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影《白鹿原》改编的艺术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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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欣 [西北师范大学,兰州 730070]

“小说作用于读者的想象,电影直接诉诸观众的视听。”基于视听艺术与文字艺术以及思维想象与感官审美的差别,小说《白鹿原》的电影改编之路艰难而漫长。小说《白鹿原》内涵深刻且丰富,笔法大气磅礴,但因时长限制,导演王全安在其改编的电影中,选择集中“表达的是陕西传统文化,其中蕴含着深厚的底蕴,用色彩在其中增加了飘逸和东方美感”。然而,着眼于《白鹿原》电影文本对小说文本的改编,针对电影在色彩的选择、“白鹿”意象的设置、“朱先生”形象的处理等问题进行学理剖析,电影《白鹿原》由于过度的改编使其缺失小说内涵,显得浅显、单薄与贫乏。

色彩“一旦进入精神领域,就成为各种文化观念的载体,具有越来越强烈的象征能力”,影片《白鹿原》就充分利用了色彩的特性,以黄、红、黑三种色调的交织,营造了一种厚重、压抑的氛围,力图表征悠久且深厚的民族发展史。然而,导演王全安却一味地关注色彩,过分夸大色彩带来的视觉冲突,使电影呈现的历史感浮于表面,难以与整部影片融为一体。

导演王全安用蒙太奇的手法将电影镜头拼接起来,混合黄、红、黑三色,使其成为镜头的底色,赋予镜头意义内涵。影片中秋天金色的麦浪连着傍晚天边的火烧云,点燃了河流、土地与房屋,红色与黑色交织下大胆的男女情爱,三种颜色各司其职却又相互撕扯,交织出了一种陕西农村特有的韵味,给观众带来出一种沉重与肃穆的情感体验。电影用色彩勾勒故事背景,以色彩讲故事,观众看到的不是脏乱破败的农村,也不是农村自然风光的闲适恬淡,而是经过设计的具有历史感的农村社会。电影《白鹿原》的色彩是故事展开的底色,也是情感的宣泄。但从某种程度来说,中国的历史包含着文化、社会与个体的兴衰成败,《白鹿原》可以看作是一部历史的浓缩史,其本身所具有复杂的历史质感,并不是只用色彩就能充分表征的。电影显然想通过对色彩的处理,表现历史的沧桑,然而过多的着色却反客为主,让整部电影显得压抑沉重。反观小说《白鹿原》却有种“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之感。小说虽力图构建“民族的秘史”,但是却用力于无形,以小见大。作家在描写白鹿原时,不仅写了白鹿原的大片麦田与秋收,也写了白鹿原的春天勃勃生机的一面,如“秋天的淫雨季节已告结束,长久弥漫在河川和村庄上空的阴霾和沉闷已全部廓清。大地简洁而素雅,天空开阔而深远。清晨的冷气使人精神抖擞”,“杨柳泛出新绿,麦苗铺一层绿毡,河岸上绣织着青草,河川里弥散着幽幽的清新爽朗的气息”,“久雨初晴的夜空洁净清爽,繁密的大大小小的星星一齐闪烁,星光给白鹿原单调平直的原顶洒下了妩媚和柔情”等。不难发现,作家在创作时并不是有意地用“土地”意象去营造一种历史感,反而以平实明亮的色调,展现了白鹿原生活的阴晴变换、四季更替与历史变迁,演绎着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底层人民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死轮回与社会变迁,个体及环境的发展变化就构成了历史的更迭。

小说《白鹿原》不仅展现着历史之沧桑,也表征着人与历史之间对立统一的复杂关系,电影仅对色调进行处理也难得小说之内蕴。电影《白鹿原》从微观上把握历史,看到家族宗法文化乃至封建思想对于人性的压抑,用黄、红、黑三色的交织运用共同构建了一张封建思想文化桎梏人的大网,生活在白鹿原上的每一个人难以呼吸却又无法逃离,这更多地彰显了白鹿原的“吃人”文化,彰显了历史的沉重,但这只是历史的一部分。小说更多的宏观把握历史,不仅展现了历史的阴暗面,还展现了历史包容一切的宽容与大气,展现了祖祖辈辈留下的儒家文化、家族宗法文化与贞节文化,以及传统的风俗习惯、世世代代固守土地的思想等,这些都集中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个体身上。个体所集聚的种种矛盾又相互交织,已经无法用简单的色彩就能表现出来。从某种层面上说,电影《白鹿原》的色彩交织的历史仅仅停留在表面,并没有把这一时期历史的复杂性表现出来。

美国电影研究者温斯顿曾说:“正是小说把文学遗产传给了电影,从而使它从中获取了灵感和源泉……无论从艺术还是商业的角度来看,电影都非常倚重于小说。”因此,电影对小说《白鹿原》的改编还应关注到小说本身。在电影《白鹿原》中出现了多种意象,却唯独少了“白鹿”,“白鹿”是小说的灵魂,它是所有品质精神的结合,同时,“白鹿”又推动着原上历史的发展,作者对这一意象寄托了深刻的内涵。电影却并未塑造“白鹿”意象,选择具体可见的实物来彰显主题,这些意象也因过于真实而显得直白,使电影缺失小说的神秘感。

一方面,无论从作者的写作风格还是小说本身的韵味来看,电影都未能做到还原。陈忠实戏称自己“踏过泥泞五十秋”,他是农民,也是知识分子,所以在陈忠实身上,能看出他的自信与自卑,这一点同时也投射到了他的文学作品中。他早期崇拜柳青,把自己的作品写出“柳青味儿”,同时模仿柳青的传统现实主义。自20 世纪80 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文学也迎来了它的新时期。这一时期,拉美、欧美文学涌入中国文坛,曾一味模仿柳青的陈忠实将自己的目光转到了米兰·昆德拉、马尔克斯等外国作家身上,他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玩笑》《百年孤独》等作品中发现了魔幻现实主义,“感知到不同历史和文化背景里的作家对各自民族生活的独特体验,以及各自独特的表达方式”,促使他在魔幻现实主义中找寻自己的文学道路,找寻“属于自己的句子”,于是《白鹿原》诞生了。他把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全部理解倾注于小说中,所以小说中出现了一只神鹿,它柔若无骨,舞之蹈之,从南山飘逸而出,只要是它经过的地方,万木繁荣,禾苗茁壮,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白鹿原》的迷人之处就在这只“白鹿”身上,从白鹿原这片土地的发迹到发展,白鹿都作为一种神物存活于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心中,它神秘但又无时无刻不在白鹿原上。与小说相比,电影将“白鹿”意象及其有关的重要故事情节简单去除,这样的处理无疑使得电影单薄且无味。

另一方面,电影缺失小说的意义内涵。“白鹿”意象是小说的核心意象,小说一开始便用大量篇幅介绍白鹿原及其发展。首先,“白鹿”不仅是一个地名,更是白鹿原人们的精神寄托。在小说中,陈忠实用“白鹿”意象渲染出一种神秘色彩。以宋朝年间一位河南小吏的传说隐喻“白鹿”的神奇力量,从表面上看,是因为“白鹿”为小吏带来了好运,实则代表了关中人民对土地的无意识崇拜。其次,“白鹿”又是整个白鹿原祥瑞福禄的象征。在小说中,“白鹿”被看作“神鹿”,它象征着是太平盛世。当白嘉轩无意间发现了“白鹿”时,他巧设妙计与鹿家换地,自此之后,家族日渐兴旺。不仅是白嘉轩,白鹿原上的所有人都将白鹿视作幸福祥瑞的象征,它给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带来生活的希望。最后,“白鹿”更是神人,小说中白灵和朱先生的死都与白鹿息息相关。白灵聪明活泼,敢于走出白鹿原与传统思想做斗争,勇敢追求自己的信仰,却被冤枉致死。白灵死时,朱白氏同白嘉轩做了同样的梦,他们都梦见白色神鹿从白鹿原上飘来,等走到眼前,却看到白鹿委屈地流眼泪,白嘉轩甚至梦见白鹿的脸变成了白灵的脸。同样,圣人般的朱先生去世时,朱白氏无意间抬头看到前院升腾起一只白鹿飘逝而去。小说将“白鹿”与二人的结局紧密相连,运用象征隐喻的艺术手法使白鹿代表着善良、纯洁、神秘又神圣。然而,在影片中,如此重要的一个意象却出现在一句极富讽刺意味的台词里。当村民要求白嘉轩为田小娥建庙时,白嘉轩态度强硬,鹿子霖此时说到“白鹿就是个传说嘛”,这句台词就表现了影片对小说《白鹿原》的随意改编,作者赋予“白鹿”身上的种种美好象征,在导演看来自然也不具有价值。对于电影来说,“意象或冲淡,或含蓄,或雄浑,或豪放,都影响诗文风格,也左右电影风格”,“白鹿”意象的缺失使得电影的整体风格更倾向于写实主义,缺失了小说最重要的神妙之情与魔幻色彩。

在小说《白鹿原》中,“朱先生”是作家内心圣人形象的化身,他身上兼有儒道两家的气质,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一样,吃五谷杂粮,但却受原上百姓尊崇敬仰。事实上,“朱先生”这一形象是世代中华民族所认可的智者,更是作者想要赞美的一类人,然而电影却将“朱先生”这一形象删去,使得人物形象、情节主题都或多或少与小说有出入,更重要的是电影中“朱先生”形象的消失消解了作者创作的深层意义。

不管小说还是电影,每个人物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朱先生”形象的缺失使得与其有关的人物形象过于单一。人物的语言、行为的发生都与一定的环境有关,同时人物的行为也影响到其他人物。在小说中,朱先生是白鹿原的灵魂人物,他正直、善良且仁义,视金钱名利如尘土,他更像是千百年来在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人们心中美好品质的化身。对白嘉轩来说,朱先生是他依靠的木桩,有大小事都会去找朱先生商量,他无所不能地为白嘉轩解决那些无法理解的问题,点拨明路。朱先生的存在,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说一不二的族长身上也有脆弱的时候,也会暴露出了人性的弱点,小说给我们展现的是一个真正的人。因此,朱先生的存在也成就了“白嘉轩”这一人物形象。然而,电影里的白嘉轩完全替代了“朱先生”这一人物形象。他严肃且正直,白鹿原象征着一种权威,仿佛没有害怕、胆怯的时候,他是完美且无所不能的,这就使“白嘉轩”的人物形象扁平化、简单化。除了白嘉轩,“朱先生”的存在代表着白鹿原上的传统一代,白嘉轩、冷先生等都受到深刻影响,甚至新一代年轻人,如白灵、鹿兆鹏、鹿兆海、黑娃等都在他的影响下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因此,电影中“朱先生”并未出现,这就使得与之相关的人物形象不够真实、丰富。

“朱先生”形象的缺失也使电影情节变得简单、单薄。影片虽然也出现了军阀动荡、“风搅雪”等情节,但更多的是讲述黑娃与田小娥之间的故事。小说时间跨度大,讲述故事复杂繁多,虽也描写了黑娃与田小娥之间的爱情,但这绝不是重点。作为白鹿村家族之首的白家与鹿家,本是枝繁叶茂,纵横交错,其中牵扯众人之间的爱恨情仇,却被简单地剔除,淡化多重矛盾,只凸显黑娃与田小娥之间的故事,从而使本身具有“民族秘史”之称的史诗性小说变成了“田小娥秘史”,而整个家族、白鹿原历史的演变却成了配角。朱先生作为白鹿原两大家族矛盾的见证者,他预知着两大家族的未来。作为战争的见证者,他亲自参与其中,周旋智取,作为两代人即传统一辈与新生一代的矛盾的黏合者,他安抚老一辈,又鼓励新一代年轻人追逐梦想。朱先生身上有太多的内涵,缺失这一形象的展现,只会让影片简单且单薄。

朱先生的消失同时也使电影内涵单一化。《白鹿原》讲述的不仅是原上的历史变迁,更象征了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到解放时期,中国的沧桑巨变。这一巨变,不仅有百姓生活的改变,时代的改变,更有着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巨变。“现代社会的崛起就是儒家文化渐行渐远的历史”,的确,在小说《白鹿原》中,通过新一代年轻人的所作所为,能明显看到新生一代对于传统文化的突破。白嘉轩可以说是传统儒家文化的守护者、践行者。他以传统观念制订乡约,管理族人,而他在儒家文化上的唯一导师便是朱先生。朱先生是白鹿原的精神领袖,他忧国忧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他身上都一一体现,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对于一个恪守儒家“仁义”思想的儒士来说,是不可理解的。电影用大量的篇幅讲述了田小娥与黑娃及其他男性之间的关系,放大人物的矛盾冲突,极力表达田小娥的女性意识以及正常的欲望对于传统文化的挑战,最终呈现了反抗叛逆的主题,从而使主题发生很大的变化,失去了原著本身历史文化的厚重感。“朱先生”形象的缺失使得电影只注重反抗精神并将其放大,以偏概全,从而使电影无法像小说那样值得一品再品,回味无穷。

总之,《白鹿原》在文学史的长河中,从小说到电影,从书本到银幕,人们都尝试着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白鹿原》独特、神秘的迷人之处,从而使这部作品在文学长河中翻起大浪,涟漪不断。电影《白鹿原》的“大胆改编”虽然使电影本身更加契合了特定的时代氛围,显豁了要表达的相应主题,但是不管导演如何自说,在另一方面,由于色彩的滥用、“白鹿”意象、“朱先生”形象的缺失都使得电影在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与主题内涵的表达上趋于简单化,相当程度地缺失了小说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电影呈现给大众的白鹿原也不是记载着历史的深沉与厚重、悠远内涵的栖居地,而是带有“流量”“色情”“荒诞”“愚昧”等一系列词汇的商业卖点。诚然,我们应从中看到电影人的努力,看到电影与小说的不同魅力,但不得不承认,电影《白鹿原》的改编是有缺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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