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花椒木》看写作中的角色与时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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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亮

洛威尔(Amy Lowell)去世后第4天,1925年5月16日,弗罗斯特(Robert Frost)写出悼文,开篇就说:“若以为要知道一首诗是否会流传,惟一的办法就是等着看它是否流传,那未免就有些荒唐可笑了。”①[美]弗罗斯特:《艾米·洛威尔的诗》,《弗罗斯特集》,曹明伦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16页。这是什么意思呢?弗罗斯特在提醒自己,也在提醒所谓批评家:赶快备好雨伞和干粮,赶快推出自行车,去寻找和发现“马上就得承认的倒刺和毒素”,哪怕在顷刻撞击后留下“永远都没法治愈那种创伤”。弗罗斯特所谓“创伤”,或许含有多个语义:“被震惊了”,“被刺激了”,“被欺负了”,或“被秒杀了”。如果这个批评家与这个诗人旗鼓相当,或者说,这个批评家具有足够的心胸,就可以试着把“创伤”解释为“幸福”——智力交换的“幸福”,或者说,智力崇拜的“幸福”。此种“幸福”在不同受众那里一再重复,这个诗人或这首诗就获得了较为可信的经典化过程。是啊,只有学者才研究文学史上的杰作,批评家则青睐身边的杰作。比如,它出自邻居、朋友、流浪汉、后生小辈或某个陌生人之手,混迹于刚从某个小印刷厂拉出来的自费诗集、某个公众号、某个没人认真听的朗诵会或订阅数极为有限的某个地方性诗刊。小鸡破了壳,它的无所谓,夹杂着一丝对老虎的无以为敬。那么,铃声响了,所谓批评家该入场了。

这个开场白无意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却涉嫌吹捧和自我吹捧。如果接下来论及江非及其《花椒木》,难道真能得到上文所谓“创伤”或“幸福”?是耶,非耶,这里暂不作答。却说本文开篇就提及弗罗斯特,原因主要还在于,此翁及此翁所喜欢的梭罗(Henry Thoreau)都是江非所喜欢的老哥哥。如果两位老外还活着,没准儿,也都会看好《花椒木》——下文,争取能够出示若干旁证。话说这个梭罗,除了散文,也写过诗。来读张爱玲所译《冬天的回忆》:“而现在四周一切田地都冻结,白茫茫/盖着一层冰雪的厚壳。这样,仗着上帝/经济的办法,我的生活丰富起来。”①林以亮编选:《美国诗选》,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76年版,第50页。这个文字姻缘,绕得有点儿厉害:一个中国小说家,翻译了一个美国散文家,选中的不是他的散文而是他的诗。这是闲话不提;
却说这首《冬天的回忆》,不免令人念及《雪夜在林边停留》:“怎么未见农舍就停步不前,/在这树林与冰冻的湖之间,/在一年中最最黑暗的夜晚。”两件作品里面都没有寒冷感,相反,还弥漫着一份安详、深远和幽欣,甚至还弥漫着一份被捂热了的热爱。这样下结论,是否有点儿无法无天呢?却说《雪夜在林边停留》,其作者,谁都知道正是弗罗斯特。大约是在1901年后,这位诗人反复拜读过梭罗的《瓦尔登湖》。我们或有理由相信,后者参与了对前者的训练,超验主义的散文引导了诗的超验主义。甚而至于,波及江非。在一张药费单子上,江非曾写下一首《梭罗》:“你是一个美国人,勤劳/热爱生活/懂得支出与节俭。”此处所谓“支出与节俭”,正是梭罗所谓“经济”。这是江非给梭罗的献诗;
他另有给弗罗斯特的献诗,是个组诗,总题为《弗罗斯特的月光》。这不是江非的故意,也不是我的错觉——给弗罗斯特的献诗,收件人也可以是梭罗,给梭罗的献诗,收件人也可以是弗罗斯特。如欲拈出梭罗、弗罗斯特和江非所共有的着眼点,也许,就是“夜晚”“冬天”和“积雪”。江非毕竟是小兄弟嘛,有时候,他会把“夜晚”置换成“傍晚”。梭罗的诗不及弗罗斯特,弗罗斯特的散文不及梭罗,两者算是打了个平手。我无意于把江非媲美于前两者,但是不得不承认——真有这样一条秘道或暗河,在不经意间,连通过梭罗的瓦尔登湖、弗罗斯特的农场和江非的平墩湖。

2008年3月,罗江,鹭岛之夜,江非赠我诗集《纪念册》。我请诗人拣出其中两件作品,他毫不为难,立马锁定《花椒木》和《死亡学教授》。《死亡学教授》暂不讨论;
而《花椒木》,更应该关联于《劈柴的那个人还在劈柴》——两首都是什么诗?劈柴诗。前者乃是儿子劈柴诗,大约脱稿于2003年;
后者乃是老子劈柴诗,大约脱稿于2000年。并非仅仅基于成诗的早晚,可以断言,《劈柴的那个人还在劈柴》乃是《花椒木》的“前传”或“上集”。来读《花椒木》:

劈柴的时候

我没有过多的用力

只是低低地举起镐头

也没有像父亲那样

咬紧牙关

全身地扑下去,呼气

劈柴者是谁?曾经是老子,如今是儿子。儿子忆及的老子,恰好,就见于《劈柴的那个人还在劈柴》:“他一手拄着斧头/另一只手把一截木桩放好/然后/抡起斧头向下砸去/木桩发出咔嚓撕裂的声音。”老子与儿子,一个用斧头,一个用镐头,一个抡得高,一个举得低,一个用力大,一个用力小,一个劈得特别多,一个可能劈得少,一个从下午劈到天黑,一个到了黄昏才开始劈,这样的分别有什么用意呢?答案一,儿子想念老子,放慢了劈柴的“速度”,却增加了劈柴的“仪式感”。《花椒木》写得很清楚,儿子甚至“停了下来”,因为他遇到了一块“花椒木”——这块“花椒木”,老子劈过,不知为何留了下来,仍然散发着“呛鼻”的气息。答案二,作者暗示读者,《劈柴的那个人还在劈柴》仅仅负责“劈柴”,《花椒木》还将负责“劈柴的隐喻”。故而,老子得到了“一座小山”,儿子则不得不面对“时光的碎片”——这个问题,十分关键,后文再来细说。

《劈柴的那个人还在劈柴》和《花椒木》,都缘于江非的乡村生活经验,两者还有一个并非显而易见的分别——老子所劈,只是相同的“木桩”;
儿子所劈,却是不同的“榆木、槐木和杨木”。如果不是《花椒木》的补叙,读者岂会知道,老子要劈的“木桩”也包括“花椒木”?如果说“木桩”是“一般细节”,那么“榆木、槐木和杨木”则是“超级细节”。这样的分别又有什么用意呢?答案一,生活经验本来如此。幼年的儿子——作为劈柴旁观者——只会记得“一般细节”,成年的儿子——作为劈柴亲历者——才会记得“超级细节”。答案二,细节自觉不断加强。昨天的写作——比如《劈柴的那个人还在劈柴》——致力于转向“一般细节”,今天的写作——比如《花椒木》——致力于转向“超级细节”。所以,不再是“木桩”,而是“榆木、槐木和杨木”。正如弗罗斯特的《一堆木柴》,其中半行,曹明伦译为“那是一考得槭木”,方平译为“这里是一方堆枫木”①[美]弗罗斯特:《一条未走的路》,方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99页。。无论“槭木”,还是“枫木”,都是“超级细节”。此种具体而微的精准度,不会拉坠诗人的飞翔,反而会促成一种圆雕般更富质感的想象力。这就是弗罗斯特的秘密:他不唯是哲人,隐士,还是农夫。江非洞悉这个秘密,所以他的乡村生活经验,充满了形而上的舞蹈和形而下的细节。“道”的写作与“器”的写作,通过一只铁环,连着一副辔头,保持了轻快而整齐的小骈步。

如果把《花椒木》比作一出独幕剧,那么,这出独幕剧共有三个角色——全出场角色,亦即“我”;
半出场角色,亦即“父亲”;
未出场角色,亦即“陌生人”。全诗共有七节,每一节都写到“我”,第二节和第五节忆及“父亲”,第一节、第五节和第七节涉及“陌生人”——“天更冷了,有一个陌生人/要来造访”,这是“确定叙述”;
“我想着那个还在路上的陌生人”,这是“半确定叙述”;
“好像那个陌生人,已经来了”,这是“不确定叙述”。越是靠近结尾,可以说,“陌生人”变得越是“不确定”。与“咬紧牙关”“全身地扑下去”和“呼气”相比,亦即与“父亲”相比,“陌生人”如同一把矜持的空气——你能感知他,甚至需要他,有点想见他,但是他是谁?为何要来造访?他在哪里?他上路了吗?他来了吗?为何总是看不见他?《一堆木柴》曾经写到一只白尾小鸟,“当它停落时,/它总小心地让一棵树隔在我俩之间”。那个“陌生人”,就是这样,简直就是一只透明小鸟。

前述关于“陌生人”的三行诗,让我联想到九行台词——“他应该到这儿啦。”“他并没说定他准来。”“万一他不来呢?”“咱们明天再来。”“然后,后天再来。”“可能。”“老这样下去。”“问题是——”“直等到他来为止。”②[法]贝克特:《等待戈多》,《荒诞派戏剧选》,施咸荣、高行健等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3页。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两个流浪汉,他们永远在等待“他”,“他”永远被他们等待,“他”很有可能就叫“戈多”。前述台词及类似台词的不断重复,不断啰嗦,就构成了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两幕剧《等待戈多》。没等来戈多,等来了波卓。波卓实在忍不住了,就问:“他是什么人?”你猜猜,两个流浪汉怎么回答?一个说:“哦,他是……可以说是个相识。”一个说:“哪儿说得上,我们简直不认得他。”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戈多是个“陌生人”。不知道波卓是因为重承诺,还是因为太无聊,他说:“我要是处在你们的地位,我要是跟人有了约会,跟一个戈丁……戈丹……戈多……反正你们知道我说的是谁,要是那样,我要一直等到天黑。”多么巧啊,《花椒木》正是这样收尾:

我在黄昏里劈着那些木柴

那些时光的碎片

好像那个陌生人,已经来了

我已经记不得江非是在哪儿说过,他说,每一首诗中都有神,都有鬼,都有妖精,在不同的时间速度里自由出没,甚至在未来出没,以彻底澄清这个世界。“陌生人”也罢,“戈多”也罢,正是这样的“异物”。他们没有名字,因而,叫什么名字都可以:“戈丁”,“戈丹”,或“戈多”。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样的“异物”,让一首诗、一个两幕剧的意义生成获得了一个二次方。不管是《花椒木》——还是《等待戈多》——都暗含着,或呼吁着一个“后传”或“下集”。读者会问:“陌生人到了会怎样?”观众会问:“戈多上场了会怎样?”江非和贝克特态度冷漠,拒绝回答,因为没有一个“后传”或“下集”,或者说只有一个无穷无尽难以节选的“后传”或“下集”。

前面谈了角色问题,现在来谈时态问题。实则两个问题,很奇妙,都是一个问题。因为全诗三个角色,恰好对应三种时态。“父亲”对应着“过去时态”,意味着已经完成的命运、显形空间和线性运动;
“陌生人”对应着“将来时态”,意味着即将降临的命运、隐形空间和非线性运动。而“我”对应着“现在时态”,意味着“确定”和“不确定”之间的过渡,意味着两种命运、两种空间和两种运动之间的缓冲。“我久久地站在那分岔的地方”,弗罗斯特《未走之路》就描绘过此种处境。“我”既不能回到“过去”,也不能跳入“将来”,只能把“将来”一点点套现为“现在”。“未走之路”共有两条,在踏入一条之前,两条都对应着“将来”。“极目眺望其中一条路的尽头”——这是把“将来”留给了“将来”;
“然后我毅然踏上了另一条路”——这是把“将来”一点点套现为“现在”。来读《未走之路》的末节:“我将会一边叹息一边叙说,/在某个地方,在很久很久以后:/曾有两条小路在树林中分手,/我选了一条人迹稀少的行走,/结果后来的一切都截然不同。”

较之《未走之路》的“我”,诗人——比如江非——却有更厉害的本事,因为诗人不仅是“现在的孩子”,他还是“过去的孩子”和“将来的孩子”,简而言之,诗人简直就是“时间的孩子”。来听听江非的坐而论道:“诗其实是要把一个被过去的时间和当下的时间蒙蔽的真实世界遣送给读者。在这个遣送的过程中,诗总是保留了那些它最急于送出的。因为任何的时间都是在以过去、现在、未来的至少三种方式流动,诗无法精确地就依靠语言把握到那个即将送出之物,只能感受和贴近那个被蒙蔽的真实”,因而,“诗只能是永远地接近那个时间的真实”①江非:《时间的孩子》,吴思敬主编:《诗探索2010》理论卷第2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页。。这段话作为1/2的答案呼应了任洪渊的哲学命题:“全部问题,问到最后,不是:我在哪一个词语——哪一个名词、动词、形容词里?就是:我在何时——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②任洪渊:《汉语红移:多文体书写的汉语文化哲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9页。又以诗化或文学化的方式验证了霍金(Stephen Hawking)的物理学假设:“如果一个人能在虚时间里向前走,他应该能够转过来并往后走。这表明在虚时间里,往前和往后之间不可能有重要的差别。”①[英]霍金:《时间简史》,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182页。

我——也许还有江非——都不懂得“虚时间”为何物,但是《花椒木》可以做到让“我”在劈柴的时候,想起了“父亲”,并等待着“陌生人”;
可以做到让“花椒木”从“父亲”的手里,来到“我”的面前,并有可能去到“陌生人”的镐头或斧头下。江非所谓“花椒木”,正是霍金所谓“时间箭头”。或可暂时请来三世佛,并作这样的表述——过去佛晓得,“花椒木”没有被劈成柴;
现在佛也晓得,它没有正被劈成柴;
可是,在未来佛看来,它已经在远离火炉的地方开始燃烧——如同《一堆木柴》预言过的那样,“任其用缓慢的无烟燃烧”。这样的“燃烧”,既“无烟”,又“无焰”,从容揭去了“过去”与“现在”的双重遮蔽,有可能抵达这个世界的最大真实和最后真实。《未走之路》则略有不同,“我”必须二选一,否则就难以继续前行。被放弃的那条路,或者说,没被选中的那条路,已经成为黑暗的“将来”和“未知”。霍金还曾从《哈姆雷特》借来一个词组,亦即“果壳中的宇宙”,用以表述“果壳上的量子皱纹包含着宇宙中所有结构的密码”②吴忠超:《译者序》,霍金:《果壳中的宇宙》,吴忠超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或许,可以这样来下结论:不是《未走之路》,而是《花椒木》,还有《一堆木柴》,接近了所谓“果壳中的宇宙”。

从前文还算耐心的抽丝剥茧,可知《花椒木》,乃是一首“时间之诗”。如果说“时间”这个词,闪耀着物理学的寒光,也可以置换成更具有暖意的“时光”。嗯,乃是一首“时光之诗”。有了这样一个前提,现在,就可以由“劈柴”论及“劈柴的隐喻”。是的,是在新年这天,或除夕这天,更冷了,“我”将要劈柴过冬。然而,我们分明被告知,不仅是“木头”,还有其他事物,在镐头两边豁然裂开:

我只是先找来了一些木头

榆木、槐木和杨木

它们都是废弃多年的木料

把这些剩余的时光

混杂地拢在一起

“榆木、槐木和杨木”与“时光”,本来A是A,B是B。先说A,再说B,并不招谁惹谁。然而,由“能指”的转换,居然导致了“所指”的回馈。就在“它们都是废弃多年的木料”与“把这些剩余的时光”两行之间,就在间不容发之际,B将自己的语义强行回馈给A,让A被迫成为B的“喻体”——当然,反过来说也成立,让B主动成为A的“喻体”。为了不至于出现行文紊乱,下面的论述,均将A是“本体”B是“喻体”作为前提。不管怎么样,A即B,B即A,两者终于合二为一。接下来的叙述,诗人再也不客气,他忽视了B与A的任何差异,完全用B取代了A,并将B作为了独一无二的“宾语”:

我轻轻地把镐头伸进去

像伸进一条时光的缝隙

再深入一些

碰到了时光的峭壁

“镐头”伸进了什么?不是“木头”,而是“时光的缝隙”。“镐头”碰到了什么?不是“木头”,而是“时光的峭壁”。我们可以脑补,在“劈柴”的现场,是什么不断飞溅?不是“木屑”,而是“时光之屑”。“喻体”彻底代表了“本体”,落落大方地,出入于本属于“本体”的社交场合。只要B,不要A。“镐头”碰到了什么?从此诗下文可知,碰到了“花椒木”。但是在此处,诗人却不让这个“本体”出场(这是因为,不要A)。为什么说“花椒木”乃是“时光的峭壁”?“父亲”劈过,留了下来;
“我”也劈过,停了下来;
“花椒木”似乎拒绝成为下文所谓“时光的碎片”。然则,“花椒木”何所拟也?隐私乎?痛史乎?难关乎?难道就是那最怕触及一截时光,最难放下的一截时光,抑或至今也不能轻易翻越的一截时光?然而就在几行以后,“喻体”与“本体”,忽然分道扬镳,还是让我有点儿猝不及防:

它的样子,还是从前的

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好像时光也惧怕花椒的气息

没有做任何的深入

“它”就是念兹在兹的“花椒木”,刚才吧,还担任着“时光的峭壁”的“本体”。忽然就被解除职务,现在,仍然A是A,B是B。甚而至于,B惧怕A,“好像时光也惧怕花椒的气息”。如果说“喻体”惧怕“本体”,岂不是天大的无厘头?江非这样处理,会不会是个破绽呢?我认为前后确有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也扰乱了全诗的有机性。但是呢,不必道谢,我可以为诗人找到台阶下,不过也是《五灯会元》里面的几句老话:“老僧三十年前来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①普济:《五灯会元》,苏渊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35页。这段山水禅,当然,也可以译成我的AB论。

那么就让我们也从B回到A,从不是山不是水回到山水。《劈柴的那个人还在劈柴》告诉我们,“父亲”留下了一个小山般的柴堆;
《花椒木》告诉我们,“我”可能会留下一个较小的柴堆;
至于弗罗斯特,他在沼泽地里发现了一个不知是谁留下的柴堆。柴堆就这样垒成,柴堆就这样交付。柴堆意味着什么?小心翼翼的生存,比如劳动,比如熟食,比如篝火,比如篝火边的舞蹈。

柴堆也有可能就作为柴堆而冷却,委身于未可知的茫茫力量。弗罗斯特信步走进冰结的沼泽地,跟随一只小鸟,穿过低于膝盖的积雪,在那个叫不出也认不出的地方,就看到这样一个柴堆,一个陌生的柴堆。不是今年的,甚至也不是去年或前年的:颜色已发黑,树皮也翘裂,被女萝缠了一圈又一圈。诗人运用数学或统计学,来把握那难以把握的细节:“那是一考得槭木,砍好,劈好,/并堆好——标准的四乘四乘八。”考得(cord)是木柴体积单位,通行于英美,1考得相当于128立方英尺。哪怕就是这种非诗的记录,也不妨碍我们这样设想:是谁留下的柴堆?弗罗斯特的“父亲”,江非的“父亲”,抑或“父亲的父亲”?他们就在柴堆中隐身,然而时间已经推翻了最初的生存计划

前文曾有引用的“任其用缓慢的无烟燃烧”,其实只是断章取义,来读《一堆木柴》的最后两行:“任其用缓慢的无烟燃烧——腐朽/去尽可能地温暖冰冻的沼泽地。”,所谓“无烟燃烧”,原来是指“腐朽”。这样一个半残酷半温暖的结句,终不如《飞鸟各投林》,“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终不如《冬天的回忆》,“而现在四周一切田地都冻结,白茫茫/盖着一层冰雪的厚壳”;
终不如《劈柴的那个人还在劈柴》,“第二天/所有的新柴/都将被大雪覆盖”;
“父亲”不见了,“我”也不见了,只剩下“时间之眼”,忍看“有我之境”变成了“无我之境”,故而,终不如《花椒木》,“但是一个深情的人,在取暖的路上/深情地停了下来”。

《花椒木》的角色问题与时态问题,已经初步讨论完毕。本来此文已算全部竣稿,但是且慢,似乎还有一个文体问题。

却说我在年少时曾稍读宋诗,至王安石《书湖阴先生壁》,“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①王安石:《王荆文公诗笺注》,李壁笺注、高克勤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第1176页。,再三吟哦,忽然开悟:此诗初读则通篇记景,再读则通篇记人;
粗读则句句指向杨德逢,细读则字字关涉王安石;
及至最后,哪里还看得见半点杨德逢,但看见一打王安石而已。要知道杨德逢是个隐士,而王安石却不免深陷樊笼而徒羡田园。

《书湖阴先生壁》读法,可作为《花椒木》读法:这是一首叙事诗,关乎节令、劳动和交往,“花椒木”只能是一个具象;
这是一首抒情诗,关乎往昔、此刻和等待,“花椒木”只能是一个隐喻;
这是一首载道诗,关乎态度、方法和认知,“花椒木”只能是一个证明。试想江非也罢,王安石也罢,必不欲所有读者都能完成全部登临。就我的趣味而言,更愿意停步于二楼(亦即抒情诗之楼),下楼可以领受乡村的暖意,上楼可以体验宇宙的高寒,居中小憩,则不免长久地动容于亲人的离散和时光的破碎。也许,这恰好就是《花椒木》的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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