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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强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邓稼先干部学院，四川 绵阳，621900）
习近平指出：“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1]科学家精神是第一批纳入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之一，是伟大建党精神在新时代科技领域的赓续传承和时代表达。弘扬和践行科学家精神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意义重大。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家精神生成的理论逻辑起点和世界观、方法论指导。追求真理的求实精神是科学家精神的重要内涵之一，也是科学家精神的本质属性。科学与哲学的辩证关系和发展史表明，自然科学的重大发现，不仅揭示了自然界的本质和规律，还为辩证唯物主义提供了科学依据，并推动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辩证唯物主义，反过来又指导和推动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在科学研究中要做到求真和求实，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贯彻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恩格斯说：“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2]在科学研究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科学研究领域，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是坚持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关键环节。能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直接关系能否在科学研究中做到从实际事实出发，探寻规律，追求真理，不断探索未知，开辟新的认识领域，这对于坚持和弘扬科学家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辩证唯物主义是科学家精神的本质特征和思想精髓。
列宁称辩证唯物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和“根本的理论基础”，[3]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方法论和科学观辩证统一的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各门自然科学相结合的产物，它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作为人类探索自然规律的重要实践活动的自然科学，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恩格斯指出：“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4]这是为无数科学史实所证明了的真理。
世界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系统科学家，工程控制论创始人之一，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和航天之父、“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既是一位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同时坚信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实践，做到了科学与哲学的融会贯通。1957年，钱学森在《技术科学中的方法论问题》一文中就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我以为世界上第一流的技术科学家们都是自发的辩证唯物论者。辩证唯物论我们也可以把它用到科学的研究上去，提高研究的效率，少走弯路!”[5]在领导取得导弹和卫星研制成功等许多重大科技成就后，钱学森总结经验，通过认真研读《实践论》《矛盾论》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思想，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真理”。“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立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的钱三强，在组织领导 “两弹”研制时曾多次强调：“搞科学技术的人一定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用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论和矛盾论的观点去指导重大科技项目和科技群体的组织工作。”[6]共和国奖章获得者、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总结他的科研经验说：“在思想方法上，矛盾理论和实践理论对我的影响最大。内部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杂交优势是两个基因不同的品种杂交，存在矛盾，存在优势。我们从事超级杂交水稻亚种的研究，就是为了扩大矛盾。通过实践证明它具有优势，然后在理论上加以改进，然后用于指导实践，这就是实践论的思想方法。”[7]
可见，科学研究中有无正确的思维方法作指导，对科学研究能否获得成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科技工作者要想有所创新，取得成果，应自觉地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者，要善于学习掌握运用好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不断取得科技创新。学习和弘扬科学家精神，必须坚持科学家精神的本质和思想精髓——辩证唯物主义，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两弹一星”精神为象征的科学家精神的初步形成
20 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中国科学家精神，形成于“向科学进军”的历史背景中。1956 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做出研制“两弹一星”的重大决策。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为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与核威胁，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钱学森、邓稼先等海外归国的科学家和广大科研人员在党的领导下，以身许国、默默奉献，勇攀科技高峰，攻破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相继取得原子弹爆炸、导弹试飞、人造卫星发射的成功，为保卫共和国的安全、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研制“两弹一星”的伟业中，铸就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8]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科学家精神的主要内涵和鲜明特征，树立起科学家精神的第一座丰碑。“两弹一星”精神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科学家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和爱国情怀，集中体现了科学家的不惧西方技术封锁、勇于自主创新的壮志豪情和面对科研条件简陋和物质生活匮乏，艰苦奋斗、以苦为乐的乐观主义精神品质。
(二)改革开放时期以载人航天精神为代表的科学家精神的传承发展
改革开放为科学家精神丰富发展创造了沃土。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呼喊“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伴随着陈景润等新中国成立后培养成长起来的科学家的出现，科学家们认真贯彻“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的科技方针，为实现科技现代目标而实干拼搏。中央召开“两弹一星”功勋表彰大会，对23位为“两弹一星”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进行隆重表彰，这是首次在全国弘扬科学家精神的具有标志意义的重大事件。自2000 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设立以来，袁隆平、王选、屠呦呦等20余位精神高尚、成就突出的科学家先后获此殊荣，科学家精神更加彰显，影响不断扩大。
载人航天精神是“两弹一星”精神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传承和弘扬，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与航天实践相结合的生动体现，成为推动我国航天事业不懈发展的动力之源。2003 年，在庆祝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大会上，胡锦涛指出，“在长期的奋斗中，我国航天工作者不仅创造了非凡的业绩，而且铸就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9]2005 年，在庆祝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大会上，胡锦涛对载人航天精神作进一步阐述：“热爱祖国、为国争光的坚定信念，勇于登攀、敢于超越的进取意识，科学求实、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同舟共济、团结协作的大局观念和淡泊名利、默默奉献的崇高品质。”[10]
热爱祖国、为国争光的坚定信念是载人航天精神的第一个重要内涵。航天人把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化作为国争光的雄心壮志，化作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勇于登攀、敢于超越的进取意识是载人航天精神的第二个内涵。载人航天是世界高新科技中最具挑战性的领域之一，中国航天工业起步晚、基础薄，与美俄相比有几十年的差距，选择一条适合中国的航天发展道路十分关键。中国航天人没有重走美苏走过的路，而是选择瞄准国际先进水平进行超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曾说：“我们要横空出世，一起步就要赶超到位。”[11]科学求实、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构成载人航天精神的第三个内涵。中国载人航天器的可靠性堪称世界第一，“发射飞船的‘长征二号F’型火箭可靠性达到 0.97，而安全性更是达到了 0.997，远高于其他国家水平。”[11]同舟共济、团结协作的大局观念是载人航天精神的第四个内涵。航天工程是一项规模宏大、高度集成的系统工程，这种跨地域、跨行业的协作配合，困难大、风险高，只有依靠同舟共济、团结协作的航天精神纽带，才能实现高效协同，密切合作。“比利时空间信息中心资深研究员泰奥·皮拉尔说，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靠的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团结，这是欧洲和美国所无法企及的。”[11]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在航天事业发展中的充分体现。淡泊名利、默默奉献的崇高品质是载人航天精神的第五个内涵。航天人是奉献的群体，他们默默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困难和压力，不计个人得失，以苦为荣，无怨无悔，甘当无名英雄。
载人航天精神的五个内涵成为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爱国精神、创新精神、求实精神、奉献精神、协同精神”[12]的重要来源。传承“两弹一星”精神的载人航天精神为改革开放时期科学家精神赋予了新内涵。载人航天精神是“两弹一星”精神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赓续、在航天领域的生动体现，成为推动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不懈动力。新形势下，有必要对“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进行深度凝练和创造性转化，使其成为引领和支撑科技创新、建设科技强国的强大精神动力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内涵形成与实践
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作为百年来中国科学家不断追逐的梦想，世界科技强国已经在一步步实现中。科学家群体中不仅有铸造国之重器保卫国防、解决粮食安全和为亿万人民生命健康做出重大贡献获得国家最高荣誉“共和国勋章”的于敏、孙家栋、袁隆平、黄旭华、屠呦呦、钟南山等老一辈科学家，也涌现出了一批心中有大我、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像黄大年、南仁东等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杰出科学家。
1.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内涵
2019年，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将科学家精神的内涵概括为：“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
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
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
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
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六个方面。[15]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形成，离不开不同时期科学家的接续奋斗和重要贡献。
2.新时代北斗精神和载人深潜精神是科学家精神的生动实践和重要体现
2020年7月“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建成开通，是我国攀登科技高峰、迈向航天强国的重要里程碑。”[14]参加北斗工程建设的全国 400 多家单位、30 余万名科研人员的团结奋斗，书写了“自主创新、开放融合、万众一心、追求卓越”的新时代北斗精神。这是中国科学家及广大科技工作者在建设科技强国征程上树立起的又一座精神丰碑，将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再创新的辉煌。“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中国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在征服太空、探索宇宙、建设航天强国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在载人深潜研究领域勇攀科技高峰，取得建设海洋强国新的标志性成就，并形成了“严谨求实、团结协作、拼搏奉献、勇攀高峰”的中国载人深潜精神。[15]
载人深潜精神形成于科技工作者载人深潜的探索实践之中，集中体现了新时代我国科技工作者的精神风貌和价值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最多的就是“精神”，尤其多次谈到科学家精神。学习习近平的讲话，让我们对科学家精神蕴涵的深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16]民族的发展需要物质，但是民族的持续发展则离不开灵魂的支撑引领。以爱国奋斗为底色的科学家精神，是新时代宝贵的精神财富，为我们提供了战胜各种困难的力量源泉和不懈动力。
在新时代我国科技事业发展中，在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探月工程、火星探测、中国空间站建设、载人深潜领域探索、超级计算机研制、新冠疫苗研发等科技领域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科技人员，他们认真学习继承了前辈科学家精神的优秀品质和优良传统，将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牢记初心，树牢科学家精神价值观念，时刻践行国家使命，在“四个面向”的拼搏中倾心尽力，这表明新时代科学家精神正在薪火相传。
中国科技事业最大的特色和最鲜明的特征是坚持了党对科技事业的领导，这是科学家精神形成的政治逻辑。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我国科学家精神形成的重要政治和组织保证。
（一）中国共产党是领导科技事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的先进政党
回顾百年历史，中国共产党不但是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还是领导科技事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的先进政党。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为新中国科学家队伍的组建与稳定打下了坚实基础。1949年9月《共同纲领》草案出台，设立了科学院为国家最高的科学机关。党先后组织领导科学家深入研究、广泛讨论科学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等文件，确立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科学事业发展方针。[17]为了尽快搞出自己的原子弹，中央还成立了15人专门委员会，负责“组织有关方面大力协调，密切配合；
督促检查原子能工业发展规划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根据需要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进行调动。”[18]推动国防尖端科技发展，独立自主研制成功“两弹一星”，为改革开放后的科技事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制度基础，积累了宝贵经验。改革开放后，党组织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生产力”[19]的重要论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进入新世纪，党中央把推进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定为重大战略决策。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20]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领导科技战线的广大科技工作者、科学家建成我国第一座原子反应堆，研制出第一部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研制爆炸成功原子弹、氢弹，成功发射导弹和第一颗人造卫星，培育出了第一代籼型杂交水稻、人工合成胰岛素，成功发射“神舟五号”载人宇宙飞船，研制“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建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世界最大单口径、被誉为“中国天眼”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全球第三个卫星导航系统——北斗系统。这些科技成就的取得充分体现了党的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是几代科学家群体和广大科技工作者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协同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结果。在党领导科技事业不断发展，创造科技辉煌成就的同时，也锻造凝聚形成了新时代的科学家精神。科学家精神的孕育、发展和形成始终与党领导下的科技事业发展休戚与共，同向同行，始终体现和映射着党的领导，留下了共产党领导的深刻印记和鲜明特征。
（二）党在领导“两弹一星”科技工程中进行了科技管理体制创新的探索
坚持党对科技事业的领导，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大科学工程的管理体制——“党委领导下的行政与技术分工负责制”。传统的大科学工程是技术加上行政的“两条线”模式，该模式是历史上一般科学技术工程、尤其是欧美大科学工程的典型管理体制。“两弹一星”研制工程在管理体制上最大的创新就是将政治要素引入管理中，形成了“党委集体领导”加技术和行政模式。党委的组织领导发挥了思想动员、把握方向、凝心聚力、统筹协同资源的巨大作用，形成了政治、行政与技术管理的有机结合。正如聂荣臻指出的：“行政、政治、技术是有机的结合，统一在首长分工负责制的基础上。”[21]
在中国“两弹一星”研发过程中，“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群体创造了中国科技体制创新、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科学管理创新和科学家群体的理论创新等多项创新成果，给改革开放后中国科学技术奠定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三）科学家们坚定支持和服从党的领导，坚定理想信念，发挥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李四光、华罗庚和钱学森不仅是世界闻名的科学家，而且都是优秀共产党员，他们把共产主义作为终身信仰和政治追求。
1958年，古稀之年的李四光加入中国共产党，心情很激动：“入了党自己像是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生命起点才开始。”[22]华罗庚回国后坚定不移地接受党的领导，先后于1963年、1964年、1967年、1976年多次递交入党申请书，1979年再一次向党递交了申请书并被批准入党，他激动地说：“我受党的教育早，而入党迟，我非用加倍的努力赶上去不可，我愿意把余生献给党，奉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25]党组织批准了华罗庚的申请，实现了他20多年的夙愿。钱学森是享誉中外的科学家，一生获得的荣誉无数，但他最看重也是最令他激动的只有一项——“优秀共产党员”。钱学森把优秀共产党员看作最宝贵的荣誉。1959年获批成为党员后，钱学森激动得彻夜难眠，“我现在终于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24]，充满着对党和人民的热爱与忠诚。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有20位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经历了新旧中国的巨大社会制度变迁，经过对比，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所以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和政治追求，以实际行动向党组织靠拢，主动申请加入党组织，自觉地接受党的考察和考验。
回国后加入党组织的著名科学家郭永怀说出了为什么入党：“作为新中国的一个科技工作者，特别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只是希望自己的祖国能早一天强大起来，永远不再受人欺侮。”[25]陈能宽为了入党，经历了长达12年的考察和考验，信念坚定，从未动摇。1957年，经历反右运动后，陈能宽思想认识提高，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想法，于1958年、1959年、1961年三次提出入党申请，1965年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三年后转为正式党员。在长达 12年的考察时间里，陈能宽始终坚持追求，严格要求自己，放弃科学家小灶待遇，和普通科研人与一起啃窝窝头，全身心投入到核事业中。
以共产党员为主的科学家队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透彻理解和忠实贯彻党中央的科技发展战略思想，成为一支特别能奉献、特别能攻关的队伍，为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发挥了领军和中流砥柱作用。
所以坚持党的领导既是科学家精神形成的政治逻辑，也是弘扬科学家精神的根本保证。广大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科技人员要接续传承老一辈科学家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发扬爱党爱国、矢志报国的光荣传统，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始终牢记并认真履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使命担当，着力破解制约国家发展全局和长远利益的重大科技问题。
（一）以爱国主义和家国情怀为核心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五千年来经久不衰的文化基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深厚的家国情怀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为中国科学家精神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
1.我国杰出科学家从小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和滋养，传承了精忠报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
钱学森、于敏等杰出科学家大多从小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和滋养，传承了精忠报国的文化基因，这为他们从小立下报国之志、学成归国后甘愿隐姓埋名为国奉献毕生而无怨无悔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支撑。
10多年在美国留学工作所接受西方教育，并未冲淡钱学森身上中华传统文化的深深烙印，他始终恪守《钱氏家训》中“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等克己奉公、胸怀天下的理念，在献身祖国的科学实践中，牢固树立形成“科学最重，名利最轻”“个人仅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26]这样的人生信念和崇高的科学美德。
于敏毕生信奉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并将其作为鞭策自己为国奋斗、不求名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座右铭。在一次重要的试验现场，于敏为了给现场科技人员减压和激励鼓舞斗志，带头背诵《后出师表》“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他曾断然拒绝“氢弹之父”的美誉，对身边人说，不要计较有名无名，踏踏实实地做一个“无名英雄”。古稀之年，他写下了“身为一叶无轻重，愿将一生献宏谋”[27]的诗句，抒发了自己献身国防科技事业的无悔情怀。
2.爱国主义和家国情怀促使科学家把个人的命运同祖国相连，把自己的科研事业完全融入国家建设中，为国家利益贡献一切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有19位是从海外归来的。为了祖国的强大，他们放弃了国外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在国内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奋力拼搏，将自己的才学贡献给自己的祖国。他们深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人民至上的爱国情怀，服务国家战略，自觉融入到国防事业的建设中。
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内在动力是国家需求，具体表现在国家需求对科技发展的导向、选择对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具有明确的指导意义。科学家从本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科技需求中发现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产生的科研成果又在国家建设中得到验证和运用。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们青年时期结合国家的需要，科技救国、科技强国事业方向非常明确，国家、社会的需要，是研究的生命所在。科学研究是为需求服务，国家需求与科学发展需求都服务于国家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在这点上二者是统一的。科学家是社会人，对自己国家、民族怀着的真挚情感是产生科研动力的引擎。服从国家需求，改变科研方向，这对于一个科学家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改变研究方向会付出很多，比如放弃多年的研究心血、在新领域中重新开始、在新领域获取科研成果等都非常困难。然而，“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为了祖国的需要，怀着强烈的危机感、使命感、责任感，多次改变了研究方向，凭借坚强的意志、锲而不舍的精神在新的领域里作出了卓越贡献。例如程开甲、陈能宽、郭永怀等把国家需求作为自己的专业，从空气动力学、飞行力学、结构力学到原子弹、氢弹研制中爆轰力学、高压物态方程和武器环境实验科学等研究工作，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每一项研究成果都解决了国家的难题。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厚植爱国主义和家国情怀是当代所有知识分子弘扬科学家精神的责任。
（二）求真求实的近现代科学文化的理性精神
近代英国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是独立的人格力量的表征。“求知可以改进人的天性”，可以“塑造人的性格”。在西方近代哲人对于“真”的探索过程中，对于知性思维，培根和笛卡尔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分别发展了知性思维的归纳方面和演绎方面。在科学方法上，培根提出了“破除四种幻像说”，笛卡尔提出了“笛卡尔式的怀疑”，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新的工具。科学精神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诞生，不断发展壮大，在人类社会进步的精神谱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培根认为知识至高无上，真高于善，知识高于价值。为了获得可靠的知识，培根十分强调概念的精确性，任何概念都要有明确的界限，都要有相对应的事物，此即此，彼即彼。因此概念的定义只能精确，否则不成其为“概念”。在“破除四种幻像”中，培根提出了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科学的归纳法，如果缺乏可靠的实验验证很可能形成“伪知识”“伪科学”，他主张“惟一真实的新归纳法”是能动地干涉自然、认识自然，而这种能动性是理智规范下的能动性，非其它能动。笛卡尔最早发现经验主义和归纳主义在认识自然中的局限性，他提出了认识真理的规则，其一决不把任何没有明确认识为真的东西当作真；
其二把我所考察的每一难题都尽可能细分，直至能够圆满解决为止；
其三按照从最简单的对象开始，逐步上升到对复杂事物的认识；
其四要列举一切有关情况并审查推理步骤，勿使遗漏。”普遍怀疑、直观方法、从具体到抽象、由一般到个别，归纳过程形成了一个完整体系。这正是笛卡尔追求真理的基本精神的体现。
新中国成立后的科学家群体，尤其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群体同时接受过东、西文化的教育熏陶，能够继承和发扬东、西方科学文化的优良传统，融会贯通形成了具有兼容并蓄文化优势的一代科学家群体，为科学家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做出了重要贡献。
弘扬科学家精神，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指导，坚持党对科技事业领导，继承和发扬东西方科学文化的优良传统，积极投身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事业。只要广大科技工作者努力学习和自觉践行科学家精神，我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必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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