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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瑞芳 李安伟
（集宁师范学院，内蒙古 乌兰察布 012000）
无独有偶，内蒙古诗歌的发展，其实是紧跟着我国诗歌历史的脉络而发展的，虽然有突出的个体地域特点，但总体上是符合国内诗歌发展潮流的。批评与创作相伴而生，自内蒙古新诗产生以来，内蒙古诗歌批评便紧随左右，呈现出与内蒙古诗歌发展流变势头相近的批评现象，只是在发展速度上而言，略有滞后罢了。纵观内蒙古诗歌批评70余年，呈现出了一种多元化的趋势，这其中有综述性的资料整理，有以某个诗人为个案的学理分析，也有对个别现象进行理论的验证。在考察内蒙古诗歌批评70多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内蒙古诗歌鲜有创造性和系统性的批评出现，难免让人唏嘘不已。
有学者认为，20世纪是文学批评的世纪。戴维·洛奇(David Lodge)在《20世纪文学评论》(20th 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一书的前言中指出：“在我们的时代，批评不仅是理解和欣赏文学文本的辅助工具，而且也是一个急剧增长的、有自身存在的知识体，是文学想象的价值和思想的首要载体。”[1]对于内蒙古而言，诗歌批评由原来作为诗歌的辅助欣赏与理解的工具，到今天转变为一种平行于诗歌的、承载批评家思想和价值的重要载体，这也充分反映了内蒙古诗歌批评的进步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的内蒙古诗歌批评，尤其受到学界的关注，刘志中在《“文革”后内蒙古诗歌批评综论》[2]一文中，对于“文革”后到21世纪初内蒙古的诗歌评论进行了回溯，并以巴·布林贝赫《论诗的个性化》和宁昶英《除莠不可伤兰》等诗学批评文章为例，从理论上廓清了建国后对于诗歌的认识偏颇，强调了内蒙古诗歌创作的个性化特征。本文试从内蒙古诗歌批评的传统审美趋向、生态美学视野下的草原批评话语建构以及新草原写作的审美突围三个方面着手，来探寻70多年来内蒙古诗歌批评的演变与递进轨迹，离析出以草原为背景的群体化写作向多元化个体写作的发展路径，为内蒙古诗歌创作和研究提供借鉴和启示。
内蒙古诗歌评论界普遍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内蒙古诗学批评是从1985年开始，《民族文艺报》的创刊为内蒙古文艺批评开辟了一个新的阵地，特别是赵健雄和尚贵荣主编的《草原·北中国诗卷》以及雁北和阿古拉泰主编的《诗选刊》，让内蒙古的诗歌创作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诗选刊》和《草原》无疑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诗歌场域，在这里不仅推出了以海子为代表的全国性诗人，而且也培养了成子、张天男、赵健雄、白涛、赵剑华、敕勒川、广子、蒙根高勒、温古、赵卡等在国内有一定影响力的内蒙古诗人，让内蒙古诗人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自信和创作自觉。托娅、彩娜在1998年出版的《内蒙古当代文学概观》一书中曾如此评价这一时间段的诗歌创作现状，“诗歌内容的解放最终导致了形式的解放。我区一批青年诗人在忠实于自己的感受，以热烈而充满激情的歌喉，倾诉一曲曲心灵之歌的同时，不再满足于表现手法的陈旧，不满足于单调划一的诗歌现状而聚焦到中国当代诗歌艺术变革的旗帜下。”[3]托娅、彩娜肯定了内蒙古诗歌在当代中国诗歌中的价值与地位，也指出了内蒙古诗歌发展顺应时代大潮的创作特征。
但从这一时期的诗歌研究状况来看，其研究成果可以说远远落后于诗歌创作，诗歌批评与诗歌创作未能达成一致水平，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托娅、彩娜撰写的《内蒙古当代诗歌发展纪程》。该文章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内蒙古诗歌在新时期的新面貌，并在整体观照下说明新时期内蒙古诗歌主题的创新、生活方式的变革、个体情思的释放以及在艺术上的探索等。阿古拉泰的《牧野高原上的诗意传承》以及崔荣的《风雨中成长的草原诗歌——内蒙古诗歌70年初论》，这两篇文章都是关于内蒙古诗歌整体性的研究文本，并且将时代情绪纳入了诗歌的审美范畴，为内蒙古诗歌批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探索性的范本。群体性文本研究的代表作品有刘宇翔的《新时期以来内蒙古归来诗人研究》、广子的《站在西北瞭望——对内蒙古六位诗人的简单描述》、刘成的《新时期草原诗歌的杰出代表阿尔泰和勒·敖斯尔及其他诗人》等，这些评论文本都集中围绕着某个流派或文学现象做群体性的简单分析，并未真正达到文学批评的高度。概而论之，这一时期的研究方法多从诗歌的创作主题和艺术特色入手，重点研究内蒙古诗人创作的特质和风格等。从内蒙古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内蒙古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王炜烨在《参照互观：“第三代诗人”与“草原青年诗人”》[4]中以“第三代诗人”为参照，重点剖析了成子、独木桥、默然、蒙根高勒、白涛、杨皓、方燕妮、陈醇、张改娟9位诗人的创作，指出这9位诗人在诗歌审美、意象营造方面有了发展和创新，但和第三代诗人相比，在把握语言的通俗性上还比较生涩，有些诗歌晦涩难懂，并没有把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先锋实验性充分体现出来。可以说，这篇文章是把内蒙古诗歌放在全国诗歌创作背景下进行的一次群体性评价，比较客观地分析了当下内蒙古诗歌的创作现状及在全国主流诗坛的影响力。关于诗歌文本的研究多见于个案研究，在此不一一例举。
20世纪90年代以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大量西方文化涌入，给全国文学创作观念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诗歌这个站在时代最前沿的文体，也面临着“变”的机遇与挑战。然而，受时代主流精神和文化价值取向的影响，内蒙古的诗歌创作也由繁盛期走向了调整期，无论蒙语诗歌创作还是汉语诗歌创作都在转型发展，这一时期的内蒙古诗人似乎都在面临一种“集体失语”和“影响的焦虑”的窘境，与之相对应的，内蒙古诗歌批评也处于几近失语的状态。此时的内蒙古诗歌批评多倾向于个案研究，研究者们虽然看到了时代对文学的强烈影响，也注意到文学自身的发展变化，但并没有对内蒙古诗歌创作的理论延伸与文化价值做出准确的判断。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智能手机的出现，诗歌改变了传统的以纸媒为主体的发表渠道，于是越来越多的诗人、作家投入到文学创作中来，内蒙古诗歌进入了空前繁荣期，诗歌研究也呈现出多维度、多样性的特征。
回眸内蒙古诗歌创作，“草原”意象一直是诗人们吟咏的主题。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追随草原生生不息的浩荡春风，无数的歌者满怀着遐想与诗情，承接时代的旋律，抒发个人的情怀，为内蒙古诗歌增添了独一无二的“草原”色彩。在诗歌批评方面，研究者们充分地发掘了内蒙古诗人以“草原”为创作背景的书写特征，苏林娜在《多元化语境中的个人情调——内蒙古自治区汉文诗歌批评》中归纳道：“诗歌的语象群大多集中在草原和其它内蒙古地域标志的描摹和地域风情的渲染上，最常见的词汇有草原、河流、山脉、丛林、大漠、荒野、宽阔、辽远、苍凉、冰冻、寒冷、风、雪、各类生灵、酒、歌唱等”。[5]这些“草原”元素的出现，奠定了内蒙古诗歌辽阔、豪迈、奔放的气质。实际上，内蒙古的诗歌也曾经历辉煌期，最典型的代表诗人在20世纪80年代有成子、张天男、赵剑雄、白涛等，20世纪90年代又有敕勒川、广子、蒙根高勒、温古、赵卡等，女性写作方面涌现出娜仁其其格、远心、高朵芬、青蓝格格等颇具影响力的诗人。关于书写“草原”的个案研究非常多，如海日寒在《论阿尔泰的诗歌创作》一文中说，“阿尔泰诗歌的抒情主人公是蒙古高原顶天立地的主人，他站在空间的制高点上历数着故乡的万里河山，立在时间的交汇点上思接千载，神游八荒，审视着过去、现在，展望着未来。”[6]其实，何止是阿尔泰的诗歌呈现出这样的特点，很多内蒙古诗人身上都具有这样的特质，他们的选材宏大苍凉，又卑微神秘。长风万里、广袤无垠是他们惯用的词汇，字里行间饱含着对草原、对家乡的款款深情。
不同的地域风貌带给诗人们不同的情感体验，以“草原”为写作对象的内蒙古诗歌地域辨识度极高，如同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眼泪，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生活在内蒙古地区的诗人们也一样，如何理解诗和故乡的关系，就是如何理解诗和草原的关系，草原给诗人们带来的情感力量是背负也是超越，正如崔荣在《历史、草原与多民族诗人——当代内蒙古诗歌的几个关键词》一文中明确指出：“草原是内蒙古诗歌中不可忽视的关键词”[7]。“草原”已非简单意义上的地理学概念，而是个体情感的归属，无数内蒙古诗人的精神家园。他们笔下的“草原”不再是实存意义上的草原土地，更多是一种想象中的乡土，他们如痴如醉地描述这种乡情、乡恋、乡愁的同时，也承载着一种灵魂的寄寓。也有学者从生态美学的层面对内蒙古诗歌的草原属性重新做了一番扫描，如鄢冬的《美学冲击与心理召唤——内蒙古当代诗歌生态价值论》，认为草原文化是一种生态文化，内蒙古诗歌是草原文化重要的载体，因此内蒙古诗歌也应该是一种生态文化。李雪莉的《新时期蒙古族诗歌中生态美的展现与传承》从草原风景审美体系的建构、蒙古族生态审美范式的展现，综述了蒙古族诗歌的生态美学理想。
自20世纪中期以来，人类社会开始了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深刻反思，意识到生态危机和生态灾难已距离我们越来越近，并逐渐探索可持续发展之路。生态美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兴起的美学研究新形态，生态审美作为一种独立的审美体系，也逐渐受到国内外学界的普遍关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生态主义被作为一种思想研究引入我国，让国人开始站在全球文化的视野中重新审视人类的生存环境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重大命题。在文学创作领域，生态写作成了一股不可逆的创作思潮，尤其是内蒙古地区的作家，深处“草原”的自然生态系统之中，对生态的关注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郭亚明曾在《内蒙古少数民族文学中的生态思想》一文中对小说创作的生态思想进行了分析，她认为寻求“人与自然的共生之路”是内蒙古民族文学永恒的创作主题，在文学创作中我们不仅讴歌自然的活力与伟力，更要主动出击，在维系人与自然和谐方面积极贡献自己的智慧。内蒙古诗歌批评中围绕生态展开思考、批评的作品比比皆是，满全在《文明的交往与文学的崛起》一文中，分析了内蒙古诗歌的价值观、审美观和世界观。从古至今，内蒙古草原以广袤、宁静、自由、开放的姿态存在于人们的视野中，但随着农耕文化，特别是工业文明时代的到来，让草原的轮廓日益模糊。
以范云晶、于东新为代表的新一代批评家们，尝试着从空间美学的角度分析内蒙古诗歌的特征，他们写下了《“异域”的草原与草原诗歌的“异质性”——关于草原的空间诗学》《草原诗歌的诗学特质与空间表征——以〈敕勒歌〉为中心的讨论》《论草原诗歌的“流动性”》等一系列论文，“草原”被作为一个“异质空间”与其它共时性的空间割裂开来，并被纳入空间美学的范畴进行研究。刘永在《内蒙古诗歌的话语焦虑与自我建构》一文中也从精神地理的角度谈到，“草原话语对于内蒙古诗人而言，是一个宿命般的标识。”[8]他认为在当下城市化的进程中，“草原”已然成为许多在城市居住的诗人们的精神乌托邦，属于草原的话语意象在现实层面上被解构，抒情主题也成了最后的吟唱，有些诗人正是在这样的创作背景下开启了“新草原”（后草原）时代，或者重新营造反草原、无草原的话语体系。
步入21世纪以来，伴随网络写手的异军突起，网络上出现了“新草原写作”一词。诗人刘永在一次访谈中说，关于“新草原写作”的概念是内蒙古诗人、评论家赵卡2019年在微信里公布了《一份伪提纲：关于诗的“新草原写作”》。“新草原写作”的概念和基本主张的提出，饱受争议，但正是这种争议，为“新草原写作”的合法性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刘永在《内蒙古诗歌的话语焦虑与自我建构》一文中深入剖析了当下草原诗歌写作所面临的困境，他认为草原诗歌话语一直存在着我们不得不重视的两个问题，即他者化倾向和对诗人的限制性影响。刘永从诗人的写作向度出发，认为诗人们笔下的内蒙古更多时候是在“他者”视域下的内蒙古，而非真实现状的内蒙古，如果一个诗人不能厘清地域性生存经验对个体写作的限制性影响，那地域性就仅仅是这个诗人的出生标签而已。在这样的写作语境中，以赵卡为首的诗人们提出的“新草原写作”也就值得大家深思了。
相对于热闹的全国诗歌写作大环境来说，内蒙古诗人确实显得有些寂寞，用诗人樵夫的话说，在内蒙古，独特的地理给了我们丰富的创作资源，但我们对之熟视无睹，没有真正潜下心来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写出的诗歌，只要一涉及这片土地，除了辽阔、牛羊、马群，再没有了新的表达。这也正是一部分内蒙古诗人的困惑和焦虑，如李文俊、赵卡、刘不伟等人，正尝试着剔除地域性的标签，在诗歌意象选择、话语结构和言说方式等方面做着调整。魏占龙在《读几首李文俊的诗》个案研究中，很明确地提出了“新草原写作”。他认为“新草原写作”，旨在与传统的草原诗歌写作相区别，“新草原写作”即去草原文学的意识形态化、道德化、修辞化、轻浮化，用个体的现代经验代替草原传统的审美体验。时代和生活环境以及人的意识观念变化了，必然带来书写方式的变化。魏占龙认为，李文俊书写苍凉，但没有痛苦状；
赵卡认为，李文俊擅长以叙事性的介入代替意象抒情。从李文俊的个案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内蒙古的诗学批评正从“草原诗学”的传统审美特征出发，逐步观照到无草原话语体系写作，关于诗歌的美学研究也更趋向于直接经验和诗艺表达。敬笃在《“新草原写作”的合法性建构与可能》一文中强调“‘新草原写作’，是一个开放的、自主的话语方式，它拒绝陈旧的抒情、一味地草原叙事和意识形态化写作，从内容上打破了旧有的写作，解放了语言的天性和草原意象的单一性、复调性。”[9]从一个相对敞开的视角，为“新草原写作”的合法性提供一个探索的可能。
“新草原写作”虽然只是近几年关于内蒙古诗歌创作的一个新提法，但其倡导的写作理念却早已有诗人在践行，如满全在《文化认同、现代经验与叙述主义——2011年蒙古语诗歌的关键词》一文中指出，“文化认同：诗人共同体”“现代经验：复杂与骚动”“叙述主义：一种可能”[10]。乡村写作、都市写作与草原写作共存共荣，共同构筑了草原诗歌丰富多彩的创作素材，让草原诗学不再拘泥于“精神原乡”的诉求，让诗歌的普遍审美性回归到内蒙古诗歌创作之中。崔荣的《历史、草原与多民族诗人——当代内蒙古诗歌的几个关键词》一文在总结了内蒙古第一代、第二代诗人们主要以草原为审美对象的写作模式后，也总结了草原之外的审美范式，如张廓等学者型诗人的知性诗歌承袭了知识分子诗歌写作的脉络，赵卡、广子、温古等诗人则为草原诗歌赋予新的特质，草原不再是抒情的整体，而是某一个意象性的符号。
近年来，内蒙古女性诗歌创作备受关注，女诗人们以对女性生命律动的精微体验和精准表达直击人心，她们多从日常生活和情爱体验中提炼出普遍性的主题。特别是随着《内蒙古女子诗歌双年选》（2017/2018年卷）与《内蒙古女子诗歌双年选》（2019/2020年卷）的出版，关于内蒙古女性诗歌创作引起了学者、读者的关注。如赵卡的《波澜壮阔的裂缝：作为一种“边地”概念的女子诗歌》，杨瑞芳、李安伟的《自我意识、本主文化与生态女性主义——蒙地女性诗歌突围的可能性》等从创作和批评意义上开始对“女性诗歌”创作实践进行理论构建。这些诗歌研究总结了近年来内蒙古女子诗歌文本呈现出的新气象：力求完成诗歌话语的建构，融入现代生活与现代意识、参与到历史语境和现代语境中来；
去实存草原化，在完成个体经验写作或私人化写作的同时拒绝人云亦云；
倡导“新草原写作”，去身份化，重构主体自觉话语，让事物回到自身，回到它原来的地方等。
由于内蒙古自治区城市化建设的推进和自然环境的变化，人们对“草原”这一朴素的意象正日渐疏离，所以多数诗人选择回到了日常生活的现场，不约而同地强化了“日常在场感”，并试图在动态的生活中激活和发现“诗意”。这种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的诗意，其实更具有一种可靠性，也正印证了哈罗德·布鲁姆所说的“文学作为生活方式”。如赵卡在《诸般困境：由远切近省察人与生活的细节关系——2020年度〈草原〉作品摘述》[11]一文中关于诗歌部分的评论，“诗歌观察：致良知，叙事经验的重塑和抒情伦理”，重点分析了侯马、安琪、敬笃、樵夫、鄢冬等诗人新作，从诗歌选材、意象截取、表达方法、修辞手段等方面突显了2020年度《草原》刊发诗歌的日常表达与“去草原化”特征。
纵观内蒙古诗歌批评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紧跟时代脚步，顺应历史潮流，是内蒙古诗歌批评的主流基调。内蒙古诗歌批评站在时代的高度，关注“草原”及“草原”之外的写作，以评论者的姿态介入创作者的审美视域，发掘出内蒙古诗歌创作的多元性，努力引导内蒙古诗歌回到现实之根和语言之根，重塑了一个新的内蒙古诗歌批评地理。内蒙古诗歌批评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较之国内其它省市，其诗歌批评仍处在相对落后、犹疑、未找到适合本土的理论话语的状态。由此可见，内蒙古诗歌批评话语的建构之路依然任重道远，我们必须时刻保持对内蒙古诗歌的理性观察，只有通过不断地寻求“变”“新”“异”的状态，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内蒙古诗歌批评的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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