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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珠纹是由许多小圆连续排列成一个大圆圈，在大圆圈内加饰其他纹样的图案，又被称为连珠纹、串珠纹、毬路纹。［1］联珠图案在中国出现很早，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的彩陶上就有其遗存，商周时代的青铜器、汉代的瓦当及铜镜上也频繁使用。但是隋唐之前的联珠纹，只是用简单几何形图案来作为单纯的装饰。若是将联珠纹与其他题材共同作为装饰，则成为联珠圈。具有特定组合程式的联珠纹一般被认为与萨珊波斯艺术有关，最早应用于西亚、中亚地区的丝绸织物。传入中原后，也成为交织着本土化和外来影响的重要纹样。
丝绸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很高，由于其制作工艺复杂，质地轻薄，所以一直深受上层阶级的喜爱。丝绸不仅成为区别社会阶层的标志，作为载体也呈现出不同朝代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体现着不断更迭的审美流行趋势。7世纪初期，在唐朝的政治势力波及西域之前，因对纺织技术及蚕种的保护，故中原产的丝绸在中亚、西亚地区可与黄金等价，这也引发了将丝绸作为商品远销至外以此牟取暴利的交易。由于丝绸之路的畅通，中原地区与西亚、中亚的交流进一步加强，受外来文化影响，国内原有的丝绸图案发生较大变化，联珠纹丝织品的数量不断增多，联珠纹更是出现更多种样式，其圈内图像也被赋予不同含义。
由于丝绸之路的畅通，联珠纹图像在南北朝时期流入中原，饰有联珠纹的丝织品也由此在当时的工艺品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唐代达到顶峰并对当时的思想、文化等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成为唐代对外来文化兼容并蓄的有力见证。饰有联珠纹的丝织品在中国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地区、青海都兰热水地区以及敦煌藏经洞均有发现。中国目前保存最早联珠圈纹丝绸，乃是公元550年于高昌墓葬中的出土物，是产于内地的联珠对孔雀纹锦。根据当地的文献资料，联珠纹织物出现在公元550年左右，公元650—680年发展到顶峰，后由盛至衰，中国出产最晚的联珠纹织物是公元710年产的联珠双龙纹绫。
在20世纪初，俄国人奥登堡（S. F. Oldenburg）组织考察队在新疆吐鲁番等地进行了仔细、周密的调查，绘制了详细的吐鲁番遗址地图，还带走了一大批文物，其中就包括饰有联珠猪头纹的壁画，并于1914年出版了《Russian Turkistan Expedition, 1909-1910: vol. 1》考察报告。关于联珠猪头纹的功能及含义，较多学者都从不同角度进行过研究。德国学者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进行辨析，发现此联珠猪头纹图案和位于乌兹别克斯坦的阿夫拉西阿卜（Afrasiab）遗址有一定相似性，壁画中的猪头纹织简直如出一辙。除此之外，猪头纹样织物图案还出现在巴拉雷克（Balalyk）遗址壁画中的人物衣着上。阿富汗地区巴米扬石窟壁画上也发现有联珠猪头纹的痕迹。可见，猪头图案曾流行于波斯到中亚的辽阔土地上。
猪由野猪驯化而来，我国驯化野猪历史最为悠久，根据考古研究可知，距今六七千年至一万年前人们就对猪进行饲养。新石器时代的赤峰红山文化遗迹中，出土过玉猪龙，再到商周时期的青铜猪形尊，还有后来汉代的玉猪握，可以看出一代代古人对猪的喜爱。
在古西亚文明圈中，驯化野猪可以追溯至九千年以前，希腊神话中的野猪是农业丰收女神德墨忒尔喜欢的动物，常常被当作祭品用来献给神祇。通过西方古钱币，可以看到野猪变化为家猪的过程。古希腊时期的钱币上，猪多被表现成凶悍的形象，因为当时的野猪十分危险，相传如果神对某个国家或城邦感到不满时，就会放出一头暴怒的野猪，破坏村庄，摧毁庄稼。大力神赫拉克勒斯有“十二项功绩”，其中一项就是活捉厄律曼托斯山上的野猪，这在古希腊罗马艺术品中也多有表现。至公元前4世纪，随着亚历山大的东征希腊化进一步发展，大批希腊移民来到巴克特里亚地区，同时也将希腊文化传播于此。藏于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国王刺野猪纹鎏金银盘（图1），国王动作姿态之优美，似沿袭了古希腊或罗马时期雕塑的状貌。也有学者认为上面的野猪造型暗指萨珊的敌对势力，即具有强大东方势力的伊朗东部呼罗珊及中亚等地区的其他政权。［2］
图1 国王刺野猪纹鎏金银盘 银 中亚 现藏于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无独有偶，野猪拯救大地的故事在印度神话中也早有出现，毗湿奴在印度教三大主神中被视为维持者，其第三次化身为野猪（Varāhāvatāra），下凡后在茫茫大海中杀死恶魔，找到大地和女神并重新驮起。印度人认为野猪比狮子还凶猛并且十分喜爱，故野猪化身的形象为猪头人身。［3］
猪头图案曾流行于波斯到中亚的辽阔土地上，但带有联珠猪头纹的织锦其出现年代要晚于用雕刻和绘画装饰的时间。［4］常见的野猪纹样一般以两种形式呈现，一种是在狩猎中被追杀的模样，还有一种则是青面獠牙、狞恶凶残的猪头造型。通常后者出现频率较高，在萨珊波斯是一种独特的宗教纹样，对于信奉琐罗亚斯德教的波斯人来说，琐罗亚斯德教中军神伟力特拉格纳神（Verethraghna）有十种化身，野猪就是其中之一。［5］它在琐罗亚斯德教经典《阿维斯陀》（Avesta）中的含义为“胜利”，或是“胜利的赋予者”。《巴赫拉姆·亚什特》第五章中曾有记载：
阿胡拉创造的巴赫拉姆，第五次化作一头尖齿利爪、凶猛好斗的公野猪，奔向琐罗亚斯德。
一头迅速置［敌］于死命的野猪，发怒时令人望而却步，不敢近前；
［一头］满脸斑点、无所畏惧的［野猪］，它作好战斗准备，可随时四面出击。
［阿胡拉创造的巴赫拉姆］就这样显灵。［6］
中古波斯语中的伟力特拉格纳，其实与希腊英雄赫拉克勒斯相当，是一个力大无比的大力神，象征着胜利。又被称为“阿胡拉所造者”“阿胡拉所赐者”，生有獠牙，置身于阿胡拉之前，随时准备扑向背信弃义者。以野猪头为饰，反映萨珊波斯人对军神伟力特拉格纳的敬仰。
粟特受到周边国家不同宗教的影响，其信仰的祆教教义十分杂糅，即使之前在萨珊波斯的宗教、文化信仰中的有特殊含义的神祇，传至粟特地区之后，神的原本寓意就产生了改变。野猪头纹饰原本象征琐罗亚斯德教军神，传入粟特之后，宗教之意逐渐转变为浓厚的政治象征，一举成为忠臣的标志。粟特神话中的伟力特拉格纳神来到世间惩治说谎者时，曾幻化为野猪头造型，所以一片野猪肉能够激励官员的忠诚，新年筵宴上国王会赐予首相一个野猪头。仪式上的臣子在执行新的一年任务前需切下部分野猪头，后来宫中其他成员甚至富商都被影响。在阿弗拉西阿卜遗址的西面壁画中，有三人均身着联珠圈纹锦制成的长袍，圈内装饰的主题纹样则各不相同，从左至右依次为野猪头、含绶鸟和森木鹿，盛余韵提出这分别指代大臣、富商和国王，即存在用动物纹样对应相对身份等级。［7］对于三位的身份也有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是来自赤鄂衍那使臣，即末代萨珊波斯流亡政府，以朝贺粟特王加封为由，实则是向唐使者请求驰援救兵，抵御大食。［8］
西亚、中亚不同地区的艺术作品中都会出现野猪头形象，可能存在潜移默化的文化传递，但是传入新疆吐鲁番之后含义也受到当地文化习俗和环境浸染变得各不相同。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过一批联珠野猪头纹锦，其中，一件猪头纹锦被斯坦因盗掘轰动一时，仅存一联珠团窠，内有一个猪头，造型较为写实，团窠上下由小联珠环相连，左右似由回纹相邻。随后，新疆博物馆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出新的织锦。就目前材料得知，中亚的覆面多为獠牙暴露、狰狞的猪头纹。经丝绸之路传到中原地区，保留了覆面形式，但图案内容演变为更丰富的形式。
所谓覆面，即在人死以后直接掩盖在死者面部的覆盖物，是古代丧葬时常采用的随葬之物，早在西周时期就有在布帛上缝制多种形状玉片的覆面。南北朝至唐代，大多为丝织品覆面，也有少量纸质和金属覆面出现，依据覆面材质可区分墓主人的身份地位。［9］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有吐鲁番镀金面具一例，但在南北朝至唐时期同地区其他墓葬遗址中并未出现类似金面具，因黄金的特殊性，推测该面具或为高昌上层统治者之物。［10］唐代吐鲁番贵族墓中用零碎的锦代替黄金制成覆面使用，而平民墓葬中出土的是纸质的覆面。除此之外，覆面也有遮掩死者面目的作用，减少直面时带来的不适与恐怖感，用覆面遮挡天日以免死者受到伤害，使其灵魂永存再生成人。再加上吐鲁番盆地属大陆性温暖带荒漠气候，日温和年温差距大，冬季天气寒冷风沙较大，当地居民无论男女老少都会使用面衣避风驱寒，属于当地必备的服饰之一。根据考古发掘报告中对吐鲁番地区出土覆面的分析，该地出土覆面的形制可大致分成三种：覆布式、套帽式以及上盖眼罩式。［11］其中，以野猪形象为母题的联珠圈装饰占了绝大多数，并多为套帽式覆面。这种装饰的流行始于6—8世纪的萨珊波斯王朝，原取材于古代北印度的一个神话故事，起初是在联珠圈内置一张口露牙的凶兽头，状如野猪或熊，［12］但具体含义未知。丝绸织物上常常有大圆徽饰，淡色在上，深色在下，圆徽的中心底面有图案。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兽头珠圈图案织锦，也正出现于6世纪末至7世纪初，可能是受西亚、中亚文化影响。
中国出土的九件联珠猪头纹丝织品中，一件为马面，一件为绣片，剩余五件中知晓来源的丝织品均出土于新疆吐鲁番地区，其中四件为覆面式样（表1）。
表1 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四件联珠猪头纹覆面分析
用来装饰马面部的饰物被称为马面，根据马头部的形状制作而成，呈“凸”字形，这一部分搭在马的额头处，两侧缺口为马耳位置。周边作锦缘，眼部镂空，额头饰半圆状的一瓣花形，且在其顶端又凸出几瓣小形花蕾装饰，下方坠穗状饰物，猪头纹锦缘马面与中国丝绸博物馆藏牵驼纹锦缘马面相比，外形基本相同，但这件更精致，宾花为三叉树木，虽有残损，仍能看出其纹样清晰形制独特，具有很强的装饰效果。［13］
马面上的猪头纹样和猪头纹锦覆面十分相似，后者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325号墓，虽无墓志，但有龙朔元年（661年）残纸文书出土。猪头的外形用直线勾画，眼睛呈菱形，造型夸张奇特，为帽套式覆面，并缠有死者头发。早期的覆面以素绢上带串珠或骨质挡眼部为主；
后期发掘的覆面中，联珠纹圈内主题纹样以野兽和兽头为主，其中兽头形象出土最多为野猪头。联珠猪头纹锦覆面、猪头锦覆面均为覆布式覆面，而蓝地纹锦猪头覆面因仅存锦心故其形式不详。
猪头锦覆面与联珠猪头纹锦覆面中猪头造型十分相似，但不像后者猪脸上饰有三朵“田”字贴花，显得十分俏皮可爱。联珠猪头纹锦覆面的组织粗松，花纹野犷，虽然图案为波斯体系，但是为中国织工所织造，采用波斯锦新织法和新图案织成的丝织品，可能通过当时丝绸之路向西方输出。［14］
同样，宾花为三叉树木的蓝地纹锦猪头覆面织锦，属于麹氏高昌时期，锦心上排联珠圈内猪头向左，下排则是向右。与其相似排列的还有黄地联珠猪头纹锦，上排联珠圈中猪头均朝向右，下排则均往左，但是其特别之处在于猪头的数量，纬向6个、经向2行共12个联珠猪头团窠，猪头的外形较圆，都是青面獠牙的形象，属于中亚系统的斜纹纬锦。
绮地联珠团窠孔雀猪头纹绣片，上层为绮织物，底层为縠织物，经纬线均加有强“S”捻的平纹织物，刺绣针法推测为劈针，绣片上左侧的联珠纹圈内图像为孔雀，右侧联珠纹圈外为忍冬围绕，内部为猪头，两者的结合为中原所创。［15］
可以发现，在中原出土的猪头织锦形象并没有太大变化，联珠猪头纹锦中的野猪形象均为张开猪嘴，獠牙和双耳翘起，露出一排牙齿，舌部向外伸。联珠猪头纹形象在萨珊波斯地区及丝绸之路沿线均有发现，主要保留了中亚流行的覆面形式，但是式样内容更为精巧复杂。红、黄两色为地是联珠猪头纹织锦中最常见的色彩，猪头式样简洁所以颜色变化不大，同时联珠纹的颜色也与其色彩相呼应。
图6 覆布式、套帽式及上盖眼罩式覆面复原图（王澍）
联珠纹式样在东西文化不断碰撞的过程中也在发生变更，其艺术风格被赋予了新的审美倾向。萨珊波斯王朝作为当时的大国，其文化早已浸润了周边国家，在无形之中就对中亚形成了极强的影响力。魏晋南北朝时期，中西文化之间频繁交流，但中国与波斯之间的联系互动多依靠粟特人，他们在联珠纹向外传播的过程中，一直有着不容小觑的作用。他们生活在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扎拉夫尚河流域，一直受到周边国家的侵扰，是历史上少数集农业、牧业、商业、手工业于一体的民族，由于地理分散和大多数居民从事外贸活动，粟特在历史上从没有建立过统一国家，著名的“昭武九姓”便来自粟特九个著名的古城。粟特人声名大噪，也是因为其惊人的经商能力，年轻男子都要早早离开家乡经商寻求活路，只剩妇女儿童留守于此。粟特人在各个方面受到波斯文化的浸染，所以织工忠实地借鉴了萨珊朝样式，也在此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原创风格。
联珠纹传入中国之后，内地工匠开始效仿带有波斯风格的联珠纹织锦，并且在原有基础上加以改良，如在联珠纹圈中置对称纹样。其中，相传祖上来自何国的第三代移民何稠就颇负盛名。除此之外，唐人结合自身的文化传统再给予有选择的改造，如窦师纶自创的“陵阳公样”，在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就有记载：
凡创瑞锦宫绫，章彩奇丽，蜀人至今谓之陵阳公样。……高祖、太宗时，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之状，创自师纶，至今传之。［16］
作为唐代丝绸装饰纹样中承上启下的过渡阶段，“陵阳公样”也为日后写生意味日益兴起的折枝花鸟纹埋下伏笔。将宝相花或卷草纹代替联珠纹，以中国所喜爱的含有吉祥寓意的动物替代西域的神祇，联珠纹也逐步由南北朝时期的珠圈连缀形式向多样化珠圈形式靠近。由此，唐代织锦从织造方法、主题纹样、辅助纹饰完成了联珠圈纹至花卉团窠的演变，也从初始的胡风兴盛转化为唐风渐至佳境。
尽管联珠纹出现之初或含有宗教意义，可无论最初含义是什么，在大量使用、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其原义逐渐被淡忘，直至最后消失，仅留下纹饰功能。
联珠纹的流变显示着思想、文化对艺术起到的深刻影响，其艺术形式和文化寓意等多方面的价值受到了学界的关注。联珠猪头纹作为颇富有传奇色彩的纹样，其图像背后蕴含着宗教的含义，代表了琐罗亚斯德教中战神伟力特拉格纳，通过丝绸之路传播至东方，中国发现的猪头纹大多为7世纪中叶左右的产物。随着大食逐渐占领中亚地区，那里的猪头纹消失了，也在公元680年以后淡出中国艺术的视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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