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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子涵
美剧《使女的故事》改编自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同名小说。2017年首次搬上荧幕就狂揽了艾美奖剧情类的6个奖项，2018年获得了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可以说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一部美剧。剧情以未来世界为大背景，那时的环境极其恶劣，生育率以及婴儿的存活率极其低下，一个由男性主导的高度集权制的国家——基列共和国就此建立，女性被迫成为生育工具。在权力的控制下，每一个人都是天眼的猎物，监视与自我监视充斥在剧中的每一个角落，甚至侵占了个人的空间，反抗与驯顺、疯癫与理性、权力与自由相互交织碰撞。基列共和国的国家运行机制及内部结构都与福柯的权力理论高度吻合。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指出所有人都处于权力的注视下，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是一个监视的社会，我们所处的大环境不是一个公开透明的环境，而是一个被监视的场所。我们不是我们自以为的那种人，而是处于无时无刻的视觉注视下，还受到权力的控制。①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243页。对于基列共和国来说，为了确保国家权力的实施，必须对使女进行规训和惩罚，例如对于想要挣脱思想束缚和身体束缚的使女采用非人道主义的规训方法，即采用电击、殴打、致残、精神摧残等方法。17世纪至18世纪的法国对罪犯的肉刑与基列共和国对使女所采用的惩罚方式相比有许多的相似之处，都是统治者企图使用极度暴力的手段使被统治者归驯。本文旨在分析权力控制下所呈现的反抗与驯顺、疯癫与理性以及权力与自由之间的关系，这也是目前对于《使女的故事》与福柯的权力理论的综合研究中忽视的几个重要方面。
从行动层面讲，在基列共和国的强权控制下，使女在社会当中是一种生育工具，珍妮作为其中的一员接受着权力的一遍又一遍的洗礼。规训与惩罚是基列共和国进行权力统治的途径，它企图用肉体的痛苦来使使女们忘却精神的痛苦，从而达到驯顺的目的。当身体成为一种工具，使女们就此失去对自己身体的绝对所有权，她们的肉体就成为国家资产的一部分，个体地位的消失暗含着权力的无所不在。福柯认为权力从诞生之日起就带有了某种控制他人身体的功能，对于这种功能都有一种基本的实施规则，权力的实施者和受制于权力者都根据这种预设的规则进行活动。这样，肉体就被权力一步步地进行了规训，成为“驯顺的肉体”。②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156页。反抗与驯顺是一种状态，二者相辅相成，在驯顺中反抗、在反抗中驯顺是一种普遍的状态。驯顺不代表着放弃反抗，反抗不代表放弃驯顺。没有完全的驯顺，人类在驯顺中以各种形式进行反抗；
没有完全的反抗，人类的反抗不是全部，而是一种普遍状态，反抗的过程中也会有驯顺的种子，二者相互交织。
珍妮在权力的不断压迫和驱使下进行挣扎，她用自己的行动来对权力进行反抗：当珍妮第一次进入基列共和国的使女课堂，她对基列共和国的权力进行了疯狂的挑衅，用语言大声地斥责基列共和国就是疯人院，辱骂管理者是珍妮最初反抗的方式；
珍妮讲述被轮奸的过程，在莉迪亚婆婆的强权压迫下并没有得到同伴的怜悯，而是异口同声地指责，疯癫就是她反抗权力统治的最好方式；
在经过权力的暴力规训后，珍妮呈现出驯顺的状态，当她被指挥官欺骗感情，头脑里构筑的理想世界被打破后，珍妮也曾尝试通过自杀来进行反抗；
当夫人暴力掠夺珍妮的孩子时，珍妮通过野兽般的撕咬进行反抗。她曾为挣脱权力的牢笼而做出的多次尝试却换来的是一次比一次更加强烈的重压。通过珍妮的多次反抗尝试和屡次的镇压，将权力的无处不在体现得淋漓尽致，冷漠的同伴成为权力的执行者，这时权力也就有了生产性，它不仅存在于统治者自上而下的统治中，也存在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之中，她们相互驯顺又共同反抗，既矛盾又殊途同归的两方面在权力的控制下相互斗争、相互利用。权力的使用者并不是唯一的，而是存在于每个个体当中，权力的使用者有时候又会成为权力的施加者。
由于权力的无处不在，在权力的暴力规训下，驯顺成为必然结果，所以我们的社会中的个体，都是被权力规训后的驯顺个体，驯顺的个体间的反抗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因此驯顺和反抗不是一种绝对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剧中的珍妮无疑是这种权力网络下被控制的一个节点，她的反抗和驯顺始终存在于人物行动中，权力重压和控制下也导致她的被迫“疯癫”。
从社会层面讲，珍妮作为整部剧中的“疯女人”，无疑是疯癫的代表，导致她疯癫的一个根本因素就是她所处的社会背景的压迫。珍妮赤身裸体地站在窗前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侍奉主教的话语，呈现出一种绝对疯癫的状态，自此珍妮开始了她的疯癫之旅。但疯癫并不是一种个例，剧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疯癫的，疯癫是一种普遍的状态，没有完全的疯癫和完全的理性。例如，一个行为正常的人，她的理性占比多于疯癫，但并不代表她的疯癫不存在，只是缺少一个动机，当动机成立，疯癫则会外显，她也就从一个行为正常的人转变为一个行为异常的人。
福柯认为疯癫的形式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种疯癫形式是浪漫化的疯癫。其特征是艺术家们发狂的想象，也被人们称为奇思怪想。第二种疯癫形式是狂妄而自大的疯癫。其特点则是一种虚妄的自恋于身份认同，也就是将自己不曾拥有的特质赋予其自身。第三种疯癫形式则是寻求正义惩罚的疯癫。其特点是真实，原因在于它惩罚的不仅是头脑的迷失，更在于心灵的迷失，这种惩罚强度还会自动增强。第四种疯癫形式是绝望情欲的疯癫。它的特点就是绝望的无奈的爱情以及被各种巧合玩弄的爱情。从心理层面上讲，珍妮的疯癫就是一种多维的疯癫形式，她渴望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想要随心所欲地生活，她的愿望在现实中并没有得到满足，在内心深处她觉得自己已经丧失了这种权力，在绝望中她抱着女儿站上桥准备跳下去，珍妮和奥芙沃德在桥上的对话更像是疯癫与理性的对话，珍妮则是以一种理性的上帝视角与奥芙沃德进行对话，这时珍妮的疯癫隐去了身影，理性逐渐呈现出来。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一开篇就引用了帕斯克的话：“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①福柯：《疯癫与文明》，林志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1页。由此可见，理性和疯癫并不矛盾，疯癫无处不在，其形式也是千变万化的，以至于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独立的个体，都会呈现出外显或内隐的疯癫状态，这并不具有特殊性，而是具有广泛的普遍性。两种疯癫状态的相互转换只需要一个外界的诱因，一旦诱因产生就由内隐向外显的疯癫状态转换，若无一定强度的诱因刺激，有些个体的疯癫就会一直呈现内隐状态，而并非这种疯癫不存在。
珍妮与莉迪亚婆婆两个人物的构成，正是疯癫与理性相互凝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理性和疯癫的对象相互转换，没有唯一性。莉迪亚婆婆遵循规则对珍妮等使女们进行身体的惩戒这一过程，站在基列共和国的角度来看，这是权力的笼罩下理性在行使权力的过程，而站在使女们和现代文明的角度来审视这一过程，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疯癫的过程。因此疯癫的主体在权力的控制下，是时时刻刻流动于社会网络之中的，珍妮在某种程度上不仅是疯癫的化身，同时也是理性的化身。那么疯癫是否等同于非理性？在福柯看来，我们只能相对于非理性来对疯癫进行进一步的理解。所以形成疯癫基础的是非理性，也可以说非理性划分了疯癫可以运行的范围。对于古典时期的人们来讲，疯癫并不是一种人的自然状态，它仅仅是一种“非理性”的经验形式。珍妮顺从莉迪亚婆婆的指示，在别人眼中她是已经被驯顺的个体，她作为被迫疯癫和被规训成功的典范，却是使女中最为清醒的一个人。珍妮是在权力重压和控制下，选择顺势生存的个体。作为整部电视剧中唯一一个经历过权力的暴力规训的使女，珍妮所呈现出的高度自我愉悦、天真烂漫与其他不苟言笑的使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同时也展示着珍妮的疯癫。在基列共和国中女人听歌曲以及观看书籍都属于禁忌。珍妮生下女儿，奥芙沃德随夫人来看望她时，珍妮为女儿哼唱的歌曲以及她说起女儿时脸上所洋溢着的母性，都代表在无所不在的权力的控制下，属于珍妮理性的部分都隐藏在她疯癫的表象之下。理性的压迫必然会导致疯癫的形成，疯癫往往体现了当时所处的时代大背景。
从个体层面讲，使女们若想在基列共和国中获得精神和身体的绝对自由简直是天方夜谭，作为权力监督者的“天眼”匿名地遍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试图逃跑的使女都会受到十分严厉的惩罚。在这种情况下的使女想要重获自由唯有死亡一条道路，这里不仅是使女们的监狱，更是她们的地狱。但在权力的控制下，自由并没有消失，而是隐匿在权力的背后，体现为一种权力规定下的自由。
在使女的课堂中，每个使女作为一个体被比作是“幸运儿”，营销式的洗脑方式将个体的独立性完全剥夺，呈现的是绝对的“君主”专制制度，不仅体现在对身体的绝对控制上，更加体现在对使女的精神控制上，这里的君主就是指基列共和国的统治者，具有不可侵犯的权威性。在福柯看来这些打着“荣耀”“天选之子”幌子的规训空间都是监狱。我们所处的社会就是一个大监狱，生活在其中的人都是这所监狱里面的囚徒。基列共和国的制度所形成的监视社会中，监视者是除了领导人之外散布在社会各个角落的“天眼”，所有人包括领导者都要受到“天眼”的监视，自由在社会中消失。这就与福柯的全景敞式监狱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人们被观看，却不能观看。权力应该是可见的但又是无法确知的，所谓“无法确知的”即被囚禁者应该在任何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被窥视。在权力的控制下的自由只能相对存在，它受到了权力的约束，呈现为一种相对自由。
珍妮必然是权力控制下被迫成为的“幸运儿”中的一员，她处于监视系统的最底层，接受权力带来的制约和束缚，基列共和国的制度运行的过程中，珍妮监视着同行采购的使女伙伴，同样的，珍妮的伙伴也在监视着她，监视无处不在，所有人都处于权力的监视和控制下，小心翼翼地进行活动，由此形成基列共和国监视的社会。监视与福柯提出的“审慎”①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200页。相类似，即他从始至终都在沉默中发挥作用。权力赤裸裸地暴露在社会运转的各个阶段中，它如同空气一样存在着、控制着，无声无息，而这种关系却是以自我来维系的，这里的自由因受到社会团体的监视而隐匿起来，呈现为一种权力控制下的相对自由，但自由并没有消失，这种自由是仅限于权力规定下的“自由”。珍妮诞下女儿后奥芙沃德指挥官说会和她私奔，她将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这是指挥官欺骗珍妮为其生孩子的话语，极度渴望自由的珍妮信以为真，当她再次被送往下一个家庭后，她的自由之梦彻底破碎，想要通过跳桥重获自由的珍妮并没能如愿以偿。在权力的控制下，使女的生命权并不属于她们自己，而是与她们的身体同属于国家资产的一部分，自由在权力面前只是一个相对的存在，并没有独立发挥其实际的效用。那权力和自由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呢？
首先，自由与权力是一种共生关系。权力是自由的体现，自由也是权力的内在核心。福柯认为自由是构成权力的重要条件，权力的关系是不固定的，这就暗示着在权力的关系中存在一种抵抗的可能性，被压迫者要对权力进行反抗。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讲权力从自由中萌生和发展，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又处处彰显着自由。
其次，自由和权力相互促进。个体通过控制和受控对除自身以外的人的顺从，个体自发性的受控并自觉地对权力进行归顺，体现为一种被动屈从的他律模式。这是权力作用于个体，个体不断地抵抗以及权力不断地镇压使得自由主义在个体中萌发，权力在升级的同时自由的种子也在个体中与之相对应地升级。这时，权力与自由呈现为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
因此，权力与自由不是一种矛盾对立的关系，不代表权力的出现会导致自由的消失，权力和自由之间可以相互促进、共生共存，并且权力与自由在社会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状态，没有绝对的权力也没有绝对的自由。
总之，本文通过探究《使女的故事》中的单一人物——珍妮，分析了权力的控制下反抗与驯顺、疯癫和理性以及权力与自由之间的关系。首先，从行动层面分析了珍妮的反抗和驯顺，阐释了反抗和驯顺不是一种绝对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其次，从社会及心理层面分析了珍妮在这一背景下所产生的疯癫往往是在权力的控制下所形成的，她将理性的面孔藏匿于其狰狞的表象之下，疯癫和理性并不是一种绝对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最后，从个体层面分析了珍妮作为使女的代表人物之一，对自由的渴望和权力之间的关系，自由和权力呈现为共生共存、相互促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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