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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治 高静云
(安徽大学 历史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革命如何发生，是研究中共革命史难以回避的问题。目前学界已有一些开拓性研究，有论者主张“制造说”(1)Yung-fa Chen,Making Revolution: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1937-1945，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也有论者主张“自发说”(2)Theda Skocpol,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Russia,and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制造说”与“自发说”是学界关于中共革命源起研究的两大主流观点。
本文在梳理黄麻暴动相关史料时，发现黄麻地区革命源起既不属于“自发说”，也不属于“制造说”，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半自发、半领导”说(3)黄文治编校：《亲历“苏维埃革命”》，纽约柯捷出版社2015年版，第84页。，并且这种“半自发、半领导”特征贯穿于黄麻暴动整个过程，即“九月暴动”“黄麻暴动”“二次暴动”各阶段之中，直到木兰山、柴山堡时期，黄麻地区党组织才针对与土豪劣绅之间无序的流血械斗进行纠错，走上自主探索革命之路。本文以原始档案、口述实录、回忆文本、县志文史等资料为基础，侧重组织史研究视角，展现中共黄麻暴动复杂面向，进而突破传统革命叙事框架之藩篱，以期推进暴动时期中共革命内在特征及困境之认知。
黄安、麻城地处大别山南麓，地形复杂，兵匪常凭险僻为“窟穴”。民初以来，黄麻乡民为抵御兵匪，开始组建枪会组织。这种组织本为保卫身家、防御盗匪、守望相助的自卫组织，但因其会众成分复杂，多为无业游民，易为土豪劣绅利用。黄麻地区革命兴起之后，土豪劣绅就常以枪会为“武器”，对抗革命知识分子领导的农民协会。
黄麻地区革命知识分子多出身于旧乡绅家庭，外出求学时受董必武、陈潭秋、萧楚女等人影响，加入中共党、团组织。寒暑假回乡时，他们依托地缘、学缘、亲缘等传统社会资源，通过串亲戚、交朋友、谈天等方式从事党、团员秘密发展工作。这些革命知识分子，比如曹学楷、戴季伦、吴焕先等人，都属于地方精英阶层，但为获得农民信任，常自觉同“家里的人”作斗争。(4)黄文治编校：《亲历“苏维埃革命”》，第124、209,209页。取得农民信任之后，这些革命知识分子即秘密成立农民协会，以“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为口号，与土豪劣绅展开“面对面”斗争。(5)《麻城革命史资料汇编》，中共麻城市委党史办公室藏，1977年内部编印本，第28页。需要注意的是，革命知识分子最初多利用其地方精英身份来动员、联络、拉拢其他地方精英，并通过这些地方精英间接动员农民，而未与农民进行普遍接触。(6)陈耀煌：《共产党·地方精英·农民:鄂豫皖苏区的共产革命(1922—1932)》，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2002年版，第90—91页。应该说，此种在传统社会资源基础上从事党、团员秘密发展工作较为安全，发展起来的革命知识分子“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内聚力，在革命受挫的白色恐怖中不会溃散”。(7)红安县委党史征编委员会编：《黄麻起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4页。因此，在国共合作破裂前后，黄麻地区党组织内部受冲击不大，表现出一种比较稳固的革命连续性。
革命知识分子动员农民参与革命，寻求对抗目标势在必然。土豪劣绅作为地方资源的既有者与垄断者，即成为农民革命的首要目标。革命知识分子最初通过宣传口号、四处演讲、张贴画报等方式动员农民。比如曹学楷在黄安七里区鼓动农民参加农民夜校、王树声在麻城乘马区鼓动农民参加农民协会，都是生动的个案宣传例证。(8)许世友：《我在红军十年》，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40页；
《黄麻起义》编写组：《黄麻起义》，湖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0页。为反制农民协会宣传，土豪劣绅同样通过口语招呼、张贴布告等方式进行反宣传。(9)《惨委会上中农部电》(1927年4月28日)，《五部档》，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案号：6486。对于保守的黄麻乡民而言，口语招呼或张贴布告有一定宣传效果，使得“一般知识很肤浅的农民害怕”，遂离开了“农民协会”等。(10)《光山农运报告》(1927年5月7日)，《五部档》，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案号：11712。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黄麻地区农民协会由秘密转向公开，并迅猛扩张。以麻城乘马区东岳庙为例，在王树声主持下，麻城县第一个乡农民协会公开成立，会员几天内发展到一百余人。(11)《黄冈地区党史专题资料》第1辑，中共黄冈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办公室1983年编印本，麻城市党史办藏，第6、11、12页。面对农民协会发展，土豪劣绅纷纷组织枪会对抗。麻城朱家冲王子历以红枪会、白枪会为护院，横行乡里，撕毁农民协会告示、标语，扬言要杀尽农会委员，而农民协会则出动自卫军，组成千人队伍前往朱家冲，王子历侥幸逃走，农民协会“抄了他的家”。(12)《麻城革命史料调查初集》，1958年11月，中共麻城县委员会办公室藏，档案号：1-1-325，第23页。麻城罗家河丁枕鱼捣毁大河铺乡农民协会罗家河分会办公室，撕毁农民协会标语，乘马区农民协会负责人胡静山召开会议，集合各垸农民协会会员，围攻丁枕鱼，并将其押送县府处置。(13)《黄冈地区党史专题资料》第1辑，中共黄冈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办公室1983年编印本，麻城市党史办藏，第6、11、12页。12月，黄安也开始逮捕土豪劣绅，首当其冲的是紫云区吴惠存。吴惠存自组红枪会，垄断诉讼、高利重租，甚至“勾结军阀残匪，残酷地杀害吴焕先一家五口人”。(14)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编：《新县革命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页。农民协会抓获他后欲送去县府，但“群众怕吴惠存被抢跑了，在半路上活活把他打死了”。(15)黄文治编校：《亲历“苏维埃革命”》，第124、209,209页。此外，与土豪劣绅相勾结的贪官污吏，也是农民协会惩办对象。麻城代理商务会会长李舜卿与县长刘芳勾结，企图放出已被农民协会逮捕的土豪劣绅，麻城县特别支部调集乘马区农民协会成员逮捕了李舜卿，同时逮捕多次制造纠纷、反对农民协会的工会会长罗偏头，并宣布停止县长及承审官职务，成功粉碎“反革命政变的阴谋”。(16)《黄冈地区党史专题资料》第1辑，中共黄冈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办公室1983年编印本，麻城市党史办藏，第6、11、12页。
中共此时亦多有关注红枪会运动。1926年5月，瞿秋白提出，“如果将红枪会纳入农民协会的轨道，有相当的农民政纲，立刻便可以成为极伟大的革命力量”。(17)瞿秋白：《瞿秋白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4页。7月，中共中央指出“党必须努力引导这个力量，并要努力使这个力量不为军阀土豪利用”，确定了“在眼前须利用红枪会去发展农民协会”方针。(1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10页。在中共政策指引下，吴焕先在四角曹门创办红枪会；
吴先筹在箭厂河郑家边创办红枪会；
詹以贤在詹湾创办红枪会，这三地红枪会合称为“三堂红学”。(19)中共新县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中共新县党史资料》第1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5—66页。农民协会也主张嵌入土豪劣绅控制的枪会将其分化瓦解。如吴焕先打入吴惠存组建的红枪会内部，担任教务主任，向青年农民会众宣传革命思想，“使这个反动组织逐渐地变成我党掌握的农民武装力量”。(20)《历经艰辛创伟业，名垂青史映后人——回忆吴焕先同志》，中共麻城市委党史办公室藏，档案号：C4-03-04，第2页。随后，在吴焕先领导下，红枪会逮捕、处决了吴惠存，成功践行了“利用红枪会的旧形式，办起革命的红学”。(21)邵雍：《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74页。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黄麻地区逃亡在外的土豪劣绅借用姻亲关系，与河南光山红枪会联合组织反革命武装，以新集为中心，“向革命人民进行疯狂反扑”。丁枕鱼儿子丁岳平、王子历哥哥王九聋子等人，带领红、白枪会在麻城乘马、顺河等区抢财物、拉耕牛、毁青苗、杀革命群众，试图包围麻城并救回仍被关押的丁枕鱼、王子历。(26)《麻城革命史资料汇编》，第32—33、37—39页。麻城党组织与农民协会领导人决定组织工农群众配合农民武装，固守麻城险要之地，同时派王树声前往武汉求援。
湖北省委通过国民党省党部出面召开会议，成立麻城惨案调查委员会，并派农民运动讲习所300余学生军及省警卫团一个营支援麻城。(27)《“麻城惨案委员会”成立的经过及活动》，1990年6月，中共麻城市委党史办公室藏，档案号：C3-02-03，第3—7页。农民协会与学生军相配合，打退了红枪会的进攻，麻城县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召开群众大会，将丁枕鱼、王子历等人处决。此后学生军乘胜追击，向红枪会败逃的乘马区进发，历经罗家河战斗、方家湾战斗、熊家冲战斗等，农民协会在斗争中得到锻炼。(28)《麻城革命史资料汇编》，第32—33、37—39页。麻城党组织在与学生军联合作战中，也开始认识到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实际上，在农民协会成立之初，麻城党组织已组建自卫军、自卫队，后来在同枪会作战中又组建了义勇军。(29)黄文治编校：《亲历“苏维埃革命”》，第126、210、210页。但自卫军、自卫队、义勇军与正规学生军相比，在组织、纪律、作战能力上均相差甚远，因此在与学生军联合作战期间，麻城党组织组建了一支农民敢死队，随后在此基础上又成立一支脱产农民自卫军，多次与红枪会展开斗争，历经破寨岗战斗、癞痢寨战斗、杨泗寨战斗等，积累了武装斗争经验，为之后武装暴动打下基础。(30)《麻城县农民自卫军》，中共麻城市委党史办公室藏，档案号：C4-01-03，第4—6页。
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黄麻地区农民协会与土豪劣绅之间流血械斗更趋激烈，“九月暴动”即是例证。1927年9月26日始，黄麻地区农民协会到处围剿土豪劣绅。黄安紫云区程璞畈的程瑞林，农民运动兴起时逃往光山，大革命失败后回乡对农民实施报复，在中共党员程昭续带领下，农民抓获程瑞林，召开群众大会，当众烧毁契约与账簿、没收程家财产，并处决了程瑞林。(31)彭希林：《八十年前的壮举——黄麻起义再叙》，《党史天地》2007年第11期。在紫云区程璞畈带动下，熊家咀农民暴动分粮，长冲实行全乡总暴动，麻城的乘马、顺河等区也紧随其后，处决了一批土豪劣绅。“九月暴动”沉重打击了黄麻地区土豪劣绅，再次潜逃的土豪劣绅不甘失败，买通国民党三十军魏益三部镇压农民运动，由于黄麻地区党组织“缺乏领导暴动的经验，缺乏周密的部署和统一的行动”，“九月暴动”归于失败。(32)《麻城革命史料调查初集》，1958年11月，中共麻城县委员会办公室藏，档案号：1-1-325，第50页。
大革命之前，黄麻地区土豪劣绅配合县府，对农民进行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由于生存所迫，农民自发组织抗租、抗债、抢粮活动。如邹家湾土豪劣绅邹达卿在家里储藏了大量粮食，适逢荒年，农民一拥“闯入他的庄园，打开他的粮仓，把粮食都抢光了”。(33)《麻城革命史资料汇编》，第15、28页。然而，此种农民自发抗争是“局部的，分散的，不完全自觉的”。(34)《红安县七里区革命史料简编》，1958年，中共麻城县委员会办公室藏，档案号：1-1-325，第9页。因缺乏正确领导与严密组织，彻底意义上社会革命难以自发产生。黄麻地区彻底意义上社会革命的推动者是归乡革命知识分子。这些革命知识分子归乡传播革命思想、创办农民协会、斗争土豪劣绅，是促使农民走向暴动的“桥梁”。但是，1927年10月，湖北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秋收暴动成果时说道，“麻黄区之农民系自动起来的，亦不在此例”。(35)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1985年，第273、132页。可见，革命知识分子联络地方精英、间接动员农民的行为，非出于中共中央的刻意安排。但不可否认的是，革命知识分子的出现，使黄麻地区农民运动较大革命前更具组织化、规模化。如此，这一时期革命知识分子对黄麻地区的暴动作为，并非强势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而呈现出“半自发、半领导”态势。
即便革命知识分子为黄麻地区农民运动作出的贡献不可轻忽，但其在领导农民协会惩办土豪劣绅过程中，仍不免出现颇多农民的复仇倾向。革命知识分子的初衷是以阶级斗争来动员农民参与革命，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农民与土豪劣绅积怨已深，在复仇心态驱使下，农民往往会对土豪劣绅进行武力报复。如麻城三河地区，农民让土豪劣绅胡瑞山游街；
(36)《麻城革命史资料汇编》，第15、28页。抓捕丁枕鱼时，农民对其拳打脚踢；
(37)《黄冈地区党史专题资料》第1辑，第11—12页。镇压方晓亭、石子谦时，农民“把两家的祖坟都挖了”。(38)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编：《新县革命史》，第31页。这种暴力相向通常又会引发土豪劣绅对农民的反复仇，如上文提到的“麻城惨案”等。由此，黄麻地区的阶级斗争即异化为农民协会与土豪劣绅之间流血械斗。郑位三、戴季英后来回忆说：“这战争完全是群众性。在党领导影响下发生和发展，这战争相互残杀破坏很厉害，表现农民战争原始情形，表现农民的破坏性。”(39)郑位三、戴季英：《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材料》，麻城市党史办藏，档案号：A3-05-03，第3页。此为黄麻地区“半自发、半领导”之始。
1927年10月中旬前，湖北省委认为农民运动工作“以鄂南为最佳”(40)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1985年，第273、132页。，遂以鄂南为工作重心，对鄂东区较为忽视。为更好地配合“鄂南暴动”，省委才将鄂东区划分为大阳、黄蕲、黄麻三区，主要聚焦的是黄梅等县，而不是日后成为鄂豫皖苏区之一部的黄麻地区。事实上，中共中央对黄麻地区在大革命及“九月暴动”时期的暴动作为并不满意。中共三大始，中共中央就强调农民运动对革命的重要性，中共五大时，中共中央就明确提出“建立地方农民政权”与“组织农民武装”(4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5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29页。，而黄麻地区党组织只注重联络地方精英，未普遍接近群众并扩大群众基础。这与邻近豫南地区相差无几，只专注“枪会领袖接头运动”。(42)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编：《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1984年，第85页。诸如此，恽代英曾发文训斥“革命党不是包办革命事业，是要领导群众一同来奋斗的”，“应钻到群众中间去”。(43)恽代英：《恽代英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12页。黄麻地区农民知识水平有限，通常是跟随地方精英参与革命，缺乏对共产党的信仰。而地方精英与黄麻地区党组织合作，也多出于投机心理与自身利益考量，双方合作基础并不牢固，“一旦国共分裂，共产党员无法满足这些枪会领袖升官发财之欲望，这些枪会首领便一走了之，甚至是因此而仇视共产党员”。(44)陈耀煌：《共产党·地方精英·农民:鄂豫皖苏区的共产革命(1922—1932)》，第119页。
同时，黄麻地区中共通过动员地方精英发展起来的党组织，其内部亦出现组织松散状。多数党、团人员是跟随地方精英加入共产党，国共合作破裂后，地方精英与共产党反目，遂走向分化动摇。如郑位三后来回忆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大革命时期选出的黄安县委委员，分三批跑到武汉：第一批是宣传部长(彭年)和组织部长(邓庸中)；
第二批是高等小学校长(王则西)和另一位县委委员；
第三批是县委书记。这样，黄安县委机构中只留郑位三一人，他只能身兼数职，既是高小校长也是县委书记，教育局长走了之后，又代理教育局长。(45)黄文治编校：《亲历“苏维埃革命”》，第129—130、213页。党、团内部人员组织观念与意志并不坚定，要么外出打探消息叛逃出党，要么“反动势力尚未到来，早已闻风逃走”。(46)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5、140页。为整顿组织与强化领导，湖北省委派遣政治干部符向一、刘镇一、王志仁和军事干部潘忠汝、吴光浩等人赴黄麻地区开展领导工作。
符向一、吴光浩等人到达黄麻地区后，成立中共黄麻特委，符向一任特委书记；
同时成立鄂东革命委员会，刘镇一为负责人，潘忠汝任黄安农民自卫军大队长，吴光浩任麻城农民自卫军大队长；
之后改组黄安县委，王志仁任书记。1927年11月3日，黄麻特委在七里坪召开第一次暴动会议，作出武装夺取黄安县城、建立革命政权与革命军队的决定。(47)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5、140页。11月10日，国民党三十军一营到达七里坪，黄麻两县县委调黄麻自卫军前去缴枪，由于消息走露，敌人连夜逃走。次日，农民自卫军占领七里坪，召开万人庆祝大会。黄麻特委见时机成熟便召开第二次暴动会议，成立中共黄麻暴动行动指挥部，潘忠汝任总指挥，吴光浩任副总指挥，指挥部设在黄安七里坪，号召农民以七里坪为后方，暴动夺取黄安县城。11月13日，黄麻暴动行动指挥部调集全部黄安农民自卫军、两个排的麻城农民自卫军及七里等区的义勇队，组成攻城部队，于晚上10时向黄安城进军，于14日凌晨4时，“攻占了黄安县城，全歼县警备队”，“活捉县长贺守忠及司法、改组委员、土豪劣绅15人”。(48)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湖北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75—576、179、14、178—179页。之后，黄麻特委重组黄安县委，将党、团合为一个县委，以王志仁为书记。黄安县农民政府也宣告成立，曹学楷为主席。随后，根据湖北省委指示，中国工农红军鄂东军成立，黄安县农民自卫军改编为第一路，麻城县农民自卫军改编为第二路，潘忠汝为鄂东军总指挥，吴光浩为鄂东军副总指挥。(49)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湖北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75—576、179、14、178—179页。农民政府与鄂东军成立带来了辐射效应，麻城、黄冈、黄陂、罗田及商城等地农民纷纷派代表前来“上名字(加入共产党)”。(50)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5、140页。
黄安农民政府与鄂东军成立后，黄麻地区党组织主要任务仍为斗争土豪劣绅。程启光后来回忆道：“黄安县委迁到县城后，领导农民自卫军打土豪斗劣绅日夜不停，成立审判委员会，审判地主豪绅。”(51)黄文治编校：《亲历“苏维埃革命”》，第129—130、213页。而黄安的土豪劣绅集中在南乡八里区，就利用红枪会组织“保产党”，对抗农民政府。黄麻特委认为“如果不用快枪队去作南路农民的先锋，绝对不能发动南路的农民暴动，以消灭土豪劣绅地主的势力”。(52)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湖北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75—576、179、14、178—179页。于是，1927年11月26日，潘忠汝带领一路人马携七十余支快枪，组织宣传队，“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南发展”。(53)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湖北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75—576、179、14、178—179页。次日，快枪队协同南乡农民“与八里湾土劣的红枪会一堂(约百余人)作战”。(54)《中共党史资料》第4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00页。通过这次战争，八里湾红枪会瓦解，四千余南乡农民举行暴动会议，之后“四处杀土劣，烧土劣的房子，甚至不论男女老少，以致南路一带的土劣纷纷逃命”。(55)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湖北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75—576、179、14、178—179页。土豪劣绅见鄂东军主力南下，便勾结土匪包围了黄安县城，在刘镇一领导下，守城部队击退敌人进攻，巩固了县城防卫，打击了土豪劣绅势力。12月5日，黄安的土豪劣绅收买河南地方土匪武装任应岐部突袭黄安城，鄂东军疏于防备，使“解放了21天的黄安城又陷入敌手”。(56)周纯麟：《周纯麟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大革命及“九月暴动”时期，黄麻地区革命的发动者与领导者，皆为本地革命知识分子，几乎没有外派干部参与其中。之后，随着该区革命地位日益重要，湖北省委下派诸多干部前来指导暴动。外派干部带来新的革命思想、组织经验及军事知识，弥补了本地革命知识分子自身尚存的组织缺陷与军事短板，扭转了之前黄麻地区党组织涣散不健全状况。虽然湖北省委派来符向一、吴光浩等人对暴动的领导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这一时期黄麻地区党组织“英雄式的领导”依然突出。(57)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1985年，第195页。如此，中共中央在总结组织路线问题时，特地提出黄麻地区“工作完全维系在个人身上，甚至组织的生命都维系在个人身上，某地的重要负责人调走或者死亡，组织即随机瓦解”。(58)《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第287、316、148、184、146、184、126—129、165、164页。又说“解决问题指挥工作常不用会议来决定，而任各人意志去指挥，常弄出很多错误”，进而要求黄麻地区党组织克服“个人崇拜”。(59)《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第287、316、148、184、146、184、126—129、165、164页。
符向一、吴光浩等外派干部到来，使黄麻地区党组织强化了对暴动领导，成功夺取了黄安城，但其在暴动中并未完全掌握控制权，也未真正减轻流血械斗现象。黄麻地区党组织主要任务与大革命及“九月暴动”时期相同，仍为打击土豪劣绅，只是在这一时期愈加激烈。由此可见，“黄麻暴动”之中，“半自发、半领导”状态仍在持续并进一步强化。
“宁汉合流”后，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被迫迁往上海，为方便指导地方工作，遂在武汉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行中央职权。然而，长江局却无法顺利地将上层路线向下传达，下派人员“既得旅费仍或逗留汉口，或则径赴他方”。(67)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1985年，第140—141页。这致使黄麻地区党组织与长江局及省委几番失联。黄麻地区发动暴动后相当长时间内，省委仅仅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再无详细具体指示，即“要你去干，你就去干，至于怎样去干，就是你自己去干”。(68)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1985年，第103页。因此暴动计划都是黄麻特委及县委用自己的方式去“干”，自为完成的。
黄安城陷落后，湖北省委认为黄安之失败只是“形式上的失败”，“失掉一座城没关系，群众还在我们这一边”，乐观地认为要“在暴动区再组织暴动”。(69)《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第287、316、148、184、146、184、126—129、165、164页。而事实上，在突围战斗中，黄安县委书记王志仁与鄂东军总指挥潘忠汝皆牺牲，鄂东军也损失惨重，最终退至木城寨休整。为保存有生力量，吴光浩建议将鄂东军带到黄陂城北木兰山开展游击活动。木兰山是吴光浩家乡，鄂东军在此发展有得天独厚优势。而这却引来吴焕先、吴先筹反对，由于鄂东军内部多为红枪会会员，红枪会本为保乡卫土的武装，二吴作为红枪会领袖，有保卫地方之责，因此经会议讨论决定，除留吴焕先、吴先筹等少部分人就地坚持斗争，大部分人转移至木兰山开展游击战。鄂东军到达木兰山后，改番号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以吴光浩为军长，戴克敏为党代表。为号召黄陂群众暴动，第七军在黄麻特委领导下攻打罗家岗民团，缴获了全部枪支，没收了罗隆昌当铺，扩大了党组织影响。(70)黄锂：《黄陂北部山区革命斗争史寻踪》，《武汉文史资料》2005年第11期，第24—28页。不久后，省委要求黄麻特委攻打横店车站，切断京汉铁路，以配合汉口暴动，但特委得知横店敌军有一团或一营，认为敌我力量对比悬殊，“遂改于该日大破坏长杆岭电话交通”。(71)《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第9、149、217、184、12页。此后第七军转战至黄冈大崎山、回龙山、罗田一带开展游击活动。
从木兰山到大崎山、回龙山、罗田的战略转移都是在短时间内发生的，地方党组织为避免贻误战机，通常会根据实际情形随机应变，如刻板地等待湖北省委指令，只会陷入被动境地，错失生存良机。况且，1928年3月，湖北省委由于党员反叛遭受大规模破坏，从省委到各区组织系统都遭受不同程度摧残，颇多党组织成员牺牲，难以将省委意志贯彻到下级党组织中，即便给黄麻特委传达部分指示，也会因距离遥远而产生时滞性。如木城寨会议时，省委来信要求“反攻黄麻四乡的反动势力，发展四乡农民暴动”。(72)《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第9、149、217、184、12页。而此时黄安城已失陷，鄂东军死伤严重，无力反攻，因此这些迟来的指示与实际情形不符，失去指导价值。而在当时“白色恐怖”笼罩下，信息的上传下达都是依靠信件或人员往来，传递速度缓慢。且省委在作决策时仅偏向于方向性，难有具体指导。如木兰山形势渐趋紧张时，黄麻特委派人向省委请示工作，省委直言无人可派，并说“如能回返黄麻活动即返回去，如不能则由你们自己看情形决定”。如此，黄麻特委即根据现实情势变化，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革命道路的纠错探索。
鄂东军转战木兰山后，土豪劣绅跟随任应岐部军队回到黄麻地区，“进行了疯狂的反攻倒算”，“除了到处搜集杀害革命同志和革命群众之外，还强迫把农民编入他们的团防，并向农民进行敲诈勒索”。(73)《麻城革命史资料汇编》，第55—56、58—60,60页。这致使1927年底至1928年初，黄麻地区的“白色恐怖为湖北他县所不及”。(74)《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第9、149、217、184、12页。
第七军在木兰山活动时，为报复土豪劣绅的反攻倒算，在光山、黄安边界组织“特务队”进行筹款，筹款方式“大多是藉由绑架豪绅地主再向他的家人勒索”。(75)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1985年，第61—62、211页。黄安县委在报告中说这一时期完全是“简单的烧杀和筹款工作”。(76)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1985年，第61—62、211页。第七军对黄安北乡的“清乡团”进行了大规模的烧杀报复，这一系列的烧杀报复也引发“清乡团”更为激烈的烧杀反报复，于是“反革命的烧过来，革命的烧过去”，“许多整个大村落变为一片瓦碎场”。(77)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9，1985年，第81页.程启光后来回忆说，“第七军烧地主的房子，捉住地主就杀”，导致中共中央不承认这支队伍，认为“同土匪差不多”。(78)黄文治编校：《亲历“苏维埃革命”》，第215页。黄罗蕲特委、黄冈县委指责“黄麻特委不但不能指挥党及军队工作，差不多有一点危险就成问题”，指责黄麻县委“完全(不)知道党是甚么”，还提议“黄麻特委应即撤销，黄安县委应另行派人改组”。(79)《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第9、149、217、184、12页。
1928年4月，桂系十八军与国民党十二军产生抵牾，十二军撤回河南。黄麻特委于陈秀冲召开会议，决定“返黄麻再组织暴动”。(80)《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第9、149、217、184、12页。第七军回到黄麻地区后，向此前对群众复仇的“清乡团”进行反复仇，大量农民及跑反群众自发配合部队攻打“清乡团”，“先后参加的群众约有20万以上”。(81)《麻城革命史资料汇编》，第55—56、58—60,60页。由于广大群众积极配合作战，数日之间，消灭与驱逐了乘马、顺河、七里、紫云等区的大量土豪劣绅武装，称之为“二次暴动”。“二次暴动”的成功引起桂系十八军注意，第七军在桂系十八军的封锁、围剿之下，通常采取一日数迁方式躲避敌人进攻，但此种方式亦非长久之计，因此黄麻特委认为需建立一个强固后方作为对敌斗争依托，柴山堡地区即成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理想之地。其一，柴山堡位于两省(河南、湖北)三县(黄安、麻城、光山)的交界处，湖北桂系部队与河南冯系部队在混战状态下，难以协调组织征讨，且豫东南五县为国民党十二军所控制，十二军主力此时北调参加“二次北伐”，留驻的李振亚部时常与冯部争夺南五县，为第七军进驻柴山堡提供政治良机；
其二，柴山堡与黄安紫云区毗连，第七军中部分党员干部在此地亦有至亲好友，比如曹学楷、吴焕先等人，这为第七军进驻柴山堡提供了亲缘优势；
其三，柴山堡农民受“黄麻暴动”影响，积极要求革命，为第七军进驻柴山堡奠定了群众基础。(82)耿显榜主编：《柴山堡革命根据地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8年版，第26—27、6、37、40—41页。鉴于此，1928年6月，黄麻特委召开清水塘会议，决定“避敌锋芒，深入农村，开辟柴山堡，建立革命根据地”。(83)耿显榜主编：《柴山堡革命根据地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8年版，第26—27、6、37、40—41页。
进入柴山堡地区后，黄麻特委采取了与黄麻地区不同的政策：其一，黄麻特委“宣传减租减息，实际上是劝减租、息。对一些老实农民明减暗送的，也不大加干涉”。(84)黄文治编校：《亲历“苏维埃革命”》，第138页。其二，黄麻特委提出“为绅不劣者不杀”、“有土不豪者不打”口号，中立中小地主，孤立、打击反动土豪劣绅。(85)耿显榜主编：《柴山堡革命根据地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8年版，第26—27、6、37、40—41页。其三，柴山堡地区红枪会、黄枪会、黑枪会等会道门势力颇大，黄麻特委主张打入枪会内部，“争取会众，进行改造”。(86)陈耀煌：《共产党·地方精英·农民：鄂豫皖苏区的共产革命(1922—1932)》，第194页。同时注意区分土豪劣绅担任的“学董”和一般农民出身的“学长”，打击“学董”争取“学长”，以改造枪会，使其成为“党领导下的与土豪劣绅作斗争、保护穷苦农民利益的革命群众武装”。(87)耿显榜主编：《柴山堡革命根据地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8年版，第26—27、6、37、40—41页。等等。通过这些灵活的革命政策实施，黄麻特委纠正了过去的流血械斗现象。这正如郑位三后来回忆所言，“我们进入柴山堡的初期，采取比较缓和的策略，全部赢得了人心”。(88)黄文治编校：《亲历“苏维埃革命”》，第138页。可见，纠错效果比较明显。应该说柴山堡革命根据地之创建，是鄂豫皖地区红色政权道路建设的开始。
木兰山、柴山堡时期，由于信息传递的时滞性以及省委身陷“白色恐怖”分身乏术等原因，湖北省委只能下放自主权限，让地方党组织根据实际情形自行抉择。同时，农民军与土豪劣绅复仇与反复仇、烧杀与反烧杀使得暴动被仇恨、矛盾所左右，难免不异化为无序的流血械斗。黄麻特委经过认真反思与实践，开始自主纠错并探索革命之路。
中共革命暴动有两种类型，一种为革命知识分子利用地方精英关系网络，自组暴动而结成组织架构的“内生型”；
另一种为革命知识分子依托外来军队关系，嵌入当地社会而结成组织架构的“外嵌型”。大别山区三大暴动，如黄麻暴动、商南暴动与六霍暴动，均属于“内生型”。大别山区三大暴动，本身有些许不同在于，商南、六霍地区主要是以革命知识分子打入民团的方式斗争土豪劣绅，而黄麻地区更多是以革命知识分子创办农民协会的方式斗争土豪劣绅。大别山区三大暴动，本身亦有些许相同之处在于，商南、六霍、黄麻地区的农民运动都是由归乡的革命知识分子发动的，地方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斗争土豪劣绅，皆属“半自发、半领导”范畴。“半自发、半领导”不是大别山区暴动所独有特征，也适用于分析其它中共中央非直接指挥、全面领导下的其它暴动。
黄麻地区革命知识分子归乡后传播革命思想、建立农民协会、斗争土豪劣绅，成为黄麻地区农民走向暴动的“桥梁”。革命知识分子以传统社会资源动员农民方式，非出于中共中央的刻意安排，却使黄麻地区农民运动较大革命之前更具组织化、规模化。大革命及“九月暴动”时期，革命知识分子以阶级意识引导农民进行斗争，将土豪劣绅形塑为与农民水火不容之对立阶层，从而引导农民与农民协会处在同一战线。但由于农民与土豪劣绅积怨过深，导致在暴动中难免出现复仇、烧杀，而土豪劣绅在遭遇农民复仇、烧杀后，又组织枪会对农民进行反复仇、反烧杀，斗争愈演愈烈，阶级斗争遂异化为农民协会与土豪劣绅之间的流血械斗。正因如此，湖北省委即对黄麻地区暴动深为不满，下派符向一、吴光浩等干部赴黄麻地区指导暴动。在本地干部与外派干部配合下，“黄麻暴动”时期，建立了黄安农民政府与工农革命军鄂东军。这批外派干部掌握了一定程度上领导权，使黄麻地区党组织更加组织化、纪律化，但并未减轻农民军与土豪劣绅之间复仇与反复仇、烧杀与反烧杀情况，黄麻地区主要斗争形式依旧是农民协会与土豪劣绅之间流血械斗。“二次暴动”时期，土豪劣绅组织“清乡团”对黄麻地区农民进行复仇、烧杀，第七军返回黄麻后，又对土豪劣绅进行了更为激烈的反报复、反烧杀，使得农民与土豪劣绅之间流血械斗进一步升级，从而引来中共中央诸多批评。由此可见，黄麻地区暴动并非完全由中共动员机制“制造”出来的，也不是因为农民与土豪劣绅之间矛盾冲突“自发”产生，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半自发、半领导”。黄麻地区的“半自发、半领导”出现于大革命时期，并在“九月暴动”“黄麻暴动”与“二次暴动”期间持续并强化。值得一提的是，木兰山、柴山堡时期，由于革命形势多变，省委指令传达的缓不济急，对黄麻地区党组织应变能力要求趋高，久而久之，黄麻地区党组织自主性越来越强，开始自主探索，纠正之前的烧杀、复仇情况。省委、特委深知这种自主性是对自己掌控力的弱化，但独力难支，只好给予地方自主权限，正因为黄麻地区党组织自主探索，才为后来鄂豫皖苏区革命道路的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黄麻暴动带给大别山区革命的开局意义不可低估，在其带动下，各地反抗土豪劣绅，要求土地革命的呼声日高，沉重打击了土豪劣绅的权威统治；
在暴动受挫的关键节点，主动进行战略转移，既保全了党组织，也做到了东山再起。(89)《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第84页。正是因为拥有了良好组织经验与群众基础，才使得黄麻地区成为锻造红四方面军与形塑鄂豫皖苏区的主要策源地之一。追索黄麻暴动时期不同层级党组织关系可知，湖北省委、湖北特委自顾不暇，而黄麻地区党组织虽渴求上级指导，但无奈身处革命漩涡之中，无法被动等待指示，只能自主抉择革命方式，从而使地方党组织自主性日益增强。地方党组织自主性增强有利于地方自行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革命道路，但同时也意味着中央对地方管控力的下降，这也为随后中央加强整顿地方主义埋下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