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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希豐
提要：
蜀口大將吴璘病逝是南宋孝宗朝的重大政治事件。本文考察高孝之際朝廷與治蜀代理人圍繞吴璘病篤的反應及由此引發的蜀口謀帥事宜。在興帥繼任者問題上，朝廷希望摒棄吴氏子弟，而王之望、汪應辰、虞允文等人則屬意於吴璘之侄吴拱。吴璘病逝前後，蜀口短暫經歷了由吴挺、王權、任天錫到任天錫、吴勝、吴挺再到員琦、吴拱、王興祖分掌三大都統司的劇變。謀帥過程之所以略顯曲折，其癥結既不在於吴氏武將勢力的强硬抵制，也非朝廷與治蜀代理人間存在的分歧，而是由於在處理該問題時，朝廷始終摇擺於“抑制吴氏世將”與“保固四川”兩種背道而馳的思路間。
關鍵詞：
南宋高孝之際 四川 治蜀代理人 興州都統制 吴璘 吴拱
南宋因偏安南中國半壁江山的立國格局，四川地區的邊防戰略地位十分突出，時人因有“無蜀是無東南”之語。然而，由於四川與東南核心區的空間距離過於遥遠，致使朝廷對該地區的管控存在不小的困難。(1)有關南宋朝廷與四川間道路里程、信息溝通的討論，參見曹家齊《南宋朝廷與四川地區的文書傳遞》，《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5期；
陳希豐《南宋朝廷與地方間文書傳遞的速度——以四川地區爲中心》，《國學研究》第45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待刊。對此，宋廷不得不調整統治策略，一方面適度容忍四川地方勢力——特别是地方武將勢力的存在；
另一方面則派遣以文臣爲主體的宣撫使、制置使、宣諭使及總領財賦等任職蜀地，賦予其一定的便宜權，使之充當朝廷治理四川、協調中央與地方勢力間關係的代理人。(2)有關南宋前期治蜀代理人的研究，參見何玉紅《“便宜行事”與中央集權：
以南宋川陝宣撫處置司的運行爲中心》，《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4期；
何玉紅《地方權威與中央控制：
論鄭剛中之死》，《社會科學戰線》2010年第3期；
王化雨《南宋紹興前期的中央遣蜀帥臣》，《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由此，不同時期内，圍繞央地、攻守、和戰、文武、軍民等多組矛盾，南宋四川軍政運行呈現出朝廷、治蜀代理人及地方武將勢力間極爲複雜的關係。
對於南宋四川軍政的探討，尤以吴氏將門這一議題最具牽動力，長期吸引着中外學者不斷探索。陳家秀、伊原弘、王智勇、楊倩描、何玉紅等都曾對此問題進行過深入研究。(3)參見陳家秀《吴氏武將勢力的成長與發展》，《臺北師專學報》第11期，1984年；
陳家秀《吴氏武將對四川之統治及南宋的對策》，《臺北師專學報》第12期，1985年；
伊原弘《南宋四川におけゐ吴氏の勢力——吴曦の亂前史》，東洋文庫宋代史研究室編《青山定雄博士古稀紀念：
宋代史論叢》，東京，省心書房，1974年，頁1—33；
王智勇《南宋吴氏家族的興亡》，成都，巴蜀書社，1995年；
楊倩描《吴家將：
吴玠吴璘吴挺吴曦合傳》，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
何玉紅《南宋川陝邊防行政運行體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最近，王化雨撰文梳理吴挺事迹，彌補了學界對吴氏第二代掌門人研究略顯單薄的缺陷。(4)王化雨《南宋中期朝廷對四川的經營：
以吴挺事迹爲例》，《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6期。本文擬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聚焦於紹興三十一年(1161)至乾道五年(1169)相對較短的一個時段，重點考察以往研究較爲忽視的高孝之際朝廷與治蜀代理人圍繞蜀口大將吴璘病篤的反應與措置，及由此引發的蜀口謀帥事等相關問題。
之所以能集中梳理這段史事，主要有賴於史料呈現的多維性。處理南宋四川軍政運行問題，需充分照應朝廷、治蜀代理人及武將勢力三方的聲音。《宋會要輯稿》、《宋史·本紀》、《建炎以來繫年要録》等基本史籍更多體現的是朝廷一方的措置，由《漢濱集》、《文定集》、《歷代名臣奏議》所存王之望、汪應辰、虞允文的書奏材料則可部分窺知這一時期治蜀代理人的意見。通常而言，武將在歷史進程中屬於相對“失語”的羣體，但《吴璘神道碑》、《吴挺神道碑》、《楊從儀墓誌銘》、《任天錫墓碑》等墓誌碑刻材料的存世或出土，卻爲我們追索高孝之際四川武將的行迹提供了可能。筆者相信，基於官方史籍文獻、書奏與碑刻資料所呈現出的史事面貌或將成爲我們觀察南宋朝廷與四川間政治博弈、權力運作、信息溝通等問題的絶佳案例。
紹興和議簽訂後，宋金之間維持了二十年的和平局面。至紹興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1161)五月，金主完顔亮遣使求宋“淮、漢之地及指取將相近臣”，(5)燕永成《皇宋十朝綱要校正》卷二五紹興三十一年五月辛卯條，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721。將南下意圖公之於世。宋方隨即針對江淮、京湖、四川三大戰區作出一連串部署。四川方面，任命宿將、判興州、領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吴璘爲四川宣撫使，負責統合蜀口三大都統司(興州、興元、金州)戰力，主持前線軍務，保固川蜀。
需要略作交代的是，紹興十一年以後，南宋政府逐次收取淮東、淮西、京湖、四川四大宣撫司兵權，將各戰區主力正規軍分隸於鎮江、建康、池州、鄂州、金州、興元、興州七大都統司，由御前諸軍都統制(簡稱都統制，又稱戎帥)掌領。位於四川戰區的三大都統司，以興州居首。這不僅與吴玠守蜀以來所形成的軍事傳統有關，也是出於戰區邊防的現實考慮：
興州控扼陳倉、祁山兩條最主要的北軍入蜀通道，防守壓力極爲吃重。據乾道三年所立蜀口屯駐大軍軍額數，興州都統司六萬，興元一萬七千，金州一萬一千。(6)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一八《乾道内外大軍數》，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405。興州都統制所統兵力是興元、金州二司總和的兩倍，其在四川戰區舉足輕重的地位可見一斑。時人因有“四川大軍，獨武興爲多”(7)《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一七《王德和郭杲爭軍中闕額人請給》，頁818。的論斷。紹興和議以後，興州都統司長期由吴璘掌管。在他治下，“西路(按：
即興州)兵爲天下最”。(8)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集卷一四王曮《吴武順王璘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中華再造善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2003年，葉5A。
事實上，以紹興九年(1139)吴玠病逝爲契機，宋廷在四川地區已率先完成“以文制武”。吴璘雖以右護軍都統制繼兄掌兵，但須服從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鄭剛中節制；
他本人也與蜀口另兩員大將楊政、郭浩比肩而立，在地位上並無軒輊。此次金宋戰火重燃，宋廷並未委用制置使王剛中，而是以吴璘出任四川宣撫使，令其全權指揮蜀口大軍。這一舉措固然是對吴璘軍事統御能力的肯定及興帥地位的承認，同時也是中央爲抵禦强敵、保固四川不得已對“以文制武”方針所作的調整。
不過，此時的吴璘已六十高齡，且身染沉疴。據時任四川總領王之望觀察，璘“平時多病”，且嗜服丹藥，“日餌丹砂數十百粒”，“時復發作”。(9)王之望《漢濱集》卷八《論吴璘多病乞吴拱自襄陽歸蜀朝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39册，頁766上。羸弱的身體狀況勢必會影響吴璘對前線戰局的掌控，爲戰區最高軍事指揮系統的癱痪埋下隱患；
但就中央與地方武將勢力關係而言，吴璘的病情又爲朝廷打破吴氏對蜀口軍政的主宰提供了機遇。故此，圍繞吴璘病篤及其繼任者暨興州都統制的選用問題，成爲此後數年間牽動南宋朝野目光的一大焦點。
紹興三十一年九月初，金軍襲取大散關，拉開了“辛巳之役”的帷幕。吴璘聞訊，亟從駐地興州北上，坐鎮殺金坪指揮禦敵。不過，重病中的他甚至已無法騎行，只能“肩輿”上壘。(10)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以下簡稱《要録》)卷一九二紹興三十一年九月甲戌條，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3730。在摸清金方僅是牽制性進攻後，吴璘隨即遣兵馳出祁山道奇襲隴右，同時整軍由陳倉道正面進攻大散關與和尚原要塞。起初，吴璘尚打算親率大軍叩關，無奈苦於臟腑之疾，“臟腑稍安，又苦腎腸之疾”，“每疾劇時，亦頗危殆”，最終只得命興元都統制姚仲代其統軍，“彈壓兵馬”，自己則於十一月初回興州大營養病。(11)《漢濱集》卷八《論吴璘多病乞吴拱自襄陽歸蜀朝劄》，頁766上。
興州都統司奇襲隴右的軍事行動頗爲順利，連克秦、隴、洮、蘭諸州；
蜀口右翼的金州屯駐大軍也在統制官任天錫的率領下收復了商、虢、華、陝，關中大震。(12)相關戰事過程，參見楊倩描《吴家將》第八章《秦隴之戰》，頁141—167。與江淮戰場的節節敗退相反，宋軍在川陝戰場捷報頻傳。
然而，當年十一月，四川總領王之望卻爲這一大好局勢潑出一盆冷水。他指出川陝戰場存在兩大隱患：
其一是主攻大散關、和尚原一線的興元都統制姚仲遲遲無法打開局面，致使宋軍始終不能對金方關中腹地構成直接威脅；
其二則是戰區統帥吴璘的身體狀況，“勢頗危殆，人心憂惶”。(13)《漢濱集》卷一○《與馮編修書》，頁789上。爲此，王之望多次向朝廷傳報吴璘病情，並建議將其侄吴拱調回四川。(14)《要録》卷一九五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丑條，頁3833。關於吴拱與吴玠、吴璘的關係，史籍存在兩種説法，或謂吴拱乃吴玠、吴璘庶弟，因吴母悍妒，吴父遂“命玠(以拱)爲己子”。但正如王智勇所説，吴拱是否爲吴玠之子，只能存疑，難以定奪，故本文仍取吴拱乃吴玠子、吴璘侄之説。參《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一二《吴玠福不逮吴璘》，頁688；
王智勇《南宋吴氏家族的興亡》，頁175。在其中一份奏劄中，王氏説：
蜀人前此恃以爲安者，以其姪吴拱在此，緩急有賴。吴拱移襄陽，渠每以失助爲憂。今疾如此，豈可不預爲之所？……目今蜀中形勢，不若亟令吴拱復還。使吴璘一向安健而得吴拱之助，則軍聲愈振，可速成大功。假使疾勢增損不常，則此一軍亦無他慮。吴璘既爲宣撫，而尚領都統職事，若除吴拱爲都統，而吴璘以宣撫使判興州，於體尤順。……人命不可知，一方安危，所繫至急，望朝廷權事輕重，速賜處置施行。(15)《漢濱集》卷八《論吴璘多病乞吴拱自襄陽歸蜀朝劄》，頁766上—下。
紹興中後期，吴拱歷任興州都統司後部統制、中軍都統制、階成西和鳳州都鈐轄，長期主持關外四州防務，是吴璘捍禦蜀口的重要助手。據説吴璘對他十分倚重，“出則使之統率，居則贊其謀議”。(16)《要録》卷一九四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己丑條，頁3808。“辛巳之役”前夕，作爲戰區間協調的一部分，吴拱受命移鎮襄陽，取代田師中出掌鄂州都統司。十月下旬，由於江淮戰事吃緊，原京湖制置使馬帥成閔回援東南，吴拱遂以鄂帥接任京湖制置使之職，成爲中部戰場總指揮。
吴璘當時是以判興州、領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的身分兼任四川宣撫使。在王之望的構想中，朝廷可除授吴拱興州都統制，使其回歸蜀口，分擔吴璘的部分職任，充當其臂膀。這樣，不僅吴璘可適當分散壓力，使四川“軍聲愈振”；
更重要的是，“疾勢增損不常”，“人命不可知”，一旦吴璘喪失指揮能力甚或溘然去世，吴拱作爲“儲帥”便可就地接掌戰區統帥之職，“緩急有賴”，使蜀口高層軍事指揮權得以平穩交接。
從《漢濱集》、《要録》所存王之望書奏來看，他之所以如此急迫想要調回吴拱，很大程度上是擔心戰區指揮權會落入興元都統制姚仲手中。南宋初年，吴玠保固蜀口，除得吴璘協助外，另有楊政、田晟、姚仲、王彦、王俊、王喜、李師顔、楊從儀等八位較爲倚重的統兵將領。(17)楊政、王俊相對早卒；
田晟於紹興和議後入朝，隨即脱離四川戰區；
王喜則卒於“辛巳之役”前夕(時任興州都統司後軍統制)。有關這些將領的生平履歷，參見王智勇《南宋吴氏家族的興亡》第二章第七節《吴氏軍事集團》，頁92—98。“辛巳之役”爆發時，姚仲、王彦、李師顔、楊從儀四人尚在四川軍前。其中，姚仲以保寧軍節度使任興元都統制，王彦以保寧軍承宣使任金州都統制，二人與興州吴璘構成新的蜀口三大將格局；
楊從儀、李師顔則分任興州都統司左部與右部統制。(18)《要録》卷一七七紹興二十七年八月壬寅條，頁3395；
卷一八四紹興三十年三月庚辰、丁酉條，頁3564，3567。
以此時四川戰區諸將序位而言，一旦吴璘謝世，職銜最高、掌兵最多的便是姚仲。由於道路遥遠，又值戰時狀態，未作人事部署的宋廷極有可能依據“名位高卑、軍旅寡衆次授兵柄”的原則，就地起用姚仲接替吴璘掌軍。此種局面是王之望斷然不願見到的。自紹興二十五年(1155)擔任潼川府路轉運判官，王之望在四川供職已歷六載，深諳蜀事。(19)《漢濱集》卷八《候邊事少寧乞差宫祠朝劄》，頁766下。據他觀察，姚仲不僅“全無謀略”，“非大將之才”，且治軍無狀，在任興元帥期間，“所至掊克”，侵用“贍軍、常平窠名”，“多占官軍義士以充其役，民不聊生”，興元一府，軍政敗壞至極。他甚至預言“此人得志，必爲川蜀大患”。(20)《要録》卷二○○紹興三十二年六月丙寅條，頁3939—3940。
王之望關於將吴拱調回蜀口的建請無疑是站在戰區立場提出的。多年供職蜀地的經歷使他對姚、吴二將的情況瞭若指掌。在他看來，姚仲徒有虚名，絶不可倚重，唯有以吴拱繼掌兵權方能延續川陝戰場良好的進攻態勢。在隨後的戰事進程中，姚仲先是久攻鞏州、德順二城不下，復又慘敗於原州城外的災難性表現，完全印證了王氏對其軍事才能的判斷。
然而，最高決策層的考慮卻與身處地方的王之望迥然不同。吴氏將門世掌蜀口兵柄的局面絶非朝廷所樂見。姚仲再不濟，終不失沙場宿將。若於此時將吴拱調回，待其在川陝戰場建立功業、進一步積攢人望，則其繼掌興州大軍將勢成必然。針對王之望所奏，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洪邁即指出“吴氏以功握蜀兵三十年，宜有以新民觀聽，毋使尾大不掉”，(21)《宋史》卷三七三《洪邁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11570。可謂直露朝廷“防弊”的心聲。再者，就隨後金州都統制王彦不遵吴璘將令的事實來看，(22)《漢濱集》卷六《論諸軍見攻德順獨王彦未到狀》、《論調護吴璘王彦奏劄》，頁735上，736上。吴拱作爲後進，能否有效統御姚仲、王彦等元老宿將，也存在較强的不確定性。因此，對於王之望的建請，朝廷遲遲不予回應。我們在史籍中也未見宋廷針對吴璘病篤預作人事上的安排，或許以姚仲接掌興州都統司恰是朝廷所希望的。
隨着戰事的不斷推進，進入紹興三十二年後，以德順軍爲核心的隴右地區逐漸成爲左右川陝戰場乃至整個宋金戰局的焦點。然而，臨安城卻盛行起吴璘“心疾”病危的傳言，以致朝野人心惶惶。(23)黄淮、楊士奇編《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四○虞允文上奏，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9年，頁3159下。吴璘康健與否，不僅於川陝戰局關係甚深，對宋方下一步和戰方略的實施亦具牽動作用。二月一日，剛剛立下采石卻敵之功的虞允文受任兵部尚書、川陝宣諭使，趕赴蜀口。除負責“措置招軍買馬”(24)《要録》卷一九七紹興三十二年二月戊戌條，頁3867。外，實地考察吴璘病情是其此行的重要任務。到達蜀口後，針對戰區人事格局，虞允文曾有過一道奏劄：
臣竊見吴璘軍前除李師顔外，委無曉練軍政、可以倚仗之人。而師顔年已七十有三，至今亦未肯領利州東路職事。……若如後所料而璘果病，如王彦在商州，相去既遠，李師顔年已衰暮，姚仲、傅忠信皆非璘比，不足任大事。臣先日乞歸班面奏事，正謂蜀去朝廷遠，有此等事不一，利害至重，緩急無以支梧，委非餘路之比。……欲望陛下速與大臣共議，早賜處分。(25)《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四○虞允文上奏，頁3159上—下。
在奏劄中，虞允文向朝廷陳述了李師顔老病、吴璘身邊别無“曉練軍政、可以倚仗之人”的蹙迫形勢，同時斷言興元都統制姚仲“不足任大事”，所見與王之望先前的奏陳别無二致。只不過，不同於王氏力主調回吴拱，虞允文並未給出直接的人選建議。
作爲新近派往蜀地的代理人，虞允文的上奏使朝廷不得不考慮將吴拱調回四川，隨後發生的原州兵敗事件則讓以姚仲接掌興州都統司的設想徹底擱淺。時值西線戰場膠著期，宋金雙方都在隴右投入重兵。一旦主帥吴璘病逝，若繼任者不得其人，不僅新收復的隴右地區將瞬間易手，蜀口保守亦成問題。與川陝形勢的迫在眉睫相比，吴氏世將的尾大畢竟只是一種“隱憂”。對此，朝廷完全可以耐心等待時機，從長計議。於是當年下半年，已升任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的吴拱被新皇孝宗放回川陝戰場。(26)關於吴拱回歸四川的確切時間，史籍未予明確記載。按，據《要録》卷二○○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庚午條，吴拱除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頁3941)，又《漢濱集》卷六《論諸軍見攻德順獨王彦未到狀》稱當年十一月，“吴璘、吴拱、王彦、李師顔諸帥皆在”(頁734下)蜀口前線，可知吴拱回歸四川必在紹興三十二年下半年。不過，吴拱歸蜀後擔任的並非王之望所期待的興州都統制，而是階文龍州經略使、兼知階州一職。在“抑制吴氏世將”與“保固四川”兩種取向間，朝廷雖然再度選擇了後者，但對吴拱的任用還是做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乾道元年(1165)初，吴璘(時任四川宣撫使、判興州、領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不顧孱弱的身體，“抗章請朝”。(27)《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集卷一四《吴武順王璘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葉7B。當時，隆興和議剛剛達成，邊境形勢尚不完全明朗，遭遇德順退師重創的蜀口屯駐大軍也亟需撫定軍心。六十四歲高齡的吴璘選擇於此時遠赴臨安覲見，目的有二：
其一，旨在以實際行動回應兵部侍郎胡銓等人對其跋扈難制的指控。隆興二年(1164)八月，胡銓在《應詔言事奏》中指責吴璘“靳侮”四川制置使沈介，將“川蜀之慮”與“醜虜之患”並列爲“當今急務”，建議朝廷遣派重臣彈壓。(28)《歷代名臣奏議》卷三○六乾道間胡銓以災異應詔上奏(按，此奏當作於隆興二年八月，《奏議》繫年有誤)，頁3969下。更有臣僚直言吴璘“執權專，處心忌”，“握兵蜀口，必貽後患”。(29)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一《黄侍郎定勝堂文集序》，四部叢刊初編本，葉9A，9B。東行途中，吴璘先是上疏懇求辭去四川宣撫使之職，隨即又表請致仕，實際都是示朝廷以恭順姿態。(30)《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集卷一四《吴武順王璘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葉7B。其二，是在興州都統制繼任者問題上爲愛子吴挺爭取朝廷的支持，使新皇孝宗能接受吴氏將門繼續掌領興州大軍的局面。臨行前，吴璘特意以便宜權留吴挺(時任興州都統司中軍統制)權知興州，主持蜀口防務。(31)高文虎《世功保蜀忠德碑》，張維編《隴右金石録·宋下》，《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21)，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1982年，頁16072上。
四月底，吴璘一行抵達臨安。這是繼紹興十二年後吴璘生平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造朝。朝廷給予其許立家廟、進封郡王、皇子入謁等一系列至高禮遇與恩數。(32)《宋史》卷三三《孝宗本紀一》乾道元年四月乙巳條，頁631；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集卷一四《吴武順王璘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葉7B，8A。入朝期間，孝宗果然就興帥人選一事詢問其意見。吴璘則直言不諱，以“臣第五子挺忠智可任”爲對，力薦吴挺接掌興州都統司。(33)高文虎《世功保蜀忠德碑》，頁16074下。實際上，與吴挺過於年輕(時年二十九歲)且缺乏獨當一面的經歷不同，時任階文龍州經略使、兼知階州、權知成州的吴拱本應是興帥最合適的人選。然而，由於稍早前吴璘、吴拱叔侄失和，致使吴璘在繼任者問題上更屬意吴挺。(34)吴璘、吴拱失和事，參見楊倩描《吴家將》第九章《德順之戰》，頁188。
考慮到興元都統制、知府李師顔已於隆興二年末病逝，五月二十三日，朝命以吴璘移判興元，仍領四川宣撫使。(35)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儀制一一之二四隆興二年十二月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2544下；
《宋史》卷三三《孝宗本紀一》乾道元年五月壬申條，頁631。這一人事變動值得注意。由於吴璘出川前已奏任吴挺權知興州，代掌軍務，宋廷於此時命吴璘改判興元，實際是對吴挺主政興州的變相承認。果不其然，當年年底，吴挺晉升“本軍都統制”，(36)《宋會要輯稿》職官三二之三九乾道元年十一月十二日條，頁3831下；
高文虎《世功保蜀忠德碑》，頁16072上。超越吴拱成爲四川戰區僅次於吴璘的二號人物。
於是我們看到，吴璘造朝最終形成的局面是由他本人主政興元、愛子吴挺掌領興州、其侄吴拱節制關外四州軍馬。吴氏將門對於蜀口軍政的掌控非但未因和議的達成、朝臣的非議而終結或削弱，反而愈顯强勢。
從表面上看，孝宗對吴璘恩遇無二，又對其子吴挺繼掌興州大軍的局面予以承認。吴璘入朝的兩大目標可謂圓滿達成。但這一美好圖卷下，實則暗潮湧動。長久以來，吴氏對蜀口兵柄的把持一直被宋廷視爲隱患。“辛巳之役”爆發前，高宗雖迫於戰爭形勢任命吴璘爲四川宣撫使，但在隨後的戰事進行過程中，朝廷遲遲未肯應允王之望將吴拱調回蜀口的建請，就是不希望看到吴氏過於尾大不掉。而今吴璘老病、宋金戰火重熄，正是朝廷打破吴氏將門對蜀口軍政主宰的絶佳時機。只不過礙於吴氏保守陝蜀三十餘年，根基牢固，吴璘本人又無過分跋扈之舉，廢棄功臣宿將也與孝宗所塑造的“恢復”氣質不符，故而一時隱忍未發。朝廷所等待的，只是吴璘壽終正寢的一刻。
吴璘離朝後，宋廷便開始運用多種渠道物色興帥人選。乾道二年(1166)，通過參知政事魏杞的諮目，孝宗向時任四川制置使的汪應辰咨詢蜀中諸將之能否，要求他在蜀口大軍中舉薦“材略威望、衆所推服”的統兵官，並特别指出所薦之人“不必材堪宣撫”，“但得可總興州大軍”。汪應辰得旨後，具奏薦舉了如下三個人選：
臣伏見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安遠軍承宣使、知階州吴拱，持身謹廉，御衆嚴整，家世忠義，常以捐軀徇國爲志，而詳審沉靜，事不輕發，出入揚歷，名迹益著。其父吴玠，效死百戰，以保全蜀，蜀人懷其恩德，所在廟祀。而拱又能如此，非獨士卒樂爲用，百姓亦喜之。如隆興二年，金人大入，諸將皆出，獨拱祁山一戰之捷，人賴以安。而或者指爲怯懦選(避)事，亦可見其不然矣。又伏見果州團練使、階成西和鳳州兵馬鈐轄、御前後軍統制、節制利州屯駐軍馬吴勝，驍勇忠樸，處事平允，曉練軍政，善拊士卒，比之吴拱，可以爲次。又伏見降授郢州防禦使、充荆湖北路馬步軍總管姚仲，世爲將家，關輔之人，素所信服。仲前後立功，多在川陝。紹興三十一年，原州之戰，蓋恃勇輕敵，以致失利，然士卒初無間言，至今思之。其得罪閑廢，常有感慨發憤、刷恥自效之志。既而沈介爲湖北京西制置使，乞辟仲隨行，亦以緩急可使。(37)汪應辰《文定集》卷六《應詔薦將帥辭免權宣撫劄子》，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38册，頁635上。奏劄稱“臣伏准御前金字牌遞到參知政事魏杞等與臣諮目”，按據《宋史·宰輔年表》，魏杞除參知政事，事在乾道二年五月，當年十二月拜相，則諮目必作於乾道二年五月至十二月間。
汪應辰所薦三將，明顯存在主次先後順序，首薦吴拱，次薦吴勝，末薦姚仲。就其對三將的文字敍述來看，用於吴拱的篇幅遠多於吴勝與姚仲，反映出在興帥人選上汪氏對吴拱較强的傾向性。值得注意的是，除强調吴拱具備“御衆嚴整、詳審沉靜”的統帥素質外，汪應辰還特别提及蜀人懷吴玠恩德，而拱承其父風，“士卒樂爲用，百姓亦喜之”，必能安定戰後四川軍民之心。“吴氏世將”這一朝廷最爲忌諱的因素，卻被制置使汪應辰視作重要加分項，再次顯現出在蜀口謀帥問題上宋廷與其代理人之間存在的立場差異。
南宋時期，四川制置使多由文臣擔任，主要負責協調四川地方勢力(突出表現爲地方武將)與朝廷的關係，充當朝廷在四川地區代理人的角色。原則上説，制置使等治蜀代理人須遵循、秉持中央意志，一切以朝廷利益爲出發點；
然而，由於對戰場局勢、地方實情有着更爲貼近、深刻的認識，使得他們又未必事事都與朝廷方針保持一致。在蜀口謀帥問題上，汪應辰自然洞悉此時朝廷擇帥的基本考慮以及吴氏與朝廷間微妙的關係，但他依然直陳吴氏將門在四川根深蒂固，未可驟然摒棄，任用吴拱，有利於凝聚、穩定四川軍民之心的意見。不難想見，汪應辰這通奏劄上達天聽後，孝宗定然不會滿意。
四年前曾任川陝宣諭使的虞允文，也因熟知西邊軍情而被御筆詢以“蜀口謀帥事”。不過，奉祠閑廢的虞允文或許是出於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考慮，並未提供吴璘繼任者的確切人選，只是將興元都統制王權一棒打倒，强調此人“貪而狡，他日必誤事”。此外，虞允文還建議孝宗轉换思路，嘗試從“官職未貴極中拔而用之”，這樣受任者“必能深自勉勵”，朝廷也更容易駕馭。(38)《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四○虞允文上言，頁3159上。
除徵詢現任與前任治蜀代理人意見外，將被薦或備選武將召赴行在予以當面考察，也是南宋君主物色、選拔各戰區高級統兵官的重要途徑。高宗時代即已形成輪流宣召上游統兵官入朝面見的傳統。(39)紹興十二、十三年間，高宗曾令蜀口三大將吴璘、楊政、郭浩逐一入朝奏事，依次考察。參見《要録》卷一四五紹興十二年六月乙丑條，頁2737；
卷一四九紹興十三年六月癸巳條，頁2816；
卷一五○紹興十三年十二月己亥條，頁2840。據《宋會要》記載，乾道二、三年間，王貴、張平、姚志、吴勝等多位蜀口中高層將領都曾奉詔赴闕。(40)《宋會要輯稿》職官三二之四○乾道三年五月六日條，頁3832上。《宋史全文》卷二四下載乾道三年“(四月)庚寅，右軍統制張平奏事”(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頁2044)，即孝宗召見蜀口統兵官的具體案例。虞允文也在章奏中談到孝宗先後“兩降指揮”，召張平等五人“異時賜對，或有可以備選擇”的事實。(41)《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四○虞允文上言，頁3159上。
與四川宣撫使吴璘屬意吴挺、制置使汪應辰舉薦吴拱不同，宋廷顯然更希望能繞過吴氏兄弟、在蜀口諸將中另覓興帥人選。然而，考察面試的結果令孝宗倍感失望，哀嘆被召將領“一無可使”。(42)《宋會要輯稿》職官三二之四○乾道三年五月六日條，頁3832上。事實上，就當時情勢而言，要想在軍隊人事層面强行打破吴氏將門對蜀口兵柄的掌控，確非易事。這要從“辛巳之役”後吴氏兄弟與蜀口屯駐大軍中其他統兵將領的整體狀況談起。
前已述及，“辛巳之役”中，吴拱已擔任鄂州都統制、京湖制置使等要職，成爲與宿將吴璘、劉錡並列的大戰區統帥。在乾道二年八月宋廷所立“中興以來十三處戰功格目”中，吴拱所統轄的京湖戰場竟有三處戰功(茨湖、確山、蔡州)入選。(43)《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一九《邊防一·十三處戰功》，頁449—450。雖然戰功名録的選取標準存在一定爭議，但仍難掩其統御卻敵之功。隆興二年末，回歸蜀口的吴拱(時任階文龍州經略使、兼知階州、權知成州)又取得了祁山堡之戰的勝利。(44)洪适《盤洲文集》卷一二《賜吴璘爲發遣吴拱於祁山堡等處掩殺番賊大獲勝捷獎諭詔》，四部叢刊初編本，葉8B；
《文定集》卷六《應詔薦將帥辭免權宣撫劄子》，頁635上。
“辛巳之役”期間，吴挺的表現同樣搶眼。他先是率軍攻克堅城治平寨與鞏州，既而連敗金軍於德順軍、瓦亭寨；
姚仲兵敗原州後，吴挺受命暫節制興元都統司軍馬，成功穩住了頽勢。(45)《要録》卷一九九紹興三十二年五月癸丑條，頁3930。可以説，當時年僅二十四歲的吴挺雖未能在“辛巳之役”中擔任方面統帥，但卻是高孝之際四川戰區乃至整個南宋軍界湧現出的爲數不多的“將星”。
與“二吴”高光表現形成鮮明對比的是：
孝宗初年，四川戰區統兵官隊伍出現了嚴重的“斷檔”危機。首先是吴玠時代遺留下的幾位元老宿將紛紛在戰後退出歷史舞臺。興元都統制姚仲因原州兵敗被責，自此退出一線統兵將領行列；
(46)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卷九五《九月二十二日聖旨姚仲罷宫觀降充郢州防禦使達州居住(尋改峽州)》，《宋集珍本叢刊》(49)，北京，綫裝書局影印，2004年，頁544上—下。金州都統制王彦則因與吴璘的矛盾移調兩淮戰場，擔任建康都統制，後因昭關之敗，也被棄用；
(47)馬光祖修，周應合撰《景定建康志》卷二六《官守志三·御前諸軍都統制司》，《宋元方志叢刊》(2)，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90年，頁1770下。繼姚仲出任興元都統制的老將李師顔病逝於隆興二年末；
(48)《宋會要輯稿》儀制一一之二四隆興二年十二月條，頁2544下。乾道二年九月，原興州都統司左部統制、老將楊從儀奉祠；
(49)袁勃《宋故和州防禦使提舉台州崇道觀安康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七百户食實封一百户楊公墓誌銘》，王昶《金石萃編》卷一四九，《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4)，頁2775上。同年，“辛巳之役”中表現突出的興州都統司統制官、老將向起謝世。(50)《宋會要輯稿》儀制一一之二六乾道二年九月條，頁2546上。
中層統兵官隊伍的損耗同樣嚴重。這主要導源於原州、德順兩次重大戰事失利。紹興三十二年五月，姚仲率大軍救援原州，兵敗於城外北嶺。此戰失利，致使興元都統司精鋭部隊消亡殆盡，統兵官隊伍遭遇毁滅性打擊，興州前軍同統制鄭師廉以下“統領官七，將官三十，隊將七十有三，並死於陣”。(51)《要録》卷一九九紹興三十二年五月壬寅條，頁3926。數月後的德順退師之敗，更是四川戰區自富平之敗後最大的浩劫，西兵精鋭——興州都統司“正軍三萬餘人”，最後“實收到人未及七千”，“統制、將佐所存無幾”。(52)《漢濱集》卷六《乞遣重臣入蜀鎮撫奏劄》，頁735上—下。
總之，一方面，吴氏兄弟在“辛巳之役”中的表現具有足夠説服力；
另一方面，由於正常的代際更替、戰事失利等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孝宗初期，曾經猛將如雲的蜀口大軍人才凋敝，很大程度上已陷入無將可用的尷尬境地。朝廷想要摒棄吴氏兄弟、在四川戰區另覓良將，實屬不易。
正當宋廷多方探求蜀口統兵官優劣堪任之際，制置使汪應辰則坐鎮成都，密切關注着蜀口動向，並即時向朝廷傳遞有關吴璘病情發展的訊息。乾道三年三月，在與同知樞密院事陳俊卿的一通書劄末，汪應辰談及吴璘近況，稱二月二十一日吴氏曾一度病篤，“急召其二子知利州、綿州者”，稍後又傳出病情趨於緩和的消息，只是二子“尚未回任”。(53)《文定集》卷一五《與陳樞密書二》，頁729上。四月上旬，汪應辰向朝廷發出奏報，稱吴璘再度病危，已召其長子、知利州吴援馳赴興州。五月六日，宰執蔣芾、虞允文等進呈此奏，御前會議就興帥人選問題展開討論。對此，《宋會要輯稿》職官門有如下記述：
上曰：“萬一吴璘不起，誰可以代之?”又謂虞允文曰：“卿言前(前言)任天錫可代吴璘，亦是。”允文奏曰：“不職(識)任天錫。頃在山前，聞諸將士多服之。”臣芾奏曰：“聞其人已老，亦是宿將。”上曰：“可召赴行在，試觀其人。”(54)《宋會要輯稿》職官三二之三九至四○乾道三年五月六日條，頁3832上。
顯然，在此之前，知樞密院事虞允文曾向孝宗舉薦過金州都統制任天錫可接任興帥一職。(55)據《任天錫墓碑》，隆興元年，任天錫由金州都統司統制官晉升爲金州都統制、兼知金州(接替王彦)，參見李啓良《南宋果州團練使任天錫墓碑》，《文博》1989年第4期，頁46。較之不能體察聖心的四川制置使汪應辰，虞允文似乎更能把握孝宗棄用吴氏兄弟的心意。不過，當孝宗提及此事後，允文謹慎表示自己並未接觸過任天錫，他的信息來源只是任氏在蜀口將士中的口碑。再者，正如參知政事蔣芾所言，任氏固然算是宿將，且在“辛巳之役”中有着不錯的表現，但畢竟“其人已老”——時年六十七歲，(56)據《任天錫墓碑》，任天錫卒於淳熙五年，享年七十八歲。能否擔負起統帥興州大軍的重任，孝宗尚舉棋不定，於是決定仍用宣召赴闕的老辦法，親自予以考核。
五月十七日，一代名將吴璘病逝於興元，享年六十六歲。(57)《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集卷一四《吴武順王璘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葉8B。然而，此時的宋廷仍未選定興帥人選。稍早前，汪應辰已上達了吴璘病亟的信息。對此，六月四日的御前會議再次商討繼任者問題。據《宋會要輯稿》職官門記載：
(乾道三年)六月四日，上宣諭宰臣曰：“吴璘病亟，諸將未有可代之者。昨召任天錫，外聞其人已老，萬一不堪，何人可用？且令汪應辰移制置於利州，時暫節制諸軍馬，朝廷卻徐擇其人。”陳俊卿奏曰：“諸將極難得人。且如知洋州、都統制王權，亦未甚愜衆論。”上曰：“朕亦知之。但無其人，當時且令往，朕朝夕亦不放心。”虞允文奏曰：“此人淮西兩敗事，如何可用?”“誠是誠是。”於是有旨，以吴勝爲利州東路都統制，王權召赴行在。(58)《宋會要輯稿》職官三二之四○乾道三年六月四日條，頁3832下。
這段文字藴含的信息量頗大。其一，依照計畫，當時朝廷已宣召金州都統制任天錫入朝。就“外聞其人已老，萬一不堪”的表述來看，孝宗對任天錫接掌興州大軍似乎並無太大信心。其二，由於興帥繼任者遲遲未能選定，朝廷只得令成都方面的四川制置使汪應辰北上利州，暫時掌控局面。其三，孝宗“諸將未有可代之者”、陳俊卿“諸將極難得人”的感慨，透露出決策層試圖擱置二吴、在蜀口另覓良將的艱難。其四，虞允文再次揭出興元都統制王權淮西兵敗的舊傷疤，王權不但無緣更進一步，反而連興元帥的位置都不保。其五，此前汪應辰所薦、曾入朝面聖過的興州都統司後軍統制吴勝被提拔爲興元都統制。這場旨在商討興帥人選的御前會議，最終是以興元帥的人事更替收場。
至於興帥一職的歸屬，傳世文獻未予正面記述，現代學者也鮮有人論及此事。所幸上世紀八十年代出土的《任天錫墓碑》，爲我們提供了關鍵信息：
乾道三年，召還。會西帥吴信王璘薨，乃改除公興州駐紮御前諸軍都統制，落階官，任和州防禦使。(59)李啓良《南宋果州團練使任天錫墓碑》，頁46。
被召赴闕的任天錫最終通過孝宗的面試，榮任興帥之職。“辛巳之役”後短短數年間，這位老將受惠於蜀口特殊的軍政格局，竟完成了由金州屯駐大軍統制官到金州都統制再到興州都統制的“三級跳”。
在此期間，吴璘愛子吴挺的動向同樣值得關注。在吴璘生命的最後兩年間，吴挺一直是興州大軍的實際主持者。據《吴挺墓碑》記載，乾道三年四、五月間，自知時日無多的吴璘曾遣派吴挺入朝奏事，試圖通過面談的方式使之博得孝宗的好感，進而獲取朝廷對其繼任興帥的認可。面對來朝的吴挺，孝宗擺出一副欣然接受的姿態，不僅與之懇談“至漏下十餘刻”，還任命其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節制興州軍馬”。(60)高文虎《世功保蜀忠德碑》，頁16072上。可以説，距離興州都統制一職，吴挺僅剩名分上的差别。然而，當他滿心歡喜回到蜀口後，得到的卻是任天錫掌領興州大軍、自己轉任金州都統制的詔命。(61)《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七之二一乾道三年六月八日條，頁5151上。最終，失去父親庇護的吴挺也只得接受朝廷的安排，前往金州赴任。
總之，吴璘去世後，蜀口暫時形成了原金州都統制任天錫移任興州都統制、原興州都統司後軍統制吴勝升任興元都統制的局面。吴璘選定的接班人、此前實際主持興州軍務的吴挺僅僅被安排在實力最弱的金州都統司，而另一位吴氏翹楚吴拱甚至連戎帥的行列都未能躋身。吴玠、吴璘兄弟對興州大軍長達三十餘年的把持就這樣輕而易舉被孝宗打破。
不過，透過《宋會要輯稿》所載御前會議上孝宗君臣的選帥過程來看，起用任天錫、吴勝掌領興州、興元二司，與其説出自朝廷的精挑細選，毋寧説是一種近乎無奈的權宜之舉。“吴璘病亟，諸將未有可代之者”纔是孝宗眼中蜀口軍政的實況。果然，不久之後，孝宗便自我否定，稱任天錫“營私”、吴勝“愚暗”，“又皆常材”，根本無法擔當重任；
(62)《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三九虞允文奏論蜀大將非材乞别選用，頁3156上。加之强行阻截吴挺掌領興帥可能造成的動蕩，而暫代宣撫使職務的汪應辰又從未涉及軍事，恐難掌控局面。於是，六月八日，素以知兵事著稱的虞允文受命以資政殿大學士出任四川宣撫使，趕赴蜀口。(63)《宋史》卷三四《孝宗本紀二》乾道三年六月甲戌，頁640。據周必大《泛舟遊山録》的記載，虞允文於六月二十日便匆匆啓程。(64)《周益公文集》卷一六七《泛舟遊山録》卷一，《宋集珍本叢刊》(50)，頁447下。閏七月二十九日，他已抵達蜀口東端的金州地界，行程僅兩個月。(65)《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一四虞允文論金州之弊乞加威令於諸將狀，頁2807上。回顧隆興二年汪應辰上任四川制置使，僅從江西饒州舟行至夔州路的萬州便花了整整四個月。(66)《文定集》卷一四《與周參政書二》，頁712下。兩相比照，朝廷對於彼時蜀口局勢的焦慮心態可見一斑。
到達四川後，虞允文隨即着手察訪任天錫、吴勝二將事迹。很快他便發現任天錫“天姿暗懦，治軍無律”，“貪而多欲”，吴勝“蠢愚無識”，“不嚴軍律，多徇人情”，於是密奏“二人委非大將之才，無以服衆，緩急之際，必誤國事”。(67)《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三九虞允文奏論蜀大將非材乞别選用，頁3156上；
卷二四○虞允文又奏，頁3158下。這一指控與孝宗先前的判斷可謂同符合契。
基於“去一大將必先得一將材”的原則，朝廷並未立即罷廢任、吴二將，而是令虞允文加緊物色新的戎帥人選。此後一年間，選帥成爲虞允文在蜀工作的重點與難點。據他觀察：“蜀之宿將，或更練邊事，或勇於戰鬥，或有一長爲人所稱者，如吉方、孫政、劉興、趙豐、盧暉，老且憊矣；
如梅彦、張延、惠逢、李諒、劉海、姚志，病且廢矣。其次雖有十數人，而未爲人所服。”(68)《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三九虞允文奏論蜀中大將，頁3153下。原州兵敗、德順師潰對於四川戰區的消極影響深刻且久遠。曾經雄視天下的蜀口大軍，竟至無將可用的境地，實在是莫大的諷刺。爲此，虞允文數度上奏，直言“今之蜀將誠未有當選者”、(69)《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三九虞允文奏論蜀中大將，頁3153下。“西邊將材絶無卓然者，可以副陛下大用”，(70)《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三九虞允文奏論蜀大將非材乞别選用，頁3156上。試圖改變孝宗“只欲就蜀軍選擇”統帥的固有思路。在此期間，孝宗還曾付下御筆，有意起用姚仲爲東路兵帥，重掌興元都統司，但遭到虞允文抵制。(71)《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三九虞允文奏論差東路兵帥，頁3155上—下。
針對“蜀將誠未有當選”的局面，虞允文提出選帥的兩套方案。一是優先考慮從東部或中部戰場調遣暫無軍職的統兵將領入川。他的具體建議是：
若見今主兵將帥官不可輟遣，臣詢之輿言，求之廢放中，而舊嘗爲陛下之所大用者，如李顯忠、邵宏淵二人，或可用於西路，員琦、劉源二人，或可用於東路及金州。(72)《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三九虞允文上言，頁3156上—下。
李顯忠、邵宏淵皆係江淮戰區宿將，“隆興北伐”期間被張浚用作統兵大將，後因符離之敗獲罪廢罷。員琦原爲劉錡部將，“辛巳之役”皂角林一戰成名，乾道三年接替王宣出掌荆南都統司，鎮守襄陽。(73)《宋會要輯稿》兵二九之二一乾道四年九月十一日條，頁9247下；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三六虞允文論襄陽一面爲必守之備，頁4354上。劉源，乾道初年任建康都統制，三年八月罷軍職，移任荆湖南路馬步軍總管，駐守於潭州。(74)《景定建康志》卷二六《官守志三·御前諸軍都統制司》，頁1770下。四將中，李顯忠官資、聲望最高，邵宏淵次之，員琦、劉源又次之。
從《歷代名臣奏議》所存乾道三、四年間虞允文奏疏來看，他最屬意的興帥人選當是李顯忠。這應與二人曾有過短暫共事的經歷有關。紹興三十一年末，虞允文(時任督視府參謀軍事)與李顯忠(時任建康都統制)共同負責建康至鎮江一帶江防。在此之後，不論出任京湖制置使還是四川宣撫使，虞允文都不遺餘力地舉薦李顯忠，希望引爲臂膀。(75)《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三九虞允文上言、奏論蜀中大將，頁3156下，3154上。不過，對於這員宿將，志在有所作爲的孝宗顯然另留重用。(76)乾道六年，李顯忠復威武軍節度使，除主管馬軍司公事，並在此後主持馬司移屯建康的軍事行動。參見《景定建康志》卷二六《官守志三·侍衛馬軍司》，頁1767下。
二是從蜀口現有統兵官中勉强擇取。對此，虞允文同樣上呈了一份推薦名單：
吴拱以紀律嚴靜，軍士畏愛，可以委任。其次如李獲之剛勇，王承祖之沈鷙，梁炳之明練，皆有軍中之譽，或可仰備采擇。(77)《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三九虞允文上言，頁3156下。
與汪應辰一樣，吴拱是這份名單中的首選，李獲、王承祖、梁炳等人次之。
乾道四年末，任天錫、吴勝二將雙雙被罷。同時，荆南都統員琦由京湖戰場奉調入蜀，接掌興州都統司，吴拱則被任命爲興元都統制，王承祖出任金帥，組成新的蜀口三大將格局。(78)《宋會要輯稿》職官三二之四二至四三乾道五年十月十一日條，頁3833下—3834上。該人事格局的關鍵在於吴拱掌領興元都統司，一定程度上體現出朝廷對於吴氏世將的妥協。從此前御前會議上孝宗君臣擇帥的過程來看，吴拱、吴挺兄弟並未出現在朝廷考慮範圍内，汪應辰、虞允文等治蜀代理人先後力薦吴拱，不得不使孝宗有所折衷。於是，將吴拱安排到戎帥行列，但又不使其掌領興州重地，成爲孝宗最終的安排。
以員琦、吴拱分掌興州、興元二司的人事佈置，在楊萬里所作《忠肅虞公神道碑》中被當作虞允文治蜀功績的重要一環加以稱頌。碑文曰：
公開幕府於利州，……首薦員琦爲西帥，吴珙(拱)爲東帥，……大將得人，後進獲伸，諸軍驩呼，四蜀交賀。(79)辛更儒《楊萬里集箋校》卷一二○《宋故左丞相節度使雍國公贈太師謚忠肅虞公神道碑》，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4613。
此處值得注意的是任用員、吴爲帥後四川兵士的反應。作爲“空降統帥”，員琦出掌興州都統司顯然不足以引發蜀口諸軍的熱烈反響，能造成“諸軍歡呼”效應的只可能是吴拱出任興元都統制這一任命。“諸軍歡呼，四蜀交賀”八個字反映出吴氏家族在四川戰區無可比擬的聲望，更折射出南宋朝廷及其代理人在抑制吴氏世將與治理蜀地過程中的糾葛。
此後數年間，員琦、吴拱、王興祖分掌蜀口三都統司的格局較爲穩固。四川軍政格局將在淳熙元年(1174)虞允文去世、吴挺回歸蜀口後發生新的變動。
南宋時期，四川戰區的吴氏武將勢力既是國家抗擊北方民族政權、保守川蜀的中堅力量，又是地方割據、國家分裂的潛在威脅因素。因此，不論在制度設計層面，還是人事更替過程中，對於吴氏，宋廷始終存在兩種同行相悖的思路：
一方面，出於一貫的“防弊”原則，朝廷需要盡量抑制吴氏特别是吴氏世將的坐大，以消解地方割據的可能性；
但同時，朝廷又不得不倚仗吴氏穩固國防、加强邊備，保證蜀口戰力。
吴璘病逝是孝宗朝前期的重大政治事件。在興帥繼任者問題上，朝廷希望摒棄吴氏子弟另謀良將，而王之望、汪應辰、虞允文等治蜀代理人則屬意於吴璘之侄吴拱。吴璘病逝前後，蜀口軍政格局在人事上短暫經歷了從吴挺、王權、任天錫到任天錫、吴勝、吴挺再到員琦、吴拱、王興祖分掌三大都統司的劇變。謀帥過程之所以略顯曲折，其癥結既不在於吴氏武將勢力的强硬抵制，也非朝廷與治蜀代理人間存在的分歧，而是由於在處理該問題時，朝廷始終摇擺於“抑制吴氏世將”與“保固四川”兩種背道而馳的思路間。
當金方將南下意圖公之於世後，高宗第一時間采納參知政事楊椿的建議，調整“以文制武”方針，將四川兵權全數交予吴璘，令其抵禦强敵、保固蜀口。(80)《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集卷三三陳良祐《楊文安公椿墓誌銘》，葉6B。然而，戰事進行期間，對於四川總領王之望將吴拱調回蜀口、出掌興州都統司的建請，朝廷卻因深恐吴氏世將坐大，遲遲不肯應允。隨着宋金西線戰事進入白熱化階段，爲保固四川，吴拱最終被孝宗放歸蜀口。
乾道初年，孝宗一方面對來朝的吴璘恩遇無二，並承認其子吴挺繼掌興州大軍的局面，但另一方面又頻頻徵求前任或現任治蜀代理人意見、宣召蜀口統兵將領入朝，試圖繞過吴氏子弟另覓興帥繼任者。吴璘去世後，朝廷本已選定任天錫、吴勝分掌興州、興元二司，就此終結了吴氏將門對蜀口兵柄的主宰。但任、吴二將的素質並不令人滿意，無法擔負保固四川的重任。最終，在蜀口無將可用的窘境下，治蜀代理人虞允文與孝宗達成一致，由朝廷主動作出政策調整：
從京湖戰場調員琦出任興州都統制，並起用吴拱接掌蜀口三司中實力相對居中的興元都統司。對於旨在革除吴氏世將之弊的宋廷來説，吴拱就任興元帥可謂一種“有限度的使用”，同時也是“抑制吴氏世將”與“保固蜀口”兩種思路由糾葛趨於折衷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