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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杰
（长江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演进与各国之间经贸往来的日益密切，人类社会正面临诸多共同的问题，而全球经济复苏疲弱乏力便是其中最为亟待解决的。放眼国内，我国经济虽基本面长期向好，但还存在着“形”有波动的问题，经济发展面临瓶颈，单纯依托传统动能驱动经济发展已经稍显吃力，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已经成为当下重要的课题。大数据时代下，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我国经济体系的数字化转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现如今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规模位居世界第二，增速位居世界第一。数字经济价值日益凸显，已经成为我国众多行业跨越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其深远影响也已逐步向农业渗透，数字经济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 年）》明确指出，在“十四五”期间要“顺应时代趋势、把握发展机遇，加快数字技术推广应用，大力提升数字化生产力”。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要“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服务，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向乡村延伸覆盖”。
在数字经济赋能农业现代化及二者耦合协调分析方面，国内外学者已经从多个维度进行了探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相关的研究可以大致分为理论层面和实证层面2 种。在理论层面上，有研究者认为农产品营销规则非常容易被电子通信技术的发展所左右，电子通信技术的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1]；
还有研究者通过研究数字技术与农业现代化在发展趋势方面的相关性，证明了数字经济具有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作用[2]。在实证层面上，有研究者通过选取、分析大量发达国家企业在信息技术方面的投资回报数据，指出数字技术研究成果在投资回报中的权重愈加重要[3]；
还有研究者通过引入空间计量模型，发现数字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呈现空间正向相关性[4]；
也有研究者认为数字经济具备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等诸多优势，对推动农业现代化具有倍增效应[5]。
然而，现有研究中关于湖北省数字经济赋能农业现代化及二者耦合协调的分析比较缺乏。湖北省2021 年地区生产总值迈上5 万亿元大台阶，排名重回全国第7 位。其全年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到10 196.5 亿元；
高新技术企业新增4 100 家，总数达到14 500 家；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0.2%，快于全国12.0 个百分点。这些高新技术产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持，由此间接表明湖北省的电子信息产业基础扎实，为发展智慧农业以及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筑牢了根基。同时，湖北省位于内陆的属性导致与沿海省份相比其获取信息的能力相对较弱，难以及时采取相应举措来应对国内外农产品交易市场瞬息万变的供需情况，而依托数字经济赋能推动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则为湖北省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历史机遇[6]。那么，基于数字经济充分发展的时代背景，在新一轮信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中，湖北省应当如何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提高产业策源能力，推动农业现代化进入“快车道”，从而打造经济增长新极点？因此，该研究将选取湖北省2011—2020 年数字经济、农业现代化的相关数据，构建数字经济-农业现代化耦合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权-TOPSIS 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二者的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协调情况进行分析，探析湖北省这10 年数字经济赋能农业现代化的情况，进而提出湖北省数字经济与农业现代化融合发展的建议，以期为其他地区在以“数字引擎”驱动农业现代化发展方面提供参考。
1.1 数据来源
该研究选取湖北省2011—2020 年数字经济和农业现代化的相关数据作为分析样本数据，以探索数字经济和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协调关系，所有研究数据均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信息产业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湖北统计年鉴》《湖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湖北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以及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官网。
1.2 指标体系构建及信度效度检验
研究湖北省数字经济和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情况的前提是构建适宜的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是否科学、合理将直接关系到评价结果的准确性。该研究选取了数字经济和农业现代化作为研究系统，根据已有的相关文献研究，结合湖北省实际情况以及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秉持科学性、合理性的原则，选取了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农业机械化、农业信息化、农业产业化、农业发展可持续化6 项一级指标以及16项二级指标，构建了数字经济-农业现代化耦合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表1）。
表1 数字经济-农业现代化耦合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权重
为确定评价指标体系的稳定性、可靠性和有效性，该研究对该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信度、效度检验分析。该研究通过信度检验分析得出标准化Cronbach"s α系数值为0.873，表示该评价指标体系信度处于不错阶段，可以使用；
通过效度检验分析得出KMO值为0.647，表示该评价指标体系效度处于尚可阶段，题项变量之间相关性较强。这说明该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得较为稳定、可靠、有效。
1.3 研究方法
1.3.1 熵权-TOPSIS 法 为解决多指标变量间信息重叠的问题、弱化人为主观因素对各指标权重赋值的影响，该研究首先运用熵权法确定16 项二级评价指标的权重，用信息熵值来判断各指标之间的差异程度，差异程度越大，则该项指标的权重就越大；
差异程度越小，则该项指标的权重就越小。以各评价指标的差异度来确定其权重，可以较为客观地评估各指标的重要程度。其次，在使用熵权法为各评价指标确定权重的基础上，该研究运用TOPSIS 法分别测算出湖北省2011—2020 年的数字经济、农业现代化系统的综合指数，即依据检验评估对象和极端值的距离来进行综合评估判断和排序。
1.3.2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模型适用于研究测算多项事物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耦合度即两个及以上的系统间的互相影响程度，通过搭建协调发展的动态关联得出系统间的相互依赖、制约程度。在借鉴以往学者对耦合模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该研究构建数字经济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模型如下。
式中：u1代表数字经济系统的综合指数，u2代表农业现代化系统的综合指数，C表示数字经济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度。耦合度C的取值范围为[0，1]，耦合度C的值越大，表明系统之间的耦合效应越强。
考虑到只测算系统的耦合度虽能得出数字经济与农业现代化系统间的相互影响程度，但无法测算出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否为良性，为更加客观、真实地反映出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该研究还构建了数字经济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协调度模型。
式中：D是耦合协调度，耦合协调度D∈[0，1]，T为数字经济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指数，α为数字经济的贡献系数，β为农业现代化的贡献系数。为避免人为主观因素的影响，该研究使用熵权法来计算出各指标的权重，从而为其贡献值赋予权重，即数字经济贡献值权重α=0.422，农业现代化贡献值权重β=0.578。最后，该研究根据耦合协调度的评价标准对湖北省2011—2020 年数字经济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程度进行等级划分，评价标准如表2 所示。
表2 耦合协调度评价标准
2.1 综合指数分析
该研究首先通过熵权法为数字经济-农业现代化耦合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的各项指标赋予权重，如表1所示。可知，数字产业化的权重为0.231，产业数字化的权重为0.191，农业机械化的权重为0.071，农业信息化的权重为0.114，农业产业化的权重为0.190，农业发展可持续化的权重为0.203。其中，权重较大的二级指标是邮电业务总量（0.129）、农村劳动力初中文化程度以上占比（0.085）、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0.081）。而农村机播机耕面积（0.035）、农业机械总动力（0.036）的权重则较小，这表明在科技兴农的时代背景下，以往单纯依托增加对现代化农业机械的资本投入以期拉动农业产值提升的方式的边际效益已然进入递减阶段，新旧动能转换亟待提速。
其次，该研究运用TOPSIS 法测算出湖北省2011—2020 年数字经济与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综合指数，评价结果如图1 所示。可知，2011—2020 年，湖北省数字经济与农业现代化双系统综合指数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其中，数字经济综合指数表现尤为突出，农业现代化综合指数也在持续增长，且增速在不断加快。就农业现代化而言，其一直呈现出稳步上升的态势，且于2014 年和2019 年分别两次实现增速提升；
就数字经济而言，其2012—2016 年以及2017—2020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此外，在2017 年到2018年期间农业现代化综合指数和数字经济综合指数存在交叉点，这也是一个转折点，自此数字经济综合指数超过农业现代化综合指数，主要原因在于政策支持。2017 年，“数字经济”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指出要“深入推进‘互联网+’行动和国家大数据战略，全面实施《中国制造2025》，落实和完善‘双创’政策措施”，促进了我国数字经济的快速成长。湖北省自2017 年以来致力于推进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调整，其数字经济规模增长也十分明显，由1.2 万亿元增至2.1 万亿元，占GDP 的比重由33.8%升至42%，已超过全国38.6%的均值，在中部省份中表现优异。
图1 湖北省数字经济、农业现代化综合指数
2.2 耦合协调度分析
建立数字经济、农业现代化的综合评价体系，并运用熵权-TOPSIS 法测算出双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后，该研究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别测算出湖北省2011—2020 年数字经济和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度以及耦合协调度，并对其耦合阶段和协调等级进行分析和评价（表3）。
表3 湖北省数字经济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
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和农业现代化的耦合程度一直较高，且2014 年至2018 年间，耦合度C值范围为0.825 4～0.948 7，处于高度耦合阶段；
二者的耦合协调度也基本保持逐年增长的态势，从2011 年的0.149 8上升到2018 年的0.759 7，后两年耦合协调度虽然略有回调，但仍相对较高。2011—2020 年湖北省数字经济和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协调程度从开始的严重失调、轻度失调到勉强协调，再到后来维持在初、中级协调的水平，实现了显著的提升。这说明2011—2020 年湖北省数字经济和农业现代化之间是良性的、相互促进的关系。
3.1 结 论
3.1.1 数字经济和农业现代化的综合指数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但具体情况存在差异 2011—2020 年，湖北省数字经济和农业现代化双系统综合指数均保持正向增长，数字经济综合指数由2011 年的0.100 0 增长到2020 年的0.998 9，农业现代化综合指数由2011 年的0.329 8 增长至2020 年的0.662 3。但2011—2012年与2016—2017 年，数字经济发展增速较慢，数字经济发展滞后；
2013—2014 年，农业现代化发展增速较慢，农业现代化发展滞后。
3.1.2 数字经济和农业现代化具有较好的耦合关系通过上述耦合协调度分析得出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2011—2020 年湖北省数字经济和农业现代化具有良好的动态协调关系，这也表明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新动力。
3.1.3 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与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高度相关 2011—2020 年湖北省数字经济和农业现代化双系统实现协调发展相对容易，时间周期也较短，数字经济与农业现代化实现了较快的协调发展，二者耦合协调程度呈现出逐年向好的趋势，短短10 年便完成了从严重失调到初级协调乃至中级协调的过渡。这也与数字经济、农业现代化这10 年的快速发展密不可分。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和农业现代化双系统耦合协调度高速增长的2013—2018 年，数字经济综合指数由0.183 6 增长到0.593 8，农业现代化综合指数由0.374 2 增长到0.536 5，二者增长速度相对比较同步。而2019—2020 年，由于国家进一步加大了对发展数字经济的政策倾斜，2020 年数字经济综合指数达到0.998 9，反观农业现代化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综合指数只有0.662 3，二者提速不同步也导致2019—2020 年双系统耦合协调度出现一定的回调。
3.2 建 议
3.2.1 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赋能新农业，加速推进农业现代化转型 根据上述耦合协调分析结果可知，地区的邮电业务总量的增加、移动电话用户数的增多以及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的增多对数字经济以及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都能起到推动促进的作用。而扩大地区邮电业务总量、普及移动电话和互联网宽带都需要依赖地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以新发展为理念，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7]。湖北省应结合实际情况，依托《湖北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四五”规划》，多措并举推进乡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从而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继续延长光缆线路的铺设，同时因地制宜，根据乡村实际情况制定铺设方案；
完善乡村快递物流网点建设，完善村镇一级的物流系统以及监管系统；
通过不断加强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数字乡村”全域覆盖，促使数字经济效应不断渗透到乡村地区。
3.2.2 着眼数字技术，持续深挖农业增产潜力 聚焦当下，数字信息技术的长足发展正通过大数据、物联网等各种方式持续正向影响农业生产。在数字经济的影响下，大数据、区块链以及物联网等技术能够为农业生产链上的各个环节、主体提供精准的信息，有效降低各衔接环节中存在的非系统性风险，有助于对有限的资源要素进行合理分配，从而提升劳动生产率。同时在数字信息服务体系的支持下，我国内陆省份农业信息化水平较低的短板也可得以加快补足[8]。因此，湖北省可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广泛采用智能育种体系、智能田间灌溉体系以及农业机械化智能作业链，以对各项农业生产环节进行实时把控。
3.2.3 培育和引进数字新农人，完善数字农业人才体系 湖北省可通过持续培育和引进新型数字农业生产者，完善数字农业人才的引育体系，促进数字经济与农业现代化融合发展[9]。一是要加大对人力资源的培养力度，开展农民专业技术教育，增设数字农业人才的专业培训，构建并完善数字农业人才的培养机制；
二是要加强对数字农业生产者的培训力度，培养能够处理数据信息的应用型人才；
三是要完善激励政策，提高数字农业相关工作的收入水平、社会地位，从而吸引并留住专业人才到基层一线就业创业，大力推进产学研融合发展，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注入专业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