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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彭圣芳（广州美术学院 工业设计学院）
2021年12月初，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开了《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目录（征求意见稿）》］及相关说明文件，由于其中涉及到学科调整，很快便引发了学界的议论。尤其是在上一版《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中独立出来的“艺术学”门类，有可能再次发生较大变动，更成为关注焦点之一。时至今日，《目录（征求意见稿）》已面世半年有余，一些有关讨论依然不时出现在学术刊物或网络平台，且论主或为耕耘艺术学域多年的资深学者，或为能在艺术学域跨界行走、形而上下的兼学之士，其各自态度立场鲜明，建言献策真诚、具体而完整，确有不少可为顶层设计所借鉴和参考的价值。笔者虽亦关心学科调整及未来发展，但由于思考未成系统，未能提出系统的修正建议。借着学界探讨的氛围将一些片段性的思考做一交流。
《目录（征求意见稿）》甫一公开，关注设计学的学者当即说：设计学被一分为三。“一分为三”是指，2011版学科目录中的一级学科“设计学”，被拆分为3个部分。其中，一处以一级学科“设计”之名存在于“艺术”门类下，第二处以研究“设计的历史、理论”为范域成为新的一级学科“艺术学”的研究内容之一，第三处以“设计学”（注明可授工学或艺术学学位）之名存在于新设立的交叉学科门类中。笔者对“一分为三”的解读大致是：以一级学科“设计”之名存在于“艺术”门类下，显示出设计类硕博士人才培养更倾向于实践的导向，释放出艺术门类各学科（包括音乐、舞蹈、戏剧与影视、戏曲与曲艺、美术与书法、设计）专业博士学位即将成立的信号，呼应了“艺术学”门类改为“艺术”门类的总体调整；
以研究“设计的历史、理论”为范域成为新的一级学科“艺术学”研究内容之一的设置，保留了艺术门类下学术型设计硕博士人才培养的少量空间，其与音乐、舞蹈、戏剧、影视、美术的历史理论研究的并置则延续了上一版目录“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设置的思路；
以“设计学”之名存在于新设立的交叉学科门类中，是对当下设计研究范域与方法的多学科性的肯定和强调，也可能是出于化解当前“工科设计”与“艺术设计”间争议的考虑，同时，更呼应了国家科技政策中“聚焦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领域”，鼓励和引导学科交叉的提倡。
正因为“一分为三”，有学者认为这次设计学是“最大的赢家”，然而，也有学者对经营10年的“设计学”被拆解表示惋惜。简单地表示乐观和悲观或许都不全面，笔者更倾向于将此稿看作是一个多方照顾的解决策略，是在国家研究生教育政策的宏观背景下，对学科历史与现状、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乃至“管理”与“学理”等诸方面的权衡和兼顾，正因为此，其反而没有体现出某一方面的标准的彻底性。
专业学位（professional degree）是相对于学术学位（academic degree）而言的，强调人才培养适应特定行业或职业实际工作需要。我国现有硕士层次专业学位40余种，博士层次专业学位6种。自2005年艺术硕士（MFA）招生以来，艺术“专硕”数量逐年增长，艺术设计就在其中，与此同时，艺术“专博”还是空白。有不少学者并不赞成强调感性经验和身体技能的艺术需要攻读高层次学位，认为杰出的画家、舞蹈家、电影演员或曲艺家并不需要攻读博士学位。这里存在较大的讨论空间，本文无意展开。但以目前“专博”可能的招生规模来看，其培养目标似乎也并未定位于凤毛麟角的艺术大家。只是，要解读艺术“专博”的推进，还应把学科与学位设置放在国家整体学科建设、人才需求和调节的宏观视野中来认识。
近年来，我国的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张令人瞩目。教育部发布的《2021年教育事业统计数据主要结果》显示，2021年全国共招收博士生12.58万人（而1981—2011年30年，我国也仅培养了12万名博士），在读博士生50.95万人，2022年还将继续以10%为上限进行扩招，其中绝大部分是“学博”。“学博”的能力素质和就业意向更适应高校、研究机构和其他事业单位，致使近年来这些单位的博士应聘人员明显过剩。加上海外博士毕业生的回流，竞争更显激烈。“专博”面向行业和职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则有可能调节和改变高层次人才的构成结构，引导博士人才向实践应用岗位流动。2020年9月教育部印发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中就已阐明了“加快发展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国家层面的规划。以设计领域为例，在院校博士毕业生趋于饱和的同时，目前服务产业的高层次人才其实不足，如果“专博”的培养能使服务于产业界的设计人才素质能有整体提升也是好事。不过，要设置“专博”，其人才选拔、培养、考核和职业对应都应做全新的规划，套用“学博”培养模式极有可能误导实践型人才的成长。从这个角度出发，笔者更赞成上一版目录将“专业学位”在学科目录中以附录形式单独列出的做法，好处是：（1）明确学科划分以知识体系为根本的标准，使学科目录保有学科属性；
（2）避免两类学位混合编排而使得“学科”和“专业”两个在我国高等教育中惯常对应研究生教育和本科教育的概念更易混淆；
（3）促使新设置的“专博”落实分类指导、分类培养的原则，切实做好全新的培养方案。
应该说，设计知识体系的交叉性与生俱来，设计学研究方法的交叉性则是学科化的结果。曾被称为“实用美术”的设计，其母学科是美术。正是因为有更多与技术和社会的关联，设计才逐步从美术学科的母体中独立出来。时至今日，设计的学科化和应用领域的拓宽更使交叉性成为一种自觉和趋势：一方面，学科化使得对研究设计的工具性方法更为倚重，除了史论研究的人文学科方法外，研究中心理学、管理学、认知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运用皆为常见；
另一方面，新技术和生活方式拓展出的新媒介、新物种和新领域，使设计在新的应用领域（如交互、体验、服务、组织等一切有形或无形的对象）中产生了新的科学问题，也需要跨界寻求科学的解答。设计学的“学科间性”本来就是学者讨论的焦点，当下伴随着技术和社会的转型，尤其是工业化向信息化的转变，设计的内涵和外延也的确在变化，于是，设计学科从内容到方法的跨界动向更引起学 界 的 关 注。Craig Bremner和Paul Rodgers很详细地梳理过学界对设计学科性质的各种描述[1]，包括：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 复 合 学 科（pluridisciplinary）、 交 叉 学 科（cross disciplinary） 和 超 学 科 性（transdisciplinary），随后，甚至提出“无学科性”（undisciplinary）的概念。“无学科性”的提法发人深思：多方加持的方法和不断扩张的边界，使得设计在无所不能的同时也逐渐面目模糊，在被精心建构的同时也在被不断消解着……给“设计”一个合适的定义成为比研究设计更有难度的事。其实，正如许多新兴的学科一样，设计学科的交叉属性建立在近代以来知识不断分化的基础之上，形成交叉的前提是分化。而20世纪下半叶以来，知识生产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又呈现出高度综合化的趋势，以致于有迈克尔·吉本斯等归纳的知识生产的“模式2”，即在应用环境中，利用交叉学科研究的方法，“强调研究结果的绩效和社会作用的知识生产模式”[2]。设计的学科化正是在这股趋势中完成的，其知识生产堪称是“模式2”的典型。不过，设计的学科化不仅催生了对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关注，还促使设计学向基本问题溯源。
“一切学科的尽头都是哲学”，人类的理性使其在任何时候都在努力走向方法和基础层面，近几年“设计思维”（Design Thinking）被业界和学界高度重视和深度阐释即为一例证。而向方法和基础的不断靠近与设计学科的多学科性却是相逆的，在现有学科体系中，何种交叉、如何交叉以及交叉程度都值得思考。
对以上可能的问题，在“交叉学科”设置新的“设计学”学术型学位时也许还不一定来得及考虑。其直接动因应该是在鼓励学科交叉的国家导向下，给予设计学科更大的探索空间，也为 “工科设计”和 “艺术设计”各立门户，以化解“设计学”存在10年中“工科设计以跨学科交叉融合之名整建制地进入设计艺术学领域”[3]并形成 “降维打击”所形成的争议。交叉学科的“设计学”设置，立意初衷是好的，也可以预见地会有亮眼的成果借此产生。但遗憾的是，此处强调交叉性似乎否定了在艺术门类下的设计及研究本就存在的交叉性，而其“可授工学、艺术学位”也已经不足以概括当下发生在设计领域的交叉。
值得注意的是，在2020年设置交叉学科门类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了《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提出“在学科交叉的基础上，通过深入交融，创造一系列新的概念、理论、方法，展示出一种新的认识论，构架出新的知识结构，形成一个新的更丰富的知识范畴，已经具备成熟学科的各种特征”可以界定为交叉学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还特别说明，“学科交叉不等于交叉学科”，并为试点学科制定了退出机制。看来，新的“设计学”如何通过交叉建立起对人类的知识有所贡献的设计知识体系，是一项具有价值但也有挑战性的工作。
学科目录的修订工作对于学科建设和研究生培养具有指导性，其变化牵一发而动全身。理想的情况下，涉及门类或一级学科的调整都不应仅在该门类或该一级学科领域内寻求专家意见，而应上升一个层级以获得更为宏观和系统的视角。
高等院校如何根据自身情况应对学科调整也很重要。比如，此次艺术门类的调整，对大多数将美术、书法和设计全部统领在“艺术与设计学院”“美术学院”或“艺术学院”的综合性大学来说影响并不大，但对于按本科专业分别设置院系的单科性艺术院校则增加了管理难度。此外，《目录（征求意见稿）》的说明文件将“10年一次”调整改为“5年一次”调整，意味着今后更为频繁的变化，高等院校对此也应有更为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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