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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平 (湖南大学 长沙 410082)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中国面临日益严重的社会和民族危机，为了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和左翼社会工作者的推动下，上海、北平等地兴起了一场新兴社会科学运动，并从国外引进与出版了大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书籍[1]。由著名文化人李公朴担任馆长的申报流通图书馆内就有不少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文学作品。1934年1月，申报流通图书馆开中国图书馆的先例，创设读书指导部，“以指示有志学习各种学科者之门径、引起研究之兴趣”[2]。同时，为了更好地辅助读者，与读者展开交流，解答读者尤其是苦学自修的青年在阅读中遇到的疑问，使流通图书馆成为大众的书斋和精神食粮的仓库，并以读书指导为其益友与导师，《申报》增设“读书问答”栏目(以下简称“读书问答”)，与读书指导部相呼应，“以供读者之质疑、解惑、事属创举。切盼社会人士予以指导掖助，共襄其成”[3]。在实际指导读者的工作中，如何使读书指导部成为一个能帮助青年进步的阵地，这是当时有不少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参加的《申报》读书指导部着力思考和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们对目前的工作，不应该看成混饭吃的职业，而是应该看作帮助青年提高思想认识的革命事业，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同事关系，而是为着共同事业奋斗的同志关系”[4]。《申报》读书指导部利用“读书问答”不仅向读者推荐经典著作，并且在解答读者疑惑时，有意识地引导他们科学正确地认识马克思主义，积极传播辩证唯物论与唯物辩证法的思想，使之作为解决生活与思想问题的理论指导[5]。本文在借鉴《书报评论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对〈申报〉中图书馆报道的叙事研究(1925—1937)》[5]《〈申报〉视野中的马克思学说》[6]《〈申报〉的社会服务研究(1932—1937)》[7]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接续《〈申报〉“读书问答”栏目之阅读引导》[8]，侧重梳理“读书问答”中对民众所展开的知识传播的部分内容，拟进一步推动全民阅读与社会教育的深入研究。
“读书问答”栏目的读者绝大多数都是社会上的青年学生、学徒与职员，他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相对薄弱，对马克思主义的专业术语比较陌生，即便有人自学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也还是不能完全读懂[1]。“我们已提出的问题，日趋专门化，并非普通店员学徒所能理解，以致实际上，能读懂读书问答的，还是少数的文化水平极高的读者，我们的工作，要达到普遍化，相差实在还有很大的距离”[9]，因此，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语言通俗化、大众化成为“读书问答”工作的一个基本要求。读书指导部的艾思奇认为给读者发出的回信实际上都是革命的宣传品，针对不少读者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困难的现象，他经常会运用通俗化的语言和活泼生动的案例进行阐释。例如，他在《“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和《再谈鸡生蛋的问题》中这样解释生物进化论：“我们可以断定，在最初的时候，蛋是鸡生的。以后，鸡和蛋就互为因果地无限地循环下去。循环作用和相互作用是我们所承认的。但我们还要在循环中找到最后的起点，在相互作用中找到根本的主导作用，不然，我们就会成为折衷主义者。”[10]由此，他引申出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解释：“关于其他类似的循环问题，我们也是要从历史发展的根源上去探求。例如人类的思想和社会环境的问题，有的时候人类的思想可以影响环境，有的时候环境又能决定人类的思想，到底是思想决定环境呢，抑是环境决定思想呢？又成了一个不可解决的问题。”[11]
“读书问答”在阐释同一性和统一性时，则用黄牛与水牛等动物举例巧妙地引入对深奥问题的讨论：所谓同一性，就是两件东西、两个意念，或两个形式，或其他各种异样物体概念形态互相一致。譬如黄牛与水牛，是有颜色的不同，前者为黄色，后者为灰黑色；
有大小的不同，前者较小于后者；
有性格的不同，后者喜浴水中，而前则反是。然而无论黄牛与水牛皆有角，皆吃草，又属同样的反刍类，且皆性驯善，能耕田，能挽车，故黄牛与水牛皆是牛。这就是黄牛与水牛的同一性。马，有黄马、白马、赤兔马，这以其色泽来分故有种种不同，然而皆有鬃毛，皆有四蹄，且皆善走，故黄马、白马、赤兔马皆是马，这是马的同一性。又譬如马和牛是不同的，牛和骡子又是大有分别，然而它们都吃草，也反刍，故无论马也好，牛也好，即骡子也好，都是反刍类的四脚兽。这是两件东西互相一致的同一性的例子[12]。
“对立的同一性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是绝对的”。这是辩证法的认识论最重要、最基本的部分。但当时有读者因为对于这个基本部分的认识错误或了解不足，陷于和辩证法格斗而不自知的情况。那么“对立的同一性是相对的”这句话怎样正确理解呢？“读书问答”仍然运用生动的事例进行阐释：“黄牛与水牛是对立的两只物体，它们有一致的地方，皆有角，皆吃草，皆反刍，皆能耕田及挽车，这即叫做{作}对立的同一性。但这种同一性不是绝对的，就是说黄牛不完全等于水牛。因其皮毛、色泽、性格有种种差别，故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他如马骡等一切自然物，都莫不如此。从自然科学的发达后，愈益证明这种原理之正确。譬如水受日光的蒸晒化作气体成为云。云遇冷则变为雨而复原为水。又如算学上的正数和负数、微分和积分、天文与地理、物理和化学，一切皆有共同性，但都不是绝对的。这是{就}自然科学来讲的例子。”[13]
读者们从这些丰富形象的举例中领悟了晦涩的理论，深刻认识到了只有把握正确的认识法则，才能抓住一切存在物的自运动的钥匙，也只有它能够给予理解变化—发展—突变；
渐进中断，转为对立；
旧的绝灭与新的生长之关键。不然，就会把世界看作静的、死的、毫无生趣的东西。“读书问答”还提醒读者鉴别理论真伪的三个原则“即第一，从事实出发，不从观念出发。第二，即理论是在暴露并阐明真实,不掩蔽真实。第三，即理论是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不是专为着少数人”[14]，并介绍他们阅读《家族私有财物及国家的起缘》(即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李膺桥译，新生命版)、《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李达译，笔耕堂版)、《马克思传》上中下(李季编，神州版)等书籍[15]。不论是辩证法中的对立与统一、量变与质变、否定之否定、内因与外因等，还是认识论中的认识与实践、意识的能动性、主观真理与客观真理，抑或是唯物史观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政治经济学中的商品、货币与资本等具有普遍性与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读书问答”都想方设法、深入浅出地让读者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魅力。这种将深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生动活泼的案例相结合的交流与学习方式受到了大众的热烈欢迎[1]，读书指导部成立两个半月内就收到了五百多封学术讨论的信件，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也得到了读者的肯定，一位名叫邓保夫的在校学生表示：“在报上，看见了贵图书馆设了贵栏，我真是说不出的快乐。我虽然不是贵图书馆的读书会员，我虽然住在这样闭塞的乡间，但我很侥幸：我在读申报时，我就可以揩油……贵栏之创设，对于现在的中国文化运动上是值得赞美的，而且也是急须的啊！”[16]正是在整理与总结读者来信中的各种问题和困惑中，“读书问答”有计划、有步骤地进一步强化了对读者的宣传与教育工作，帮助不少青年认清了奋斗的道路，他们也视读书指导部为自己的良师益友。夏征农回忆在“读书问答”栏目的编辑工作时曾道：“我们三人分别是‘左联’和‘社联’的成员，都想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此，我们通过这块园地，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通俗语言来解释当时社会上发生的各种问题，向读者做一点启蒙工作。”[17]事实上，负责编辑工作的同志们在使马克思主义逐渐走向大众化的演进逻辑与现实运动中，自身的认识也得到了进步与提升，仅在1934年间，“读书问答”共回复有关学术内容的信件已达1 800余件，涉及的民众范围已包括店员学徒、工人、农民、士兵、警察、小贩、僧侣、大中小学生与职业妇女等[18]。
“读书问答”栏目探索出了一种大众参与政治的社会化的传播途径，并最终将马克思主义与民众的实际生活紧密结合。1934年10月“读书问答”栏目在《申报》停办后，于11月转移到《读书生活》继续开办。“读书问答”栏目和《读书生活》杂志继续推荐、引导读者们阅读大量的马列主义图书，在救亡图存运动中产生了广泛影响[5]。
青年是时代的骄儿，未来的国家建设和社会改进，大都须依靠他们的努力而后方能成功。但20世纪30年代的许多青年面对深重的国难，破产的社会，烦闷而迷茫，不知出路何在。1934年1月15日“读书问答”刊登的一封来信中写道：“贵报的《读书问答》，替青年们开一智识探讨的方便，不单直接的为青年前途的明灯，且间接的亦替社会国家谋了不少的福利,这是件极值得赞颂的盛举！”但与此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急迫须求解答的问题：“科学二大类中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究竟那{哪}一个在中国的需要、 社会的急需、个人的出路上，来得比较需要些，而我去研究二者中那{哪}一个？”[19]“读者问答”在回信中开门见山地指出此问题根本就难成立，因为“孰为重要”这四个字根本就是个问题。“人固然一刻也不能离开空气而生存，但若单有空气呼吸而无水喝，{无}饭吃，人也是要饥渴而死的。所以我们能说水或食料对于人是比空气对于人重要些吗？当然是不能的。人们有时觉得空气重要，有时又觉得水和食料重要，是因为这些东西人是都需要的，缺了一样就不行，所以缺乏水时就觉得水要较空气重要，但这是因他此时并不缺乏空气，否则他就不会有这样感觉的”[20]。这位青年读者所征引的“偏重社会科学”或“偏重自然科学”的主张，似乎都把这一点忽略了。
为了更好地解决青年读者的困惑，“读书问答”首先明确指出：学问本来是整个的，绝不是天地间本来就有两种东西，两种学问。但为研究便利起见，我们却可分成两部或更多的门类。因此，以自然现象为研究对象而以实验及确立自然运动及变化的规律为任务的就叫自然科学；
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而去探讨社会界一切人为的制度的便叫作社会科学。这两种科学研究的对象虽是各异，但它们的目的则是一样的，即追求宇宙间的真理，而且这两种科学又相互为用，社会科学发达的同时必须自然科学发达[20]。在全面客观地介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后，“读者问答”接着又以历史研究为例，引导读者展开思考：你看近代历史所以会拉得多么长，对于古代人类的研究，何以会较前有贡献，就是因为地质学和考古学、古生物学的进步。自然科学亦是如此, 不过其间关系较为隐晦，不及社会科学之受自然科学的影响那么明显罢了[20]。最后，“读书问答”从此二种科学对于社会上的影响进一步展开分析：“人类社会想继续存在，第一我们要克服自然，我们要从自然取得生活资料，从实际劳动中，自然科学发生了，我们天天都在利用它，维持人类生活一天天的繁衍，到了近代，这些天然的知识成为有系统的自然科学了。但同时，在我们{经}营着社会劳动时，人与人间的关系，又建立另一科学，这就是社会科学。我们也不能一日停止人与人间一切关系，因此，我们对于这方面的知识又何尝能一日缺如呢。尤其人类繁衍到近代，构成了不合理的社会组织，人与人的关系互相对立起来。
其间复杂错综{的}关系更不由得你不去分析、条理，认识一定的因果法则, 去进行人与人间的生存竞争。社会科学对于近代人的生活上就有着决定的需要。因是，我们不能提岀这两种科学孰轻孰重，孰为需要，我们只能说都需要，无轻重。我们不能就形式上分开去观察，去估价。它本身是统一的，是不可分解的整体。”[20]
针对青年读者提出的挽救中国目前的危局，应提倡哪一种科学这一问题，“读书问答”认为这仍是执于形式之说，是从个人主观的空想出发，没有把握住事实。“中国目前的事实是一方面大众应赶急学习社会科学，以应付当前加在大众身上的历史使命，改变现状，开拓新的局面；
一 {方面要将}到旧的障碍除去，我们需要建设，我们急需要的是技术人才、自然科学知识。挽救中国是一个整个的工程， 在这工程中虽然在前一阶段(破坏旧的)与后一阶段(建设新的)似乎有所偏重，如就整体言，缺一不可，不可分开。我们实在不能提倡那{哪}一种，放下那{哪}一种。因为倘如此，就要落到空想里去了。总结一句，两种科学都是中国社会的急需，挽救中国的工程中占有同一重要而且不可分开的性质”[21]。至于从个人方面讲，应当研究哪一种科学，“读书问答”指出这完全是另一问题，不必牵涉到学科的本身是否重要上去。因为学习某种科目，主要的是看环境是否适合。对于适合研究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读者，尽可不必问该学科是否重要，埋首研究就好了[21]。如果读者或许以为这是模棱两可的回答，因为适合于研究某种科学的环境并未说明。“读书问答”又耐心地建议读者：“假如你是一个富热诚、肯服务，而同时又缺乏自然科学的基础与兴趣的人，那就去研究社会科学好了；
倘如你是一个很冷静，具基础又有适于作自然科学的物质条件， 那你就去研究自然科学好了。不过，你若以为这二种科学的研究是要具有二种不同的头脑，却大错特错，完全误解了我们的意思。我们所以这样主张者是就个人的志愿和社会的效果而言，至于研究学问所应具的态度或精神，则无论那{哪}种学科，都是一样的。”[21]
与此同时，“读书问答”还专为站在社会科学门前畏难而不得其门而入的读者指点迷津，培养和提高他们阅读社会科学书籍的兴趣：首先，选择的读物可以是软性的“传”，即先读第一流社会科学家、革命者等的传记，传记不独给你文学上的兴趣，它还给你研究社会科学的方法，展示你作学问应如何的艰辛，增加你自学的勇气[22]。然后，继续“传记再读一本革命史，这是很热闹的书，看了你还想看，你在这中间，也可知道一点人类过去的变革，得到许多经验，启示你人类的将来。这也是一般的人都应读的书。在这以后，你可先读一本社会问题大纲的书，知道一点现社会上发生过一些什么事；
读一本社会运动史，知道一些过去、现在的人们对于这些社会问题在那{哪}里，作如何解决的打算。你然后再读一本社会进化史，知道一些社会进化的法则，到了这时，你一定要感觉不满足。你虽然知道了许多史事，却缺乏探讨这些史实的因果法则、能力的，你自然要进而作较根本的研究。你真具有了决心的话，这时你回转头来翻阅一两本社会科学大纲的书。同时向哲学(指唯物辩证法)、经济学方面去进攻。在哲学方面，你可取得不仅研究经济学的方法，你还可取得认识宇宙社会全部的手段。在经济学方面，自然你取得的应是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构造的一切知识”[22]。接下来，“读书问答”又进一步鼓励读者，“这条路是颇易走的，就是平常只爱读小说的人，如果按照这条路走去, 也一定不会感觉干燥无味，不太吃力，而一样可达到社会科学的堂奥”[22]。至于以后的研究顺序，“读书问答”也为读者指引了方向：“如果有了以上的基础，你尽可随便往那{哪}一方面发展，你都可有相当门径。你高兴政治的，可以专心去研究现代政治，尤其是目下流行的各种独裁专政的形态及欧美过去的德谟克拉西等等；
你热心宗教的，你可以去研究基督教之本质，或基督教之作用；
你醉心艺术的，你可以分类去研究文学、绘画、雕刻音乐等。”[23]
“读书问答”栏目的工作是一项极其烦琐的浩大工程，但负责编辑工作的如艾思奇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仍然尽其所能详尽地回答读者提出的各种读书、学习甚至生活上的问题，不仅对于宣传革命和进步文化发挥了极大的启迪作用，而且扩大了知识传播的影响范围。
“读书问答”栏目在与读者的交流中多次强调理论与实际不能分离。无论研究社会科学或文学，如果专读死书，对于实际问题毫不注意，那么即使读书万卷，也只好做一个书呆子。20世纪30年代，世界各国间已被一种经济的纽带连成了一个体系，地球上已再没有一块土地能够不被经济关系所支配。生在地球上每一角落里的人民的生活也不得不受到世界各处的影响。不少读者对于国际政局之变迁，以及各国家之组织制度，各个政党之主张虽已日渐明了，但仍然面临不少困难，因此，在“读书问答”与读者的通信往来中如何研究国际问题也成为讨论的中心。
首先，在国际问题的研究中语言的学习至关重要。针对“我们一定要精通外国文吗？”这一问题，“读书问答”回复到：“在近代，人的生活中，学习外国文，原是很需要的一件事。因为今日社会生活一般都国际化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就不能不与他国某些方面发生关系， 就整个文化说，尤其是如此，文学，科学都一天天国际化了。一个科学家， 如果仍是闭关自守的话，他决不会有进步、有发明。不仅如此，就是要做一个研究者，也需懂得一点外国文字，便于直接阅读外国文书报，不必要等到译成国文后，就可先获得世界知识。”[24]学习外国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要直接读外国书，或介绍外国的各种学问到中国来，但这是一件不容易的工作，“读书问答”建议读者不但要精通语文, 且对于所研究、所介绍的科学，一定要有相当的理解，而且要达到这目的，绝不是一年两年任何人可以成功的，需要努力地投入到认真学习中去。
其次，“分析国际政治，不仅要顾到国际间某一阶段的基本对立，不仅要顾到某一国度的矛盾的消长，而且最重要的还不能忘记资本主义以外的另一不同制度的国度内的一切变动”[25]。
“一个科学的观察者，他不仅要正确的把握以上所提示的各方面，他还要从各方面， 或各过程，活泼泼的动态中，去综合每一历史阶段的形势，指出每一历史阶段的特殊性，指出每一历史阶段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的本质，因为，现在国际间每一问题的发生，都不是出于一个简单的因素，而是被织在无数经纬交错的网面上。一个科学的观察者，自不应仅说些空洞的原则上的话就算了事，他应具体的分析事实的发生，剖白其真实并指出发展的前途”[25]。
再次，在研究国际问题时，“读书问答”提醒读者在搜集研究资料时要特别注意资料的来源，对于材料要具有鉴别的能力，没有鉴别力，搜集就无法进行。而且在研究过程中要具备一定的常识：一是对于当前世界政治的基本轮廓应有原则的了解，应明白今日世界政治各分野的形势及其趋向，应具国际政治学的基本知识。二是因为要解释以上的政治现象，还应求其推动政治的最大的力量是什么。无疑的这是经济。所以读者应有认识目前在变动的经济现象，及产生这些现象的基本的经济法则的能力，应具一点经济学的常识。三是关于社会的纠纷的方面也应有最基本的了解。这里面包括的东西很多，最重要的是劳资纠纷。四是对于当前国际关系及国际间的纷争，均应熟习其主要的关键。五是各国政党的形势，它的代表人物和政治舞台上的名角们，都应熟悉他的尊姓大名，都应明白他是属于哪一派的，他的后台背景[26]。具备了以上各方面的常识后，才可具体地把握住如何鉴别国际新闻的实证，才能更深入地研究国际问题：第一，我们应站在历史的唯物论的观点，应特别注意经济的背景。一切国际现象都是世界经济变动的反映，离开资本主义经济的体系、变动力去研究今日的国际问题，只是痴人说梦。第二，我们应从流动的过程中、矛盾的统一中去研究。各个国际事件的发生，都是过程中某一阶段的产物，同时是矛盾的、彼此对立而又统一在一定的范畴中。一切国际现象都有一定的因果关系，都是连续的动，我们只能在动态中，才能得国际问题的真相。第三，我们应注意从联系中去研究。这就是说，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件国际事件是完全不与人家相干的[27]。
面对读者在研究国际问题时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读书问答”都给予了较中肯的指导意见，条分缕析地为读者提供了认识世界的凭借，开启了让读者了解国际间彼此交涉样态的知识空间：要想正确研究国际问题，自然对于社会科学应有相当的素养。尤其对于经济学及历史的唯物论应有正确的知识。以外，就是能将这些原理应用到实际上去。这是比较困难的一个问题，如果你用的方法不精，自然你不能有正确的估计，如果方法上有了毛病，那就更是南辕北辙了[26]。“在现制度下一切都要在矛盾中去认识，不能听取一方面的意见。最最要注意的是一切都要当作过程去了解，寻出推进国际情势的主要线索”[28]。“读书问答”在与读者的交流中不是摆弄抽象的套语，而是有的放矢地将读者所处的生活状态与劳动经历和中国的社会性质、生产关系相结合，这些提纲挈领的建议其舆论引导的功能与作用十分显著，即“我们为的是实用，是认识实际生活，和如何去奋斗，以开展自己的或大众的生活”[29]。
负责《申报》“读书问答”栏目编辑工作的艾思奇和高士其、贾祖璋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给读者的回信中还撰写了不少富有社会感的科学小品，巧妙地创造了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统一的良好文风范例，这些科学小品独具风格，没有从单纯的图解科学概念触发，就事论事，以科学谈科学，而是常常借题发挥，抒发对反动势力和黑暗的旧制度的不满，具有鲜明的思想性和强烈的战斗性[30]。他们深深地知道这一时期弥漫在这“一大群知识荒的、嗷嗷待哺的灾民”心中的时代苦闷，是由于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所以决心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消除他们的苦闷，用“深入浅出”的手法，通俗的语言，浅近的事例来向他们讲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全新的姿态展现在广大群众面前，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和思想中天天可以照见自己的一面镜子[31]。
“要实现现代民族主义的高涨，人们还必须能够通过使用不带个人感情的、不依据语境的、就事论事的书面信息进行交流。因此，这些交流必须使用共同的标准的语言媒介和书写体”[32]。《申报》的“读书问答”栏目就是一种使用共同的标准的语言媒介进行交流的书写体，其重要作用在于通过报纸这一中介，促进了编辑、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思想、主张的交流与互动，从而有利于民众阅读素养的提高。1934年11月该栏目迁至《读书生活》杂志后，为了更好地与读者展开交流，还采取和读者谈话、开座谈会的方式了解读者阅读上的困难、鼓励读者阅读，尽管读者谈话会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例如读者没有参与谈话的时间，实际上只举办了两次就终止了，但“工余之暇，想读几页书，为的是想求一点与自己的实际生活有关的知识，用它去打开自己的眼睛，启发自己的认识；
引导自己如何生活”以及“读书是读活书，是一面为生活挣扎，一面在万分嘈杂中利用一分一分的时间去读书，是把读书融化在生活中”[33]的阅读推广理念对我们今天深入开展全民阅读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