“贸易立国和重工业化”的发展战略，而独立后的新加坡，确立了“‘极端’外向型经济战略”，日本和新加坡都是美国可以放心合作的伙伴，是美国健全东南亚美元货币关系网络的帮手。美国以日本为桥梁发展与东南亚的贸易，以新加坡为支点推动美元在东南亚的流通使用，从而持续推动东南亚美元货币关系网络的建设。
第一， 依托日本的对外贸易织密美元计价结算网络。乔治·凯南曾在1949年提出，美国应该致力于在垂直分工的基础上，发展“作为原料产地的东南亚”与“作为制成品产地的日本”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U.S Department of State, ,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Company, Vol.2, 1983, pp.32-56.。东南亚对日本来说非常重要，1952年日本经济已恢复到战前水平，1953年确立与东南亚合作的基本方针，1957年提出著名的“外交三原则”，同年安信介访问东南亚，提出“用日本的工业力量和技术，帮助东南亚国家确立经济基础”的方针。日本的经济外交战略正好契合东南亚独立自主的区域主义思想。1961年11月8日，日本《经济新闻》发出“国内经济国际化”的倡议，要利用东南亚的原材料、日本的制成品和美国的消费，形成日本引领东亚融入全球发展的模式。日本依靠美国市场发展的成功，促进“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并推动形成了“雁阵模式”。作为美国与东南亚贸易的中枢，日本对外贸易出现了双重扩张(见图1)。日本成为东南亚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和贸易顺差来源地，1980年，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对日本出口依存度分别为49.26%、22.81%、15.1%；
1980年，马来西亚和印尼分别从日本获得11.3亿美元和97.1亿美元的顺差。日本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成员，对美贸易自然利用美元计价结算，与东南亚贸易也以美元为交易媒介，日本和东南亚形成以美元计价结算的贸易网络。在日本的引领下，“亚洲四小龙”和部分东南亚国家相继跟进发展，在市场规模和交易成本效应的驱动下，美元在东南亚的贸易结算中使用更加频繁，计价结算网络不断扩张，日本成为东南亚美元货币关系网络形成的重要推手。越南战争虽然影响了美国与东南亚的经济联系，但并没有阻滞美元在东南亚的使用。
图1 1962—1979年日本与东南亚、美国的贸易总额说明：此图数据仅包括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文莱、南越、缅甸、柬埔寨九国。资料来源：統計局ホームページ、http://www.stat.go.jp/、2021年12月15日。
第二， 利用日本建设美元FDI生产网络。美国协助日本解决战后的赔偿问题，为日本“打开与东南亚的外交窗口，形成经济扩张的立足点”。在经济恢复后，1965年日本对美贸易开始出现顺差，为日本积累了对东南亚投资的资本。1951—1979年，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累计投资达60.94亿美元，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占比分别为63.8%、8.8%、8.3%、5.96%；
1967—1976年日本对东南亚投资总额达到37.78亿美元，与1950—1966年期间相比增长了22倍，占该时段日本对外投资的20.7%。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是“纸黄金”，制度设计“促进成员国财政、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汇率稳定有机结合”，美元FDI对东南亚国家增加流动性和扩大财政支出至关重要。日本的美元FDI多与资源开发有关，关系到东南亚出口与获取美元顺差，对区域FDI生产网络的影响不断扩大。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虽然美元也摆脱了“金色羁绊”Barry Eichengreen, : ,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35-136.，但东南亚的经济起飞需要投资，资本管制的放松使美国的美元资本流入更加便捷。1971年，东盟吸收的FDI中美国资本占比为36%，泰国、印尼、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FDI中，美国资本占比分别为41.57%、36.92%、31.8%、15.38%。日本和美国的美元FDI在东南亚不断融合，以美元资本为中心的生产网络持续扩大，以欧洲货币资本为中心的生产网络不断萎缩，影响持续下降(见表3)。在东南亚进行美元FDI投资的主要是美日企业，面向美国市场从事加工出口贸易，美元FDI意味着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与美元计价结算网络重叠互补，增强了东南亚美元货币关系网络的韧性和张力。
表3 1970年和1974年东南亚三国的外资来源 (单位：万美元、%)
第三， 利用新加坡建设离岸美元流通使用网络。20世纪60年代，世界从“美元荒”开始转向“美元泛滥”，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出现了石油美元。美国1965年推出“自愿限制对外贷款”政策(VFCR)，放松了1929年开始执行的Q条例，20世纪70年代逐步放松银行的跨国经营管理。经营境外美元的高利润推动美国银行的跨国经营，1960年只有8家美国银行在海外设有分行，1975年129家美国银行拥有了737个海外分行。新加坡虽然国小资源少，但既熟谙多元文化，了解世界市场体制，又拥有具备“敏感性、适应性和责任感”的公民，有较强的精细管理能力和良好的区位，能为包括东南亚在内的亚太地区提供金融服务。1968年，新加坡开始免收离岸货币交易利息收入预扣税。同年，美国的美洲银行获准推出“亚洲货币单位”，随后花旗银行、麦加利银行、华侨银行等相继跟进。1973年，新加坡颁发离岸业务许可证，1978年全面放宽外汇管制，新加坡的离岸金融业务发展迅速，逐步成为亚洲美元市场中心。1980年，新加坡共有银行126家，其中外资银行115家，美资银行占了绝对多数。新加坡的离岸美元市场快速扩张，1968年规模只有0.305亿美元，到1980规模已达到543.93亿美元，为银行客户提供了395.5亿美元的贷款(见表4)。新加坡成为东南亚国家筹资的重要来源地，在新加坡发行美元债券是重要选择。亚洲美元外调伦敦的趋势在1971年得以扭转，1978年亚洲美元市场72%资金流向亚洲国家。1983年，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韩国在亚洲美元市场筹集了334亿美元的贷款。以新加坡为中心的离岸美元流通不仅为东南亚筹集美元资本提供了便利，还降低了融资成本，1981年新加坡市场的美元贷款利率为15.75%，到1986年下降到7.5%。
表4 新加坡的亚洲美元市场发展情况(1968—1980年) (单位：亿美元、个)
充足的美元资金和相对低廉的融资成本，对亟需发展资本的东南亚来说是雪中送炭。以新加坡为中心的离岸美元流通使用网络不断拓展，与计价结算网络和FDI生产网络有机结合，引导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国家进入美元货币关系网络。
东南亚逐渐形成以美国为中心，以日本和新加坡为支点，以其他国家为外围的美元货币关系网络，英国等欧洲国家“对本区域的影响无法避免地、慢慢地削弱”。美国和日本成为东南亚的主要贸易伙伴(见图2)。美元不仅是计价结算货币，也是重要的投资货币，美国和美元对东南亚的影响不断扩大，东南亚对美国和美元的了解逐渐加深，金融体系耦合美元市场的障碍减少，美元货币关系网络日益下沉渗透，参与者不断增加并逐步形成规模，使用美元的成本持续下降。欧洲货币关系网络越来越小，独立后的马来西亚曾在汇率上盯住英镑，1972年英镑实行浮动汇率，宣告英镑区解体，马来西亚在汇率上开始盯住美元。1973年英国加入欧共体，“帝国特惠制”不复存在。美国推动GATT进行减让关税谈判，美国市场对东南亚的影响日益重要，欧洲货币关系网络无法与之竞争，美元在东南亚的使用和影响逐渐赶上甚至超过欧洲货币。
图2 东南亚五国与美日和英法荷的贸易占比(1962—1980年)说明：东南亚五国指的是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数据来源：笔者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https://comtrade.un.org/data/)的相关数据整理绘制。
日本在美国主导的安全、经济和货币金融体系内崛起，在东南亚形成了“美主日从”国际经济合作模式Robert Gilpin,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328-336.。新加坡的发展与安全保障需要仰仗美国，在冷战对峙环境下不可能挑战美元，协助美元编织货币关系网络还能获得经济上的好处。东南亚的美元货币关系网络越来越大，美元的使用越来越频繁。
20世纪80年代是日本经济地位飞速提高的时代。日本逐渐产生“摆脱美国的控制，提高日本经济自主自立”的想法，1984年确立海外投资立国的战略，立志要成为贸易金融投资大国。1993年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日本正在悄悄地替代美国的地位，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主要伙伴。”对外贸易发展推动了日元计价结算使用，1986年日元在日本进出口中计价占比为10%和36.5%，1994年分别上升到19%和40%。由于与日本经济关系密切，东南亚的日元货币关系网络也逐步形成。日本不甘心仅“作为亚洲代表去和美国握手”，试图通过“日元外交”实现“政治大国”的梦想。美国认为日本给美元造成了一定的挑战，体现在两个方面：在地缘政治方面，日本有脱离美国的倾向；
在经济领域，存在严重的贸易摩擦Kurt W. Tong, “Revolutionizing American’s Japan Policy”， , No.105, 1996, p.107.。加强与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成为美国的应对策略，1989年布什政府提出要建立“新的太平洋伙伴关系”，1993年克林顿政府认为亚太地区是“具有高度战略意义和竞争利益的地区”Summers L. H.,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 Vol.3, No.6, 1993, pp.2-16.。强化区域经济联系并扩大美元影响，是美国应对日本挑战的重要手段。
日元货币关系网络的根基在东南亚，要强化美元货币关系网络，必须削弱日本的经济影响。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经济日益金融化发展，在国际金融竞争方面有优势，通过金融手段打击日本，对日元进行釜底抽薪，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效果。战后西方经济恢复与持续发展，逐渐形成“美国经济稳定才能保证世界经济稳定”Anna J. Schwartz,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pp.391-406.的理念，尽管对美元“嚣张的特权”不满，为了对抗苏联，西方需要强大的美国。1985年，美国联合西方国家迫使日本签订《广场协议》，日元升值削弱了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迫使其输出日元资本加以对冲。对外投资和产业转移造成日本国内产业空心化，影响了原材料的进口，东南亚对日贸易由顺差转化为逆差并持续扩大。1989年，东南亚对日贸易逆差仅3.4亿美元，到1995年迅速扩大到517.2亿美元。1985年1美元兑换238.5日元，1995年只能兑换85日元，日元升值280.6%，东南亚平衡国际收支逆差的成本上升；
日元升值又增加了东南亚的日元FDI成本，日本成为东南亚“爱恨交织的伙伴”。1993年，斯蒂芬·W. 博斯沃思等向克林顿政府提交《反思对日政策》的报告，明确提出“需要克服日本经济竞争带来的巨大挑战”。1996年，美国银行公司总裁库尔曼建议，通过提升美国与亚洲经济的一体化水平，利用亚洲维护经济安全与美元的地位。美国继续强化美元货币关系网络，加强对东南亚发展的捆绑，推动东南亚的美元化，使美元成为东南亚地区最具影响的国际货币。
第一，利用金融机构和技术织密美元服务网络。美国利用金融自由化推动金融机构的跨国经营，1980年颁布了《存款机构放松货币控制法》；
1981年12月，美联储批准商业银行建设国际银行业务部，这些业务部相当于美国银行的虚拟分行，能直接参与海外美元市场的经营；
1982年，美国通过《加恩—圣杰曼存款机构法》，逐步废除Q条例并扩大银行业的负债经营能力。企业对外投资也促进了美国银行的海外经营，2002年的《世界投资报告》显示，从1986年开始，国际直接投资超高速增长，1986—1990年增长23.6%，1991—1995年增长20%，其中相当部分为美国企业的大规模海外投资。战后初期美国企业投资东南亚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原材料供应市场，20世纪80年代的投资在产业内分工背景下进行，以服务企业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全球经营为目标。在东南亚经营美国企业，金融服务需求由贸易融资向投资服务转变，需要美资银行深度融入当地市场网络，成为国内国际金融服务连接的关键节点。东南亚缺乏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银行，西欧和加拿大的商业银行市场竞争激烈，拉美地区债务累积影响商业银行经营安全，东南亚就成为美国银行海外经营的重要选择。1981年，美国银行在新加坡开设了23家分行，“1990—2003年，美资银行对包括东盟在内的亚洲新兴市场累计投资占外资银行投资的44%”。美国银行在为本国企业服务的同时，也积极拓展东道国市场，为东南亚企业提供结算和融资服务，1981年菲律宾和泰国的国际贷款分别有46.5%和35.4%是由美资银行提供的。美国银行还利用信息技术推出电子货币，1996年由IBM公司和美洲银行、第一花旗银行、梅隆银行等15家银行组成集团，推出电子货币联营业务，为全球客户提供电子金融服务，如支付汇款、电子贷款、股票和证券交易等。美元服务网络的完备与延伸，为包括美国在内的跨国银行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也使东南亚的美元货币关系网络更加紧密。
第二，利用贸易增加美元市场网络的广度与深度。东盟成立以后，东南亚的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上升。1986年菲律宾提出“东盟共同市场的构想”，1991年“东盟自由贸易区”签署协议，1992年《东盟经济合作框架协定》和《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协定》签署，1995年越南加入东盟。为了适应全球化，美国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在1986年启动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中，要求“通过国际合作为国内经济治理制定标准”Dani Rodrik, “What Do Trade Agreements Really Do?”, , Vol.32, No.2, 2018, pp.73-90.，推动发达国家减让关税，扩大进口。美国将农产品、纺织品与服装贸易纳入正常规则管制下，在纺织品贸易中放弃“全球配额”模式，逐步主动放开美国的纺织品市场，东南亚的纺织品获得了更多出口美国机会。1987年，美国进口的棉纺品中，3%来自菲律宾；
1998年，美国进口的纺织品中，来自泰国和印尼的占比都是3.8%，东南亚纺织品的美国市场占有率净增长4.6%Diane K. Manzy and Brian L. Job, “U.S. Policy in Southeast Asia: Limited Re-engagement after Years of Benign Neglect”, , Vol.47, No.4, 2007, p.624.，拓展了东南亚的美元市场深度。日本为了缓解美日贸易摩擦，增加对东南亚的工业品出口，同时美国的金融创新提升了贸易逆差的容忍度，东南亚国家能从对美贸易中获得顺差，从而形成对美贸易创造顺差而对日贸易制造逆差的局面(见图3)。对于亟需发展资金的东南亚国家来说，对美贸易比对日贸易更为有利。1974年，石油美元定价机制形成。20世纪80年代，印尼成为东南亚第一大产油国，而泰国和菲律宾需要进口石油，在东南亚内部形成石油供需及美元循环机制。随着东南亚经济持续发展，东南亚内部的石油供需平衡被打破，到20世纪90年代初，东南亚的石油供给46%需要进口，石油美元对东南亚的影响越来越大，美元货币关系网络成为东南亚对外经济联系中不可或缺的桥梁。在经济全球化和“亚洲四小龙”的激励下，东南亚普遍走上外向型发展道路，美国成为重要的出口市场和产品目的地，不仅使用美元计价结算更频繁，美国金融波动的影响也更大，东南亚国家对接美国金融体系则更加主动积极。
图3 东南亚五国与美国、日本的贸易差额(1986—2010年)说明：东南亚五国指的是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和菲律宾。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https://comtrade.un.org/data/)的相关数据核算绘制。
第三，利用美元资本捆绑东南亚的产业发展与调整。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美国就提出“要保护投资，改善投资市场条件”Dani Rodrik, “What Do Trade Agreements Really Do?”, , Vol.32, No.2, 2018, pp.73-90.。1993年11月，美国主持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西雅图会议，通过了《贸易和投资框架宣言》，强调开放和贸易投资的重要性，利用新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服务外包Lawrence B. Krause, : ,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 Institution Press， 1982, pp.62-64.。20世纪80年代，美国加速传统产业跨国转移力度。承接转移产业意味着获得投资和增加就业，与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紧密联系，还能提升人力资源质量，有助于东南亚产业升级和发展效益提升。大量美国美元资本在东盟集聚(见表5)，与日本日元资本的差距不断缩小，1987年差距缩小到13.49亿美元，在特定国家，美国资本甚至实现反超。20世纪80年代末期，印尼石油工业吸收的FDI中有90%来自美国。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资本在东南亚比日本资本更有优势，更受青睐，扭转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对日投资竞争颓势”Lawrence B. Krause, : ,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 Institution Press, 1982, pp.62-64.。引进日本日元资本不仅面临开辟市场的压力，还有日元升值带来的成本负担。20世纪90年代后期，东南亚出现了“日元外资消化不良症”，1999年日本资本在东盟FDI中的占比下降到了4.63%。
表5 美国在东盟五国净投资量的变化(1982—1996年) (单位：百万美元)
美国投资东南亚的企业往往集金融业、制造业及贸易于一体，在进行FDI的同时，也对金融、房地产等行业进行投资Paul Krugman, “What Happened to Asia”, in Ryuzo Sato et al., , Springer, 1999, pp.315-327.，美国资本对东南亚生产与贸易影响越来越大。美元贬值更增强了美国资本的吸引力，1985年的美元指数为112.19，1995年为84.17，利用美元资本的成本明显下降，东南亚对美元资本的依赖不断加深，美元的发展穿透力越来越强。
第四，利用美元信贷捆绑东南亚经济安全。20世纪80年代，东南亚国家进行“放宽政府管制，开放金融市场，加速金融国际化”的金融改革，聘用金融自由化示范者——美国的金融顾问成为首选，“遵循美国金融顾问的建议，能增强本国对美国投资者的吸引力，进而以优惠条件获得美国投资者的资本”。美国有贝尔斯登、高盛、摩根和雷曼兄弟等著名投资银行和拥有“超级声誉”的标普、穆迪和惠誉等信用评级机构，融入美元信贷市场关系网络有利于获得美元贷款融资。菲律宾、泰国和印尼从国际资本市场筹集的短期信贷资金，从1980年的126.34亿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879.15亿美元。美国通过控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国际金融组织向东南亚提供美元信贷提供便利，老挝、菲律宾和泰国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的美元贷款，由1980年的30.78亿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99.1亿美元。大量的美元信贷进入东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外债负担越来越重，柬埔寨、老挝、菲律宾、泰国、越南、印尼等六国的外债总额，从1981年470亿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3010.3亿美元，增长了6.4倍，其中泰国外债增长了853.5倍，债台高筑成为东南亚发展的基本特征，借新债还旧债成为常态。美元债务增加使东南亚国家在汇率上多选择“软性的‘低频盯住美元’或‘高频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相对廉价易得的美元信贷刺激东南亚的粗放发展，借贷美元和偿还美元主要依靠美国金融和消费市场，美国获得了影响东南亚发展的不对称性权力，美元信贷捆绑了东南亚的经济安全和未来发展。
美元在东南亚的使用和影响越来越大，东南亚出现了美元化现象。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表面上是东南亚发展战略失误造成的，实质是受美元货币关系网络绑架而导致依附发展的脆弱性的集中体现。经过长期的努力，美元不但在东南亚实现了国际化，还成为影响东南亚发展的关键力量，正如2000年新加坡时任总理吴作栋访问美国时所说：“东盟国家借助与美国的合作促进区域的稳定与繁荣，如果合作削弱，会使双方利益都受到损害。”维护美元的地位成为双边关系的重要内容，美国凭借美元获得超越其贡献的地区影响力。
美元在东南亚的存在、使用和国际化，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是长期精心谋划的结果，其中既有基于实力的霸权行为，又有为美元国际化创造机遇和条件的努力。国际货币发行国的经济实力与影响、市场结构与内外循环流通、政府经济治理与开放策略等是货币国际化的基础和前提，而国际政治经济联系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意愿是促进货币国际化的重要条件和支撑。货币关系网络是在位国际货币的竞争优势所在，也是新兴后发货币国际化需要克服的障碍。后发货币要实现国际化，形成货币关系网络并降低参与者成本是努力的方向。只有使用新兴后发货币能获得稳定持久的收益，新兴后发货币的国际化才能取得成功。主导性的国际货币会有兴衰更替，受市场网络和历史惯性影响，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审时度势制定政策和久久为功非常重要。
东南亚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点区域，美元国际化的历程给我国提供了启示，需要结合世界形势发展稳慎推进。
一是依据经济实力与战略需要加以推进。需要充分认识国家经济实力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持续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发展质量，提高经济金融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前瞻性，确保经济发展安全稳定与持续高效。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和国家统筹能力，合理控制人民币的发行规模与国家的负债，不断夯实人民币的国家信用基础，让人民币的价值稳定、可预期，通过市场需求促进人民币国际化，避免不计成本地为了国际化而国际化。
二是创造条件促进人民币的跨国使用。人民币国际化要坚持服务实体和民生的原则，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为依托，结合全球价值链重构和产业链区域化的趋势，服务我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格局”，通过强化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的合作，为人民币在东南亚的使用夯实基础。鼓励东盟优质农副资源类产品进口，在改善国内民生的同时为双边合作创造机会。加快国内的金融改革与创新，不断提高我国的金融开放水平，利用数字技术推进人民币跨境使用，为境内外的人民币使用者创造良好的使用环境和获得收益的机会。
三是重视人民币国际化环境的创造与优化。坚持“亲、诚、惠、容”的理念，增强东南亚发展对华经贸联系的意愿，突出人民币的国际公共物品属性，依据东南亚不同市场主体的利益诉求，在金融利益、投资利益和贸易利益方面进行综合协调。重视香港和新加坡等区域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加速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CIPS)的建设，鼓励中资金融机构“走出去”，促进东南亚金融机构的“引进来”，持续编织人民币货币市场关系网络，不断提升人民币国际市场竞争力，让更多的市场主体愿意使用和持有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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