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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霖
(湖州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沈家本(1840—1913)，字子惇，别号寄簃，浙江吴兴(今湖州)人，晚清法学家，官至刑部右侍郎，历任修订法律大臣兼大理院正卿、法部右侍郎、资政院副总裁等职。沈家本一生致力于法律，为清朝法律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又余事作诗人，创作了大量诗歌。据沈家本第四世孙沈厚铎先生所言：“沈家本的诗歌创作，起于咸丰九年(1859)己未，止于民国二年(1913)癸丑，计有287题、600余首，收在《沈寄簃先生遗书·枕碧楼偶存稿》七至十二卷，又依次称为《诗一》《诗二》至《诗六》，以时为序编排。”[1]311沈家本的法学成就已受到学界高度重视，研究成果丰硕，但其诗歌研究相对较少(1)相关研究成果有：王宁、倪复贤《谈沈家本的诗和他的忧患意识——一个入世者的精神悲剧》(《中国文化》 2006年第1期第146～150页)；
沈厚铎《沈诗简论》为沈家本诗集《玉骨冰心冷不摧：沈家本诗集》(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311～356页)代后记；
李贵连《沈家本年谱长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及《沈家本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引用大量沈家本诗歌，皆为以诗证史，并非专门的沈诗研究；
梁嘉莹、胡淑娟《论沈家本仕履诗歌中的思想意识》(《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8年第9期第144～147页)。。沈家本集法学家与诗人于一身，其真气孤标的诗歌创作与道风独峻的法律之学在精神上是高度一致的，研究其诗可加深对沈家本其人及学术的理解。本文从典范人格的建构、风景的再现、家国情怀的抒发三个方面剖析沈家本诗歌。
沈家本在法律方面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王式通《吴兴沈公子惇墓志铭》云：“清之季年，有以耆年硕德治法家言，名于时，当变法之初，能融合古今中外之律，使定于一而推行无碍，蔚为一代不刊之盛典，则今世海内所推仰吴兴沈公者是也。”[2]法律是人间公平之度、正义之绳，目的是惩恶扬善。学法之人必先躬身践行，具有清正人格。尤其在沈家本所处的晚清时代，满目疮痍，人心不古，更需要以典范人格来弘扬士大夫的社会良知，而典范人格的建构也成了沈家本诗歌最为核心的诗学品质。
何为典范人格？罗时进先生论及清初史学家全祖望时说：“在谢山看来，是具有忠义之节、正直之气、亲民之心者，……这三个方面正体现出谢山的历史观、人格观、社会观，是其生命态度和道德原则的诗学践履。”[3]明辨忠佞能够激浊扬清，正气在身方能行人间正义，有仁民爱物之心才能心系天下。沈家本及其诗歌亦能据此三方面以观。
南宋“中兴四将”之首的岳飞是中华民族忠义的代表。光绪二十七年(1901)，沈家本离开保定前往西安行在的途中，经岳飞故里河南汤阴，作《过汤阴县怀岳忠武》一诗以怀之。诗曰：
嗟昔宋中叶，厉阶生童蔡。祸始贪燕云，孰遏女真骑。康王渡江来，崎岖践天位。初乃任汪黄，继更倚贼桧。徒令诸将佐，披坚忘敌忾。桓桓岳少保，后起监众帅。鄢城一战胜，乌珠欲引避。太息金牌召，十年功竟弃。痛饮黄龙府，此志伤不遂。[1]239
长诗可分为三个部分，以上所引为第一部分。诗歌从北宋末年的政治环境写起，分析当时所面临的内外之祸，写及岳飞奋力抗金以及最后于绍兴十二年(1142)因“莫须有”罪名遇害的过程。诗歌第二部分从“异哉琼山老，持论何愦愦”到“瞀儒不晓事，口舌毋轻肆”，共二十九句，主要为议论。沈家本首先批驳了“琼山老”认为秦桧力主议和实为存宋、功劳甚大的荒谬言论。通过分析南宋国内外的形势，家本认为当时内患已去，朝廷又有很多良将慷慨之士，而此时金国正偷安，“不复图辟地”，正是天时地利，若用大军取两京，一军出陕西，一军出淮右，父老定会携壶浆而至，“诸将苟一心，恢复反手易”[1]240。然而奸臣秦桧误国，力主议和，害死岳飞，也造成南宋从此偏安一隅、再无力图谋恢复的局面。诗歌最后两句“故里修明禋，祠树郁幽荟。精忠抱遗恨，濡笔还挥涕”[1]241，由议论历史回归现实，直面眼前岳飞之祠，含泪作诗。对于岳飞，沈家本亦曾写过《岳忠武恢复论》(《枕碧楼偶存稿·稿一》)一文。
对于忠臣的歌颂，沈家本又有《沙市吊司马梦求》一诗，吟咏南宋忠臣司马梦求，诗曰：
湖渚通荆江，港汊多歧出。孤城据其中，戎马制奔轶。江陵号雄藩，赖此犄角设。一旦春水枯，天心秘清谧。胡骑蹈瑕隙，千军奏筚篥。南风更作恶，郁攸势难遏。此城痛摧残，本州亦随没。将军拥貔貅，平时盛咄叱。兵败乃生降，草间忍偷活。微官虽禄薄，此膝乌可屈。浩气归太虚，朝服拜北阙。临危颇从容，愧彼膺节钺。残兵半新鬼，沙头哭明月。忠魂夜归来，英风还烈烈。[1]51
咸丰十一年(1861)，家本之父沈丙莹署贵州铜仁府事，家本也在此年前往铜仁。“他沿着古驿道，经由保定、邯郸、襄城、叶县、新野、襄阳、沙市、安乡、沅陵到达铜仁。”[4]此诗便作于途经沙市时。司马梦求为宋沙市监，德祐元年(1275)，蒙古军南下，沙市南阻蜀江，北倚江陵，易守难攻，然而当年湖水突然干涸，蒙古军乘风纵火，司马梦求跟随都统程文亮迎战蒙古军于马头岸。由于制致使高达不发援兵，最后程文亮投降，司马梦求穿上朝服，向着朝廷的方向拜几拜，自刎而死。沈家本通过对历史上忠臣的褒奖，明辨忠奸，为自己的人生塑造了典范。
忠奸之辨是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品评而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而在家本生活的当下，身边品行高洁之人又给他带来榜样的力量，为其树立了清正人格之标杆，能在现实生活中切切实实对家本的自我修养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外祖父俞焜在家本的成长中就是这样的楷模。俞焜(1793—1860)，字昆上，浙江钱塘人，嘉庆二十五年(1820)进士。咸丰十年(1860)，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攻杭州，俞焜率众抗击，死于城破之时，赐谥文节。[5]在外祖父去世多年后，家本到杭州上兴忠巷再次拜访俞文节公故宅取斯堂，作诗评价其曰：“砥行恪循诸葛诫，论文勤读史公编。”[1]133又如家本听闻清镇县何孝廉为民而死之后，赞扬其自我牺牲的精神曰：“甘为乡闾死，鸿毛命太轻。”[1]94朋友在人生中通常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友人的品格对人的影响也很大。同治四年(1865)，朋友吉甫去世，家本听闻死讯后悲痛异常，在哀悼组诗《哭吉甫》中，家本不仅表达了悲伤之情，亦有对友人品性的评价，《哭吉甫》其五曰：
海内索知心，知心久寥寂。抱此孤介姿，所如遭挥斥。惟君察区区，相视成莫逆。君性厌纷华，我亦爱泉石。我性恶浮薄，君亦喜朴直。春华良可宝，努力崇明德。置身三代上，颓风尽变易。方期竟此志，骤来恶消息。夜阑灯灺余，欷歔展遗墨。平生道义交，斯人难再得。我欲招君魂，迢迢关塞隔。魂兮好归来，枫月明故国。穗帷旷遗影，犹自念畴昔。梦绕松陵墟，人琴杳难识。[1]108
诗歌前三句为第一部分，追述两人相识相知成为莫逆之交的过程；
第四句到第七句是第二部分，主要写两人的心性品格与共同追求；
“方期竟此志”之后为第三部分，表达了对友人逝去的惋惜之情。本诗的第二部分，主要是家本借着对友人的追怀表述了自己的人格追求，对清正之德的追慕。两人均厌恶纷华的世事，而对泉石之乐抱有很大兴趣；
两人共同厌恶浮薄之性而喜爱朴质之美，并且相期努力保持自己美好的品德，不被世俗污染，尽自己所能改变衰颓的社会风俗。正是基于相同的喜好与追求，他们才能成为知己。
忠义清正之人一般具有仁民爱物之心。士人作为社会的担当者，自先秦王官之学散为百家之后，“中国知识阶层便以‘道’的承担者自居”[6]。沈家本所处的晚清，天灾人祸接连不断，社会凋敝，民不聊生。家本目睹种种惨状，心生哀怜。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二十六日，家本出京，前往贵州铜仁其父任所，经过保定满城县，作《方顺桥》二首：
惺忪睡境不分明，忽听行人说满城。缓辔正将残梦续，荒村啼遍午鸡声。
啼饥瘦妇还余泪，索食痴儿惯乞恩。绘出流民图一幅，当年赖有郑监门。[1]31
方顺桥位于满城县，始建于西晋永嘉三年(309)，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桥毁重修。作者经过方顺桥，看到荒凉的村落、饥饿的妇女、索食的孩童，不禁心生同情之感。诗中提到的“流民图”，“原特指北宋时期郑侠向神宗进献的绘有灾民惨状的画作。自此，假借‘流民图’上疏劝赈的做法屡见不鲜，‘流民图’一词也渐为我国古代图谏灾情画的总称，一直沿用到晚清，乃至近现代”[7]。“流民图”始于北宋，经过明清时期的广泛效仿，其内涵不断扩充，一方面关注民间饥馑灾害，另一方面描绘流民形象以及赈灾举措等。此处，家本目睹民不聊生的社会惨状，虽然无能为力，但庆幸尚有“流民图”的存在，可以向朝廷反映民间的真实状况。
“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感召时，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这才是他们的本色。”[8]从其诗歌的选材到叙述，我们可以感受到沈家本之本色,而这种人格力量，包含了对国家的忠义之心、仁民爱物的情怀及自身清正人格的修养。
沈家本很多诗歌都创作于旅途中，写旅途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家本出生于湖州编吉巷，道光二十五年(1845)，其父沈丙莹中进士，补官刑部，为陕西司主事，家本便离开故乡随父赴京读书。自此之后，家本一生有许多的时间都在旅途中度过。空间的移动提供了风景发现的条件。“晚清以降,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的是纷乱无序、崩溃动荡的社会文化现实，他们的旅行活动，包括对自然的审思、旅程境遇、空间移动，影响着风景的生产和意义的重建。……风景不是对象，而是意义本身。在重新发现‘自然’的过程中发现‘人’；
在充满流动性的时代，以恋地情结和乡愁想象构建人与故土的身份认同。”[9]一方面，风景的发现是沈家本在行旅途中自我发现的一个过程；
另一方面，强烈的恋地情结构建出其对故乡的认同感。
从京师到铜仁的路程十分艰辛，三月二十六日动身，历时两个多月，直至六月初八日才抵达，与父相会。旅途中虽然有“风软沙平吹不起，却添爽气扑行旌”[1]31、“偶起挂窗看水面，金波荡漾浴青鹅”[1]50、“者番风送酴醾后，开遍千村苦楝花”[1]43之类优美的景色与愉悦的心情，但更多的是艰难险阻。《上滩行》云：“一山复一山，山峭难侧足。一滩复一滩，滩险不可触。”[1]53该诗写长路漫漫，路途之险。而《新寨口度(渡)黄河书事》中的“回车荒店冷，屋破还隘湫。攲仄床支龟，秽浊肆同鲍”[1]41，则写旅程条件的艰苦，屋漏又逢连夜雨。在水程距樊城七十里的白家行，家本夜泊，作《风雨泊白家行》一诗曰：
黑云众山合，天地入窈冥。襄水日夜急，风雨稽严程。危坐噤无语，羁泊难为情。系舷望莽莽，狂飙驰迅霆。潭蛟挟电走，江豚吹水行。青没烟晻霭，白飞练纵横。阵急打篷背，涨盛迷滩形。汹涌怒涛立，氵项洞碕岸倾。孤艇乱攲侧，所闻惟碎訇。中宵数起视，烛影寒不明。频频唤舟子，铁锁盘交半。客睡胡未稳，转侧魂梦惊。不觉天欲曙，模糊送鸡声。披衣问童仆，雨息风犹鸣。澎湃不可触，念为濡滞萦。何当效宗悫，万里长风征。[1]48
诗歌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黑云众山合”至“所闻惟碎訇”，主要写了舟行途中遇到极端恶劣的天气。诗歌开篇从宏大的视野写起，看到的是黑云遮盖着的众山，天地也在瞬息之间进入幽冥的境界；
接着视野从远处转移到近处，眼前的襄水日夜急流，湍急的水流也仿佛是日夜兼程的自己，诗人在船中正襟危坐，一言不发，内心咀嚼着这羁旅之情；
然后从船中望出去，周围风驰电掣，狂飙迅雷，一片波涛汹涌的景象。第二部分为“中宵数起视”至“万里长风征”，主要写了在恶劣天气中诗人的处境。在这种环境中，诗人的内心充满了担忧与惊惧，辗转反侧，无法入眠，夜中数次起身探视，呼唤舟子，迷迷糊糊之中天都快亮了。诗歌最后使用刘宋时宗悫的典故。《宋书·宗悫传》载：“悫年少时，炳问其志，悫曰：‘愿乘长风破万里浪。’”[10]这一典故卒章显志，即便经历了狂风暴雨，家本依然有勇气迎接未来的旅途。《交溪阻风》中的“科头箕踞遍萧散，笑数来船尽挂帆”[1]52，《上滩行》中的“山川有险阻，何分楚与蜀。千古仰壮怀，王尊信吾属”[1]53，都是在表明，尽管旅途中的风景有时是惊涛骇浪，有时是电闪雷鸣，但家本在艰难险阻中总能看到晴天，看到希望。
美国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提出“恋地情结”这一词语，目的是“广泛且有效地定义人类对物质环境的所有情感纽带。……人对环境……更为持久和难以表达的情感则是对某个地方的依恋，因为那个地方是他的家园和记忆储藏之地，也是生计的来源”[11]。从“客中略说乡关事，六月苕溪胜若邪”[1]143、“方期返故园，乃为万里客”[1]35、“仿佛故乡风物好，此身浑在画中归”[1]160等诗句中，我们可感受到家本对故乡的眷恋之情。同治元年(1862)，因太平天国军在浙江作战，家本滞留长沙无法回乡，作《客梦》表达其思乡的情愫，诗曰：“迢迢羁旅身，郁郁还乡思。莫道隔江湖，梦中时一至。”[1]71光绪二十五年(1899)，家本进京觐见，旅途风霜劳累，返回保定任所后大病一场。在病榻上，家本回顾自己六十年的人生，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作《病中乡思颇切，率成七言十绝句，寄示云抱》：
当身体被病痛折磨时，往往是一个人心灵最脆弱的时候。家本作为游子，又值暮年，故乡是其人生旅途中精神上的港湾，向故乡的回归意指心灵的短暂休憩。诗歌从“官斋”与“敝庐”的对比写起，“官斋”虽气派，毕竟是客居；
“敝庐”虽简陋，却让人充满归属感。接着以季节为序，回忆家乡四季之景。诗人先忆在料峭春风中重踏溪山之路，为了品尝春天第一拨紫笋茶。(2)紫笋茶产于湖州长兴顾渚山，唐代至明初为贡茶，此茶色泽带紫，其形如笋，茶芽细嫩。唐陆羽《茶经》称：“阳崖阴林：紫者上，绿者次；
笋者上，芽者次。”(详见陆羽《茶经》，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1～12页)家本寻茶之地为妙喜山，因山上有梁时的妙喜寺而得名；
又名杼山，因夏朝时夏王杼巡狩此处而得名。唐代著名诗僧皎然做妙喜寺住持时，邀茶圣陆羽长居此寺，共同品茶研茶，《茶经》诞生于此。一句“为他苦笋脱朝衫”，不正像张季鹰的“莼鲈之思”吗？到了秋天，庭中先父手植桂树欣欣向荣，而芳香四溢的弥漫又能引人进入参禅的境界。冬天万木凋零，唯见青松坚挺，诗中“旧围解带谁量得”之句化用陆游诗句“解带量松长旧围”，不过家本“谁量得”的反问更将光阴的残酷表现出来。组诗其七写家乡的文献，其八、其九、其十感叹时光飞逝。六十年转眼之间，自己一生专注于中国的律法，暂时抛开眼前卷帙浩繁的文献，故乡是那一抹最温柔的回忆。
沈家本生于1840年，卒于1913年，其人生与晚清相始终。晚清是中华民族最黑暗的七十年，虽然此前清朝的封建统治已腐朽衰落，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危机重重，但自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列强蜂拥而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接连不断的战争，清政府屡屡战败，一份份屈辱的割地赔款条约被迫签订。家本的一生就见证了中华民族一步步沉沦的过程，痛心疾首却也无可奈何。1913年，在家本人生的最后阶段，他写下“可怜破碎旧山河，对此茫茫百感多。……处仲壮心还未已，铁如意击唾壶歌”[1]304等饱含忧国情怀和报国志向的诗句。
沈家本21岁时，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咸丰十年(1860)，持续了五年的战争进入炽热化的阶段，英法联军直逼北京城。1860年8月21日，大沽失陷，侵略军长驱直入，24日占领天津；
9月18日，英法侵略军攻陷通州，21日，清军与英法联军在八里桥展开激战，统帅僧格林沁等率先逃走，清军全军覆没，22日咸丰帝等则以北狩为名离京逃往热河避暑山庄；
10月13日联军从安定门攻入北京，18日，英法联军占领北京，抢劫焚毁圆明园。这段时间，沈家本滞留在京城，曾于七月二十七日(1860年9月11日)及八月初九日(1860年9月23日)两次出都前往西山避难。在这次劫难中，家本用诗歌记录了当时的景象，作有《七月二十七日出都道中口占》《八月初五日入都》《初九日复出都感赋三章》《度(渡)卢沟桥》《将入西山》《九月二十日复入都》等诗。逃离出都的诗歌充满了惊惧与悲戚，如“仓猝驱车去，倭迟古道斜。……宫阙连烽火，关山泣鼓笳”[1]22等。
出都时，家本的感慨包含对时局的评论。第一次出都后不久，英法联军包围通州，传来议和的消息，家本遂携家人回到京城。但议和之事未成，家本带家人再次出都，作《初九日复出都感赋三章》，诗中充满对时局的不满与抨击：
刚报平安火，星躔遇角张。将才推卫霍，国是问汪黄。幸陕思唐室，征辽感宋皇。艰难膺重寄，宏济仗贤王。
竟卖卢龙塞，空闻血战鏖。乘轩难使鹤，升木孰教猱。密画中行策，虚持属国旄。凤城天尺五，杂虏任游遨。
刁斗严军令，勤王尚有兵。前茅孙叔将，细柳亚夫营。感慨谁投笔，阽危欲请缨。桃源何处是，山墅计行程。[1]23
第一首言家本刚刚接到平安的消息，哪知和议之事不顺，诗人寄希望于清廷，希望国有“卫霍”“汪黄”那样的良将良相，也希望能像唐宋那样度过危机，更希望留守的恭亲王奕讠斤能担起国之大任，不负重托。第二首写议和之事已成，割地赔款的条约让战士的鲜血白白流淌。家本抨击腐朽的朝廷中昏庸无能之人尸位素餐，祸国殃民。第三首首先赞扬军纪严明的勤王军队，颈联仍是希望能出现力挽狂澜的良将，然而国事败坏，谁人能够投笔请缨呢？想到此处，作者也不想面对如此纷乱的时事，而想去桃花源隐居了。
第一次出都归来，似乎有和平的希望，家本的心情趋于平复，有愉悦之情。《八月初五日入都》言：“且喜帆无恙，还疑鼓乍鸣。梦魂今夜定，安稳板舆迎。”[1]221860年10月24日，《北京条约》签订，英法联军撤退，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清政府为此次和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家本《九月二十日复入都》云：“血沉沧海苌魂碧，烟锁阿房楚炬红。岁币但增三十万，乃知寇准是孤忠。”[1]28家本入都后描绘眼前所见之景：“六街景物叹萧条，画角悲鸣暮复朝。数点城乌啼月冷，千群胡马向风骄。”[1]28该诗感叹昔日繁华的城市由于战乱而如此萧条，画角悲鸣朝朝暮暮，数点城乌在清冷的月色中哀啼，形成对比的是千群胡马向风而骄。
太平天国运动起于咸丰元年(1851)，同治三年(1864)结束，持续十四年之久，蔓延至十七个省份，两千万人丧失生命。家本最早涉及太平天国运动的诗是在咸丰十年(1860)所作的《整装南归，袁江沦陷，道阻不果行》。是年，家本准备从父亲所在的贵州安顺任所南归家乡，然而此时太平军与清军正在江浙一带作战，交通受阻，最终无法成行，诗曰：
零雪涂方戒，迟徊百虑覃。暮云栖屋角，春雨梦江南。程滞依依燕，门留劫劫骖。清淮烽火恶，消息畏频探。[1]11
初春的北方依然寒冷，江南烽火连天，道路阻断，燕子与骖马非亦被战争所阻，滞留北方，更不用说人了，家本只能在春雨中梦回江南。另有《悲武林》一诗是家本在想象江浙的战况：
角声促，吴山足。鼓声哀，西湖曲。鼓角动天地，湖山亦遭辱。旌旗不飞扬，落日亭台黄。昔日销金锅，今日瓦砾场。苏公堤上唤春鸟，城西日日泣枯草。[1]12
吴山之下，西湖边上，鼓角哀鸣。昔日繁华的“销金锅”之所，经历战争劫火，湖山遭辱，如今变为瓦砾场。苏堤上曾经婉转啼叫的春鸟，而今日日面对枯草悲鸣。在战争的蹂躏之下，往日风光秀美的江南佳地变为废墟一片。同治元年(1862)，沈家本因战事流寓长沙，作长诗《客有自贼中归而就婚者却寄三十韵》写其所闻江浙一带的战况：“岂图春旆驻，恰值夕烽连。太息瓶都罄，凄凉瓦不全。……鼙鼓三江急，尘氛两浙延。乡关归瓦砾，骨肉泣刀钅延。桑梓情徒切，萍蓬迹自怜。”[1]78-79
沈家本诗歌有反映捻军的，如《笃树》云：“乱后遗黎仅有存，编茅临水聚前村。街头日日高车驻，短短墙开小小门。”[1]45该诗写乡村被焚之后重新建设的过程。另外，沈家本诗歌还有写西南暴乱的如《过浦市纪事三章》；
反映甲午战争者如《有感六首》；
反映戊戌变法者如《六月初九日书事》《书事》；
写庚子事变者如《咏史三首》；
写伊藤博文被刺之事者如《九月十三日，日本伊藤博文被刺于哈尔滨，感赋四绝句》；
等等。总之，沈家本的生命历程与晚清社会相始终，其诗亦是晚清社会的实录。
沈家本精通法律之学，同时又是一位才学卓著的诗人。他用诗笔努力建构时代所需要的典范人格，以情感深厚的笔调书写风景，以慷慨的史笔记录晚清的重大时事，在晚清诗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从他的诗中，可以看到一代法学家的性情及精神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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