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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燕，黄山桃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北京 100875)
主流电影，主要意指能够把握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参与国家形象建构与文化软实力表达，坚持类型化、娱乐化创作与尊重观众喜好，采用商业化运营模式，并不失艺术创作个性与多元探索的电影，也即思想性、商业性、艺术性兼备的一类电影。主流电影的源头，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涌现的“主旋律电影”，1987年3月，“电影局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了‘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此概念的提出与当年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息息相关。进入21世纪以后，主流电影在主旋律电影的内涵基础上，不断传承与演进。2010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在影视创作座谈会上指出：“把主旋律与革命历史题材、英模人物题材划等号，其实是一种误解。主旋律代表着一种精神，不仅革命历史题材、英模人物题材可以体现，其他各类题材都可以体现。如果题材类型单一、结构失衡，主旋律很难有多彩的音符。”这也为21世纪以来主流电影的创作，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空间，促进了其在类型、题材、技术等多层面“百花齐放”的探索。
尤其21世纪第2个10年期间，国家相关部门颁布了一系列利好于电影创作与产业发展的政策、法令与法规，电影管理部门也在应对国际国内形势、电影业界诉求与瞬息万变的市场时，提出并推行了众多及时有效的举措。2010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0]9号)；
次年5月，中宣部、广电总局、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四部委，因应中国电影发展需要，又制定了《中国电影2011-2020年发展规划纲要》；
2016年11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并于2017年3月1日起施行。可以说，这些法律法规的颁布与实施，从顶层设计与长远规划的角度，重新定义了中国电影的重要地位与未来发展路经，从而促进中国电影产业发生根本性、跨越性的进步，并使其逐步与世界电影先进水平接轨。
如此背景下，2010年至2022年间，主流电影着力于创作理念调整与丰富实践摸索，在坚持正确价值思想传导基础上，强化叙事、影像、视听等艺术表现力，全方位持续提升类型生产、娱乐创作与商业运营的水准。具体而言，其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首先，从题材内容而言，主流电影逐渐从原来相对狭窄的战争事件、革命历史、领袖英模等宏大题材，逐步转向小切口、小格局、小人物、小事件等创作命题，越来越贴近当代个体人物的生活与时代脉搏，寻求“大”时代主题与“小”人物题材之间的平衡，并日渐自觉贯彻类型化、娱乐化创作思维，将主流题材内容融汇至特定类型中，形成了包括战争、喜剧、爱情、伦理、冒险、悬疑等多种类型杂糅的商业类型电影。其次，就主题价值而言，自觉尊重观众精神娱乐需求与时代流行文化趋势，力争在建构类型化叙事、娱乐视听的框架前提下，讲好主流故事，融入思想主题时，力求朴实自然、浑然一体，以实现现实主义价值传达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弘扬的主体目标。再次，从制作形态而言，投资结构更加多元化，国有电影制片厂、国有资本对于主流电影的介入一如既往，但资金占比已日趋减少，民营资本、境外资本的大量投入，促使此类影片在制作成本、技术特效、场面规模等方面，日渐提升和扩大。从受众角度而言，观众对待主流电影的心态，已由原来的“冷”转向“热”，并且因为关注喜欢，而主动走进影院买票消费，在口碑评价方面，也给予越来越正向的判断。此外，从政府职能来看，国家相关部门已经与时俱进地调整了电影管理导向，从原有的国家控制规划，日渐转向主动支援，逐步发展为积极搭建商业市场与主流电影创作之间的桥梁，多维度、多举措地促成主流电影的发展壮大。
正如有影人所言“电影的资金是动力，政策是润滑剂，体制是跑道”，为了应对新时代、新形势，国家相关部门积极调整电影政策，大幅推进“院线制”改革、松绑社会资本进入电影业，力求强化产业结构合理化、打破行业垄断、拓展发行领域、疏通放映体制。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合作共赢的政策机制，为中国电影的创作繁荣与产业跃升提供了保障，并进一步释放了主流电影的生产力与竞争力。尤其2017年以来，中国电影票房收入攀升成效凸显，2017年总票房为559.11亿元、2018年609.76亿元、2019年642.66亿元，持续稳定地巩固了中国电影市场的全球影响力与引擎力，并进一步缩短与美国电影之间的距离。2020年以来，尽管受到疫情与影院未全面开放的影响，导致中国电影市场票房产出明显下挫，但2020年204.17亿元、2021年472.58亿元的总票房成绩，都远远领先于世界电影市场，超越美国连续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其中主流电影的贡献占很大比重。
201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主流电影创作，迎来了的新一波高潮，市场上涌现出《我和我的祖国》(陈凯歌、张一白、管虎、徐峥、宁浩、文牧野，2019)、《古田军号》(陈力，2019)、《决胜时刻》(黄建新、宁海强，2019)等聚焦红色革命史题材的影片，《我和我的祖国》(陈凯歌、张一白、管虎、徐峥、宁浩、文牧野，2019)更以31.19亿的票房收入，位列年度国产电影票房排行第三名，同年的国庆档也在3部新主流大片的引领下，累计达到51.33亿，同比增长135.89%。
2020年，在疫情严重冲击的背景下，观众对主流电影的热情并未被阻挡，影片《八佰》(管虎，2020)、《我和我的家乡》(宁浩、徐峥、陈思诚、闫非、彭大魔、邓超、俞白眉，2020)分别以30亿、28亿的票房成绩，拿下年度冠亚军。
2021年，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聚焦朝鲜战争题材的红色革命影片《长津湖》(陈凯歌、徐克、林超贤，2021)创造了57.72亿的高票房成绩，超越《战狼2》(吴京，2017)，跃升为中国电影市场第一大卖座片，同年《我和我的父辈》(吴京、章子怡、徐峥、沈腾，2021)14.76亿、《中国医生》(刘伟强，2021)13.28亿、《悬崖之上》(张艺谋，2021)11.9亿等主流电影表现也都抢眼。
从整体产业状况而言，21世纪第2个10年期间的主流电影发展可喜，呈现出多维度变化、多样化创作的良好态势，收获颇为丰厚。
(一)管理职能：由“管”转“帮”
21世纪第2个10年，特别是2010年以国办名义发布《意见》以后，管理部门对电影管理的职能转变明显，跳脱原有强调管理控制、以资金与奖项等适当“输血”的行政主导的“管”模式，改变思维、开放思想、更新理念，快速转化为积极帮扶与主动助力的“帮”思路。此后，相关部门全方位积极推动电影生产，帮协调、帮内容、帮合作、帮市场，有效地搭建了主流电影与创作者、制片方、发行者、观众市场以及海外推广之间的桥梁，构建与促进市场竞争力与娱乐创作力，形成主流电影主动有机的“造血”机制。
尤其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国家电影局等相关部门主动出击、对接项目与企业，通过多种方式，强力帮扶主流题材电影创作，推动《八佰》(管虎，2020)、《金刚川》(管虎、郭帆、路阳，2020)、《夺冠》(陈可辛，2020)、《中国医生》(刘伟强，2021)、《峰爆》(李骏，2021)、《长津湖》(陈凯歌、徐克、林超贤，2021)、《长津湖之水门桥》(徐克，2022)、《铁道英雄》(杨风，2021)、《穿过寒冬拥抱你》(薛晓路，2021)以及《我和我的祖国》(陈凯歌、张一白、管虎、徐峥、宁浩、文牧野，2019)、《我和我的家乡》(宁浩、徐峥、陈思诚、闫非、彭大魔、邓超、俞白眉，2020)、《我和我的父辈》(吴京、章子怡、徐峥、沈腾，2021)系列等一大批叫好又叫座的优秀作品，源源不断地创作出来。这些影片通过记录历史、描摹现实、书写英雄、张扬情感等多维度表现，弘扬新时代的主旋律，并以繁荣的群体创作态势，形成了近年来主流电影“造血”生产与发扬光大的亮眼成绩，充盈了整个中国电影市场，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广大观众的文化娱乐需求。随着政府定位的转变，这一阶段主流电影创作，既能积极传达主流价值观念，同时又兼顾商业性、可看性和一定的艺术性。
与此同时，管理部门也在积极帮助企业与项目克服困难，推动中国电影技术的发展与提升。2016年11月11日,李安导演的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以120帧每秒、60帧每秒、24帧每秒、3D规格等多种格式在中国上映,引起了电影行业对技术革新的探讨。次年，中影光峰激光放映解决方案在 CinemaCon上亮相,“中国创造”的ALPD激光技术正式走出海外,首套海外订单落户美国拉斯维加斯。中国电影市场规模扩大、创作成本提高、国际影人加盟等因素构成的迭合效应，使得中国在电影技术方面，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无论是前期拍摄，还是后期特效制作，国内外电影市场上第一时间制造的机器和技术，都以最快速速度应用于中国电影的拍摄创作上来，在电影市场逐渐形成产业效应。2019年2月5日,被称为“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的科幻片”的主流电影作品《流浪地球》(郭帆，2019)，在国内上映，并获得了口碑与票房的双丰收。
(二)投资结构：多元化转变
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以及2011年中宣部、广电总局等四部委颁布的《中国电影 2011-2020年发展规划纲要》，指出要繁荣中国的电影创作，壮大电影市场，并要积极地培育发展电影企业。随着《意见》和《纲要》的提出，中国电影产业化快速发展与不断完善、企业市场化改革持续深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原先国有资本占主导的主流电影生产格局也渐趋变化，民营资本与港澳台等外埠资本纷纷涌入，其投资创作呈现出了空前高涨且多元的新态势。2014年，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关于支持电影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指出，要对电影产业给予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这对于市场上的民营影视文化企业投身主流电影的生产行为来说，无疑是一种激励。
此后，作为重点培养扶持项目的主流电影，不再仅依靠国家资金扶持和政策红利创作生产，而是凭借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境外资本等多元化投资，形成通力合作、相辅相成的制作资金雄厚、创作实力凸显的全新面貌。随之，涌现出《智取威虎山》(徐克，2014)、《湄公河行动》(林超贤，2016)、《狼图腾》(让-雅克·阿诺，2015)、《开罗宣言》(刘星、温德光、胡明钢，2015)、《红海行动》(林超贤，2018)、《长津湖》(陈凯歌、徐克、林超贤，2021)等一大批优秀的主流电影。《狼图腾》(让-雅克·阿诺，2015)由中影股份有限公司、紫禁城影业以及来自法国的荷贝拉艺公司共同投资制作，导演来自法国。《长城》(张艺谋，2016)，出品方包括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乐视影业(北京)有限公司以及美国传奇影业、环球影业，资本构成包含了国有、民营以及海外。这种主动投资的态势，还体现在民营资本独立投拍与出品主流电影作品，其中尤以影响深远、叫好叫座的《战狼2》(吴京，2017)、《芳华》(冯小刚，2017)、《美人鱼》(周星弛，2016)等影片为代表。特别是由北京登峰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独立出品、创下中国电影空前票房纪录的《战狼2》(吴京，2017)，极大地引领了中国电影市场的繁荣发展之势，民营资本在该战场中嗅到了商机，也尝到了甜头。
随着观众认可度的提高，众多电影企业投身于主流电影制作，促使此类电影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其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每年头部影片的出品单位数量庞大、实力超群。比如《智取威虎山》(徐克，2014)的出品单位有10家，《滚蛋吧！肿瘤君》(韩延，2015)有13家，《美人鱼》(周星弛，2016)有18家(含联合出品单位)，《芳华》(冯小刚，2017)有15家(含联合出品单位)，《夺冠》(陈可辛，2020)有12家，《峰爆》(李骏，2021)有13家(含联合出品单位)。相反，如《战狼2》(吴京，2017)以独资方式出品的电影寥寥无几，其他少数作品，比如《大会师》(安澜，2016)、《铁道飞虎》(丁晟，2016)、《大路朝天》(苗月，2018)等影片的出品单位比较少，但一般也包含3家以上。
(三)衍生开发：主动对接流媒体
长期以来，好莱坞电影产业发展，采取复合联动的全球战略，除了扩大前期制作生产、中期市场营销以外，更重视后期的后产品开发。比较而言，中国电影产业收益结构单一，主要依赖影院票房收入。近年来，电影投资者们越来越看重后期利益，包括版权海外售卖、周边产品的开发和相关产业的联动等。作为近年来屡创票房纪录的热门类型，主流电影也充分意识并探询内容衍生开发的重要性，努力寻求文化共鸣路径，拓宽传播渠道和视野，进行科学合理的推广和后产品的开发。
数字化、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影院放映方式遭遇视频播放网站——爱奇艺、优酷、腾讯等流媒体平台的挑战。尤其在疫情时代的特殊状况下，观众的观影习惯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从原先的影院观看，发展成为互联网点播、视频平台播映等流媒体媒介新形态浏览，这也导致从影院放映渐次推进的传统影片发行放映序列窗口被打破，从而电影以影院票房为主的单一产业收益结构在很大程度上被迫消解，而且还同时需要面对网络电影、短视频等内容的巨大冲击。比如徐峥在电影《囧妈》(徐峥，2020)无法上映后，另辟蹊径，以人民币6.3亿元的价格，将其出售给网络新媒体平台——字节跳动。其余的《长津湖》(陈凯歌、徐克、林超贤，2021)、《战狼2》(吴京，2017)、《流浪地球》(郭帆，2019)等主流电影，在影院放映结束以后，也大面积地积极推进网络视频平台、流媒体播放等多样化收益模式的建立，努力挖掘后产品衍生开发的空间与潜力，促使主流电影产业链形成良性的循环发展，以求真正实现最大化的长尾效应。
因此，流媒体平台的身份正在逐步转变，从原有的被动购片，到主动出击内容生产，越来越多地在主流电影投资制作链条中出现。在《一秒钟》(张艺谋，2020)、《送你一朵小红花》(韩延，2020)、《你好，李焕英》(贾玲，2021)、《峰爆》(李骏，2021)等影片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猫眼以出品或联合出品单位出现。此外，联动流媒体，可以更好地稳固后产品内容的开发。上映第30余天后，《新喜剧之王》(周星弛，2019)在影院票房不理想的情况下，选择登陆四大网络视频平台，并在流媒体领域再次成为焦点。看似简单的现象背后，折射出来的却是当今网络时代用户差异化、流媒体窗口期缩短、行业话语权转移及渠道壁垒逐渐消失的新趋势，而电影产业的边界，似乎也逐渐被打破了。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促使越来越多的创作者，意识到IP电影孵化和培育的重要性。IP电影可以以不同类型、不同方式，进行反复地开发运用，其无论是在商业，还是艺术或社会层面，都具有较高价值。主流电影IP的系列培育与内容制作，规模化体系的建立，促使电影工业制作水准获得整体提升，而且系列化生产也更容易提高产品的知名度，从而带来不错的市场反响。近年来，主流电影IP《我和我的XX》系列，是其中较为成功的案例。作为献礼片“国庆三部曲”，《我和我的XX》系列，全部以“拼盘电影”方式，进行多人分段创作，以轻量化、“微观”化、以小见大的创作视角，承载时代历史大主题，每一短片部分，都带有导演自身的风格特质化。比如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电影作品《我和我的祖国》(陈凯歌、张一白、管虎、徐峥、宁浩、文牧野，2019)，通过多段小故事的分头叙述，讲述了七位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小人物的故事，将他们的日常体验、生活际遇与大时代的变迁演化紧密相连。
21世纪第2个10年，是主流电影迅猛发展、创作繁荣的时期，涌现出《建党伟业》(韩三平、黄建新，2011)、《中国合伙人》(陈可辛，2013)、《救火英雄》(郭子健，2014)、《湄公河行动》(林超贤，2016)、《战狼2》(吴京，2017)、《建军大业》(刘伟强，2017)、《芳华》(冯小刚，2017)、《红海行动》(林超贤，2018)、《流浪地球》(郭帆，2019)、《我和我的祖国》(陈凯歌、张一白、管虎、徐峥、宁浩、文牧野，2019)、《烈火英雄》(陈国辉，2019)、《紧急救援》(林超贤，2019)、《攀登者》(李仁港，2019)、《夺冠》(陈可辛，2020)等一大批主流电影的精品佳作。
当下，中国主流电影已逐步构建了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表达模式，在强调家国情怀、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时代主旋律的同时，亦愈加注重寻找小切口、描摹小人物，让每一个鲜活的个体生命轨迹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各具特色的导演，还将自身独特的艺术审美风格、商业娱乐的类型化创作趋向相融汇，营造主流叙事的戏剧共性、情感共鸣、人性共通、民族共情、国家共识的多重效应。
(一)类型创作多样化：优质生产与视听奇观
电影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电影所要展示与叙述的，必然是生活本身。随着电影市场化的发展，两岸三地的创作者，尤其是香港导演，到内地拍片的选择，加快了主流电影的自我革新。目前，中国主流电影，自觉注重商业类型创作，加强内容优质生产与视听奇观制造方面的力度，而多类型交叉融合的叙事样貌，视听审美为核心的媒介手段集成，亦凸显出主流价值观的自觉融汇与有机传导。
21世纪第2个10年创作的一系列新主流大片，以真实的社会事件或战争历史背景作为创作源泉，重在叙述警察缉凶、撤侨反恐、战争搏杀等震撼人心的故事，聚焦生活真实与虚构真实融汇的小人物故事，并个体叙事与英雄叙事、时代叙事、全球叙事等相互结合，丰富的娱乐因子、类型元素以及惊心动魄的情节，使得主流电影创作充满张力，将真实化、类型化、奇观化杂糅一体、相辅相成，并创造出身临其境、立体震撼的视听效果。《建军大业》(刘伟强，2017)借鉴了黑帮电影的类型样式，融入警匪、帮派片的类型元素与拍摄手法，在影片的开端之处，“四·一二”政变的背景交代段落，就以一段快节奏剪切组合，呈现类型探索意识，但又不脱离革命历史的叙事主干，同时突出了影像本体叙事层面的历史感与传奇性。而《秋之白华》(霍建起，2011)、《芳华》(冯小刚，2017)、《无问西东》(李芳芳，2018)等关涉真实历史与战争背景的影片，则注重爱情元素的融汇杂糅，重在以唯美爱情凸显战争的残酷，审美趣味承转自然生动。影片《湘江北去》(陈力，2011)则结合青春片样式，主要讲述青年毛泽东从参与学生运动，到走上革命道路的历程，着力展现出民族危难、救亡图存的爱国情操与时代精神。
《湄公河行动》(林超贤，2016)、《红海行动》(林超贤，2018)、《紧急救援》(林超贤，2020)等一系列电影作品，以真实案件为素材，进行类型化、戏剧性构思，将战争、警匪、动作等多重元素迭加，与个体英雄形象的塑造巧妙结合，注重大场面、高强度的视听效果营造，在惊险的追逐爆炸、枪击肉搏的情节中，融入舍身取义、救国救民的主题思想，实现了价值传达与艺术探索之间的新平衡，突出的审美表现力与情绪感染力，更是令其成为一时的佳作之选。《悬崖之上》(张艺谋，2021)、《密战》(钟少雄，2017)、《兰心大剧院》(娄烨，2019)等同为革命战争历史题材影片，但编导主要借鉴谍战类型进行娱乐化改造，重在强调悬疑惊险、生死博弈桥段设计的环环相扣，凸显身份认同与人性复杂矛盾中的爱国牺牲精神。
与此同时，主流电影也特别关注当下，往往聚焦社会现实中的普通小人物的命运与底层百姓的生活，通过一定程度地虚构想象与加工，使之与国家意识形态观念相衔接。在此方向下，主流电影创作更加多样化、风格化，涌现出灾难题材《峰爆》(李骏，2021)、《烈火英雄》(陈国辉，2019)、《中国机长》(刘伟强，2019)、《中国医生》(刘伟强，2021)，动画题材《哪吒之魔童降世》(饺子，2019)、《雄狮少年》(孙海鹏，2021)，现实题材《我不是药神》(文牧野，2018)，青春题材《送你一朵小红花》等众多优秀的电影作品。科幻电影《流浪地球》(郭帆，2019)，以刘慈欣原著小说为蓝本，借鉴好莱坞类型模式，大胆开创中国科幻影片类型创作新范式，充分调用特效科技手段，打造高概念、前沿想象的影像视听奇观，并创建了“带着地球去流浪”的“中国式”家国情怀，为世界电影的整体发展，奉献了独一无二的叙事模式与文化价值。
2019年，在中国脱贫攻坚的关键年份，众多影片主动拥抱时代、精心创作，推出了弘扬退伍军人带领村民填土造田，体现当代“愚公移山”精神的作品《十八洞村》(苗月，2017)，倡导年轻人回乡创业、运用现代电商帮助家乡致富的作品《一点就到家》(许宏宇，2020)等，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现实意义。
(二)叙事构建立体化：宏观叙事与个人叙事巧妙结合
相较于旧有的传统模式，近年来的主流电影在题材类型多元化探索的同时，创作风格、叙事策略日渐注重创新融合、立体化建构，不再一味强调相对单调的宏大叙事，而是愈加重视将主旋律、大叙事、国家认同，投注到个体的日常生活情感表达中，兼用伦理化叙事策略和平民化叙事视角，对小人物、小事件进行真实细腻的观照，将宏观叙事与个人叙事相结合，深化特定历史情境下的主题内涵，在传承时代历史的厚重感与革命奉献的崇高感的同时，亦能弘扬人性魅力与情感力量。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影片《我和我的祖国》(陈凯歌、张一白、管虎、徐峥、宁浩、文牧野，2019)由7位导演联合创作，用段落式组合、顺时序列编排的方式，精心择选了新中国成立、首颗原子弹爆炸、中国女排奥运会夺冠、香港回归、北京奥运会开幕、神舟11号飞船返回舱着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等浑厚历史上的多个华彩瞬间，以小人物生动温情地讲述国家与个体“我”的故事，展现个体命运与国家命运的紧密交织与融合，促使观众在观赏影片时，切身感受到“中国时刻”所牵动的亲情、爱情、友情乃至家国之情等一系列的情感细腻动人之处，并由衷升腾起内心的国家认同感与民族自豪感。后续“我和”系列持续涌现，《我和我的家乡》(宁浩、徐峥、陈思诚、闫非、彭大魔、邓超、俞白眉，2020)、《我和我的父辈》(吴京、章子怡、徐峥、沈腾，2021)献礼新中国华诞，分别于当年度国庆档放映，两部影片沿用了《我和我的祖国》这一创作模式，将“大时代+小人物”相结合，紧扣教育、医疗、养老、脱贫攻坚、少数民族等社会现实议题，描摹讲述来自不同地区、各行各业、独具生命体验的小人物故事，加以丰富串联，通过宏观叙事与微观叙事的结合，展现个人精彩故事的同时，亦完美阐释时代与国家的可喜变迁，引发观众的强烈共鸣，获得票房口碑双丰收。
再比如抗疫题材电影《穿越寒冬拥抱你》中，尽管兼顾了抗疫过程与关键性阶段，但其仅作为背景性交代，而将叙事重点放在面对疫情时武汉人民坚强应对的焦点之上，片中主要讲述快递员、外卖骑手、钢琴教师、超市老板等普通小人物及其家庭日常的故事。灾难突如其来时人与人之间友爱互助之情的可贵表达，全面立体化地搭建起了真实的社会生态，小人物网络与大时代主题之间的链接，以大背景带出小人物、以小人物构建影片大主题，成功引发观众的自省与共鸣。
青春励志影片《中国合伙人》(陈可辛，2013)、《夺冠》(陈可辛，2020)等，则采用平民化视角与伦理化策略描绘小人物的艰辛奋斗历程，聚焦好兄弟、好“战友”之间拼搏奋斗、团体协作、努力打拼的动人之处，着墨于小人物之间的私人化情感与个体激荡于时代潮流的小事件细致观照，力图深化特定情境下的不忘初心、挑战自我、朴实情感、励志精神与时代内涵，在普通人成就特定时代“英雄”梦想的故事中，完成了主流价值观的有效重构。
(三)创作新探索：形式化创新与文化性融入
长期以来，主旋律电影常被诟病于“概念先行”“教化主题为纲”“创作模式僵化”等问题，但21世纪第2个10年来的主流电影创作理念相对开放包容，无论艺术表现形式，还是内容拓展层面，都允许多样态尝试与多风格探索，以求为主流题材电影创造更具时代引领、美学标杆的新景观。
首先，突破常规叙事、强化主流题材的私人化叙事，是近年来主流电影创作探索的重要表现之一。比如伟人题材影片《革命者》(徐展雄，2021)的创作探索比较大胆且新颖，不仅突破了传统主流题材惯用的强调戏剧性的线性叙事模式，而尝试以李大钊临刑前的时间定格之处，采用旁人多元视点形成的多段式主观、散点回忆，自由串连起主人公李大钊的革命人生与情感往事，制造了现实时间与叙事时间之间强烈的反差感、冲突性以及由此产生的震撼力。可以说，影片不算是常规意义上的主流题材剧情片，而更像是伤感唯美、情感丰韵的散文诗作品。片中出现了陈独秀、毛泽东、张学良等历史风云人物，也有徐阿晨、庆子等普通小人物，他们都不是主角，但都是叙述的主人公，通过他们围绕李大钊的均势展现与串联回溯，在银幕上勾勒出一幅特定时代的革命者历史图谱。再比如战争片《明月几时有》(许鞍华，2017)，以抗日战争史上著名的“东江纵队”为题材，选择以个性化、私人化的主观回忆方式，重点讲述方兰、刘黑仔、刘锦进等一群乱世中艰难求生，但不负使命、不怕牺牲的“去英雄化”小人物的传奇故事，而将茅盾、邹韬奋等被营救的文化名人置于后景，新时代主流电影的精心构思与特色探索可见一斑。
其次，真实立体还原人物、强化个性描写、注重情感书写与心理描摹，是主流电影创作探索的第二个表现。影片《革命者》的革命伟人书写不再简单强调其历史功勋伟业，片中李大钊也并不再以完美的革命领袖形象出现，而是走下神坛、还原为情感充溢的个体的人。看到游行学生被枪杀却无能为力时的懊悔自责，与陈独秀、毛泽东之间的日常相处与革命友谊，甚至临刑前剃头时还表现特定的乐观幽默，都使得人物性格塑造更加真实、丰盈、生动，而充满烟火之气，也更易为观众认可接受。应该说，类似这种“个性化”“私人化”的艺术策略呈现，极为有效地在银幕上投射出立体丰满的人物形象与生命体验，进而间接传递承载国族叙事与民族记忆再述的文化功能。
再次，抛却强戏剧性叙事的传统诉求，最大程度地还原真实人物或真实事件的完整过程，在纪实性的线性叙述中创造特定的情节张力，是近年来多部重点主流题材电影的成功关键。《中国机长》(刘伟强，2019)的创作，基于2018年5月14日四川航空3U8633航班机组成功处置意外情况的真实事件改编，作为主创负责人的香港著名导演刘伟强尽管擅长商业类型创作，但这次却选择返璞归真的方式，不刻意追求模式化的叙事，而是根据事件发生发展的自然流程，在多线索的顺序推进与交叉中，紧凑地彰显出真实事件内在的紧张悬念与万钧剧力，同时亦凸显出真实人物所经历的心理波折与情感价值。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机长》不仅是一部具有类型突破和升级意义的类型电影和新主流电影，也是一部表达新型价值观的安全教育片、职业剧。”随后《中国医生》(刘伟强，2021)也以此方式创作，高度还原了新冠病毒肆虐初期，武汉面对前所未有的公共危机事件。片中对医护人员与普通人面对灾变时真实反应，没有道德说教的故作高深，也不回避人性弱点的直白袒露，而只有真实详尽的事件显现与过程还原，线性叙事中彰显出不一样的戏剧性张力，并呈现出穿透效果明显的主题价值话语自证的逻辑路径。
此外，结合故事的区域性，强化特定文化植入与融入，从而既可以强化影像辨识度，也可以提升情感共鸣与文化承载，是主流电影创作探索的重要表现。比如动画电影《雄狮少年》中，广东极具烟火气息的舞狮、空中飘落的木棉花、夕阳下的桑基鱼塘、笼罩在暖光中的小卖部、雨后小路上的青苔，众多场景无一不散发着南方的地域特色。影片讲述了一个生活困难，但不失理想的南方少年勇敢追梦的故事，看似一个小人物、小切口，但浓郁的地方化符号呈现，在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的同时，显现出当代意识与人文关怀的普遍性认同，更展现了中国特色的文化丰满与文化自信。
在当下中国电影版图中，尽管主流电影的创作目标有特定要求，但并不限制创作风格、类型定位与艺术想象的多元化。主流电影“往往以真实事件或现实题材为创作基础和艺术建构重心，糅合英雄叙事、动作叙事等类型元素，透过银幕惊心动魄的奇观化故事，展现当代社会与现实生活的真实层面，同时将电影艺术的创作传播与产业运营有效同构，承载激昂高调的国家主题”，通过建构独特有效的叙事策略与影像表达，它承载复合型的诉求与功能，并最终实现了被观众接受认可、共情共鸣的文化目标。
需要强调的是，在此框架下，主流电影如果不具备商业价值，则无法在产业环境中生存，必然会被观众和市场所抛弃，也无法真正有效地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承载与传播功能。正如有学者所言，“所有的主旋律电影必然是商业的，必须具有商业性；
而所有的商业电影则必须是主流的，应该表达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换言之，主流文化价值观的传承与书写、传播与输出，既是主流电影至关重要的核心文化使命，也是所有中国电影应有的文化自觉。
目前，主流电影正以昂扬的姿态，繁荣、创新、多元化地发展推进，涌现出众多可圈可点的优质作品，在中国市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叫好叫座的市场奇迹，为中国电影的产业拓展、艺术探索与文化承载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客观而言，目前主流电影的创作生产，也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缺憾，比如整体品质有待优化提升、衍生产品开发比较薄弱、海外输出略为有限等，导致尚未能真正实现商业效益、艺术审美与文化书写等多维度的长尾效应。这些都是中国电影界尚需进一步共同探索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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