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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俊峰，马乔恩
(西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通过学术史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界首先从理念、内涵、功能、特征等方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展开了研究，进而从话语体系、全球治理、生命政治、世界历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多个维度推进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由此可知，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逐渐进入到更深层次的学术构境，这也迫切要求我们从哲学层面深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探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崭新成果之一，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兼容并蓄的结果，代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方向，成为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所孕育出的一颗思想明珠，它不仅照亮中国前行的道路，也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鉴于此，我们有必要从哲学构境层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重意蕴，从而使之在推进全球善治的实践中释放出更大的能量。
任何理论与学说都无法回避本体论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有必要从本体论视角出发，展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本体论对于它据以解释一切经验乃至最平常经验的概念结构来说，是最基本的。因此，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任何哲学解读都应该以本体论为起点，只有从本体论层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本质内涵及其内部结构展开分析，才能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的哲学之基。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置于本体论视域中，首先意味着我们必须讨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存在”这一问题，进而追问“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存在着”，而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在于辨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究竟是以客观事实构成的共同体的方式存在，还是以抽象的共同体理念方式存在；
是客观事实的对象性存在，还是抽象概念的规范性存在，这些前提性问题需要我们通过哲学思考予以澄清。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存在有着深厚的现实之基。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条中就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观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499这就意味着，我们在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时要以实践为基，促进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历程中，通过实践活动重新构筑人与自然、人与人，进而构筑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关系的过程中探寻出的一种方案。作为重塑人类社会内在构序的全新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深刻反映了现存世界秩序，也进一步明晰了未来世界秩序的发展趋势。人类的认识活动就是要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改造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改造旧世界中与自然不适宜、不和谐的关系，达到一种新型的适宜、和谐的关系，这种新世界观应该奠定在“人类社会或者社会的人类”基础之上。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
相反，它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对感性的人的活动的一种唯物主义表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意义就在于它是“对全球范围内的物质利益关系进行革命变革，逐步把人们从全球资本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在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深化普遍交往的基础上不断扩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交汇点，提升人类利益的‘共同性’水平，减缓乃至化解不同主体成员之间的特殊利益冲突”[2]。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的主体：一方面，我们通过实践活动把事物的规律、特点转化为主体思维中的概念、公式、范畴、规则，内化为主体的感觉层次、思维层次、概念层次，使之成为主体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
另一方面，人类作为认识主体，应该把自己的目的、要求、愿望以及对真善美的追求注入物质形态，从而使物质成为人化的物质，对象世界也就变成属人的世界[3]。人类在实践中通过客体主体化与主体客体化不断提升认识水平，从而以先进的认识理念引领行动，在改造旧世界的同时创立新世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着眼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重新思考人类生存问题，以倡导“一带一路”建设为中介，积极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吁各国关注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危机，从本体论角度思考人类未来的发展，努力寻找一种摆脱意识形态说教、符合人类发展和全球正义的世界秩序。当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气候变化、生物安全、公共卫生等全球性危机层出不穷，一些地方的战乱、冲突、饥荒、疾病等仍在蔓延。我们可以说，人类的生存之基不断遭到威胁。人类不得不思考“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关乎人类共同前途命运的根本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场有其更为深刻的现实基础与实践需要，它是产生于现实生活，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涌现而出，回应人类和平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根本问题，希冀人类文明重新焕发时代光芒的范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525当人类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与挑战之时，从思想内部化解思想的冲突、诉求思想的批判性都无济于事。换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所具有的客观性、真理性、科学性，不是通过抽象思辨、逻辑推理得出的结论，而是一个已经被事实证明、实践检验的结论，这一理念的客观性、真理性、科学性不仅在今天已经被充分证明，而且必将在人类未来的发展进程中被不断验证和彰显。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存在有着深远的未来关照。在讨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过程中，黑格尔(G.W.F.Hegel)的经典命题“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4]仍然散发着智慧的光芒。由于辩证法，这一命题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性的，就是说，注定是不合理性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
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乎理性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有多么矛盾。”[5]我们可以看到，现存的建立在旧秩序之上的全球治理体系，由于其只代表着部分国家、民族的意志和利益，遵从着资本的贪婪本性，因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并关涉全人类共同命运的问题和危机，也必将丧失其存在的合理性。当今世界混乱而无序的状态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治理体系的不合理性，人类迫切需要一种能够代表全人类共同价值，寻求全人类共同体的未来治理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并不是对现存事物的指称，而是对现实必然性的指称，它不是资产阶级国家意义上的“虚假共同体”，而是一种以“真实的共同体”为价值旨趣的实践探索，它正在以一种追求和平、安全、繁荣、包容、美丽的共同体的方式呈现出来。换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关照体现在它对人类的善意和对未来的憧憬之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很好地证成了马克思所言：“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1]13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独特的方式统合了形式与内容、规范与事实、理念与行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冲破了人类关于历史和未来的认知局限，冲破了旧秩序对人类思维和行动的束缚，在指引人类探寻新的世界秩序的道路上彰显出了创新性、革命性和真理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向世人展示了人类的认识是一个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不断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上升的过程，而且向世人证明了人类的历史是一个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建设一个和平、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从而化解地区冲突、民族问题、国家危机、全球困境，这不仅是人类认识的创新，也是人类实践的创新。在这样一种创新中，人类前进的道路日益清晰，人类的美好未来日益可期。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存在兼容了多重语义。从逻辑学角度来看，概念是判断与推理的前提，是思维活动的起点，没有概念很难做出判断，也就无法进行逻辑推理。因此，概念的合理使用在我们理解、把握事物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概念的过度使用会产生意义溢出或者剩余，从而导致理解效果的受损。为了防止误读，只有不断对概念自身的内涵或者意义进行澄清，使概念意义明确，界限清晰，从而减少歧义、纷争、误会。这就意味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能否精准使用和广泛推介，取决于人们能否从更深层次理解和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的丰富内涵。作为对一种可能的世界秩序的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对马克思关于共同体理念的全新解读、有效延伸，又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呈现，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外交智慧的充分体现；
它是对现行世界秩序的突破，更是对世界秩序理念范式的重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深刻揭示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战略高度、理论深度，是具有时代感、紧迫感、责任感的伟大理论构想，它不仅深刻批判了当今全球治理体系，也对如何推动全球善治提出了建构性的方案，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多层语义共同熔铸了一个具有丰富和深刻内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理念的完满性、自洽性。因此，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和宣传，都要综合多重语义，任何一重语义的缺失都会导致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片面、错误的认识，都会割裂“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的指称意义，也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效果产生负面的影响。只有将人类发展基本趋势与中国特定发展趋势相统一，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规律相结合，才能真正立足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理解和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意蕴，避免意义的遗失或消解。
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认为，西方现代性及其“历史观念”的发展最终导致“彻底的历史虚无主义”，这就意味着，西方现代性危机和西方文明危机都源于“历史观念”，这种“历史观念”使得“一切固有的东西烟消云散”，一切永恒变为不可能。“这种‘历史观念’因此无情地冲刷着人心原有的深度、厚度和浓度，导致人类生活日益平面化、稀释化和空洞化。”[6]12当科学技术的极大进步促使人类跳上现代性这部快速列车时，与之相应的诸多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单纯地沉溺于这种“进步”和“加速”之中，就会逐渐丧失对“善”与“恶”、“好”与“坏”的基本判断，从而消解人类对价值和意义的追求。“我们在返观过去时就会看到，思想在某个方向上所取得的每一进步，都是以在别的方向上的退步为代价的；
思想上的进步克服了某一固有的局限之时，原先一些重要的洞见总是被忘怀了，这就是那一进步所带来的结果。”[7]22面对西方现代性危机和普世价值的虚伪性，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何种意义，如何发挥作用，这是对中国智慧的考验。我们只有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置于全球化背景中，透视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对现代西方文明危机与现代性危机，进而引领世界走向美好未来的过程，才能深刻理解其时代性，彰显其生命力。
不同的哲学孕育着不同的历史观，不同的历史观也指引着人类实践走向不同的方向。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存在主义的“历史主义”观念将历史构建为一种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一切只不过是“突然发生”“突然绽出”的存在，从而导致“人的一切选择都只能是‘盲目的选择’，人被免除了选择善恶与是非、好坏与对错的责任，因此，‘我们不可能再作为有责任的存在者而生活’，这表明‘虚无主义的不可避免的衰减结果就是盲目的蒙昧主义(Fanatical Obscurantism)’”[6]15。从历史进步观到历史主义观念的思想发展进程中，我们窥视到西方哲学家的历史观很难深入到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层面，从根本上讲，无论是历史目的论还是绝对精神，都没有深入到“真正历史”中，没有揭示历史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这些抽象的历史观都没能从根本上克服和解决现代性危机。马克思、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认为：“他们从来没有为历史提供世俗基础，因而也从未拥有过一个历史学家。”[1]531他们的历史主义实质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历史，而在反对这种唯心主义历史学因素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思想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有鉴于此，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说：“在历史研究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当历史主义(就其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词义上说)困于本身的内部问题而丧失早期生命力时，马克思主义为取代历史主义而提供了有力说明。”[8]我们通过大量的篇幅论述人类思想史上历史观的变迁，一方面是为了揭示人类历史观的谱系学变化，另一方面是为了揭示历史观对于人类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我们可以说，今天西方文明的危机、现代性危机与错误的历史观有着密切的关系。澄清历史观的变迁，就是要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置于正确的历史观之上，从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正确的、坚实的历史之基。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了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因为“现实的人”有吃喝住穿的需求，因而必须从事物质生产活动，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形成一定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而整个人类历史就建立在这种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之上。要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历史，无论是康德(Immanuel Kant)、黑格尔，还是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他们都受资本主义社会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基于抽象的人或者原子式个人构建其历史观，而不是从现实的人出发，因而无法深入到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所构建的社会历史之中去，无法很好地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也无法从社会规律出发把握当下现实和未来社会，更无法从根本上提出人的解放问题，只能在他们所理解的历史观中阐述他们眼中的历史。这种“去历史化”的历史观将使人类陷入危机、灾难和迷茫之中。一旦我们把“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置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之上，就意味着我们要把人的活动，从一般性社会历史活动，深化到具体而特定的社会发展中予以考察，通过对具体、特殊的社会生产历史进程的研究，揭示其内在的运行规律。具体而言，就是批判地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揭示其内在矛盾与危机，进而指出克服危机、超越资本主义的路径。这是认识活动从思维抽象深入到思维具体的辩证运动的构境层，这一构境层充分显示了认识主体的能动性，体现出认识主体把握客体的本质性力量，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并把握了其发展趋势，进而实现了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推动着感性与理性相互渗透、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这就意味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马克思唯物史观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对人类社会历史与现实的根本性把握与认知，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性追求和智识精神的高度凝练和时代表征，是化解人类全球危机与治理体系失序的有力保障，是推动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出发批判市民社会，指认市民社会具有“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的特性，这种特性内在蕴含着“殖民扩张”的要求。伴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这样的“殖民扩张”特性逐步显露出来。由此可见，市民社会本身蕴含的等级结构与殖民扩张要求，使全球无法实现“共享发展”，更不可能使全球成为应然状态的“命运共同体”。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社会成员不是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相反，每个人都陷入畸形的、片面的、单向度的生存境遇之中。因此，基于市民社会构建出来的任何共同体，只要受到资本逻辑的推动，就是一种虚假的共同体，无法从根本上实现人的解放。所谓全球性“资本共同体”，只不过是想把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说成全人类的普遍利益，从而形成以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一套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治理体系，使得资本在全球的财富掠夺中具有合法性、正当性。因此，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此来摆脱西方中心主义所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重构一种更平等、更合理、更多元的新世界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命运共同体揭示了现行世界市场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所掩盖的剥削性社会关系，打破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再生产的桎梏，对与这种意识形态相适应的观念、概念和思维形式提出挑战，深刻批判了那种将资本主义永恒化的精神状态，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出一条更加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道路。21世纪人类经历的诸多灾难破除了人们把握世界的重重意识形态迷雾，将人类的脆弱性、不确定性、偶然性呈现出来，使得人们再次看到马克思所指称的“虚假共同体”遮蔽人的存在，无视人的生命价值，置人类安危于不顾的行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人类克服灾难，避免重大风险，防范与化解偶然降临的灾难，实现共建共享共赢并为之提供了中国智慧。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在思想层面上，我们要很好地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般本质和发展规律，既要分辨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资本共同体”的本质差异，又要看到它们之间所存在的“共同性”。在实践层面上，坚持命运与共，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坚持和谐共生，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坚持改革开放，把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中，通过发展解决国家间与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9]。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是基于对中国社会发展经验与世界各国发展经验的深刻把握，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纽带，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具体实践中的又一次重大飞跃，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如果“实事求是”体现了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等为主要代表的老一辈共产党人立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入发展，完成了中国社会历史的伟大变革；
那么在新时代，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和发展需求，从思维抽象进入到思维具体，深刻洞察了中国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把握，又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遵循，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历史观。“‘大历史观’是唯物史观的中国化创新，强调历史的承续性、创造性、时代性、世界性，是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征程中，胸怀两个大局的历史思维和世界情怀的展现。”[10]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历史长河中把握历史方向，在时代潮流中观察社会发展，在世界风云中寻求历史规律，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这一构想符合中华民族发展的趋势，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的趋势，也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远大的发展前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态势下，显示出不可比拟的制度优越性，更坚定了中国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与信心，再次用事实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我们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既蕴含着价值旨趣又具有科学维度，充分实现了规范性与事实性的统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对奠基市民社会的“资本逻辑”的批判，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遵循资本逻辑所构建的资本共同体危机的科学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意蕴在于，它反思与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景观，揭示了资本熵增所造成的共同体内部的紊乱，指明不遏制这种熵增，将会引发资本主义社会的“内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价值在于，中国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关照世界的未来走向，提出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化解全球治理中出现的紊乱，致力于解决全球性的冲突与矛盾，构建一种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机制，创造一种更加合理、平等和多元的新型世界秩序，充分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也彰显了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的优越性。
首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人类整体性视角思考人类社会的发展，从人类共同利益出发谋划一种更为合理地体现“共同性”的全球治理体系，为全人类谋福利，追求人类美好未来，促进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构成其价值旨趣。西方资本主义从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视角出发，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与统治下所构建的全球治理体系服从资本逻辑的运演，致使人被物化，这种治理体系屈从资本控制的同时，使得人的全面发展成为不可能，使人的自由成为一种形式自由。我们可以说，这种体系已经成为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桎梏。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国家呈现为一种虚假的共同体，这种虚假共同体所形塑的人的思维以及意识形态都具有欺骗性，其实质是资产阶级统治者将他们的特殊利益说成普遍利益，进而把普遍利益说成占统治地位的东西，为他们无偿占有劳动者的产品做出有力辩护。资本主义社会为了保持增殖，满足贪婪的资本本性，不断地开拓海外殖民，制造民族之间的不平等，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冲突和矛盾。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再次向世人警示，以资本逻辑为标准而构建的全球治理体系无法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无法回应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人类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更需要凝心聚力、共克时艰。“在人类社会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当口，习近平总书记以宏阔的全球视野和深厚的人民情怀，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体价值，是对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最广泛共识的凝练概括，为维护人类共同的长远利益贡献中国智慧，为促进人类文明永续发展进步擘画价值准则，为创造人类美好未来提供精神动力。”[11]全人类共同体价值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坚持胸怀天下的大格局，也为世界提供了一种超越资本逻辑、普世价值，实现全球善治的大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所以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广泛认可，就是因为它契合各国人民的共同价值、利益夙愿和精神追求。
其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鲜明的政治价值。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启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治理方式。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奋斗始终都围绕着这一初心使命。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模式是以人民为主体而不是以资本为主体的现代化模式，它立足“人类社会”思考整体人民的幸福与发展，而不是屈从少数人的特殊利益需求，不以资本与权力为中心，更不会助推资本主体的发展。其本质优势在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开辟了一种不同于西方单一资本主体性发展道路，也不同于苏联式现代化道路中无个体主体性支撑的抽象整体性。“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12]，只有立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新形态，从整体性角度审视资本主义道路，才能认清资本逻辑所造成的同质化，这种同质化使人成为物，使空间与时间逐渐趋同，从而造成全球不平衡的发展。这种工业化的同一性、均质性发展观颠覆了原初的城乡空间布局与景观，它将“吞噬乡村、自然与荒野等空间存在的多种形态，从而导致对自然的损害与乡村的衰败，其结果是生命机能的衰败”[13]。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实事求是，不唯经验，不唯教条，形塑了一种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理念，又不同于苏联式现代化发展理念的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格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立足当代中国，放眼人类社会，充分彰显了人类文明发展要求与方向的道路，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典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这样一种文明新形态的世界表达，它超越了西方二分法的局限性，从而克服了建立在西方中心主义基础之上的“国强必霸”逻辑，因而更能够解决和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能够对抗世界动荡变革期出现的种种危机，更能够引领人类合力解决全球增长动能不足、全球经济治理滞后、全球发展失衡等问题。我们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最具沟通性、代表性、包容性、开放性、普惠性的全球治理方案。
最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共同性提升为一种全球共同价值的合理性表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所言，“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 000多年来一种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14]。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秉持着“天下一家”“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协和万邦”这些朴素而深刻的信念，这些信念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动力，也是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立足世界的哲学底蕴。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之基，自诞生以来就把维护世界和平和增进人民福祉作为自己的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此不懈奋斗。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致力于维护和平发展，捍卫公平正义，追求民主自由，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启了一种人类新文明形态，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人类社会”的整体视角，凝聚人类共识，充分包容差异，尊重他者利益诉求，“加强文明交流，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完善经济治理体系，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增进政治互信，构建全球互联互通关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人类走向美好未来的必经之路”[15]。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相同的精神实质，二者的融合使得中华文明鲜明的哲学底蕴升华为具有世界性意义的价值表达和实践路径，是最具代表性、典型性的“中国主张”“中国声音”。
综上所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谋求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孕育出的理念与方案。它不仅将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有机统一起来，而且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善于批判与反思、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善于从特殊性中寻求普遍性、善于把握历史规律、善于掌握历史主动的智慧和能力。通过从本体论向度思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可能的问题，从历史观向度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克服现代性危机、引领人类走向美好未来的实践路径，从价值论向度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开辟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进一步深化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哲学意蕴的把握，也更加明确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自提出至今，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获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认可和支持，从而彰显出其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它必将在指引人类走出困境、开创美好未来的进程中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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