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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花 赵玉芳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重庆 400715)
2020年2月以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发展为全球的公共卫生事件并成为了死亡的主要原因(United Nations, 2020)。新冠疫情不仅威胁着公共财产和公共安全，还给公众的心理健康带来巨大隐患。
死亡恐惧和焦虑就是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最主要的心理威胁(Courtney et al., 2020)。随着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的持续增加, 人们不可避免地暴露在与死亡有关的信息和情境中(Menzies & Menzies, 2020)。与新冠疫情有关的死亡凸显激发了人们对自身死亡的焦虑，并引发了对亲人感染新型冠状(以下简称新冠)病毒后死亡的巨大担忧(Cable & Gino, 2020)。一项针对562名被试的调查研究显示新冠疫情威胁与死亡焦虑显著正相关(Kavaklet al., 2020)。Song等人(2020)收集了新冠疫情期间1453名中国被试的数据，发现死亡威胁显著增强了个体的从众消费行为。Ulqinaku等人(2020)通过让被试回忆疫情期间的高感染性和高死亡率来操纵死亡威胁，发现死亡威胁显著影响了人们的不健康补偿消费行为。因此，在新冠疫情期间检验死亡威胁的影响，找到减轻死亡意识引发的死亡焦虑的途径，对于个体以积极的心态应对疫情防控具有重要意义(Xiang et al., 2020)。
恐惧管理理论(Greenberg et al., 1986)是探究个体如何管理死亡恐惧以及死亡恐惧如何影响人类行为的理论。其实验研究通过操纵死亡凸显引发人们对死亡必然性的意识, 从而观察人们在死亡凸显后的心理和行为反应。
标准的死亡凸显操纵(Rosenblatt et al., 1989)是让被试回答两个有关死亡的开放性问题，分别是：“请想象并描述自己死亡的场景，当你想到自己死亡时，你有什么样的情绪体验”和“请想象自己死亡时和死亡后，你的身体将会发生什么”。人们在死亡凸显并经过延迟后表现出的死亡思想可及性和防御反应的增加被称为死亡凸显效应。已有研究发现，死亡凸显会增强人们对文化世界观的捍卫(Rosenblatt et al., 1989)，对自尊的追求(Schmeichel et al., 2009)和对浪漫伴侣的承诺(Hirschberger et al., 2002)。此外，实证研究表明，对当前流行病或病毒爆发(例如，埃博拉、猪流感等)进行思考，可以得出与标准死亡凸显操纵相似的发现，即增强了死亡思想的可及性和文化世界观防御反应(Arrowood et al., 2017; Bélanger et al., 2013)。恐惧管理理论的焦虑缓冲假设认为，如果某种心理实体可以缓冲死亡意识，那么在情境下激活它将会减轻由死亡凸显引发的死亡焦虑，即减弱或消除死亡凸显效应。
大量研究表明, 在死亡凸显后肯定人们的文化世界观(Schmeichel & Martens, 2005; Vail et al., 2018)、 自尊(Harmon-Jones et al., 1997; Schmeichel et al., 2009)和亲密关系(Mikulincer et al., 2003)可以抑制死亡思想可及性和防御反应的增加。
自我决定理论(Ryan & Deci, 2017)认为人们有维持自主性的基本心理需要，自主性需要的满足能促进心理健康, 增强主观幸福感 (Chirkov et al., 2011; Deci & Ryan, 2000)。而威胁个体自主性的事件(如，死亡威胁)会损害个人的正常心理功能，并促使个体对潜在威胁情境使用防御机制(Fritsche et al., 2008)。该理论根据人们通过不同策略来调节行为的倾向，将行为动机取向划分为自主取向和受控取向，以此构成自主性两端的连续体。自主取向是个体以自我决定的方式来调节行为的策略，通过将自我看作具有自主性的个体，从而减少威胁情境对自我的负面影响。受控取向是个体以感知到的内部压力(如，羞耻心和自尊心)或外部突发事件来调节行为的策略，在面对威胁时更有可能表现出防御倾向。已有大量研究表明，肯定人们的自主性能够减少对威胁的防御反应。例如，在自主动机启动下，人们对正在经历的事件有更少的防御和回避行为(Hodgins et al., 2006)。自主动机启动降低了被试在面试和演讲期间的生理防御反应，并改善了行为表现(Hodgins et al., 2010)。个体感知到更高的自主性与较低的皮质醇反应和较低焦虑水平有关，并更有可能将威胁视为挑战而不是压力(Quested et al., 2011)。此外，自主动机与有效的情绪表达和情绪调节有关， 自主动机启动下的个体对负性情绪刺激产生了较少防御并对其进行了更充分的加工(Weinstein & Hodgins, 2009)。在死亡威胁领域，Vail等人(2020)发现启动个体的自主取向可以降低人们在死亡凸显后的世界观防御反应，为自主取向缓冲死亡焦虑提供了初步证据。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研究通过评估死亡凸显后防御反应的减少来间接反映死亡焦虑的降低，缺乏对因变量死亡焦虑的直接测量。而与自我报告式的死亡焦虑测量方式相比，死亡思想可及性受个体防御动机的影响较小， 是评估死亡焦虑更好的方式(Hayes et al., 2010)。
因此，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死亡思想的可及性作为死亡焦虑的指标，考察自主取向启动是否可以抑制死亡凸显后死亡思想可及性的增加，从而为自主取向缓冲死亡焦虑提供证据。
通过操纵死亡凸显和动机取向，探究个体不同的动机取向对死亡凸显效应的影响。实验假设：在死亡凸显后启动被试的受控取向将会增加死亡焦虑，而启动被试的自主取向则会抑制死亡焦虑的增加。
2.1 方法
2.1.1 被试和设计
Hayes等人(2010)报告了死亡凸显操纵和缓冲操纵之间具有中等交互效应 (η2=0.10)。基于效应量η2=0.10，α=0.05，1-β=0.80，使用G*Power 3.1(Faul et al., 2007)计算出至少需要73名被试。考虑到实验中的不稳定因素，实验招募了80名大学生，其中男性32名，平均年龄为20.64±2.32岁。实验前被试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实验后向被试解释实验目的以消除实验对被试的消极影响。
实验采用2(死亡提醒：死亡凸显、控制)×2(动机启动：自主、受控)被试间设计，死亡思想可及性作为因变量死亡焦虑的指标。
2.1.2 程序和材料
在简短的实验介绍后，被试被随机分配到死亡凸显组或控制组进行死亡凸显操纵。在死亡凸显条件下(n=40，女性28名)，被试被要求想象并描述自己感染新冠病毒的场景和情绪体验。在控制条件下(n=40，女性20名)，为了控制厌恶情绪的影响，被试被要求详细描述自己牙疼的场景和情绪体验。所有的被试均需要在五到十分钟内完成。
接着，所有被试完成正负性情绪量表(Watson et al., 1988)和简单的计算任务以提供分心和延迟。
该程序是基于已有研究发现, 即死亡凸显操纵在延迟之后才会增强死亡思想的可及性 (Steinman & Updegraff, 2015)，被试需要在五分钟内完成。
随后，被试被随机分配到自主启动或受控启动条件。借鉴前人研究的启动方法(Kesebir, 2014; Routledge & Vess, 2019)，被试被要求描写一些过去的个人经历。自主启动条件下的被试(n=40，女性18名)，“请描述当你感觉到自我决定的时刻，即是因为你自己想这样做，而不是因为外界压力。那时你的感受如何？”。受控启动条件下的被试(n=40，女性30名)，“请简要描述当你感觉到自我受控的时刻，即你是因为外界压力而这样做，而不是你自己想这样做，那时你的感受如何？”。所有被试需要在五分钟内完成任务。
最后，被试完成中文版的死亡词汇片段补全任务(Zhou et al., 2009)以评估死亡相关认知的激活程度(Hayes et al., 2010)。在该任务中，被试被要求补全28个词语，在这些需要补全的词语中，七个既可以填成与死亡相关的词(例如，棺材、尸体、葬礼、坟头、白骨、自杀、墓地)，也可以填成中性词(例如，木材、身体、婚礼、上头、白色、自己、场地)。要求被试填写脑海中想到的第一个词，被试填写的与死亡相关词语的数量越多，说明其死亡相关认知的激活水平越高，死亡焦虑水平越高。被试需要在五分钟内完成任务，本实验中被试平均完成时间为2.6分钟。由一名不知道研究目的和研究假设的评价者对被试填写的内容进行分析，以确定被试填写的与死亡相关的词语的数量。
2.2 结果
2.2.1 情绪
对死亡凸显组和控制组的情绪得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两组在积极情绪上无显著差异，F(1,78)=0.12,p>0.05, η2=0.002；
在消极情绪上无显著差异,F(1,78)=2.31,p>0.05, η2=0.03。这与Zaleskiewicz等人(2015)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不同情境对被试的情绪没有显著影响，可以排除情绪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2.2.2 死亡提醒和动机启动对死亡思想可及性的影响
对死亡思想可及性进行2 (死亡提醒：死亡凸显、控制)×2(动机启动: 自主、 受控)被试间方差分析, 结果发现死亡提醒的主效应显著,F(1,76)=13.67,p<0.01, η2=0.15。死亡凸显组的被试(M=1.80,SD=0.76)比控制组被试(M=1.30,SD=0.52)填写了更多与死亡相关的词语。动机启动的主效应显著,F(1,76)=8.75,p<0.01, η2=0.10。自主启动的被试(M=1.35,SD=0.53)比受控启动的被试(M=1.75,SD=0.77)填写的与死亡相关的词语显著减少。
图1 实验1程序流程
死亡提醒和动机启动的交互作用显著(图2),F(1,76)=8.75,p<0.05, η2=0.06。简单效应分析表明，死亡凸显下，自主启动的被试填写的与死亡相关词语的数量显著低于受控启动的被试(p<0.001)；
控制条件下，自主启动和受控启动的被试在填写的与死亡相关的词语数量上无显著差异(p=0.60)。换句话说，受控启动下，死亡凸显组(M=2.15,SD=0.81)填写与死亡相关的词语数量显著高于控制组(M=1.35，SD=0.49),F(1,76)=17.50,p<0.01, η2=0.18；
自主启动下，死亡凸显组(M=1.45,SD=0.51)与控制组(M=1.25,SD=0.55)填写的与死亡相关的词语数量无显著差异,F(1,76)=1.09,p=0.30, η2=0.01。
图2 死亡提醒和动机启动对死亡思想可及性的影响
2.3 小结
实验1发现，受控启动的人其死亡思想可及性在死亡凸显(与控制条件相比)下更高，而自主启动的人在两种条件下没有差异。这与研究假设基本一致，但实验没有中性启动组，无法确定效应的方向，即无法确定是自主启动降低了死亡思想的可及性，还是受控启动增强了死亡思想的可及性。因此，实验2通过增加中性启动组进一步考察动机启动对死亡凸显效应的影响。
实验1通过过去回忆任务来启动被试的自主取向和受控取向，为了进一步检验自主取向对死亡焦虑的缓冲作用，实验2使用句子搜索任务来启动被试的动机取向并引入中性启动作为基线。使用句子搜索任务启动动机取向的研究(Hodgins et al., 2006, 2007; Levesque & Pelletier, 2003; Weinstein et al., 2011)发现，自主启动增强了自主感知和自主概念的认知激活水平，降低了威胁后的防御反应。因此，实验假设：与中性启动相比，自主启动会抑制死亡凸显后死亡思想可及性的增加，受控启动会增强死亡凸显后死亡思想的可及性。
3.1 方法
3.1.1 被试和设计
由于实验1观察到的死亡提醒和动机启动的交互作用效应量比Hayes等人(2010)报告的更小，因此实验2在被试量估算中使用了实验1观察到的效应量。基于效应量η2=0.06，α=0.05，1-β=0.80，使用G*Power 3.1(Faul et al., 2007)计算出至少需要155名被试。本实验在线招募了180名西南大学本科学生，其中男性55名，平均年龄为19.43±1.83岁。
3.1.2 材料与程序
采用2(死亡提醒：死亡凸显、控制)×3(动机启动：自主、中性、受控)被试间实验设计，因变量死亡焦虑的指标为死亡思想可及性。
实验程序和材料与实验1相同。不同的是，该实验通过句子搜索任务来启动个体的自主取向和受控取向。任务包含30个题目，每个题目由顺序杂乱的五个词构成，要求被试删除一个词以构成语句通顺的句子。自主启动和受控启动条件下，15个题目为中性句子，并在所有条件下保持一致，另外15个题目为启动性句子，例如，“我通常有选择权”(自主启动)和“我必须这样做”(受控启动)。中性启动条件下，30个题目都是中性句子。该阶段没有进行操纵检查，因为被试对启动是无意识的(Bargh et al., 1996)。
3.2 结果
3.2.1 情绪
死亡凸显组和控制组在消极情绪上无显著差异,F(1,178)=0.28,p>0.05, η2=0.05；
在积极情绪上也无显著差异,F(1,178)=1.16,p>0.05, η2=0.09。
3.2.2 死亡提醒和动机启动对死亡思想可及性的影响
对死亡思想可及性进行2(死亡提醒：死亡凸显、控制)×3(动机启动：自主、中性、受控)被试间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死亡提醒的主效应显著,F(1,174)=13.27,p<0.01, η2=0.07。死亡凸显组(M=2.09,SD=0.83)比控制组(M=1.67,SD=0.79)填写了更多与死亡相关的词语。动机启动的主效应显著,F(2,174)=4.09,p<0.05, η2=0.05。事后比较分析表明，自主启动(M=1.68，SD=0.67)和受控启动(M=2.08,SD=0.92)差异显著(p<0.01)，自主启动和中性启动 (M=1.86,SD=0.84)差异不显著(p>0.05)，中性启动和受控启动差异不显著(p>0.05)。
图3 死亡凸显和动机启动对死亡思想可及性的影响
3.3 小结
实验2发现，自主启动抑制了死亡凸显后死亡思想可及性的增加，受控启动增强了死亡凸显后死亡思想的可及性，进一步证明了自主取向对死亡焦虑的缓冲作用。
新冠疫情激发了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和焦虑。如果个体不能适当地应对死亡焦虑，可能会损害其正常的心理和生理功能(Yalom, 2008)。因此，帮助个体缓解由疫情引发的死亡焦虑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检验自主取向对死亡焦虑的缓冲作用。通过让被试想象自己感染新冠病毒的情景来操纵死亡凸显，实验1发现，与受控启动相比，自主启动抑制了死亡凸显后死亡思想可及性的增加。实验2引入中性启动组作为对照组发现，与中性启动相比，自主启动降低了死亡凸显后的死亡焦虑水平，受控启动增强了死亡凸显后的死亡焦虑水平。
本研究发现符合自我决定理论的观点。自我决定理论认为，自主取向可以抑制个体对威胁信息的防御性加工。当个体体验到自主时，其整合的自我表征网络被激活，个体能够准确地感知正在发生的事件，表现为开放性和接受性的信息加工方式(Kernis et al., 2000)。当个体体验到受控时，脆弱的自我表征被激活，为了避免威胁信息对自我概念的影响，个体使用防御机制来维护脆弱的自尊(Hodgins et al., 2010)。此外，自主取向作为一种自我调节资源，与更高的自我控制有关(Moller et al., 2006)，而自我控制被证明可以作为死亡焦虑缓冲器降低死亡凸显后的防御反应和自我报告的死亡焦虑(Gailliot et al., 2006)。
实验室激发的自主取向可能与自我肯定操纵有相似的效果。自我肯定理论(Steele, 1988)认为，人们在感知威胁后的防御反应是为了维护自我的完整性。已有研究发现，自我肯定可以降低死亡凸显后的防御反应和死亡思想可及性(Landau & Greenberg, 2006; Schmeichel & Martens, 2005)。自主性是自我完整性的一个重要方面。研究发现，自主性肯定可以降低防御性自尊并增强内隐自尊(Hodgins et al., 2007)。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不同类型的自我肯定操纵在降低防御性上是不同效的，那些满足了基本需求(自主性需求、能力需求、归属需求)的操纵可能比增强积极自我幻觉的操纵更有效。因为自主性肯定不仅能降低防御反应，还能增强对威胁信息的反思性评估倾向和整合(Hodgins & Knee, 2002)。因此，与强调积极自我关注的自我肯定相比，实验室激发的自主取向可能比自我肯定产生更有益的结果。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究实验室激发的自主取向与自我肯定操纵(如，价值观或个人特质肯定)在降低防御反应和死亡思想可及性上的相对效应。
本研究结果对指导新冠疫情期间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当前新冠疫情作为一直存在的死亡凸显因素，可能会激发个体对死亡的意识，并进一步引发焦虑的情绪、认知和行为反应。基于此，本研究旨在探究情境激发的自主性是否可以作为死亡焦虑的缓冲器。研究结果不仅对新冠疫情期间开发个人和集体应对的干预措施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为未来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策略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样本只涉及了西南大学学生，这种方便取样的手段限制了结论的普遍性和推广性，未来可以在更广泛的人群中验证本研究的结果。其次，将死亡思想可及性作为因变量指标，没有测量个体的世界观防御反应。尽管前人研究表明，启动自主取向降低了死亡凸显后的世界观防御反应(Vail et al., 2020)，但无法得出自主动机只影响死亡思想可及性或世界观防御反应的结论，未来可以增加世界观防御测量以进一步检验本研究的结果。此外，使用死亡词语补全任务测量个体的死亡思想可及性水平可能存在天花板效应(Naidu et al., 2020)，未来可以通过DTA的反应时测量技术(例如，词汇判断任务、点探测任务等)减少II类错误的可能性。最后，只考虑了自主动机缓冲死亡焦虑的即时效应，但我们认为自主取向对死亡焦虑可能具有长时缓冲作用，并可能带来心理成长。已有研究发现，自主动机能够预测长期的健康行为改变(Slovinec D’Angelo et al., 2014)。虽然本研究结果是短期的，但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考察自主取向对死亡焦虑的长时缓冲作用。
自主取向能够缓冲新冠疫情引发的死亡焦虑，表现为启动个体的自主取向可以抑制死亡凸显后死亡思想可及性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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