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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宁
不久前本人从北京荣宝斋拍卖行获得私人收藏之西夏文书，内容与西夏《金刚经》的信仰有关，文献为写本，尺寸108 厘米×14 厘米，白麻纸，共2600 字左右，字体为西夏行书，清晰易读。据初步考证，暂拟题为《持〈金刚经〉仪轨》，或《〈金刚经〉前仪》。虽然前两行残缺，从内容考证可见，文献保留较完整。该文献属于汉传佛教《梁朝傅大士夹颂金刚经》中“持《金刚经》仪轨”：“净口业真言、安土地真言、普供养真言、启请八金刚、启请四菩萨、发愿文、持经梵音（云何梵）”。据西夏文献，仪轨顺序为“持经梵音”“发愿文”。题款指出发愿抄写该文献的是某位“李大德”（图1）。
图1 文献《持〈金刚经〉仪轨》
该文献为《持〈金刚经〉仪轨》的注释，大致符合《梁朝傅大士夹颂金刚经》①本文章依据达照整理《梁朝傅大士夹颂金刚经》，文本收录方广錩主编《藏外文献》第九册，另收录在СВЕТА《大正藏》版，ZW9,73自“若有人持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先须至心……”至“发愿文”的内容，即仪轨全文的注释。“金刚经仪轨”的本子在西域及西夏颇为流行，早已广为学术界关注②汤君：《俄藏黑水城文献之汉文佛经〈般若波罗蜜多经〉叙录》，《西夏学》第五辑，2010 年，第100—115 页；
崔红芬：《武威博物馆藏西夏文〈金刚经〉及赞颂残经译释研究》，《西夏学》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134—143 页；
荒川慎太郎：《西夏文金刚经の研究》，松香堂，2014。，据前人考证，黑水城及其他西夏故地出土的《金刚经》前仪文本存在着不同的文本脉络，主要差别在于前仪文中收录不同的偈颂③汤君：《俄藏黑水城文献之汉文佛经〈般若波罗蜜多经〉叙录》；
荒川慎太郎：《西夏文金刚经の研究》：10-13，108-109.。据考证，汉语比较早的版本为广顺三年（953）写本，均含八金刚、四菩萨启请、净口业真言以及普供养真言①法藏敦煌文献，P.3355，httр://idр.bl.uk/dаtаbаsе/оо_sсrоll_h.а4d?uid=23094 167314；
rесnum=60617；
indех=4（2021.03.24）。《持〈金刚经〉仪轨》的文本结构为：“若有人持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云云一句”，净口业真言、安土地真言、普光真言、启请八金刚四菩萨、持经梵音、发愿文。黑水城的汉语本子皆有“云何梵”为偈颂的标题，西夏文本为“持经梵音”。达照整理的《梁朝傅大士夹颂金刚经》基于金“皇统二年（1142）二月日成造”的本子，文中有“持经梵音”标题，同于西夏文本。西夏《金刚经》大量刊布于1167 年和1189 年，较早版为任得敬发布，均有“普供养真言”“般若无尽藏真言”“补阙真言”“普廻向真言”，稍晚罗太后刊布之版本较为简略②汤君：《俄藏黑水城文献之汉文佛经〈般若波罗蜜多经〉叙录》，《西夏学》第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104—105 页。。
与《持〈金刚经〉仪轨》真言及偈颂内容相同的是IOМ RАS 所藏Таng 386 系列文本（如3834 号），该本子为“显法（或“诠教”）国师宝源”依于梵、汉、番文注释重新校订而成，该系列文本皆有“净口业”“安土地”“普供养”真言，以及“持经梵音”和“发愿文”前仪内容。这样的结构是否与金时期皇统系列版本有关，尚待考证。虽然现存《持〈金刚经〉仪轨》的大体内容比较清楚，但仍有语言、义理及其历史背景等诸多问题尚待考证。据目前所知，《持〈金刚经〉仪轨》虽为汉传佛教文献，但其内容可视为汉藏“圆融”佛教的一部分。
该文献为持颂《金刚经》仪轨的注释，注释的底本是黑水城等处出土的“沙门宝源”校订的《金刚经》的新译本，即疏主参考的是西夏译文而非汉语原典。我们尚未发现与《持〈金刚经〉仪轨》内容相似的汉语文献，暂将其定为西夏本土所造。文献内容显露出的部分特色，允许我们假设该文献代表了西夏晚期的“汉藏”佛教主流。下面是文献的西夏录文、汉译以及与达照整理的《梁朝傅大士夹颂金刚经》汉语文本和IOМ RАS 所藏3834，689 西夏译文的比对：
①文献前两行由于保存不完整，非在此录文中。②文中西夏语dju2语义不明，可能为djj1（行）之讹。③西夏语b2 gjij1，基于藏语，据其他文献考证，此处译为“增上”④sеw2 lji2 sеw2 lji2，汉语“修唎修唎”，梵文拟音：suri suri，转写表明此处西夏语不支持r/1 对立，“唎”为口字部首，声母r-。⑤dzju2 dzj1，直译“主集”基于藏语⑥njij1 tj1，“诚心”=“至心”⑦西夏，l1sw2（直译：妄测）一般代表藏语 vikаlра.⑧sjа1 mjа1tji2和sjа1 mjа1 thji2代表该词汇不同汉语底本：“三摩底”和“三摩提”，二者为梵文sаmādhi；
sjа1 mjа1 рjа1 tji2为“三摩钵底”，sаmра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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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藏词汇：《持〈金刚经〉仪轨》属于西夏佛教中的汉传佛教脉络，因此绝大部分词汇，包括真言的转写、金刚和菩萨名号等，皆来自汉语佛典，文本中对“真言”含义的解释与梵语拟音没有直接关系，反映了《持〈金刚经〉仪轨》作者的理解。此外，在相关汉语文献（如宗境撰《销释金刚科仪会要注解》《梁朝傅大士夹颂金刚经》等）中尚未发现类似段落，真言部分无疑译自汉语，但真言的解释是否代表西夏本土的理解，尚待考证。
八金刚及四菩萨色和方向：《持〈金刚经〉仪轨》中对“八金刚四菩萨”的描述可视为一种曼荼罗：青除灾金刚，身色青处东；
黄随求金刚，身色黄处南；
赤声金刚，身色赤处西方；
紫贤金刚，紫色处北。此外，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各有相应的金刚：辟毒金刚，处于绿青隅；
白净水金刚，白色处隅；
定除灾金刚，处灰青隅；
大神金刚，处隅色空。
《持〈金刚经〉仪轨》，四菩萨亦可视为曼荼罗的安置：金刚眷菩萨处东方，持铁钩；
索菩萨处南方；
爱菩萨色赤处西方，持“矿镣”；
语菩萨持“鸣音”，身色青处北。不难看出，IOМ RАS 686 号的“四菩萨”图与上述描述不同，以上身色和法器不见于传统的西夏语“持《金刚经》”图中（图2、3）。
图2 八金刚，IOM RAS 686号
据《持〈金刚经〉仪轨》，四菩萨显出愤怒相，一一同上处金刚，图中菩萨头上虽然有“金刚”，但手中亦无法器。如此安置的依据是文中提到的“山能大师［所］说仪”。其中的“山能大师”翻译西夏语的（直译：“山能大师”），不依于梁傅大师的仪轨。目前此人无从考证，可能为西夏本土僧侣。还有一种假设：西夏语的ŋǝr1（山）和zjr1（慧）行书字样比较接近，若西夏李大德抄自一种行书或草书本子，把西夏“慧”字误解为“山”字，即把“慧能”写成“山能”。西夏文献中虽偶尔可见“慧能”名号，但一般用“第六祖师”或“曹溪”的称呼代之，可以推论：文本抄写者未必知道“慧能”为“第六祖师”，因而讹“zjr1（慧）”为“ŋǝr1（山）”。虽然传统汉传佛教文献中未见“慧能《金刚经》仪轨”，但六祖与《金刚经》的关系众所周知，但这一可能性同样待考。
关于《持〈金刚经〉仪轨》八金刚四菩萨曼荼罗的安置，可做如下考证：曼荼罗的布局为“东>南>西>北”，是佛教传统的布局，也同于西夏字书《番汉合时掌中珠》。《中国佛教木板画全集》卷第四收录元代的《金刚经》“前仪”木板画如下（图3）①翁连溪等主编：《中国佛教木版画全集》第四卷，中国书店，2014 年，第262 页，廖旸教授提供信息。：
图3 四菩萨，IOM RAS 686号
据图3，金刚眷菩萨，青除灾金刚，辟毒金刚为一组；
金刚索菩萨，黄随求金刚，白净水金刚为一组。不难看出，此布局与《持〈金刚经〉仪轨》相同：金刚眷菩萨，青除灾金刚处东，辟毒金刚与二者有关，也处东。辟毒金刚处于绿青隅。由于二者为金刚眷菩萨侍者金刚，可以分配东北和东南，西夏语“绿青隅”可解释为东南。金刚所菩萨侍者有黄随求金刚，白净水金刚，三者处南，可分配西北和西南。据此可推，爱菩萨，赤声金刚，定除灾金刚皆处西；
语菩萨，紫贤金刚，大神金刚在北。该图虽然与《持〈金刚经〉仪轨》不完全相同，但可视为西夏文献中的仪轨有一定的代表性。
文中义理：汉传文献中，关于《金刚经》前仪较为详细的注释是“隆兴府百福院”宗镜禅师撰《销释金刚科仪会要注解》（《大正藏》X24，467 号），该材料为鸠摩罗什译《销释金刚科仪》的注释。将西夏文内容与《销释金刚科仪会要注解》比较可知：这两种文献在内容上的共同点较少，而《持〈金刚经〉仪轨》的义理较为丰富。
图4 元代《金刚经》“前仪”板画
据上述译文可见：解释奉请八金刚四菩萨以及偈颂念诵有“言语”和“心内体”两面，文中有修行“内/外”之对立，可追踪为汉传佛教中的“理忏仪”和“事忏仪”，文中的“理/事”典范的来源大概于此。据《持〈金刚经〉仪轨》，“持经”为“内修”，诵偈颂为“外修”，二者可视为“圆融修行”。在其“不二”修行中，“本觉佛性”是“内因”，实修需要“上师要门”的指导。因此文中亦见与“金刚上师”供养相关的记载，此外有“师要”，即是“上师要门”的说法。从而可以推知，《持〈金刚经〉仪轨》受到密教中“上师瑜伽”的影响，这样的思想趋向实际上接近于西夏末期和元初西夏遗僧一行慧觉（？—1319）的思想，反映了西夏晚期汉藏圆融的倾向。
《持〈金刚经〉仪轨》是内容比较少见的“汉藏圆融”材料，该材料的来历虽然不明，但通过对其内容的分析，允许我们作出以下假设：《持〈金刚经〉仪轨》虽为汉传佛教文献，但其内容受到了较为明显的藏传密教的影响。该文献与汉传佛教的关系可见在仪轨顺序、真言转写等方面，同时文中有关于“理事不二”的典范以及对“金刚”“菩萨”“持经梵音”“发愿文”等的解释。文中另可见“上师要门”“上师瑜伽”等显露出“混合”汉藏的佛典语言，可以假设该文献为西夏晚期“汉藏圆融”趋势之下的本土材料。文中所见“八金刚”和“四菩萨”的曼达辣未见在汉传文献中。同时，《持〈金刚经〉仪轨》为汉传佛教代表性的修行法门之一。因此，我们将《持〈金刚经〉仪轨》定性为西夏晚期“汉藏圆融”的仪轨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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