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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彦英
文字的发明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文字作为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标志，历来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开启了中国早期文字研究的先河， 之后学者们以殷墟的材料为基础， 对中国早期文字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其中重要的代表有董作宾、唐兰等先生。
直到20 世纪50 年代以来发现的西安半坡、临潼姜寨、乐都柳湾等遗址在陶器上发现刻画符号， 以此为基础，掀起了史前刻画符号是不是文字的大讨论。有学者认为其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 有学者则认为其仅仅是有一定意思的符号。
认为半坡等遗址陶器上的符号为文字的多为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而考古学者持相对谨慎的态度。关于刻画符号与文字的关系，曹定云先生认为，二里头发现的刻画符号可以和部分甲骨文对应，因此，二里头的刻画符号是文字，也还不是最早的文字[1]。
他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上的一些刻画符号具备了文字的性质，是汉字的源头。王晖先生对汉字起源的年代问题进行了研究， 认为汉字体系的最终形成是在龙山时代[2]。
张居中,王昌燧等先生认为贾湖遗址发现的刻画符号已经具备原始文字的性质[3]。王蕴智先生在系统总结了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各地不同文化系统所发现的陶器符号是否具有文字的性质， 它们各自的功能特征与早期汉字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 仍需要进一步深入地研究下去，随着认识的提高、视角的开阔、思辨的深入，希望取得突破性的进展[4]。
在《河南早期刻画符号研究》一书中，袁广阔、马保春、宋国定等先生对河南境内发现的刻画符号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5]。笔者在其基础上， 以河南发现的早期刻画符号资料为中心， 对刻画符号与文字起源问题提出一些浅见，不妥之处还望批评指正。
河南地处天地之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理位置。因为地处中心，便有与生俱来的地缘优势。能够有效地吸收来自周边各种先进的文化因素， 同周边地区开展深入的文化交流， 是一个文化交流碰撞融合的区域。
在这里比较容易产生新的文化因素和发达的文明。河南拥有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是我国古代开发利用最为充分的地区之一。
中原大地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此活动。受益于区域系统文物调查，近些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嵩山周围发现了多处旧石器时代地点， 据不完全统计， 仅郑州地区就发现了300 多处旧石器时代地点。
这些遗址的分布地点呈现出密集的分布态势。与此同时，考古工作者在新密李家沟遗址发现了旧—新过渡阶段的文化遗存和地层叠压关系。此时的中原地区文化正处在积累阶段，进入到裴李岗文化阶段有一个发展起步。
这个阶段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独占鳌头，贾湖当是这一阶段最为耀眼的一颗明珠。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遗存分布面积达20 万平方米，面积之大在同时期罕见，可以说是整个裴李岗文化的中心[6]。
仰韶时代的庙底沟文化阶段，彩陶的辐射范围占据现今中国的半壁江山。
有学者称之为“史前中国的第一次艺术浪潮”。近年来，郑州地区发现了以巩义双槐树、荥阳汪沟为代表的一批仰韶文化晚期遗址， 表明中原地区在这一阶段仍然处于领先地位，并且将东、南方向的人群吸纳到中原地区， 为进一步的文化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此时在长江下游、辽河流域、山东地区出现了高度发达的文明。龙山时代，周边其他地区和中原地区并驾齐驱。
在其他地区沉寂之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又一次站在了最高点，不管二里头的性质是什么， 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是一个实体的政权，是最早的中国。
这些历史故事都曾在中原上演，经过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工作，一幕一幕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这足以看出河南在早期文化发展演进过程中的重要性，因此，从河南的早期刻画符号入手来探讨中国史前的刻画符号无疑是一个正确的路径。
此外，还有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国家最早的文字发现地是河南安阳的殷墟。
甲骨文是成熟的文字体系，那么在甲骨文之前，其发展是怎么样的？ 学术界一致认为在甲骨文之前，必定经历过很长时间的发展过程。
但是对此问题的认识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甲骨文之前的符号是文字，有的则认为不是。
如此一来，河南地区将是探索这一发展过程最为重要的区域之一。
贾湖遗址是裴李岗文化非常重要的一处遗址，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以贾湖遗址为代表的一类文化遗存应称为贾湖文化或贾湖类型[7-8]。该遗址发现了目前河南最早的刻画符号，放眼全国也是年代很早的发现。
令人疑惑的是，在其他裴李岗文化遗址尚未发现刻画符号，贾湖遗址显然是个个例。
同时也说明在这个阶段， 刻画符号仅限于个别遗址使用，不具有相对的广泛性。
其发现的符号主要刻画在龟甲、骨器、石器、陶器上，共计有20 个单体刻画符号[3]。
其中以龟甲最多，其次是陶器，最后是骨器和石器。
有的刻符线条流畅，笔意雄劲。如M344:18 的龟腹甲上的“目”形符（图1）和M335:15 龟腹甲上的“日”形符[9]。
到仰韶文化阶段，符号主要刻画在陶器上，这个阶段以汝州洪山庙的发现最为集中，这些符号可以分为陶器刻画符号、陶器彩绘符号、陶器浮雕符号以及彩绘与浮雕相结合的陶器符号。
洪山庙发现的陶器符号种类丰富， 以彩绘图案数量为多，有的图案具有很强的故事性。
如“金乌负日”图和“狩猎”图，直接反映了当时的生活场景。
大河村遗址的彩陶亦十分发达，在这些陶器上， 发现有种类丰富的各种类似符号的纹饰，如动物、植物等纹饰。
这些彩陶上的符号，我们同样需要注意其与后来成熟文字的关系。
此外，在汝州北刘庄遗址也发现了陶器刻画符号8 例，这些符号均较简单， 主要刻画在器物的内底部、肩部、腹部。
有烧制前刻的，也有烧制后刻的[10]。
进入龙山时代，我们看不到有一个遗址在发现的刻画符号数量上特别突出①王城岗遗址发现4 例，均出自灰坑。
其中T195H473:3 经研究释为“共”；
王油坊遗址发现5 例，出自灰坑和地层；
汝州煤山遗址发现4 例，出自灰坑和地层各2 例；
汤阴白营遗址发现1 例，是一人形刻画，发现在房址；
淮滨沙冢遗址的M1 中，发现6 个刻画符号；
平粮台发现1 例；
苗店遗址发现2 例，其中H6:56 的刻符与陶寺遗址发现的几乎一样，释读为“文”；
瓦店遗址发现3 例，刻画简单且较为残破；
濮阳马庄遗址也发现了5 例刻画符号，1 例刻于陶器底部，其余发现于陶器残片上。。
在河南各个区域基本都有刻画符号的发现， 而且这些符号都是比较简单的符号，稍微复杂的符号不多见，各遗址间有相同或相近的符号。呈现出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值得我们去探讨。
二里头文化阶段，以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陶器符号数量最多， 其中有编号的28 例，没有编号的16 例[5]。
这些符号种类丰富，以线段构形为主，少见曲线构形，线段形图形符号较少。
仅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符号数量就比龙山时期发现的刻画符号总数还要多。
同时二里头遗址也是同时代发现刻画符号最多的一处。
可见二里头遗址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二里岗文化时期，郑州商城、偃师商城、郑州小双桥这三处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符号。
其中郑州商城发现的陶器符号，绝大多数刻在大口尊上，也有少量卜骨刻辞。
这三个大型遗址发现的符号与龙山时代比较，各遗址之间相似的符号增多。
说明这个时期的人们，很有可能依赖这些陶符来传递信息。
另外，有少量符号继承了早期的式样，如“”。
图1 贾湖遗址发现的刻符龟甲（M344:18）
首先，关于刻画符号载体的问题。
在上文已经指出，在裴李岗时代，这些刻画符号不是集中发现在陶器上，而是出现在骨、龟甲、石等载体上，发现于陶器上的刻画符号较少。刻在不同载体上所要传达的意思也是不同的。
龟甲上的刻符最多，说明当时的先民和龟这类动物关系密切， 他们不仅食用龟，而且对龟壳进行二次利用。
古人或许已经发现龟寿命长的特点。那么这些符号可能和先民对生命的态度和认知有关，而且这些带有刻符的龟甲均出现在墓葬中，无一例外。因此，笔者认为这些符号有很深的宗教含义。那么我们在解读这些符号的含义时，是不是可以往这方面去考虑。
同时也说明有资格刻画符号和认识这些符号的人，不是一般的氏族成员，很有可能是巫师角色的人物。换言之，早期这些刻画符号是具有特殊地位的人才能够掌握的。这些刻画在甲骨上的符号，有的简单，有的相对复杂。不管怎样，这些符号应当表达了一定意义。
至于具体表达何种意义，就需要更深入地去解读。
其次，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河南地区而言，裴李岗时代是以贾湖遗址的刻画符号最具代表性。
到仰韶时代，以汝州洪山庙M1 的材料最为突出，内涵丰富，并且极具故事性。
到了龙山时代，每个遗址的发现基本一致，各个遗址间相似的符号较前有所增加。
到二里头文化阶段，似乎又回到了裴李岗、仰韶时代，这时是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发现的刻画符号较多。
从各遗址来看，二里头遗址就是一个中心。
这一点也和其他方面的研究相吻合，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的二里头文化区是一个文化发达的中心，一个实体的国家可能从此诞生。
到二里岗时期，在符号发展上又是一个多元的阶段。
在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小双桥均发现大量的刻画符号，而且这些符号的相似性更高，彼此间应该存在继承或交流。
其均刻在陶器上，而且所刻器物的种类也较为固定，如郑州商城的刻画符号大多刻在大口尊上。到了晚商的殷墟期又呈现出一个统一的局面，最终一套完善的文字系统形成，奠定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基础。
我们当下的汉字系统就是在殷墟甲骨文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整个过程是一个从有中心到分离，再到有一个强大的中心发展到多中心，最后又归为一统。
其间的分分合合，正是从符号到汉字一步一步漫长的发展历程。
再次，文字被认为是文明的几大要素之一。
因此， 文字起源问题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焦点。对于早期符号的认识存在多种不同的意见。
笔者赞同王晖的说法，我们既不会断然认定早期的符号就是文字，也不会否定这些符号和文字的关系。
因为有一些符号确实进入了以后的文字系统。
成熟文字的出现经历了三个阶段：
从文字性符号到 “文字画”，再到记录语言的正式文字系统[2]。因此，我们在早期的刻画符号中去探寻文字的起源，至少这个大方向是对的。
但是我们需要走出的一个误区是，在早期可能存在几个不同的符号系统，每个地区可能有自己独立的发展道路，在探讨文字起源时，要分清楚各个符号系统的不同，注重各个符号系统的不同性。
至少存在单个符号和多个符号连在一起两种形式， 以及抽象型符号和象形符号等不同的样式，这些不同样式的背后反映的是各自不同的系统或是文化体系。
最后， 如何判断一些刻画符号与文字的关系，在这里提出一点不成熟的认识。
我们会发现一些符号的分布地域相对广泛， 具体到一个符号而言，可能是不同地区人们创造出来用于表达一定含义，说明这个符号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 人们知道其表达的具体意思。
再者就是延续时间比较长的符号，有的后来也进入了汉字系统。
这样的符号也是值得注意的。
因此，要看一些符号是否有一定的分布地域和延续的时间长短， 这对于我们认识文字起源问题是有益的。
河南是我国最早开展考古活动的地区之一，也是甲骨文的发现地。
考古学家在河南发现了自裴李岗时代到殷墟甲骨文几乎完整的一个文字发展演变过程。河南发现的刻画符号具有起步早、 延续时间长、 种类丰富等特点。因此， 加强对河南早期刻画符号的整理与研究，对于探索文字起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发现有的刻画符号线条流畅， 笔力遒劲，给人以美的享受。
可以说这些早期的符号刻画者是最初的“书法家”，这种刻画的技艺在一代一代的传承中发扬光大。
据相关研究，殷墟甲骨文从字形结构布局上看，疏朗有序，讲究谋篇布局，具备了书法作品的一些特征。
笔者认为要加强关于文字起源理论的建设，借鉴语言学、文字学方面的研究成果。
而不仅仅是满足于追求新材料和对材料解读，要有一个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进一步厘清刻画符号与文字的关系，把理论猜想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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