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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超
我所记下的，只是时间长河中几朵不起眼的浪花，和一些逐渐模糊的背影。
——题记
1
在我的印象中，花家只有一个人。那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高鼻梁，小眼睛，头上是乱蓬蓬的花发，经常披着衣服，露出黝黑的肚皮，在村子里游逛。男人叫花国杨，大人们这样叫，孩子们也这样叫。有时，我们一群小孩在路上遇到花国杨，胆子大的，就挑头叫道：“花国杨！花国杨！”他不出声。于是，别的孩子也就“花国杨、花国杨”地叫起来。花国杨被激怒了：你们这些小杂毛，叫什么叫！抓起地上的石头就朝我们扔过来。孩子们“嗷”地一声，四散逃开。花国杨往左右看了看，然后骂骂咧咧地走掉了。
大年初一的时候，花国杨提着一封鞭炮到阿兰姐家。他站在阿兰姐家门外，大声喊起来：“财门大大开，元宝滚进来，滚进不滚出，金子银子堆满屋！”然后划根火柴，点燃鞭炮。他是在开财门。在我们五家坡，“开财门”是小孩子的专利，且是在天还没亮时做的，哪有大白天来给人家“开财门”的？奇怪的是，主人家也不恼，反而满脸堆笑，作揖打拱地把他送出门，跨出门槛时还递给他三张“大团结”。
那几年，村里还没通上电。晚上天一黑，女人洗漱之后，差不多就睡了。男人们不一样，晚饭后饭碗一丢，就背着手，出门去了。几个男人聚在一起，围着火塘吹牛、喝酒，然后发发酒疯。村里隔几天就要在老税务所放一次电影。看电影是大事。晚饭后，村里人扶老携幼，从各个角落汇聚到老税务所，也有其它村的年轻人，走了几公里山路赶来观看。院场里挤满了人。花国杨看人来得差不多了，就从人群中站起来，清了清嗓子，开始说话了：“各位父老乡亲们，我说上几句，请大家在观看电影的时候，不准说话，不准放屁……”人们忍不住嘻嘻哈哈地笑起来。有人叫到：“花国杨，有人放屁了要咋整？”他满脸严肃地说：“对于放屁的同志，我们以批评教育为主，屡教不改的顽固分子，要用专政手段进行镇压。”什么专政手段？有人故意追问。这简单嘛，花国杨大声回答，用玉米棒把他屁股堵起！说完，哈哈地笑了起来。
每年一入秋，花国杨就会潜入四季坡，在林边地头支下捕野鸡的扣子。接连十多天的时间里，花国杨什么也不做，东游西逛，有空了就到四季坡溜达。花国杨拎着野鸡回来，爱在村子里转悠，遇到一个人，他就要把野鸡高高举起，给人家看。在很多人年节时才能沾肉的年代，花国杨却可以经常打打牙祭，拥有吃不完的野鸡肉，这让我们非常嫉妒。一些男人跟着到四季坡去支扣子，但奇怪的是，直到扣眼里的玉米粒发了芽，也没有一只野鸡会上钩。有人为此编了一句酸溜溜的顺口溜：“四季坡，野鸡多，一叫就叫花哥哥（哥的方言读guo）。”
在我们看来，花国杨要赚点钱一点也不难。他隔一段时间就进一次山，砍下早就瞅好的明子（松明），背回家来，卖掉就有钱。他的明子质量好，是那种蓄满了松油的暗红色，一碰到火，就滋的一下燃烧起来，火苗蹿得老高。明子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分量很足，但他觉得不够，把明子泡在水里，几天后捞出来再卖。人们知道了，又编排了一个歇后语：“花国杨卖明子——改变方针。”一次，我和外乡人交谈，他就随口说出了这一句话。我吃了一惊，看来，花国杨的名声早就传到外面去了。
花国杨还有一个赚钱的捷径。承包树林时，花国杨认下了乡政府对面的小山包。不知什么时候，乡里的大喇叭就挂到了其中的一棵松树上，每天早上七点，大喇叭报时，然后播报新闻。没钱用的时候，花国杨就扛起斧头，到那棵挂着喇叭的松树下，往手心里“呸呸”地吐上两口，举起斧头，用斧背“咚，咚，咚”地敲松树，吼上一句：“老子要砍这棵松树了！”马上，政府大院里就有了动静，有人喊：“别砍了！你下来，我们和你说几句话。”花国杨回到家，没换衣服，就披着他那件分不清本色的衣服，袒胸露乳地走进了乡政府大院。几分钟后，花国杨出来了，脸上带着笑，手里攥着几张钞票。同样的剧情重复上演了多次，最后总是以花国杨的胜利而告终。挂着喇叭的松树最后也没被砍掉。直到现在，那棵松树依然精神抖擞地立在小山包上。
据说，花国杨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但我们从来没见过，村里人不清楚他们的去向。有人说，他们早就病故了。得了什么病呢？谁也说不上来。2001年，我父亲刚去世的那一天，花国杨来了，他的左脚上裹着厚厚的纱布。他递给我一条“青蛙皮”香烟，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一瘸一拐地走了。父亲的丧事办完之后，我回学校上课，弟弟继续外出打工。家里的门全部锁上了，只剩一堆柴摆在院场边，因为没有围墙和大门，特意请姑妈帮忙照看。周末回家的时候，姑妈说，院场边的那堆柴，花国杨来抱过两次，我骂了他一顿，后面他不敢来了。姑妈停了一下，接着又说，他的脚瘸得更厉害了，有人说是麻风病，脚底板都通掉了，看着也是怪可怜的。
几个月后，我再次问起花国杨。姑妈说，死了十多天了，乡政府出了500元钱，找了几个男人把他抬出去，几个人顺着车路走，遇到一个小坎子，就埋掉了。
一个人，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了。没有先生来做法事，也没有亲友来料理后事，甚至没有一具像样的棺木。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总觉得我们亏欠了他什么。山脚下，花国杨住过的那间房子空了下来，没过几年，就完全塌了。
从此，五家坡再无花家之人。
2
五家坡最大的家族是饶家，四百多口人的村子，有一半的人都姓饶。湘湘大（老家方言喊伯父为大）就是饶家的人。湘湘大比我父亲长几岁，他们幼时一起读小学。巧的是，他的两个女儿读小学时也和我同班。从记事起，我就发现湘湘大和别人有点不一样。在人群中，你一眼就能看到他，除了身材高大之外，他有好些东西让你过目难忘：皮鞋锃亮，衣服干净、齐整，纽扣规规矩矩地扣着，最有特点的是那顶头发，乌黑、茂密，额前的那些先是向上，然后三七开向两侧优雅地伏下来，露出饱满圆润的额头，比乡政府大院里的人还神气，完全不像土里刨食的农民。和他比起来，我父亲的形象就差多了：皮肤黑，个子不高，衣服经常披着，头发虽然也是乌泱乌泱的，却时常软绵绵地贴在头皮上，甚至还粘着些灰土，一看就是刚从地里干活回来的样子。最令人沮丧的，是父亲那点火就爆的烂脾气，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时常把我和弟弟揍得鬼哭狼嚎。
湘湘大以前的日子不怎么好过。他和村里的男人们一样，四处找活做，挖地基，砌石脚，舂墙搬瓦，起房盖屋，甚至做过一段时期的木工。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兜里的钱慢慢多了，心思活络起来，有人不再满足那条又窄又短，货物品种单一的街道，开始往几十公里外的县城跑。湘湘大和家人一合计，不久之后，一辆“茶花”牌货车就在人们稀罕的目光中驶进了村子。那时，车路早就通了，但几乎没有车。偶尔会遇到一辆拖拉机，屁股后面拖着一条灰色长龙，吼叫着跑过。有时也能看到自行车，哐啷哐啷的，像醉汉一样在爬坡。更多的时候是吱吱呀呀尖叫着的马车，慢腾腾地在车路上走过。
湘湘大的车成为一道移动的美景。坐上湘湘大的车出一趟门，成了村里人可以炫耀很久的一件大事。坐车人往往半夜就要起床，梳洗打扮，换上过年时才舍得穿的衣服，再热上一碗冷饭，捏着电筒，急急忙忙往停车的地方赶。车子停在白哥铺子对面，跨过小桥，就看见影影绰绰的人影在车厢里晃动。坐车人差不多到齐了，一道电筒光柱就在村子最上边冒出来，顺着大路缓缓下降，是湘湘大出门了。那时，我和小伙伴的最大心愿，就是想有一天坐着湘湘大的车，到县城里看上一眼。就算挤不进驾驶室也没关系，能站在车厢里就行。
湘湘大的母亲，我们喊六奶奶，是一个挺和气的老太太。六奶奶经常笑眯眯地看我们，即便打打闹闹时她也不恼。可我们从没见过六爷爷。大概我十岁那年，一天，村里忽然热闹起来，路上来往的人，脸上都含着笑，不时听到有人说：“回来了！回来了！”“谁回来了？”我问父亲。“就是六奶奶家的六爷爷回来了嘛。”父亲回答。我还是不明白，接着追问，从哪里回来呢？父亲颇为耐心地解释，六爷爷解放以前加入了国民党，1949年跟着蒋介石跑到了台湾，现在两岸关系缓和下来，恢复通行，六爷爷就从台湾回来了。原来如此。我们一群小孩迅速跑到湘湘大家，围着看，把大门都堵住了。湘湘大很高兴，出门来往大路上看了好几次。等了很久，我家隔壁的六三划着小短腿跑上来，气喘吁吁地说：“来了来了！”我们盯着大路，果然有几个人从转角处拐了上来。湘湘大急忙取出一串鞭炮，挂在门前的柿子树上噼噼啪啪地放了起来。六奶奶也到门口来了。她盯着走在最前面的高个子男人，口里呢喃着：“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看见，泪珠从六奶奶布满沟壑的脸上，一颗接一颗地往下掉。旁边的几个女人别过脸，悄悄地在抹眼泪。直到现在，我依然无法想象，信念要强大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足以撑住一个女人，带着儿子，熬过无数长夜，苦苦等待39年？六爷爷回来时，给饶家每个人都带了礼物，侄辈的是电子表，孙辈每人一张10元的“大团结”，男人还多了一个氧气打火机，女人还有一条围巾。那几天，村子里到处都喜气洋洋。
过了几天，六三带着一种谁都没见过的玩具，出现在我们面前。那是一个绑着小木棒的空饮料罐，右手食指在小木棒上拨拉几下，放到地上，那饮料罐就窸窸窣窣地滚动起来，像谁在推着一样。我们围着看。六三说，这玩具是他费了很多口舌和小和尚要来的。小和尚？我们忽然想起，六爷爷回来那天，身后跟着一个十多岁的小和尚。我对光头和灰布僧衣很感兴趣，特意多看了几眼。我们仔细研究这个会自己跑动的饮料罐，找来空罐子和橡筋，每人仿制了一个。接连几天，一看到平坦的地方，我们就拿出饮料罐玩具，让它跑起来，有时也会比赛，看谁跑得快。一段时间后，我们就玩腻了，没人玩，也没人制作了。
我们陆续听到了和六爷爷有关的一些事。据说，六爷爷是国民党部队里某个电台的台长，国民党撤退时，六奶奶刚好生病，就留在了五家坡，六爷爷到台湾后有了后来的妻子和儿女。六爷爷最后一次回五家坡是在2012年，根据他的遗愿，人们捧回来半盒骨灰，另一半留在了台湾。
3
六三和我同岁，他是王家人。六三的大哥王茂方，父母喊他小方，王家的一众同辈称他方大爷。方大爷的名头越来越响，后来，连二哥也被人叫做方二爷，连最初的名字都没人记得了。六三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都是超生的。弟弟出生时，按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被罚了840元。为缴罚款，一家人东拼西凑，还卖掉了两头胖猪。弟弟的小名叫八四。
方大爷比我大三四岁。我成家数年之后，方大爷还没找到对象。在我们五家坡，有的女孩到外面读书、工作，然后找个单位里的人嫁了，有的女孩到外面务工，几年后领着男友回来，酒席办过后继续外出务工。留在村里的女孩，眼光像筛子一样，把所有适龄男青年筛上几遍，最后留下的都是家底过硬、相貌出众的青年。至于方大爷，人才一般，还一大家子人挤在一个院子里，实在没什么优势。方大爷的婚姻问题就摆下了，一摆就摆了好多年。
方大爷家养了两头耕牛。刚成家那几年，我雄心勃勃，立志要让凋敝已久的门庭热闹起来（母亲去世得早，父亲历尽艰难，把我和弟弟带大，然后猝然离世）。我在离家一公里多的学校上课。工作之余，我和妻子一起动手，把早已荒废的菜园清理出来，种上辣椒、洋芋、青菜，让菜园像母亲在世时一样葱绿。我在院场边盖了猪圈，关进几头小猪，计划到年关时宰上一头，改变我家几十年杀不起年猪的窘况。最重要的事件是，我把远处山坳里那块荒弃八年的土地重新开发出来。我用镰刀割掉一人多高的杂草，用砍刀撂倒比小碗还粗的杂树，再用锄头铲掉它们的根系。为此，我投入了十多天的时间。我计划找上一架牛，让它们拉着雪白而又锋利的犁头，把那些沉寂多年的黄土翻过来，再播下种子。不久以后，那块地没有多大收成，但具有某种重要意义的土地上就会重新长出庄稼来。就在那个时候，我找到了方大爷。
三亩多的土地，一天的时间就犁完了。收工以后，我把调得浓稠的面糊端给两头黄牛，又把洗过脸净过手的方大爷请到饭桌边。我知道他好酒，给他斟满一杯，自己也倒了半杯作陪。几口酒下肚，方大爷的脸膛黑里透红，话明显多了起来。他说：“你们是发工资的人，跟我们不一样，但大家都是五家坡人，隔壁邻舍的，做什么不要客气，说一声，我们肯定会来帮忙的。”我说：“是呀是呀，有些东西我们也做不了，需要你们多帮忙。”提到犁地，方大爷的声音一下子激昂起来，眼皮颤抖着闭合了两次，举起的右手在虚空中用力挥动（像正在往牛身上甩着鞭子）：“不是我方大爷吹牛，在我们五家坡，没有人比我犁得好了，我犁过的地，冒埂（没被犁过的土埂）都没有一个。”那晚上，我们说的话比几年来加起的都还要多。后来，夜深了，我送方大爷出门。他再次举起右手，用力挥动了两下：才几步路，不用送了。
方二爷结婚了，对象是到界面村做泥水活时认识的女孩。家里添了个女人，更加热闹了。但一大家子人守着那几亩薄地，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方二爷琢磨了几天，最后跟着女人回了界面村。方二爷搬走之后，亲友们又再次关注起方大爷的婚姻问题。有人给方大爷介绍了一个带孩子的缅甸女人。不久之后，那女人果然来了，人有些黑瘦，还牵着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只能说几句简单的汉语。方大爷非常高兴，和几个亲友到缅甸走了一趟，给女方家人留下三万元钱。回来后，方大爷请了亲朋好友，热热闹闹地办了喜事。
方大爷当爹的时候，我已经调到县城工作了。一天中午，我接到他的电话。他说，现在有点麻烦，结婚两年了，缅甸那边不开证明，媳妇的户口迁不过来，领不到结婚证，娃娃的户口落不下去，你在县城上班，帮我问问要咋办。说实话，我对这种情况也没有任何经验。我和妻子四处咨询。几天后，我给他回了电话，我说，像你这样的情况，要给娃娃落户口，需要做亲子鉴定，做鉴定要上昆明呢，费用有点高。他说不怕，只要能把娃娃户口落下，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鉴定做回来。
年前的时候回家，遇到方大爷。他高兴地对我说，乡上和村上把我家列为建档立卡户，搞易地扶贫搬迁，现在房子盖好了，我已经搬到新村去了，就在你们回来的路边，有时间你们来家里闲！
为方大爷感到高兴之余，我忽然想起了六三，算起来，我已经有十多年没见过他了。六三在楚雄，方大爷说，刚出去的时候他和别人一起养蜜蜂，跑了大半个中国，现在稳下来了，在楚雄安了家，娃娃也十多岁了，过年时候要回来呢，到时候你们来家里找他玩。
4
周家和我们张家是亲戚。五家坡的老人说，周先生本人出生于北边的鹤庆县，解放前曾在县里做师爷，后来就到五家坡来当乡村教师。老人说，周先生是个饱学之士，会说英语，要不是因为腿脚不方便，早就跑到国外去了。周先生书教得好，善于用特殊办法开展教学。周先生曾收集了很多锑，把锑高温融化之后，精心制作了一幅中国地形图，摆在学校前边的大树下，把那些名山大川指给学生看，效果奇佳。五家坡好些人都是周先生的学生。在五家坡，有人喊他周先生，也有人喊他周老师。后来，周先生就在五家坡成了家，妻子是我爷爷的妹妹。两家的亲戚关系，由此而起。周先生的妻子，也就是我的那位姑奶奶，曾回来我家对面住过一段时间。我在院场里玩的时候，看到她用簸箕在做玉米饭，一个佝偻着身子浑身裹着蓝布的小脚女人。
五家坡有铜矿，明清时期曾大规模开发过，滇西有名的宁台铜矿厂就在五家坡。20世纪50年代，到处都在大战钢铜铁。上边一号召，五家坡背后的山坡上，马上竖起了很多炼铁炼铜的炉子。炉子一人多高，用石块和泥土砌成，炉内可以蹲下一个大人。周围树林内，大片大片的树木被放倒，然后一根接一根地塞进炉子。炉火彻夜通明，把天空都映红了半边。据说，工人们日夜奋战，取得了丰硕成果，炼出的铁块堆积如山（很多年后，我在炉子旁捡到一块铁疙瘩，收废品的幺哥只愿意给我半价，二十多斤铁疙瘩，卖了4元钱，全部被我换成了学习用品）。为了支持国家炼铜炼铁，五家坡的所有住户分散搬迁，把房屋腾退给工人居住。周家和我家，都搬到了离五家坡十多里外的盘龙村。
有一次，周先生从盘龙回到了五家坡。他在老屋附近转悠时，遇到王老太，说起小河边刚死掉的张家老五。周先生问咋死的。“还能咋死？连着两年大旱，什么都吃完了，已经走了两个人了。”王老太说：“也许，过几天就轮到我这老不死的了。”周先生打了个冷噤，觉得浑身发紧，胃里的清口水直往上冒。他往国营饭店看了看，摸摸瘪垮垮的口袋，叹口气，慢悠悠地走上了回盘龙的山路。后面的情节，是伯父转述大菜园（五家坡到盘龙的大路，要经过大菜园）一老人的原话，真假难辨，现记录如下：那天，我看见一个人摔倒在水沟里，几分钟了，那人还是一动不动，我觉得有些不对，急忙跑过去看，来不及了，人已经不行了。说这话的老人早已离世，无处求证。人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周先生驾鹤远去的地方，确实有条不大不小的水沟。
五家坡从东到西缓缓抬升，我家旁边是王家，背后是饶家、周家、花家，再往后是学校（以前的羊神庙），过了学校再爬几步，就到弥勒山的半山腰了。周家的老屋，我依稀有点印象，是一间厢房，墙脚极高。后来搬走了，搬到菜园边以前开矿的土场上。西边是一个山沟，东边不远处，是堆积了不知多少年的矿土。周先生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叔，年龄比父亲稍小，不过他们表兄弟的关系非常亲密，经常一起做活，一起喝酒。表叔粉墙的技术特别好，经常有人找他粉墙。有活的时候，表叔就约父亲一起干。他们把草茎（有时是松针）掺进粘土里，加水搅拌，把面糊一样的粘土摊在墙壁上，再用工具细细打磨，磨得像镜子一样光滑平坦。活少的时候，表叔就一个人干，多数时候都是早出晚归。一天深夜，表叔从小田坡垭口翻下来，穿过一片树林。表叔发现周围一下子安静起来，他看到一对绿莹莹的小灯笼，出现在前方，接着又跑来一对。糟糕，肯定是野兽。晚饭时喝下肚的酒，全部化作汗水冒了出来，表叔脚瘫手软，一步也无法挪动。人们传说，夜间，小田坡垭口经常有豹子和小黄狼路过。表叔后悔没有听从主人家的挽留。好在时间不长，在和表叔对峙几分钟后，那两只豹子（表叔说，只有豹子才有那么大的眼睛！真呢，比牛眼还大呢）就无声地远遁了。以后，就是遇到天大的事，我也不走夜路了！每次讲完这段经历，表叔都会加上这样一句。
表叔的儿子属鸡，比我小三岁。那一年，表叔家宰猪，我们几个半大娃娃无事可干，就跑到他家前边玩，那里有挖矿时遗留下的一个大坑，几场雨过后，雨水积成了一个深潭。我们捡来石头，一个接一个往水里扔。表叔的儿子站在前面。有一次，我没有控制好方向，一块石头砸偏了，落在表弟头上，血从黑色的发丝中渗了出来。大人们听到哭声来了，我心里一急，拔腿就跑。父亲把我追了回来。表孃帮表弟处理伤口，表弟一边哭一边骂，我在旁边看得心惊肉跳，等待着他们的打骂。奇怪的是，那一次，谁也没有说我半句，甚至也没有人多看我一眼，好像大家秘密地签了一个协议，把这件事情忘记了。
多年后，我和表弟说起这件事，他笑笑说，记不清了，多少年前的事了。我们追忆往事的时候，表叔已经走了几年了。表弟师范毕业，当了教师，是一所小学的校长。在五家坡，人们遇到表弟，有人会笑着喊他一声周先生。
5
前面提到过，有一段时期，我雄心勃勃，挖菜园，种地，养猪养鸡，想要恢复五家坡张家昔日的风采。效果确实不错。秋天，玉米黄了，我请周围的邻居来帮忙，大家说说笑笑地就收了回来。菜园里的洋芋啦、青菜啦、葱呀、蒜呀之类的，足够一家子吃用了。操办完弟弟的婚事之后，院场上还跑着好几只鸡。狗养着一只，猫也有，隔一段时间还会添几只小猫小狗，可惜了，小狗总养不大。每天起来，鸡鸣狗吠的，很是热闹。邻居从院场边路过的时候，喜欢进来坐坐，邻里之间谈耕种说喂养，有时也回忆一下陈年旧事，或者八卦一下乡间趣闻。那段时期，岁月静如止水，波澜不惊。
弟弟结婚后，我们全都住在老房子里。我们一家三口住左间，弟弟和弟媳住右间，吃饭一起吃。提到过房子的归属问题。弟弟说，盖房子难呢，还是先住着，到以后有能力了又再说。我清楚弟弟的情况，心里有了到外边发展的打算。不久，在家待业两年多的妻子有了门路，到县城一个单位上班，收入不高，好处是可以领着五岁多的女儿在县城读书。一年后，我通过考试，到乡镇的政府部门上班，几个月后，就调到了县城。在县城工作，住房是个大问题。开始是租住，后来机缘巧合，买了一套二手房，房子不大，好在功能齐全，完全能够满足一家人的住房需求了。再后来，经济状况稍有改善，又重新购置了一套商品房，装修之后，便又迁到了新居。弟弟呢？先是外出打工，进过工厂，上过工地，只要有合适的事就做，后来与人合伙开窗帘店，接着又买了小货车，跑运输。赚了钱之后，一咬牙，在保山城里买了一套商品房，把弟媳和侄女接了过去。几年后，侄女在城里上了小学。
我们的房子挂上了锁。那块热闹了几年的耕地再次安静下来，重新被野草占据。猪和鸡失去了踪影。两只狗，一只死了，另一只跟着赶集的人走了。起初，我们回去的时候，猫还“咪咪，咪咪”地叫唤着，从楼上下来，吃一点我们特意喂给它的食粮，后来，我们回五家坡的次数少了，间隔时间越来越长，那猫就不理我们了。一次，我刚到门口，两只趴在柿子树上的小猫，对着我面露凶相，嘴里“虎虎”作声，似乎在向我宣示主权。我冲着它们“喵”地怪叫一声，两个小家伙哧溜一下，蹿到树梢，一纵身跃到房檐上，跑了。
到县城工作以后，我仍然坚持着每年回几次五家坡。多数是节日时候，有时是村里有红白喜事。父母亲都走了，一些节日也被我忽略了，但春节、清明节和七月半，我一定要回到五家坡。节前，我提前一天赶到家。打开老家的门，把茶几上、沙发上、地面上还有各种用具上已经积攒了几个月的灰尘清理干净。我找出镰刀和锄头，铲除院场边的那些杂草。有时，我又提着砍刀，修剪那几株香椿树，没有人照管，它们的枝条野性毕露，甚至戳到了屋檐下。打扫结束，我按照父亲教授的那套仪式，将那些早已远去的亲人们请回来，让他们坐到家里最尊贵的位置上。虽然，那些亲人里头，我只认识父亲和母亲，但我依然会一丝不苟地完成好整套仪式，用丰盛的饭菜祭供他们，带着妻女，给他们敬香、磕头，求他们保佑我们平安，赐予我们幸福。我用传承数千年的古老仪式，怀念那些先辈，与他们搭建起源自血脉的某种精神联系。香烟缭绕之中，我看到他们站在山地上，挥舞着锄头，锄叶上寒光闪过。烈日和汗珠一起滚落，裹着希望的种子钻进黄土。一道又一道的寒光在群山间跃起，然后扑向大地。先辈们累了，坐在地边休息。他们躺下来，化作大地的一部分。
6
前几天，回五家坡做客。办事的人家在村子最高处，晚饭还早，我们站在大门外，看五家坡。一个老人在讲很多年前的事：每天晚饭后，五家坡的几个老人就拢到你们张家，坐在院场边的石板上，苦楝树下，五个老人，每人端着一个烟斗在吞云吐雾（三十多年前，弟弟拿着小锄头，在苦楝树下挖地洞，挖出一个铜人，手指那么大。父亲一眼就认了出来：嗯，是你爷爷用过的小铜人，挂在烟斗上的）。哦，五个老人，五种姓氏，住在一个叫五家坡的地方。一种异样的情感在蔓延，像阳光一样罩住整个五家坡。是的，五家坡只是一个地名，是几户人家在大山深处的聚居地，但在这个极为普通的名称里，我却能感应到许多比地名还要复杂的东西。那些东西藏在水里，藏在土里，藏在那些收回来的粮食里，藏在那时我吸进去的每一口空气里。它们进入我的身体，融入全身的血肉。
目光和思绪一起，跌落在那些没有炊烟的房顶上。和以前比起来，五家坡的房子越来越多了，但里面住着的人越来越少了。许多年轻人已在外面（县城、大理、昆明或者其它更远的城市）买了房，安了家。有人出去后便不再回来，像从没在五家坡出现过一样。有人和我一样，逢年过节的时候回家，烧香，磕头，在某种形式上维系着曾经的身份。
可是，我们的孩子呢？在我们老了之后，他们还会像我们一样，在节日的时候回到五家坡烧香磕头吗？他们还会在内心深处认同五家坡的身份吗？回到五家坡，还有多少人会认识他们，或者说，他们还能认识几个五家坡人？
那么，再下一代呢？答案显而易见。五家坡没有了花家，接下来，同样会没有了张家、周家或者王家和饶家。有些事物的发展是不可逆的。除非，未来的五家坡，会像现在的城市一样，具有某种令人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将散落在外的游子们召唤回来。不同姓氏的年轻人，像若干年前的几个老人一样，聚在苦楝树下，指尖在手机屏幕上轻快地滑动。身旁，紫色的、细碎的苦楝花徐徐降落，身后，是焕发着勃勃生机的五家坡……
老人吸了一口烟，不慌不忙地吐出一团烟雾。他说，不要想那么多，过好现在就行。像在安慰我，又像在自言自语，青烟背后的脸显得虚幻起来。也许，老人说的没错，我们把现在过好了，未来就有了更多的可能性。这样想着的时候，我对未来的五家坡，忽然有了一种隐隐约约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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