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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霞，樊军
（宜宾学院国际教育学部，四川 宜宾 644007）
宜宾地区是世界茶叶的发源地之一，也是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其种茶历史绵延了几千年。据《叙永县志》考证:“川南饮茶之风始于周时，到汉时行栽培，迄魏晋而大盛”[1]157。东汉顺帝时，宜宾屏山县已种茶树。20世纪50年代，宜宾县黄山发现了千年古茶树，高县汉王山也曾发现千年古茶树[2]。宜宾的茶叶自宋以来不但成为与金沙江和岷江上游少数民族之间的大宗交易商品，也成为官府与这些少数民族地区之间保持友好关系的历史见证。唐宋以来，川南盛行文人茶风，与民间茶俗一起成为当地传统民俗的一部分。近年，宜宾川茶文化正走向世界。至2018年，宜宾市已连续举办了七届“中国四川国际茶业博览会暨天府龙芽茶文化节”[3]73，325，327-328。四川省委宣传部外宣处处长陈伟德视察宜宾川茶集团时表示，川茶是四川的一张重要名片，要让川茶享誉全国走向全球，积极支持企业“文化走出去”，讲好四川茶故事。至今，川茶集团的产品已远销英国、澳大利亚、蒙古国、俄罗斯、南非等国家[4]。从这个意义上说，宜宾的川茶销售已经迈开大步“走”出去了，要想文化也顺利地走出国门，还要解决宜宾川茶文化的外宣翻译（主要指汉英翻译）问题。
外宣翻译面对的读者群主要是英语母语阅读者或能使用英语作为外语阅读的读者。川茶集团官网（http://www.scteag.com/）上还没有企业英语简介，各种茶品牌也没有专门的英文翻译，只有简单的统称Green Tea（绿茶），体现不出特色。另外，根据CNKI数据显示,与“宜宾茶文化”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茶产业，如宜宾市茶文化生态旅游发展[5]，宜宾茶史[6]，以叙府龙芽科技园为例解读宜宾茶文化[7]，宜宾茶产业发展对策[8]，缺乏外宣翻译研究。只有几位学者对四川的茶文化外译进行了概括性的论述。徐子璇等[9]基于传播学视角探索川茶翻译策略，例举了四川名茶蒙顶甘露、峨眉竹叶青等的译法。王成秀[10]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简要介绍了四川茶礼外译，认为要考虑源语的生态环境和中西文化差异，也没有专门针对宜宾川茶文化翻译的研究。
为了更好地贯彻“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使宜宾川茶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可以结合跨学科的文化拓扑学理论探究宜宾川茶文化外宣汉译英的翻译策略，推动宜宾川茶文化的对外传播。
罗伯·希尔兹在《空间问题：文化拓扑学和社会空间化》一书中指出“文化拓扑学”可作为一种工具来分析空间话语的社会空间化[11]。所谓“文化拓扑学”，就是用马克思的土地经济学、恩格斯关于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的思想，利用数学中拓扑学的阈限、边缘、折叠和关联等概念，对有形空间、无形空间和社会场域等的划分[12]。如果把这些概念纳入文化时空的分析当中，进而成为一种分析工具——文化拓扑学，用这一工具来研究作为对象的社会文化空间，能为熟悉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新视角，其分析根植于时空事件的多元流形以及不断变化的种种关联之中。
这种跨学科的方法也适用于翻译研究。1975年，美国学者乔治·斯坦纳在其著作《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中第一次提出了文化拓扑学理论，他认为文化就是对常量的一系列翻译和变形（“翻译”总有成为“变形”的趋势）[13]445-457。拓扑变换中“表现出的种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翻译之中的种种关系”[14]。从文化拓扑学的观点来看，翻译就是两种语言符号在拓扑性质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的拓扑变换，翻译中语码的转换正体现了“变化中的不变特性”这一拓扑性质。
在翻译实践中，两种文化虽然有差异，但是必然有共通的东西，才能形成不变的常量，也就是不变的拓扑性质。刘楠在此基础上探索了西餐食谱《造洋饭书》的中国本土化翻译。为了在中国土地上广泛传播，译者使用了诸如“时辰”“一刻时候”“西洋菜一两”[14]194-195等中华传统文化用词。拓扑性质体现在这里就是译者在保持拓扑不变性的前提下进行有意识的中国本地化的一系列变形，目的是找到更能为目的语国家接受的更有利于外宣的翻译。丁旭辉在《论翻译的拓扑变换》中解释了主要的拓扑学概念及其在学术研究中的应用，从心理认知角度提出具有与原文相似拓扑结构的一种或数种译文，最后确定一种“最相似拓扑结构”译文作为最佳译文[15]。他把文化拓扑学理论运用到翻译实践中，演示了文化拓扑学在指导翻译的过程中具体如何操作。刘巧娟对《战国策》的英译进行了拓扑学研究，她认为翻译有拓扑性，拓扑学能指导译者更加辩证地处理原文和译文的关系，提高翻译水平[16]。相比刘楠从文化拓扑学视角对历史翻译文献的可行性进行论证，丁旭辉和刘巧娟侧重于用文化拓扑学指导翻译过程，直至找到最佳译文。
从文化拓扑学出发，宜宾川茶文化外译的核心是保留和传达两种文化中共通的东西，即拓扑不变性，在此基础上，尽可能符合英语读者的语言文化习惯，进行有意识的目的语国家本土化变形，用英语读者明白晓畅的语言讲好宜宾川茶故事。要对外准确地传播宜宾川茶文化是有挑战性的，为了让目的语读者群更好地理解和接受宜宾川茶文化，翻译的首要任务就是从目的语读者的角度出发，采用读者易于接受的翻译策略将源语进行一系列变形，灵活采用变与不变的翻译策略。在指导翻译实践中，文化拓扑学比起目的论、传播学、生态翻译学来说，更注重翻译中两种文化、思维和认知的内在一致性，同时经过多种拓扑变换的对比，找到最有效、最恰当的翻译。可见该理论本身富有包容性、弹性和动态性，译者在不断寻找最佳翻译的过程中，也提高了翻译水平。
（一）消除文化隔阂
对于宜宾川茶文化中一些暗含复杂中华思想文化背景的术语，特别是中外思想文化中涵义不同，甚至内涵和寓意截然相反的词汇，不能简单地凭音译或意译，或音译与意译的结合。要遵循中外文化、思维和认知上内在的共通性，同时经过多种拓扑变换的对比，找到最有效、最恰当的翻译，降低英语读者的理解和接受难度，为外宣翻译的有效性搭建桥梁。比如，功夫茶与宜宾川红集团有名的工夫茶，写法近似，发音相同，音译都是“Gongfu Tea”，但二者本质是不同的。“功夫茶讲究的是‘品饮工夫’ ，是一种功夫茶艺”[17]。而川红工夫是一种红茶。可见，二者都用音译法行不通。在文化拓扑学指导下，将川红工夫译为：Chuanhong Congou（black tea from China），综合运用了音译和意译加注的翻译策略。之所以用Congou，不用Gongfu，除了避免与功夫茶雷同，也是保留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历史上，Congou指中国产的一种红茶，是一个音译词，很可能源于产地方言“工夫”的汉语发音。此外，虽然在中国人看来black tea是黑茶，在西方茶文化中，black tea却是红茶。秘密就在于红茶的茶叶是黑色，但茶水是红色的。中国人从茶水的颜色判断其为红茶，而外国人根据茶叶的颜色称其为黑茶。注释black tea from China既进行了目的语国家的本土化变形（将红茶译为black tea），又保留了中国特色（from China）。这样，功夫茶便可以直接音译为：Kongfu Tea。工夫与功夫的翻译有了显著的差距，就不会令人混淆了。在这个例子中，音译法看似简单，但没有解决实际问题，反而引起歧义；
音译融合意译加注虽然冗繁，但是它用一种变形解决了翻译难题，本质上符合在拓扑不变性基础上进行的一种拓扑变换，既能准确翻译宜宾川茶文化，又能达到良好的外宣效果。
叙府龙芽是宜宾第一个高端绿茶品牌，川茶集团官网对它的介绍是“川南优秀农耕文化代表，其制作技艺传承上千年，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八次荣获国际名茶评比金奖”[18]。其外形挺秀，具有极高的观赏及品饮双重价值。宜宾古称“叙州府”，按通俗译法音译为“Xufu”基本没有歧义。但龙芽若也音译为“Long Ya”，可能会让外国人产生发音和词义困惑，这种拓扑变换不适合。首先，外国人由于拼音知识有限，可能把“Long Ya”读作“聋哑”之音，汉语听起来不吉利。其次，巧合的是，long刚好是一个英文单词，英文意思是“长，久；
渴望”等，英文发音接近汉语拼音的“浪”或“狼”的发音，不会汉语拼音的英语读者可能读作“浪牙”“狼牙”。如果“Long”在英语中的发音与汉语拼音中的读法不一致，就不是真正的音译。最后，“Long Ya”的音译显露不出“龙芽”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思维认知。那么，“龙芽”在中文里是什么意思呢，普遍的理解，“龙”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图腾，即“Chinese dragon”。“芽”本义指茶叶嫩芽，也泛指茶，可译为tea buds或tea，所以，“龙芽”译为“Dragon Tea”是比较简洁的。这样直译，把“龙”和“芽”都译出来了，从中国人的角度看似乎简洁明了，但对于英语读者来说，出现了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我们把汉语译成英语的目的，不是给中国人看，而是想向英语读者宣传推广我们的产品和文化。在中国，龙是中华民族古老的图腾，也象征古代帝王，中国人称自己为龙的子孙，所以龙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有着至高的地位。而英语文化中的“dragon”（龙）是一种长着双翼会喷火的怪物，象征暴力、黑暗、邪恶，或指悍妇或残暴之人。两种文化中“龙”的含义有天壤之别。所以，“Dragon Tea”的译名翻译有严重的歧义，对外推广过程中显得很尴尬。总之，这种忽视文化差异的表面一致的拓扑变换是行不通的，实际上并没有遵循拓扑性质中不变的深层的文化内涵和认知。因此，“龙芽”如果音译为“Long Ya”，可能造成发音和语义上的混乱；
如果直译为“Dragon Tea”，可能引起歧义；
也有人建议用直译“Chinese Dragon Tea”再加注释的方法，表示这不是外国龙，是有美好含义的中国龙；
台湾学者蒙天祥给“龙”找到了一个简洁又形象的特殊译法“Loong”，既保持中华思想文化的内涵，又能为英语读者所接受[19]。“Loong”字发音和“龙”一致，字形上像一条长着两只圆鼓鼓的眼睛的长龙，字义上因为是创造出来的新词，完全摆脱了“dragon”在西方的负面形象。Loong是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的译法，能让英语读者耳目一新，翻译中的变形考虑了中外文化、思维和认知的内在一致性，在众多拓扑变换中脱颖而出，成为“龙”的最佳翻译。
寻根究底，宜宾的“龙芽茶”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孙悟空大闹天宫后，如来佛祖把他压在五指山下山洞里作为惩戒，刚好如今的四川省宜宾市屏山县也有一座五指山，人们便认为这里就是孙悟空的受戒之地。后来孙悟空随师傅西天取经，东海龙王占了悟空的山洞，调来东海的水灌溉了洞口下方圆十几里的土地，这个“猴洞”被人们称作“龙洞”，这片土地就成了“龙洞坪”。这龙洞坪有一种茶，人们不采茶叶，只采茶的嫩芽来做成一根根的芽茶，泡出来的茶清香甘美，皇帝钦点为贡茶，并赐名“龙芽”，即来自龙洞坪的芽茶。不论龙芽之名是否为皇帝所赐，“龙芽”确实是因龙洞坪这个地名而得名，所以它完整的含义就是tea buds from Longdongping。由此，叙府龙芽试译为“Xufu Loong Tea”(tea buds from Longdongping）。
叙府龙芽的整个翻译过程，是一个由浅入深的中西语言文化探源过程。在文化拓扑学指导下，译者不断调整翻译策略进行适当的拓扑变换，寻求最佳外宣翻译。其字面意思只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真正支撑它的庞大根基在广袤深邃的水下，所以在翻译过程中遇到较大文化差异时，侧重于找到两种文化思维和认知的内在一致性，实现两种文化之间的有效对接。
（二）统一译名
为了突出特色，中国茶叶的命名方式五花八门，如果单纯按地名、色泽、形状等属性命名，翻译策略就比较简单。而有的茶名，如：信阳毛尖、洞庭碧螺春，则尽显复杂属性，译者因理解的角度不同，可能出现一茶多译。从文化拓扑学理论看一茶多译，是两种语言符号遵循拓扑性质进行的多种拓扑变换。但此处的变换却不是文学手法中令文章增色的丰富辞藻的变换，商业上讲究统一稳定的品牌价值，品牌译名不规范，容易导致英语读者困惑和误解，这样，品牌价值就得不到很好的推广，产品的竞争力削弱，不利于茶叶品牌走向世界。所以，有必要规范和统一茶的译名。在面对一茶多译的弊端时，从文化拓扑学理论入手，译者应立足于中外文化、思维和认知的共通性，从英语读者的角度出发，对比多种拓扑变换，最终选出最有效、最恰当的翻译。
川红集团有一款名为“毛尖”的高山绿茶，为了解决一茶多译的问题，可以借鉴河南信阳毛尖的统一策略。“信阳毛尖”属绿茶，信阳是地名，茶叶的形状就像毛笔尖，一条条包裹紧直，细圆修长锋芒微露，多白毫。它的译名众多：直译有Xinyang Maojian，Xinyang Tea，Maojian Tea，Xinyang Maojian Tea(Green Tea)，直译加意译有Xinyang Tea with Pale-coloured Tips，Xinyang Fresh Tea Made of Delicate Leaf Bud。可以看出，译名中时而有tea，时而无tea。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很多茶名看起来根本不像是茶，如果译名中无茶（tea）字，英语读者很可能不知道这是什么。对于没有“茶”字的一类茶名，除了考虑产地、文化传统等，最好再加上tea，清楚地表明这是茶的一种。由于“信阳毛尖”是中国十大名茶，在国际市场上也享有一定知名度，在英文中又没有一个对应的词,用直译法“拼音+Tea”即可[20]。另外，由于信阳毛尖种类繁多，根据产地、产期、口感、芽头占有率的不同，茶的分类不同。充分考虑到信阳毛尖的多种属性和中英文化背景、思维方式、认知环境差异[21]，首先直译出Xinyang Maojian Tea，然后用意译法补充说明不同茶类具体的情况，如Xinyang Maojian Tea（with Pale-coloured Tips），Xinyang Maojian Tea（Before Qingming Festival）。核心部分Xinyang Maojian Tea始终不变，后面补充说明不同级别的茶的特征。比起信阳毛尖的长直、白毫满披，川红毛尖是弯曲的、墨绿圆润。怎样才能既借鉴别人的名声，又突显自身的特色呢？这就需要在译文中增添适当的背景知识，丰富内容，便于英语读者理解。可译为Yibin Maojian Tea（with curly dark green leaves）。这种拓扑变换的灵活使用，是以文化的拓扑性为基准。虽然都是毛尖，产地不同，特征也不一致，外宣中要把宜宾川茶细微的差异传递给英语读者，有必要适当增添背景知识，进行适当的拓扑变换，把文化内涵传递出去。
川红集团还有一种名为“林湖碧螺春”的茶，可以借鉴洞庭碧螺春的译法。“洞庭碧螺春”的命名含多重属性,“洞庭”指苏州的洞庭山,“碧”是茶叶颜色,“螺”表示茶叶卷曲的形状,“春”是采茶时间[22]。寥寥几个字让茶叶的四种属性一览无余,同时也增加了翻译难度。“洞庭碧螺春”的翻译有很多版本,常见的有：Dongting Piluochun（英语读者把“碧”发成“Pi”音），Biluochun Tea，Green Spiral Tea in Spring。音译法受制于文化历史背景，对于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不高的新产品，音译后最好加注解释。不过“洞庭碧螺春”(Biluochun Tea)是我国十大名茶，译为Dongting Biluochun Tea也简洁达意。好比外国人熟知的中国的包子（Baozi），馄饨（Huntun），之所以不用意译加注释，主要还是在于其国际知名和流行程度。从拓扑学的角度来讲，这种直译或音译是最简单的拓扑变换，由于拥有较高的国际知名度，即使用最简单的翻译策略，也能保证原文和译文拓扑性质的一致性，语言和文化方面英语读者都容易理解和接受。所以“林湖碧螺春”也可借用直译法：Linhu Biluochun Tea。但是如果使用意译法，可突显中国文化内涵，英语读者对中国人在命名过程中独特的认知、审美和思维方式可能理解得更透彻，能精准传达文化的拓扑性，但其唯一的缺点是可能显得冗繁。那么，采用折衷的手段，茶名品牌可以在准确传情达意的基础上尽量简洁，而在外宣手册或说明书里则可以加上详细的注释Linhu Biluochun Tea（Green spiral tea grown in spring)。川红集团同一系列的还有林湖飘雪，茶名无茶。其实它是一款茉莉花茶，绿色的茶叶衬托着洁白的茉莉花，仿佛绿色的树林中飘着片片雪花，颇有东方意境。直译加Tea为Linhu Snow Tea，英语读者可能认为和雪有关，亦或是冬茶？由于林湖飘雪这一款茶产品没有碧螺春那样高的国际知名度，可补充注释Linhu Snow Tea（Jasmine Tea），英语读者一眼便知飘雪指的是洁白的茉莉花。用直译加意译注释的翻译策略，保持了两种文化、思维和认知的内在共通性，既保留了东方美，传承了中华文化，又符合外国消费者的认知，精准传达了宜宾茶的本质特征。
在文化拓扑学指导下的宜宾川茶文化的外宣翻译中，始终遵循翻译中两种文化的共通性——一种“恒量”的继承与传达，侧重于目的语读者在字面语义和深层文化内涵上的理解。针对不同的翻译难题，灵活使用直译、音译、意译、注释等策略进行拓扑变换，寻找最佳翻译，维持了宜宾川茶文化的特征并且使该文化在英语文化中得以延续。
透过“川红工夫茶”与“功夫茶”，“叙府龙芽”，川红的“毛尖”“林湖碧螺春”“林湖飘雪”的汉英翻译，可以以点带面发现宜宾川茶文化外译面临的诸多挑战，各种翻译策略的运用不是简单粗暴的非此即彼。外宣翻译的过程，好比以源语为圆心，以文化拓扑性为半径的圆周上，找到一个最合适的点，即为目标语。宜宾川茶文化外宣中，译者要在文化素养上对两种语言文化背景有深厚的理解，尤其是对宜宾川茶文化的历史起源、发展、内涵、精神等的透彻理解，谙熟并立足于文化的拓扑性，致力于目标语的理解，才能在圆周上众多变换中找到那个最合适的点，即最佳翻译。
文化拓扑学为翻译领域提供了新视角，它的包容性、弹性和动态性，使译者能不断寻找利于外宣的最佳翻译，尤其在文化差异较大的情况下，突破宜宾川茶文化外宣翻译中的一些难点，更好地研究何种翻译是有效的好的翻译。宜宾的川茶已经走出国门了，我们要用人类文明中共同的茶文化故事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世界更客观、更全面地认识宜宾川茶文化和产品，实现宜宾川茶文化最优化的传播效果，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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