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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叶苓
（云南民族大学，云南 昆明 650504）
刺绣艺术被称为“指尖艺术”，是地方人民对周身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认识和表达。受时空条件的约束，不同地区和族群的刺绣工艺都具有独特性和辨识性。
撒尼刺绣是流行于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彝族支系撒尼人聚居区的一种民间刺绣艺术。国务院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界定为“以各种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1]。作为手工艺技能，彝族（撒尼）刺绣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8 入选第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
近年来，民族刺绣工艺得到了国家、政府的大力支持。地方上经常开展刺绣人员培训和设计比赛等活动。刺绣纪念礼品也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吸引着游客的关注。开放的环境难免带来人为消费符号构建和文化遗产中的主体越界、时空错位等问题。本文以云南民族刺绣文化的代表之一，彝族石林撒尼刺绣为例，分析在消费社会背景下，撒尼刺绣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群体面对这种文化所扮演的角色，从遗产价值分层逻辑中探讨不同主体之间的关联性，进一步保护和传承撒尼刺绣。
消费文化源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范围下，以大众消费为主的生活方式正迅速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尹世杰教授认为：“消费文化就是消费领域中人们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综合，是人们消费生活方面各种创造性活动的升华和结晶。”[2]消费社会背景下，物质的满足与时代发展使人们的需求产生变化，民族手工艺的质朴魅力和文化内涵随旅游业的发展被消费者赏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手工艺商业化的开发也吸引着学者的参与研究。消费逐渐从一种手段转化为能影响文化的力量。
撒尼刺绣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文化要素包括文化的主体、时空、符号、意义、权利等。彝族撒尼人是撒尼刺绣的文化持有者，及文化的主体。撒尼女子皆善女红，女子幼时便从母亲或其他长辈那里习得刺绣技艺，刺绣文化融入他们的生活中，并成为一种生计。任何文化都是在时空中发生的，文化遗产是人们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借助特定的文化符号进行自我呈现的社会实践和社会成果，集中代表和深刻反映了民族精神和文化内涵。传统刺绣文化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一件经典作品可以展现出过去的时空痕迹，也在民间具有广泛传播空间。
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指出，在物质剩余之下，人们消费的不是某件事物本身的价值，而是这个事物所代表的意义[3]。物质财富盈余背景下，人们对物的功能性需求转向为对符号性的追求，物品代表的符号价值超越其使用价值。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据主体受众的不同，具有价值分层性质，撒尼刺绣的消费符号构建也不能单纯通过生产商在生产消费品时塑造消费符号换取消费者的信任。人为构建出的符号价值容易混淆文化主体的真实性和消费者的真需求。需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分层角度，探讨撒尼刺绣的不同表态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文化主体的持有者、当地共享文化的群体和外来他者共同构建消费符号和文化实践。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三种形态，一种是文化主体持有者是当地人，文化具有本元价值，撒尼刺绣的持有者是云南石林地区掌握相关技艺的撒尼人；
第二种是从文化持有者扩散为地域人群共同体，通过文化共享，文化价值是本元价值对外的拓展；
第三种是当遗产成为商品，指向人类社会，追求边际价值。将作为文化遗产的撒尼刺绣比作一棵树，石林撒尼人关注树根树干，区域共同体看树生长出的花朵，欣赏其美丽，外界商户群体，采摘大树结出的果实赚取利益。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是一个差序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4]文化遗产的价值分层也是如此，树的开花结果都需关注树根树干，文化遗产满足了不同主体的需求，也需要不同主体参与保护。
2.1 撒尼人生活中的撒尼刺绣
彝族撒尼人是撒尼刺绣的文化持有者，是撒尼刺绣文化的主体。撒尼刺绣针脚细密，构图从中心向四周延伸，满而匀称。绣线通常为五色，但搭配效果丰富明丽，体现了撒尼人的智慧和创造力，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特色。手工艺与文化主体的生活息息相关，传统撒尼刺绣工艺的原材料和审美特征来源于生活，应用于生活。
撒尼刺绣的挑花布以粗细不同大致分为三种类型，适合不同的绣样和肌理表现。绣布材质除了最为常见的麻布，还有一种极具特色的火草布。火草布的原料火草是西南地区常见的一种草本植物，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制作和使用火草布的历史悠久，文献记录已有500 多年[5]。火草是纯天然的植物纺线，体现出当地人民就地取材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彝族刺绣的纹样同样与撒尼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大致分为几何纹、植物纹、动物纹和人物生活四类。几何纹如万字文、十字纹。植物纹有不同形状的小树纹、石榴花、梨花等。动物纹有虎、蝴蝶、羊角等。人物生活类有彝族著名人物“阿诗玛”等。这些图案的寓意丰富，取材于周边的自然景观和当地人对自然神灵的敬畏与美好祈愿。
撒尼刺绣源于生活，扎根群众。传统刺绣最初都是以功利为目的，刺绣作品往往服务于个人和家庭生活，在实践中形成固定审美，经时空传播产生多重价值。撒尼刺绣图案和色彩与撒尼人的生活紧密相连，这些意象成为符号化的象征。传统民间生活中，绣片成品被用于衣服、挎包、床被等生活用品之上，绣品的质量和数量代表着绣者的智慧和勤奋。
2.2 作为艺术瑰宝的撒尼刺绣
如今，撒尼刺绣已经成为石林县城的文化符号。刺绣不仅应用于民族服饰、生活用品之上，还常见于石林的街道、路牌装饰。撒尼刺绣作为石林的文化瑰宝，既是当地人的骄傲，也成为向外展示彝族文化魅力的名片。
撒尼刺绣的地位和影响力离不开文化持有者的传承和推广。毕跃英生于石林大老挖村，从小受到家族刺绣文化的熏陶，掌握多种刺绣技巧。其精湛的技艺得到当地居民和国家的认可，2018 年被评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数年来，毕老师积极培养十余名传承人。其传习工作室多次举办撒尼刺绣培训课程，与石林彝族支线文化馆合作，面向全国各地的刺绣文化爱好者传授撒尼刺绣技艺，分享彝族文化。
前来学习的人群多为周边地区刺绣爱好者，也有研究彝族相关文化的学者、学生前来交流。在石林地区生活的外地人也对撒尼刺绣表达了高度认可。在传承人与政府、区域人群的共同努力下，撒尼刺绣走出石林，被更多人认识和欣赏，其社会价值也得到了更大的扩展。
2.3 作为艺术商品的撒尼刺绣
“撒尼人擅长挑花，撒尼姑娘手中的挑花，结构严谨，设色和谐、针脚细密，明处的花卉犹如朝霞彩云，暗处的花则隐蔽绰约。其构图以花鸟虫鱼为主，另有几何图案，一般用二方连续图案，有散点式、波浪式、垂直式等。图案往往对称。”[6]撒尼刺绣图案具有两种艺术特征，一是讲究对称平衡，刺绣从中心向四面八方绣出，以正方形为基本型。二是图案抽象化。如几何纹样中的八角花、羊角花就是将具象的花朵抽象成了几何图案。
传统的撒尼刺绣设色和谐，喜用黑色和红色。彝族人以“黑”为贵，在刺绣中黑色常作为底布的颜色，或与其他颜色的绣线相衬，作勾边等处理。红色来源于崇“火”，红象征着神圣的火焰，是极具生命力的色彩。有当地绣娘认为汉族更喜好大红大绿，而民族的刺绣色彩更含蓄一些。绣娘在色彩繁多的作品中融入黑色或者白色，削弱对色彩比，使画面更加和谐。
艺术价值是手工自身价值的外溢。随着消费社会的发展，非遗作为文化资本表现出两种形态，一是直接成为消费者的旅游吸引物；
二是通过非遗的产业化模式，形成文化产品。不同的行为体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进行的价值判断，形成了彼此独立且又相互关联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7]。撒尼刺绣吸引着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本身成为消费者的旅游吸引物。由撒尼刺绣文化形成独特性和容易辨识的品牌，衍生出一系列的文化创意商品，在市场上流通。
文化遗产旅游以文化遗产“景观”为手段，这一过程是商品化的过程，旅游者凝视的文化遗产成为“景观”，满足旅游者的视觉消费和身体实践。石林作为文化遗产发源地的空间场所，可以营造出一个“他乡”的境界，以满足旅游者沉浸其它文明的心理。因此，在空间上，撒尼刺绣也完成了手工艺到消费品的转换。
3.1 注重文化遗产消费边界
文化的权利涉及分享和共享的问题，任何文化都有边界。旅游消费过程中的四类行为体分别是权利行为体、商业行为体、游客和东道主。行为主体共同存在于文化遗产旅游的消费空间。在此场景中，有主体的行为都需要重视“边界”的问题。
政府过度参与文化遗产商业行为、牟利、游客无所谓、东道主漠视都是各类行为主体以利己主义为指导而产生“越界”行为。以撒尼刺绣为例。近年来民族刺绣市场上兴起迎合国际市场和节省效率的绣品。这种完全改变传统图案、配色，被其他文化张冠李戴的商品，已完全失去本身传统文化的原真性。行为体过度追求当下利益，文化原生主体让渡，文化遗产符号最终失去意义。
目前，文化持有者传承人和当地政府都已重视到文化边界问题。2020 年4 月，云南淘源工艺美术研究院提出《石林彝族（撒尼）刺绣技法》地方标准的立项申请。对撒尼刺绣的针法、基础图案等要素做出明确规范。该项目为保护石林彝族撒尼刺绣提供了科学指导，一定程度上明确了文化边界，为防止市场乱象和非遗传承提供了良好的指引。
3.2 石林撒尼刺绣的消费符号构建
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消费者注重商品的符号价值超过其本身价值。游客追求的撒尼刺绣的消费符号主要有艺术收藏和景观再现两点。
作为艺术收藏消费符号，撒尼刺绣本身的独特的挑花形式和图案风格需保留。在其他形式上可以结合时尚潮流做出创新，应用于更广泛的文化创意市场。刺绣艺术本身具有精细的美感，在物质丰盈的时代，人们也更偏爱工艺品中手作的温度。在保留刺绣特点本身的基础上，刺绣材料、构图、色彩等审美元素均有很大的创意空间。举办相关刺绣创意比赛、和多方品牌合作、传习人员之间的相互交流都有利于构建高审美价值的艺术收藏消费符号。
作为景观再现消费符号，撒尼刺绣的规范性和文化界限必须清晰明确。撒尼刺绣代表了石林彝族撒尼人的文化。一幅作品不仅承载着厚重的民族传统文化，也承载着游客在景观中的记忆。在消费社会的社会性格市场性格下，人们行为的价值取向往往是利己主义，进行占有式消费，这是导致各类行为体越界的根源。随着社会发展，人们注意到利己主义的消费陷阱，追求可持续发展需要消费社会的商品被多用于表达社会的核心价值。人类社会需要改变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从利己主义价值观走向利他主义价值观，消费的本质就是追求幸福，人们更倾向于追求“真、善、美”消费符号。
撒尼刺绣传承至今，凝聚着当地人民的智慧和情感，昭示着民族文化身份，连接文明的过去和未来。民族文化空间如同同心圆构成的涟漪，由文化持有者为中心，拓展为当地共同居住者共享的文化传统，再被外围他者看到并赏识。三者共同构建了完整的民族文化。文化的意义是参与文化主体所赋予的，两者形成相互间的制约。在消费背景下，文化持有者创造了文化并赋予了文化的初始意义，责任在于坚守文化内涵，可持续发展传统技艺。文化共同享有者包括商人和当地消费者，需共同维持文化的原真。游客消费者作为他者，需尊重当地文化，欣赏之余也能助力保护和发展文化。
保护非物质遗产的多样性是相关行为主体不可忽视的责任，不同的行为体在旅游消费过程中明确行为边界、遵循伦理道德，才能共建和谐的文化遗产消费环境，营造更加广阔的文化传播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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