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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宏，朱 涛
(河南大学 a.财务处；
b.经济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国内对于高等职业教育、产业结构、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影响的研究有很多，将这些研究进行归纳整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是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王路路(2018)认为人力资本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途径，尤其是职业教育，于是随着职业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作用不断提高，其对于人力资本的促进形成在不断地增强，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的作用也在不断地增强。苏丽锋、史薇(2018)结合“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指出作为侧重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高等职业教育，应该发挥技能型人才培养的优势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所以高等职业教育要重视技能积累，做提升实体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基石。李兴洲(2012)则表明高等职业教育是一种高投入的高等教育，它的良性发展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目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在学校数量和招生规模方面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还处在相对比较低的发展层次和水平上。也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两者之间的关系，王伟、孙芳城(2017)研究了31个省区市12年间的面板数据，最后得到职业教育规模和质量均有利于我国经济增长，但总体来看职业教育质量的影响作用更大，且东部地区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西部其次，“中部塌陷”现象存在。张佳(2014)对2001—2012年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全国高等职业教育对区域经济的贡献率为0.36%，大于普通本科教育对区域经济的贡献率0.23%，东部、中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西部地区。钟无涯(2015)则对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因果检验发现作为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高等职业教育,对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而言，存在正向激励，并因产业性质与行业属性差异,这一激励机制的显著性具有差异性。除此之外，王磊(2011)以1998—2007年的数据为依据,运用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的分析框架，研究得到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在长期上不仅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正相关，职业教育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二是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从改革开放、恢复高考至今，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不断提高，第一产业占比连续下降，第三产业占比稳步上升，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朱云辉，2019)。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确实为社会提供了许多优秀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推动了企业劳动结构改善和劳动素质提升，但是当前整个国家职业教育爆发式发展，其实也是一种教育泡沫发展，高职院校专业设置和社会产业结构脱轨严重(邹海鸥,2016)。此外，我国高职教育技术型人才培养的供给结构与经济发展对技术型人才的需求结构不相适应，主要表现为技术型人才供需的专业结构、层次结构、规模结构不匹配，以及人才培养质量不高、培养体系内部结构不合理且与产业发展需求相脱节(吕航、陈蕾、谈镇，等，2017)。高职专业布局实际上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学校办学理念和资源、学生和家长的需求、政策调控、区域开放性程度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杨振军，2015)。因此，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协同创新必须根据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围绕建立产学多元主体共同愿景、校企微观主体共同利益基础和协同创新框架系统序参量，构建校企多元主体协同、价值整合、利益整合、资源整合以及协同实施的长效机制(唐智彬、石伟平，2015)。也有学者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和规模均对第二产业产值有显著正向效应，对于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省份，高等职业教育能有效促进第二产业产值的增长，但对处于后工业化时期的省份而言，高等职业教育对第二产业的影响并不显著(冯健芳，2019)。而且，高等职业教育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显著为正，其中，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在小型和中型城市以及东部地区城市更为显著(周启良，2020)。
三是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发展迅猛。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我国的产业构造也是随之不断变迁(于拥军，2019)。产业结构的变化对推进我国经济全面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完善和调整产业结构可以促进国家经济的持续良性增长，也会突破原本的经济发展的平衡形式，引发国家经济的波动性变化。并且，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总体上存在着空间自相关，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已经开始“结构性减速”，西部地区正处于“结构性加速”阶段，而中部地区为“加速”与“减速”并存，整体呈现出“结构性加速”，但全国经济总体上依然维持在“结构性加速”阶段(吕健，2012)。除此之外，不少学者实证分析后发现，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着双门槛效应，东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相对较高，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对于中西部低城市化地区则表现为抑制作用(陈兆明，李敏，2019)。而且，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存在明显的区域特征，东部城市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程度均高于中、西部地区，不过从经济波动的特征来看，各城市的经济波动与全国整体的经济波动非常相似，经济波动不断趋于平缓(姚婷婷、黄赜琳、郭亚辉，2019)。政府在制定产业结构政策时，应在强调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同时，积极突破制约产业结构高级化效应的限制条件，有效推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充分发挥产业转型与升级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作用(干春晖，等，2011)。
综上所述，国内对于高等职业教育、产业结构、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结构关系研究，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这三大方向，研究角度和研究数据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研究结论，但这些文献研究都没有考虑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路径作用机理。本文以产业结构高度化为中介变量，从空间维度上对这一作用路径进行实证分析，进而弥补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研究的不足。
(一)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假设
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发展与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教育经济功能的凸显是现代教育非常重要的特征。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它以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和素养为目的，为社会培养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技能的应用型人才，也就是说，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劳动力更加具备实践能力和工作能力，更加符合社会实践方面的需求。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描述：第一，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是既接受了高等教育又掌握了专业职业技能的人才，为不同层次的人群提供了更多的就业途径和就业前景，让更多无法接受更高教育水平的人也可以通过自己的一技之长找到工作，如此一来，整个社会的就业率会明显提高，失业率会降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也会拉动起来。第二，高等职业教育作为劳动力提升水平的一个重要途径，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劳动者能够使自身在单位时间内的劳动率得到提高，在时间相同的情况下，劳动率的提高意味着工作效率更高，可以为自己增加更多的劳动效益，而且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给社会带来的经济效益也会相应地提高。第三，高等职业教育可以通过提高技术水平来促进经济增长。随着当今社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厂家和公司需要高技术、高水平的现代化人才，而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决定了其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会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并在一定的时间内向学生们传授最新技术，使其能够快速适应工作中的技术更新。因此，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能够在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
假设H1：高等职业教育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
(二)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假设
进入21 世纪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处于持续优化的状态中。就增长速度来说，第一产业增长速度相对缓慢,第二产业增长速度较快,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增长最快，在就业方面已经发挥了主要作用，而高等职业教育作为储备人力资本最主要的环节，在促进就业创业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近年来，随着中国制造业水平的不断提高，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例在逐年上升，产业结构的不断变化使得产业的内部各个要素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而高等职业教育正好可以满足其中劳动要素的改变，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对产业结构变化产生影响。一方面，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是注重实践，其主要目的是针对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行业的实用型技术人才，这也决定了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就业方向主要是从事“生产型”或者“生产服务型”工作，而且由于学生们拥有高水平的实践能力和操作能力，使得他们可以快速适应工作岗位的工作要求。可见，高等职业教育对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正面影响。另一方面，高等职业教育注重学中做、做中学，提高学生们的专业技能和劳动效率。对于厂商和公司来说，劳动效率高的劳动力不仅可以减少生产成本，还可以提高产出效率，从而为厂商和公司带来更多的利润，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第二、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所以，高等职业教育是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的。
假设H2：高等职业教育会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带来积极作用。
(三)高等职业教育、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假设
经济新发展需要新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提高我国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关键举措，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调整，深入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是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目标。高等职业教育培养出的主要是从事“生产型”或者“生产服务型”工作的专业技术型人才，在促进就业和提高产出效率的同时，还可以创造新产品，促进新的需求，形成新的工业部门，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出贡献。而产业结构的变化对推进我国济全面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换句话说，产业结构调整是影响社会经济效益的关键因素。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发展方式、发展动力的转变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产业结构必须得到优化调整，高等职业教育的存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会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越来越多的高质量的人力资本，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也会通过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带来有利影响。综上所述，本文认为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起作用。
假设H3：高等职业教育可以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来促进经济增长。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为研究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中介效应，本文考虑变量的实际可取性和意义，并综合各方面因素通过EPS数据库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查询，最终选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被解释变量，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人数为解释变量，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为中介变量，劳动力数量、资本存量、进出口总额、投资总额、制度系数为控制变量。由于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较晚，以及部分省区市在某些年份相关数据缺失，本文只选取了2008—2017年这十年间的数据用计量软件Stata 16进行实证研究。
(二)定义变量
1.被解释变量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即人均GDP，该数据可以比较客观地反映经济增长的状况，是用来衡量一个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标准。该数据原始单位为元，数据来源：EPS—中国区域经济数据库(分省)。
2.解释变量
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人数(hvg)，考虑与高等职业教育有关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人数这一指标来反映高等职业教育的规模，毕业生人数的多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第二、三产业的产值，进而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该数据原始单位为人，数据来源：EPS—中国区域教育数据库(分省)。
3.中介变量
产业结构指标(tm)，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指通过产业调整，使各产业实现协调发展，并在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求的过程中合理化和高级化。本文选取第二产业与第一产业产值增加值的比值为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标，主要原因是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的学生更多地会参与第一、第二产业的生产活动，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该数据原始单位为万元，数据来源：EPS—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分地区)。
4.控制变量
(1)劳动力数量(l)，指标采用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末人数。该数据原始单位为千人，数据来源：EPS—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分地区)。
(2)资本存量(k)，指标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该数据原始单位为亿元，数据来源：EPS—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分地区)。
(3)外商投资总额(fci)，指标采用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该数据原始单位为百万美元，数据来源：EPS—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分地区)。
(一)中介效应模型
本文利用计量经济学的相关知识对研究的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在研究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能否通过产业结构起作用时，主要借助于中介效应模型。
中介效应是一种间接效应，它是指当研究自变量X对因变量Y产生影响的时候，如果存在一个变量M，使得自变量X通过影响变量M来影响到Y，这时就产生了所谓的中介效应，其中，变量M被称为中介变量。中介效应的具体传导机制可以用下列方程来解释。
Y=cX+e1
①
M=aX+e2
②
Y=c′X+bM+e3
③
如果Y与X相关显著，意味着方程①的回归系数c显著，通常在这个前提下考虑中介变量M，进而通过一系列的检验程序来验证是否存在中介效应。
因此，在实际应用中，为了降低中介效应的检验错误率，可以使用如下程序进行检验：
(1)依次检验回归系数a和b,如果回归系数a和b都显著，则表明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影响至少有一部分是通过中介变量M实现的，然后继续第(2)步检验程序。反之，由于该种检验方法的检验力度不高，如果回归系数a和b至少有一个不显著，则不能确定到底自变量X与因变量Y之间是否存在中介效应，应该转到步骤(3)继续检验。
(2)检验回归系数c′的显著程度，如果发现回归系数c′不显著，则说明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影响是完全中介过程(即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影响完全是通过中介变量M实现)。反之，如果回归系数c′显著，则说明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影响是部分中介过程(即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影响只有一部分是通过中介变量M实现)。至此，整个检验过程结束。
(二)模型的建立
对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一般分为三种研究方法：混合回归模型法、固定效应估计法和随机效应模型法。而混合回归模型法是将面板数据看作截面数据，使用一个模型来进行回归，并没有考虑个体间存在差异性和时间差异，所以对31个省区市用一个模型来刻画整体特征效果不好。究竟是采用固定效应估计法，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法，还需要进行豪斯曼检验，如果通过豪斯曼检验，就采用固定效应估计法进行实证研究。
鉴于本文是为了验证在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中介效应，所以将模型设为：
lnpgdpit=α1i+β1lnhvgit+β2lnlit+β3lnkit+β4lnfciit+uit
④
lntmit=α2i+γ1lnhvgit+γ2lnlit+
γ3lnkit+γ4lnfciit+uit
⑤
lnpgdpit=α3i+λ1lnhvgit+λ2lntmit+
λ3lnlit+λ4lnkit+λ5lnfciit+uit
⑥
检验过程如下：首先，使用Stata 16对第一个方程进行回归分析，如果回归系数β1为正且显著，则进行下一步分析，否则将停止中介效应分析。其次，对第二个方程和第三个方程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如果回归系数γ1和λ2都显著，再查看λ1是否显著，若λ1也显著，则说明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中介效应显著，反之则说明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完全中介效应;如果回归系数γ1和λ2至少有一个不显著，需要进行Sobel检验计算z值(其中z大于0.97则显著，小于0.97则不显著)，检验通过则中介效应显著，检验不通过则中介效应不显著。
以下是豪斯曼检验结果(见表1)。
表1 Hausman检验结果
检验结果显示，步骤一、步骤二和步骤三均通过了Hausman检验,拒绝原假设，所以本文将对步骤一、步骤二和步骤三均采取固定效应估计法。
(三)描述性统计
将31个省区市2008—2017年的所有数据整理分析得到以下描述性统计(见表2)。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四)中介效应实证分析
在分析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中介效应时，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最快，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快，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比较缓慢，因此本文将我国31个省区市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进行实证分析，来验证我国东部、西部和中部地区是否存在中介效应(其中，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辽宁省、河北省、山东省、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海南省划分为东部地区，吉林省、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省、安徽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为中部地区，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贵州省、陕西省、西藏自治区为西部地区)。实证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 中数据可知，步骤一、步骤二和步骤三中的解释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同时，步骤三中的中介变量前的回归系数也为正，且显著，即中介效应模型中c、a、b、c′均显著，说明在东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也存在中介效应。同时由于步骤一回归结果中解释变量前的系数为0.291，因此产业结构能在29.1%的程度上解释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表3 中介效应(东部地区)
根据表4中的数据可知，中部地区步骤一中解释变量前的回归系数β1为正且显著，意味着在中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然而步骤二中解释变量前的回归系数γ1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步骤三中的中介变量前的回归系数λ2为正且显著。对应到中介效应模型中，c与b显著，而a不显著，于是进行Sobel检验，经计算得z约为0.329，小于边界值0.97，所以没有通过Sobel检验，即在中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中介效应不显著。
表4 中介效应(中部地区)
根据表5中的数据可知，西部地区步骤一中解释变量前的回归系数β1为正且显著，意味着在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步骤二中解释变量前的回归系数γ1为负且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步骤三中的中介变量前的回归系数λ2为正且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将其对应到中介效应模型中，c与b显著，而a不显著，于是进行Sobel检验，经计算得z为负值，小于边界值0.97，所以没有通过Sobel检验，即在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中介效应不显著。
表5 中介效应(西部地区)
之所以东部地区中介效应显著，而中、西部地区中介效应不显著，主要是因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发展程度的不同。相比较于东部地区来说，中、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投入不足、发展缓慢，而且地区产业结构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程度高于中、西部地区，这就导致了东部地区在各方面的教育保障明显强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无法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促进经济增长或促进效果不明显。
(五)稳健性检验
鉴于在该中介效应传导机制中还有许多重要因素会影响到高等职业教育、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可以在该模型中加入控制变量地区进出口总额(open)检验结果是否稳健。该指标采用商品进出口总额，原始数据单位为万美元，且数据来源为EPS—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分地区)。
回归结果见表6至表8，加入控制变量地区进出口总额(open)之后东部地区步骤一、步骤二和步骤三对应的解释变量回归系数即a、b、c符号相同，大小变化不大，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
中部地区步骤一和步骤三中对应的变量回归系数c和b都为正且显著，步骤二中对应的变量回归系数符号未变且不显著；
西部地区步骤一和步骤三中变量的回归系数c和b也均为正且显著，步骤二中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仍为负且不显著。同时，无论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对应变量的回归系数大小变化都在合理范围内，因此可以断定稳健性检验结果基本与前面实证结果保持一致。
表6 中介效应(东部地区)
表7 中介效应(中部地区)
表8 中介效应(西部地区)
(一)结论
经过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2008—2017年十年间的数据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东部地区的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即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可以通过增加第一、第二产业的产值来调整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从而促进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
2.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即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很难通过第一、第二产业的产值增加来调整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从而无法明显达到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目的。
3.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为中介变量在不同地区对高等职业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同，存在异质性。
(二)政策建议
人力资本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途径。在我国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过程中，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技能人才大规模产生的重要部门，可以提高人力资本的水平，引领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而拉动消费、投资和出口直接带动经济增长。本文在对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是否存在中介效应进行实证研究之后得出结论：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中介效应，并且这种中介效应存在地区差异。针对这个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调整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使其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课程安排和培养方案都应该与各地区的产业发展密切相关，东部地区发展速度较快，科技创新能力较强，因此高等职业教育应该偏向技术创新类专业和课程，而对于发展水平较低的西部地区来说，高等职业教育则要偏向培养实际操作能力的专业和课程。同时，与各地区产业发展协同的、急需的专业，可以适当扩大招生规模，相反，落后于产业发展、就业难的专业应进行相应缩减。专业设置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不断满足技能人才培养和技术技能累积以及自主创新过程对人力资本的需求。
2.深化校企合作，促进产教学融合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实际操作型高级技术人才，其毕业生主要被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所吸收。所以在高等职业学校制定培养方案的时候，应考虑加强学校与各地区企业的合作，定时安排学生到企业参加社会实践和实习，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让学生毕业之后能够迅速融入工作岗位之中，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此过程中发现学生的优势和不足，为后期及时调整学生的培养方案和弥补教学过程中的不足奠定基础，从而实现企业、学校和学生之间的合作共赢。
3.政府应重视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优化高等职业教育资源的配置。在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过程中，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发挥强有力的主导作用，充分认识到高等职业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独特作用。要根据各地区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制定相应的高等职业学校发展和管理策略，合理优化高等职业学校的资源配置，包括教育经费和人力资本的投入，提升办学质量，促进高等职业教育的平衡、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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