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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瑞琦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在演讲中谈及过一个民族主义研究相关的概念，即“泛灵说”。安德森认为“相信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灵魂”这种古老的、近似于原始宗教信仰的情形与对于民族国家的信仰密切相关①。关于“泛灵说”的研究可参见詹姆斯·乔治·弗雷泽的《金枝》。弗雷泽相信，在巫术时期的人类是通过确认事物中灵的存在来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②。可以说，相信“万物有灵”的观念从原始社会一直延续到了今天，通过文学作品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残存的痕迹。
相信“万物有灵”，即相信事物可以生成具有近似于人类意识的生命特征。这不仅仅局限于有形之物，还包括行为、事件等等。在迟子建构建的东北世界中，正渗透了这种奇幻的、近乎童话式的观念，万事万物都通过渊源古老的灵魂状态呈现于现代城市之内。在她的中篇作品《黄鸡白酒》中，不识字的春婆婆就是这样观念的信奉者，她眼中的一切生命、生命体及其行为动作都带有灵的生命印记：木窗是“有血脉”的，住在有木窗的房子里才活得长③。春婆婆“几乎不碰鸡肉，感觉吃鸡，就是吃她男人”④。春婆婆在合同上按的手印就像放飞“一只红蜻蜓”，让分户供暖改造得以进行⑤。自然则更是如此，“春婆婆在晨光中一看到湿漉漉的落叶，就知道它这是被太阳强行吻过了”⑥。在玉门街的两侧，“顶天立地的老榆树，也很提气。这两道天赐的流苏，为这乱发平添了妖娆之气”⑦。灵魂也有自己的实体形式：“人的魂儿柔软得跟烛苗似的，万一死在屋里，门窗紧闭，魂儿就不好升天了。”⑧而迟子建在《烟火漫卷》的后记中，还特别向书中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生灵致谢，感谢他们对于自己的陪伴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迟子建所说的“生灵”包括了她的创作对象、创作本身和创作原型，灵成为作品的伴生物层层叠叠地现身于文学作品内外，仿佛“泛灵说”的影子四处游走，这让迟子建的文字每一个角落都充满生机。
本文认为，这样的一种灵，就文学创作而言，可以被看作一种在人与地的联系建立过程中的不断动态生成之物。人们需要通过创作的方式把自己与生活地域上的事物联系到一起，灵在此种意义上构成人与地域关系的纽结，是一个地域自身共同体建立过程中不断发生的新的生成。生成灵的过程，反映了人类对自己与客观世界关系的思考，灵的概念在这种意义上已经超越了原始时期“泛灵”的概念所体现出的人与一切生灵平等之思想。而今天的文学艺术创作正是一个体现灵生成的场域，并在今天的世界里为人们进行了灵的建立。各种不同的文学作品在时空中构成叠置关系，其中由文学作品参与的一些联系被固化，并动态作用于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这使得我们更加相信一方土地能够生长出属于它独特的精神。而对于文本本身而言，文学作品意味着灵的生成，承载了精神的生长，能带给作者与读者一种建立联系的过程体验，这构成了文学意义的一种生成方式。
文学中的东北，就是这样一个灵之生长的地方。王德威在《文学东北与中国现代性——“东北学”研究刍议》中提出了关于通过“文学‘振兴’东北”的设想，他认为重新讲述东北故事、重启大叙事，是“关乎到一个社会如何经由各种对话、传播形式，凝聚想象共同体的过程”⑩。而他提出的“东北学”概念意在强调“文学东北”对于当代中国发展所构成的现代性意义，按照王德威的说法，“东北”一词本身早已超出地域意义而存在，它“既是一种历史的经验积累，也是一种‘感觉结构’——因器物、事件、风景、情怀、行动所体现的‘人同此心’的想像、信念、甚至意识形态的结晶”。而通过迟子建的作品，我们正可以感受到这样一个东北正在与人们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密，种种不同形态的灵正在被源源不断注入东北之中，“文学东北”也在此种意义上构成了一个生灵之所。作为不断尝试突破自己并进行写作转型的作家，迟子建在作品中已进行了如此广泛的地域、时间与民族范畴上的东北之探索，“文学东北”在她的笔下已生成出如此多的可能性。从描绘萦绕着“文革”伤痛的家乡北极村(《北极村童话》)，到尝试铺展历史尘埃中各色人群沉痛的日军侵华时期往事(《伪满洲国》)；
从触及游徙的鄂温克族人(《额尔古纳河右岸》)到书写一直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身份的犹太人与日本人的后裔们(《烟火漫卷》)。作为地域存在的东北经迟子建的深入发掘，和今天的读者在文字中相遇，人与地域、历史和文化的关系得到了巩固。
2011年3月迟子建发表于《收获》的《黄鸡白酒》以生活于哈尔滨市玉门街上的九十余岁老人春婆婆在城市分户供暖改造问题上的遭遇为主要情节，串联起了哈尔滨从日军侵华时期至今的人文情况、城市建筑、文化变迁等诸多方面内容。故事的题目本身就值得我们注意。“黄鸡白酒”一词在文中是店主冯喜来与妻子桂香的小酒馆名，这是主人公春婆婆经常喝酒的场所。而“黄鸡白酒”一词本身最早则见于宋代，苏轼的《秋兴》中写的“黄鸡白酒云山约，此计当时已浩然”。贺铸的《阳羡歌·山秀芙蓉》中的“解佩投簪，求田问舍。黄鸡白酒鱼樵舍”，与稍晚时间辛弃疾在《水调歌头·送杨民瞻》中的“黄鸡白酒，君去村社一番秋”都表达了一种人到暮年、白发对白酒的况味。诗文中的此种情味并非功成名就后的抒发，呈现出的是历经沧桑后的怡然之态；
而这种抒发又其实是经文人模拟市井之态而创作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学中独特存在的田园情怀。作者采用这样的题目也就自带了一种介于文艺与生活之间的趣味。对于读者而言，不懂这一典故并不影响故事全篇的理解，文中对于诗词与故事的关系也没有任何表示。放置于文本中，我们也无从发现表明小店主冯喜来夫妇有理由为自己的小店起如此古雅的名字的线索。而“黄鸡白酒”却有了三个不同层面的意义：第一，吃鸡喝酒的东北小酒馆；
第二，则是文中的实指，即主人公春婆婆与鸡、酒在故事中建立的联系；
第三，诗文典故带来的古雅暗示，借指人到暮年的怡然自得之态。迟子建在该篇作品中以自觉意识对于中国文化传统进行了内化，仅从这个暗自与中国古典文学建立起联系的小说题目，我们就可以看出作者正在试图为东北注入一种此前文学作品尚少出现的灵，即在作品中把“东北”与中华传统文明在文学作品中结合起来，这样的联系在迟子建的作品中亦是一种较为独特的生发。这里的传统可借鉴陈晓明所进行的定义：“其一，它有能力在一种文化中发展延伸；
其二，它具有自我变革的生命活力，能打开未来面向；
其三，它之中具有本己的本体存在性。”我们可以理解为，传统本身是一种不断生成和吸收的动态生成，东北通过文学作品不仅丰富着自身，也被吸收内化为中华传统文明的新的组成部分。根据王德威所说，东北文学“在19、20世纪之交兴起，从无到有”，但迟子建通过《黄鸡白酒》把“文学东北”和古典文学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这让“文学东北”对自身的指认不再止于上述时间起源。这种通过作品来生成东北与传统联系的方式，使《黄鸡白酒》在诸多涉及东北要素的文学作品中显得别具一格。
在《黄鸡白酒》的故事情节中，传统与东北的联系建立主要体现于春婆婆对于新与旧的辨认过程上，而就在这样的辨认中，从传统而来的价值观念、生活与思维方式与现代文明发生碰撞，这构成了一种新的灵之形态。在故事背景中，采用集中供暖措施的公寓大楼需要分户管道改造，这是作为现代城市出现的哈尔滨的地域性事件。而这一事件引发的现代问题的关键倒归结到了九十岁的老人春婆婆身上，她出于对开浴室的刘蓝袍的同情，成为多出的一张赞成票使得分户改造得以进行，却给自己带来种种不便并引发了邻里之间的各种问题。在故事中，春婆婆反复对比着自己的回忆与现实。从前东北的木窗是有灵魂的，可以贴窗花，感受冬季风的呼吸；
今天的塑钢窗是冰冷的，它似乎将人们的距离拉得更远。从前东北的爱情是纯真烂漫的，被收养的孤儿春春大胆拒绝养父母的安排，追求自由恋爱；
今天的情感关系是令春婆婆无法理解的，是被包养的女大学生大胆肆意的性行为关系。传统与东北随着春婆婆的辨认发生勾连，过去的、记忆中的，既是价值传统中的，也是独属东北的。那么在这一纽结勾连过程中，值得被我们注意的是，到底是什么影响了读者对于何为“东北”的定义性想象判断。即当读者在新旧中反复徘徊之时，到底将作品中的哪些要素归于东北的定义之下？文学之灵又如何纽结了人与东北的关系？
《黄鸡白酒》中曾出现作为哈尔滨市地标特征的中央大街上的面包石，在故事中，春婆婆的丈夫马奔在为俄国人修路时把两人的定情信物(鞋样子)埋在了这些面包石之下，这使得于丈夫生日去中央大街抚摸石头成为春婆婆每年最重要的行为仪式。迟子建在为中央大街著名的面包石搭建爱情故事之时，在春婆婆随着自己的记忆穿梭于城市街巷之时，将中央大街这一地标、俄罗斯人与哈尔滨的城市建筑之关系等历史地理要素透过作品放置入读者对于哈尔滨的认知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同一文本之内，“文学东北”的可能性亦是多样的，它可以带给人传统的、古雅的想象，也可以这般暗含地理历史线索。迟子建擅长这样的想象性搭建，她的“文学东北”始终自限定于既定的历史事实与现实共置的共时性结构中，让读者在阅读时体会到思绪的纵向延伸，“文学东北”之灵在这样的过程中形成不断生成之物。
另一个出现在《黄鸡白酒》中起到勾连作用的情节，与日军侵华的历史事件相关。日军战败之际细菌部队的逃窜引发了鼠疫，造成了春婆婆丈夫、公公、婆婆和女儿的死亡，那些通过她反复回忆而被渲染得极为美好的爱情在历史进程中忽然失去。在故事情节中，春婆婆的悲伤几乎没有被提及，她会对着自家的墙喃喃自语，仿佛和丈夫在对话；
她经常独自一人乐呵呵地去喝酒；
她珍视丈夫遗留下的烟袋；
她把丈夫的生日当作自己的生日，在每年的这一天独自徘徊于中央大街，在冰冷的面包石上反复摩挲。这些让读者感动的细节生成了一位东北老人的立体形象，在读者的记忆里巩固了一段已被人们熟知的、与东北地域密切相关的历史，让“文学东北”的灵魂与历史的悲怆相接续后又添上一位爽朗的东北老人背后的悲伤故事。在此过程中，主人公积极向上的性格特点与日军侵华的历史事件被归为“东北”之内。
迟子建谈到自己的家乡时曾说道：“在这样一片充满了灵性的土地上，神话和传说几乎到处都是。我喜欢神话和传说，因为它就是艺术的温床。相反，那些事实性的事物和已成定论的自然法则却因为其冰冷的面孔而令人望而生畏。”或许文学艺术就是这样一块特殊的生成性空间，它为迟子建所说的“事实性的事物”与“已成定论的自然法则”注入灵性，给予滋养，让人们将自己与这些确定的事物与法则之间建立起精神性的联系。这些联系在文学空间里可以呈现出千姿百态、可以带来的力量无穷，它归根结底是人类回归自己的重要方式，它是人类对如何面对自身所处的世界而进行的灵之释放。
迟子建在最新出版的作品《烟火漫卷》的后记《我们时代的塑胶跑道》中提到，因创作《伪满洲国》而无法回避哈尔滨作为历史舞台主场景的价值，故而开始读城史，并随着在此地时间日久，开始尝试在作品中将哈尔滨作为独立的主题呈现。而再往前追溯，迟子建之所以创作《伪满洲国》，则是与作者在日本所遭遇的个人经历有关；
《额尔古纳河右岸》因作者在报纸上阅读到鄂温克族人的命运而引起关注；
《黄鸡白酒》的故事一方面采自哈尔滨城市供暖改造的城市规划事实，另一方面关于书中的爱情内容，作者则在附记中表明是故事中的两个细节来自聂华苓的爱情故事。作为一个生长灵的地方，“文学东北”应该也必然源自生活的，迟子建的作品离生活如此之近，她从不讳言文学与自己生活的直接联系，以至于我们透过作品经常可以捕捉到她本人的生活细节；
又如此之远，因为她笔下的“文学东北”和现实世界中的东北的种种不同都体现着灵的生成，这样的生成早已超出了故事以日常生活为原型进行的虚构过程。在虚构的故事以外，“文学东北”之灵是否已经影响了我们对于“东北”一词本身的认知？“黄鸡白酒”虽未必藏于哈尔滨的街巷之中，但它是不是仍能让我们体会到这座城市精神的某些部分？当年的面包石在见证沉重历史见证哈尔滨的苦难之时，是不是也让我们相信了它见证过旧日美好纯真的感情？
灵的存在体现着人与地的联系形成的动态过程，从灵的多样化形态我们可以看到它正处于一种生成之中的状态。在“文学东北”内所诞生的灵之多样还体现于迟子建习惯运用的将东北方言改造后的人物语言上。文中第一次出现春婆婆进酒馆时候的语言对话：
冯喜拍着胸脯说：我这黄鸡白酒是聚宝盆，要啥有啥！就是没有的话，春婆婆要蜡烛，我宁肯跑趟极乐寺的香烛铺子，也得给老神仙买到！
(桂香)她骂着冯喜来：“嘴甜的男人都没好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迟子建所采用的语言是口语化的，十分日常，但它其实经过了文学性的加工，作者无意去模拟和强调东北方言的特殊性。在此可以对比班宇的作品《盘锦豹子》中关于过年时一家人收看春晚时喝酒的一小段对话：
孙旭庭说，这小词儿，一套一套的，真硬。我爸问他，旭庭啊，厂里分的房子啥时候能下来。孙旭庭说，哥，马上的了，过完年就能给我。
“这小词儿”“一套套的”“真硬”“马上的了”，这些带有鲜明地域特色、常见于春晚东北小品节目的简省词语与句式追求的是被黄平称为“语言的突围”的语言上的拟态真实；
称未来的岳父为“哥”也必定是班宇在作品中有意让人会心一笑的埋伏。班宇的语言代表了另一种“文学东北”语言，更为典型，也更为接近日常口语。可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迟子建在《黄鸡白酒》中采用的语言形式与作品的题目相一致，是在用新的灵来诠释东北。她所建立起的东北在题目、人物语言、故事情节的设定方面都是一片更为独特的空间。故事对哈尔滨这一城市的旧日想象似乎更能实现与传统理想中的中式田园情怀的接续，但作品中这一对于东北的二次想象又随着故事进程中的城市现代化改造过程发生塌陷，使得城市间人们的生活如同他们所居住的俄式住宅一般随着供暖改造变得满墙疮孔。这样对于城市与人的关系之辨认，既接续了传统，又有了现代性的意涵，“文学东北”在这篇作品中生成了新的灵魂。
《黄鸡白酒》中的东北意象隐隐被寄托的那些文化理想或许只是作者诸多文本中的孤例，但在同一个作家身上，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东北发散出种种并不一致的可能性。事实上，从北极村的故事里走出的那个迟子建，徜徉于额尔古纳河畔后，终于回归到了她现居的城市哈尔滨开拓发掘并创作至今，如戴锦华在许多年前所预言的：迟子建这一“极地之女”“已然是间或不彻底的都市人，她仍在漂泊/归家之途上远行”。仅以哈尔滨为例，《起舞》《黄鸡白酒》《晚安玫瑰》《白雪乌鸦》《烟火漫卷》……迟子建用一部部作品讲述的是它在鼠疫期间惊心的历史，俄国人、犹太人、日本人在此发生过的故事，它音乐之城、建筑之城的美誉。这些纵与横的想象通过文学创作转换成了读者种种记忆，各种人与地的联系得以建立，文学场域内的灵得以生发，读者对于东北的印象在不断被重新建构。
颇为有趣的是，班宇曾以作者的身份谈到迟子建：“我很喜欢迟子建小说中那种自然主义的东西……我们和他们的写作与其说有什么传承，不如说是分裂，大家只是同样生活在一片地域，她们写大兴安岭、自然环境，我们写经济变化给大家带来的这种阵痛，是了解东北的不同路径。”作为作者的班宇仅认可他与迟子建的共同之处是书写同一片地域，他更愿意用“分裂”来解释这种差异性的存在。但若以“文学东北”为中心，这种差异其实是文学场内发生的内部差异，是灵在生长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不同的姿态，是不同的作家在一不同的方式辨明历史、地域、文化与人之关系，“文学东北”之所以生成了如此多姿的可能性，以至于班宇可以用“分裂”来形容，这是因为“文学东北”作为灵的存在尚未有稳固的形成，它正处于生长之中。
2021年的秋天，一首原创音乐《漠河舞厅》因背后的东北故事走红网络，随着歌曲在互联网上广为转载的是老人张德全写给丧生于大兴安岭火灾的妻子康氏的信《再见了晚星》。又一次在文本中出现的“东北”配合着“舞厅”“灯球”“人群”“disco”带来了。不免让人想起的是2018年底走红的另一首被看作是“东北文艺复兴代表作”的《野狼disco》，同样是“灯球”“舞厅”“人群”的元素组合生成出另一个热烈的东北。热烈的东北与承载爱情故事的东北通过音乐用自身言说的方式又一次打开了想象空间，在对东北题材挖掘的过程中，逐渐呈现出了丰富多样性并形成了某些接续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发生在音乐作品中的东北题材扩大过程与“文学东北”的浮现过程如此相似，东北与各种不一的要素符号混杂与拼接，不同的文本构成了互文关系，人们因此记住了这就是东北，但同时文学批评家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批评家们思考‘东北’时呈现出来的历史意识、理论深度与道德良知，被大众文化轻易地抹除。”可是为什么这样缺少历史意识、理论深度与道德良知的东北会为大众文化所喜爱？
这里希望为上述问题找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当我们提及创作过程一般被认为是作者们对于原材料的加工，原材料则一般为创作者熟悉的、感兴趣的事物，而作为创作原材料而出现的原型东北如上文所提及，是较为晚近地，于19、20世纪之交才与文学发生了联系。当东北出现于文学艺术中，它带给我们了一种经加工过的、比其他题材似乎离真实生活更近的、失真的现实感。在当代文学作品中，以莫言的小说为首所运用的“解放对世界感知方式”的“修辞性写作”，是在经历对故乡的寻根之旅进行漫无边际的语言探索之后寻觅到的“在地性”的一条根脉，它让我们感受到文学作品中如何呈现中华民族在现代性进程中的种种发生。那我们或许可以说，“文学东北”开启了这样一种写作，即对晚近事物的加工过程，它与现实世界之间的时间距离更近，新的文学之灵在此得到滋养。
随着“文学东北”与现实世界之间关系的共建，东北本身也在这一过程中确认着自己的意义内涵。换言之，创作中存在的东北本身就承载灵的生长，甚至意味着灵的生长本身。而和其他地域文学相比，中国文学中的东北最大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尚未有稳固的形成，它对自身的确认尚处于这种辨明状态之中。东北在中国文学里出现的时间节点距离并不久远，它不像苏杭，诗词里的精致印象流淌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里，我们无法彻底脱离寒山寺畔“月落乌啼”与“人间六月”的西湖风光去看待作为地域存在的“苏杭”。但是东北则不然，它在汉语文学中尚未形成自己固化的传统定义，它出现得如此晚近，让我们还来不及明确判断自己与这块土地之间的联系，属于它的力量在漫长积蓄中终于缓慢释放出来，而这种力量就包孕于这种尚未生成的文学场域之中。这种状态使它成为当代文学中最适合发掘的对象，灵的意义在此基础上得以建立。
我们应对“文学东北”保持清晰的认知，透过文学作品对于东北的分辨正是因为它尚没有形成自己稳固的形态。文学中的东北亦是一个需要被历史化的过程，东北共同体动态地在历史进程中生成，而无论这种形成最终是以一篇宏大叙事作为其顶点而屹立于文坛，还是细碎地如星光闪烁又逝去，却不会永远未完成，也永远不会真正完成。我们用回顾的视角去审视“文学东北”，动态参与了社会进程的“文学东北”，也必须回归于文学场域之中——这片生灵之所。
东北这块生灵之地正在无数历史节点之间明辨着自身，迟子建如此敏感地主动发掘这些灵之所在，她通过这样的过程建构了别具一格的“文学东北”世界。我们可以说，这位作家通过笔耕不辍源源不断地输出新鲜作品来帮助读者完成了新的关于东北世界的想象。在土地与人建立起关系的时刻，东北化为有生命的土地，文学作品滋养着想象中的东北之生成。“文学东北”就此形成了这样的存在，它成了诸多文艺作品分类里的一种特殊的风味物质，运用和发酵它的时间就意味着其对文本所造成的不同影响变化，而这样的变化孕育着尚未被确定的、独属“文学东北”的特殊精神。
这里要说的是，这样的发掘者在当代文坛当然远不止于迟子建一人，它包含着对各种东北题材感兴趣的文学作者、音乐创作者等等群体及其广大的受众们。丛治辰在整合和阐释聚集于班宇、双雪涛等人相关的文学现象时将当前主流文化的重要生产者论述为作为文化身份而存在的“中产阶级美学”或“小资审美”，认为“它们呈现并持续制造着审美趣味的复杂构成”。作为文化身份并无限扩大化自身的“中产阶级美学”与“小资审美”在文学中的存在或生产方式，东北作为一个尚未贴有固定文化标签的创作元素，以此种方式吸引和聚合着它的文化生产者们。这里要指出的是，对于作品而言，读者的审美趋向与作者的创作初衷存在着上述不同的目的性差异，但他们确实共同参与了一种共同想象的构建。读者与作者的追求差异在灵的生长状态中可以因共建而得到弥合，而“灵”的生长作为一种集体行为具有充分的人民性，它来自它所生长的土地，也必须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根成长。
迟子建在“文学东北”的发展进程中作出的贡献在于，她始终有意识地并充分挖掘的是她生长、生活的土地之间的联系，她从不止步于某一单一联系的固化，而是不断去尝试发掘与探索“文学东北”所具备的新的可能。而《黄鸡白酒》是她诸多尝试中特别的一种，它把“文学东北”与中华文明的一些传统组成部分相结合，为东北带来新的风味。迟子建的文学想象由作为故乡的东北而来，又从更大的范畴内定义“文学东北”，她通过自己的作品充分把土地与人联系在一起，“文学东北”与现实东北在迟子建的笔下以文学的灵性纽结为更为牢固的共同体。
关于东北的共同想象还在继续，将视角放置于中华民族统一体内部的特定地域，即从故乡发掘创作灵感，亦是当代文坛的文化现象之一。从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刘震云的延津到葛亮的南京、陈春成的福建，他们的作品有意无意参与了地域想象的构建。在这样的文学进程中，“文学东北”之灵可以是那样的千变万化，它可以是《漠河舞厅》中轻唱的寒冷、爱情与极光，是“新东北作家群”那“隐藏在地方怀旧中的普遍的工人阶级乡愁”，也可以是坐落于“传统”与“现代”两座地标之间的小酒馆“黄鸡白酒”。可以说，“文学东北”的这种发展变化状态已经是当代文学进程中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它在不断生成的动态过程中终于成为了正在生长的传统中的一部分，这一灵之生长的现象本身值得我们给予关注。
那么在文学中缓缓而生的东北与构成我们现实话语中的东北又有何不同？这将最终归于由来已久的问题，即文艺作品到底能够带给我们生存的时代的是什么？迟子建或许已经通过她的作品给了我们最好的诠释，那是饱含在叙事内的一片乡心，是从古至今我们始终确信的、人的精神应有的安放之所，是人类之灵最终回归到的地方。在这里借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的译者吴叡人在译后记结尾处引用的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诗：“啊，是的，这是你出生的故土，你故乡的土地；
你所要寻找的已经很近了，你最终将会找到的。”
注释：
①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15年3月19日于清华大学的演讲稿。
②詹姆斯·乔治·弗雷泽著，徐育新、汪培基等译：《金枝》，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③迟子建：《黄鸡白酒》，《收获》2011年第3期。
④迟子建：《黄鸡白酒》，《收获》2011年第3期。
⑤迟子建：《黄鸡白酒》，《收获》2011年第3期。
⑥迟子建：《黄鸡白酒》，《收获》2011年第3期。
⑦迟子建：《黄鸡白酒》，《收获》2011年第3期。
⑧迟子建：《黄鸡白酒》，《收获》2011年第3期。
⑨迟子建：《烟火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09页。
⑩王德威：《文学东北与中国现代性——“东北学”研究刍议》，《小说评论》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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