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老龄化背景下乡村社会治理研究——以江苏省启东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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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红波

(中共启东市委党校,江苏 启东 226200)

据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乡村60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比达到23.81%和17.72%,这组数据与城市相比,高出了7.99%、6.61%。而十年前,这个差距分别为3.19%、2.26%。人口普查数据的变化深刻说明乡村人口老龄化在速度上比城市人口老龄化更快,在程度上表现得更深。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城乡发展差异明显改善,但乡村发展中的不平衡与不充分仍然是现实国情,且尤为深刻地反映在乡村社会治理之中。乡村社会治理不仅面临着严重的人口老龄化态势,更为严峻的是,当前乡村应对人口深度老龄化的条件和能力也远远落后于城市。

(一)启东市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启东市作为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较快的县级市,上世纪80年代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在时间上比全国早了17年,比全省早了4年,是全省乃至全国第一批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地区之一。据“七普”数据显示,目前启东市常住人口96.73万(见表1),其中60岁及以上常住人口34.32万,占常住人口总数的35.48%,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6.78%;
65岁及以上常住人口25.13万,占常住人口总数的25.98%,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2.48%。按照国际通行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4%,就意味着该国家或地区已进入了深度老龄化社会。因此,“七普”数据表明启东市目前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表1 启东市人口年龄构成

(二)启东市乡村老龄化的主要特征

1.乡村老龄人口比重大。据“七普”数据显示,启东市乡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乡村人口总数的比重为41.94%(见图1),而城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城市人口总数的比重为25.43 %,乡村老年人口占比比城市高出16.51个百分点,乡村老龄化水平明显高于城市。

图1 启东市乡村、城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数据对照表

2.乡村老龄人口增速快。据“六普”数据显示,启东市乡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重为16.23%(见图2),城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重为8.15%。而经过十年的发展,“七普”数据显示,启东市乡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重达25.54%,城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重为9.95 %。十年来,启东市乡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提高了9.31%,提高速度比城市快7.51%。由此可见启东市乡村老龄人口增速比城市更快。

图2 启东市乡村、城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数据对照表

3.乡村老龄人口高龄化。据“七普”数据显示,启东市乡村有一个80岁及以上人口的户数为29354户(见图3),有二个80岁及以上人口的户数为6703户;
而城市中相应户数分别为9465户及2375户。通过比较两组数据,发现启东市乡村80岁及以上人口的户数分别是城市的3.1倍和2.82倍。乡村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乡村人口总数的比重为17.82%,这就意味着每100个60岁以上启东乡村老人中就有17个是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由此可以看出,启东市乡村老龄人口呈现出高龄化的特征。

图3 启东市乡村、城市有80岁及以上人口的户数据对照表

4.乡村老龄人口留守化。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加快,启东市乡村大批年轻人进入城市上学工作生活。此外,启东市也是劳务输出型城市,大量乡村青壮年劳动力选择外出打工。以上原因导致启东乡村出现了大批的“留守”老人。“留守”老人往往在生活上得不到子女照顾,情感上子女对老人的精神慰藉也处于缺失状态。除此之外,有些老人甚至还要承担照抚第三代的重任,压力较大。

从以上数据分析不难看出,启东市乡村人口老龄化形势比城市更为严峻。深度老龄化是新时代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推进深度老龄化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因此,如何积极应对乡村深度老龄化现实,全面推进乡村老龄社会治理势在必行。

调研组走访了启东市东海镇锦绣村,北新镇安联村,海复镇垦牧村、三圩村,合作镇臣义村、五星村,南阳镇启兴村、北清河村,吕四港镇六斧头村、十二总村等6个乡镇、10个村;
访谈交流30人,访谈对象涉及镇村干部、老年人、老年人子女等;
调查问卷发放500份,回收500份,回收率100%,有效问卷474 份,问卷有效率94.8%。近年来,启东市在积极应对乡村老龄社会治理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但调研组在走访过程中发现了在深度老龄化背景下,政府、市场、社会以及家庭在参与乡村老龄社会治理过程中仍面临着巨大的现实挑战。

(一)政府层面面临的挑战

一是财政支出压力巨大。进入新时代,经济社会得到快速发展,社会保障体系随之不断完善和进步,乡村养老保险在覆盖面、保障水平等方面也随之不断扩大和提升。在深度老龄化的背景下,乡村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意味着养老金在短时间内面临着巨大支出,加大了财政支出压力。同时,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资金支出伴随着乡村老年群体的不断增长而急剧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大了财政支出压力。

二是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还不够多元。政府购买服务是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式,尤其是在积极应对深度老龄化问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16年,启东市出台了《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实施办法》,该办法在南通各县市区率先提出。2018年,启东市印发了《关于做好政府购买服务对象扩面提标工作的通知》。2021年,启东市民政局又出台了《关于调整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内容和补贴标准的通知》,进一步对服务的标准进行了提高,对服务的内容进行了升级。目前,启东市政府购买服务项目“1+N”居家上门服务模式,在解决乡村高龄老年群体的基本生活需求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调研组在走访中也发现了乡村老年群体除了对目前项目需求之外,对比较缺乏的精神文化、心理疏导等服务项目也有较多的需求和渴望。

(二)市场层面面临的挑战

一是乡村养老服务内容单一。新时代乡村老年群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体现在其对基本生活和医疗保障的需求,也体现在对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此外,还包括对人际交往的需求,对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以及对旅游娱乐的需求。目前,启东市乡村养老服务市场产品比较单一,不能满足乡村老年群体日趋多样化的养老需求。调研中,关于“未来的日子里,您期待增加的商品或者服务有哪些(多选)”的回答,其中90.72%的老年人选择养老家政服务。此外,也有65.4%的老年人选择文化娱乐服务,75.32%的老年人选择卫生保健服务,56.33%的老年人选择旅游服务。可见,乡村老年群体对养老服务市场产品多样化的渴望和需求。

二是乡村金融养老服务发展相对滞后。随着乡村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现有的乡村金融养老服务体系已难以满足老年人的金融养老需求。目前,启东市乡村金融养老服务产品还是以常见的储蓄、保险等传统产品为主,金融产品结构相对单一,金融服务能力较弱。此外,乡村老年群体的金融养老观念也比较落后。调研中,调研组发现有89.45%的老年人只选择储蓄这一种金融养老服务产品;
25.32%的老年人除了储蓄也会考虑保险等金融养老服务产品,但却不知如何购买;
84.81%的老年人只听说过储蓄这一种金融养老服务产品。可见,乡村金融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相对滞后。

(三)社会层面面临的挑战

一是社会组织自治能力较弱。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承担着协同共治的重要角色,良好的社会治理需要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面临深度老龄化,社会组织自治能力没有跟上深度老龄化复杂多变的形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会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社会组织自治能力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身体制不健全。目前,启东市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社会组织主要是以乡村老年协会为主,这类社会组织的管理人员多为退休的乡镇机关干部、村干部,从业人员则多为兼职人员。因此,大多数乡村老年协会存在着“三缺”的共性问题,即缺乏专业管理团队和人才,缺失先进服务理念和方法,缺少工作技巧和能力。另一方面组织号召力不强。专业化服务能力的短板,导致大部分乡村老年协会几乎没有新鲜血液的输入,活动缺乏创新,且形式单一,大部分社会组织长期处于停滞关闭状态,甚至名存实亡。调研组在调研中发现,虽然启东市每个村都有“老年协会”等社会组织,但是在实际运行中,很多组织仅仅是挂块牌子,并未真正参与到乡村老龄社会治理当中。

二是乡村社区养老设施配套不足。社区养老的设施通常包含社区卫生室、老年活动站、老年餐桌、日间照料中心等社区养老公共平台。在积极应对深度老龄化的背景下,与城市社区养老相比,乡村社区养老在设施配套方面面临的压力更大。经过走访统计,目前约有84.39%的老年人使用过社区卫生室、老年活动站等基础设施。可见,已有的基础设施在乡村社区养老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问题是启东市乡村社区养老配套设施仅停留在社区卫生所、老年活动站等基础设施层面,还缺少如城市社区养老配套的老年餐桌、日间照料中心等提供日常服务的养老设施。可见,启东市乡村社区养老体系配套设施设置还不够完善,不能满足老年人更高水平的需求。

(四)家庭层面面临的挑战

一是家庭养老能力弱化。深度老龄化背景下,启东市普遍的“四二一”家庭结构模式严重降低了乡村家庭养老能力。上世纪80年代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目前多数家庭一对夫妻赡养四个老人甚至更多老人,给家庭带来巨大经济压力。此外,乡村青壮年大批进入城市工作、生活、定居后,无法及时在生活上、经济上、情感上给予老年人关心和支持,使得家庭养老能力客观上在不断弱化。在调研中我们发现,有77.22%的老年人独自生活在乡村,仅有8.44%的老年人与子女在城市共同生活。可见,大部分乡村老年人是独自生活在乡村的,这就使得家庭养老能力进一步弱化。

二是老年人自身特点的限制。“老年人作为日常乡村社会常见的主体,直接关乎到乡村治理成效。”[1]老年人由于其自身的生理特点,一般都患有一些基础疾病,特别是8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患有基础疾病的情况更为普遍。在调研中发现,有58.23%的老年人在身体状况中选择了“小病”,16.67%的老年人选择了“大病”,8.44%的老年人选择了“大病康复”。身体状况严重限制了老年人参与社会治理的可能性。此外,老年人自身的代际数字鸿沟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参与社会治理,在调研中发现有53.38%的老年人没有智能手机,即便是有智能手机的老年人,也只有26.7%老年人能熟练使用。可见,老年人自身的代际数字鸿沟使其在参与社会治理中有心无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2]38在深度老龄化的背景下,传统以政府为主导的管理模式已然不能满足复杂严峻的乡村老龄社会治理的实际需要。因此,实现从政府主导的管理模式转变到多方共治的治理模式,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家庭四个层面在乡村老龄社会治理中的各自作用,构建多元共治格局,是积极应对深度老龄化的现实路径。

(一)强化政府调控,注重购买服务

一是强化政府宏观调控。1.发挥主导作用。政府在乡村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起着主心骨的作用,既是乡村社会治理制度的设计者,还是乡村社会治理执行的监督者。在参与乡村老龄社会治理中的首要任务就是强化宏观调控,把公益性和民营化之间的关系准确处理好,做到既保障乡村基本养老需求,又能充分利用市场化手段发展多元化养老服务,推动养老服务工作更好发展。2.设立专项基金。探索设立乡村老年群体专项基金的可行性,鼓励社会爱心人士、企业捐助善款,用于福利院资金来源的补充,开展乡村老年群体的日常照顾、医疗救助、心理健康、娱乐生活等活动。3.鼓励个人缴纳养老金。鼓励乡村有经济能力的群体缴纳个人养老金,将个人预存、社会捐赠、政府扶持相融合,减轻三方主体各自的压力,并逐步减轻政府在乡村养老体系建设中的财政支出压力。

二是注重政府购买服务的多样化。1.突出需求重点。政府要充分掌握乡村老年群体养老服务需求的总体情况,在购买养老服务之前做好调查研究,根据乡村老年群体的实际养老需求,科学合理地购买养老服务。2.提升服务水平。重视需求的同时,也要提高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质量。选择专业技术过硬的养老服务团队和人员,定期组织培训养老服务人员的专业技能,从而提高政府购买的质量,确保乡村老年群体对政府购买的满意度。3.引入社会评价。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应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其购买的养老服务进行绩效评估。在评估过程中,第三方评估机构确保在不受任何因素的干预下,完成绩效评估,并给出评估结果、情况说明以及政策建议。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参与评估监督政府购买,客观上能够促进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完善和提升。

(二)强化市场供给,注重金融保障

一是强化养老服务市场产品供给。1.培育新型市场。养老服务产业应与乡村老年群体多样的、实际的、亟须的养老服务需求相结合,养老服务市场应开发丰富多样的适合乡村老年群体的服务产品,延伸养老服务领域,提高养老服务质量,积极围绕养老医疗、健康咨询、心理关注、文化旅游等乡村老年群体集中关注的重点服务内容,深入挖掘乡村养老服务的市场潜力。2.创新供给模式。探索“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多方协作的产品供给模式,发挥政府、市场、社会等多方的协调互补作用,增加乡村养老产品供给。3.延伸服务产业。加强对乡村养老服务产业链的延伸,积极拓展养老医疗陪护、健身娱乐、心理咨询等产业,提升乡村养老服务市场的供给能力。

二是注重金融养老服务产品的保障。1.扩大市场份额。不断丰富储蓄、保险等传统的养老服务产品,确保其在乡村的覆盖面,建设金融养老服务体系,充分发挥金融在养老服务领域的作用。2.创新服务产品。大力拓展金融养老服务市场,依据乡村老年群体多样化的金融养老需求,逐步开发证券、基金等新型养老金融产品,为乡村老年群体提供更多金融养老选择。3.强化宣传指导。加强养老金融服务产品的宣传指导工作,为乡村老年群体选择合适的养老金融服务产品提供专业性的指导。

(三)强化社会自治,注重社区养老

一是强化社会组织治理能力。1.坚持人才引领。面向全社会,引进青年人才参与乡村老年协会治理,组织青年志愿者队伍支持乡村老年协会工作,给乡村老年协会等社会组织注入新鲜的血液。2.完善服务内容。由老龄委牵头,按照老年人的性别年龄、职业特点、兴趣特长、身体状况,创建多样化的老年活动;
组织志愿者、文艺团队、老年人大学,开展文艺活动、健身活动,让乡村老年群体在能强身健体的同时丰富精神生活,实现乡村老年群体的身心健康,避免出现老年心理问题,不断提高乡村老年人生活质量。3.推进互助养老。把社会组织与乡村互助养老结合起来,积极探索乡村互助养老模式,即通过“小老养老老”的模式,把有互助养老需求的“老老”和有互助能力的“小老”组织起来,由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和扶持,或者以家庭乃至家族为单位,以互助的养老模式,满足老年人养老的需求,同时又能促进老年人之间的沟通交流。互助养老不仅可以降低单一家庭的养老成本,减轻压力,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老年人的心理负担,与更多的人接触也有助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而且相对自由。

二是注重乡村社区养老职能提升。1.完善配套建设。加快优化乡村社区养老设施配套建设,进一步升级改造社区卫生室、老年活动站等基础设施。此外,设立老年餐桌、日间照料中心等能够为老年人提供日常服务的乡村社区养老设施。2.搭建服务平台。依托信息化手段和网络建设,搭建乡村社区养老服务平台,通过养老数据共享以及信息交流,实现乡村社区养老的质量提升。同时,利用服务平台,能够实时关注老年人的身体、生活等状况,为老年人提供更及时、更有效的服务,实现社会资源的整合利用。3.建立健康档案。不断完善服务平台,充分运用数据信息,对老年人家庭和健康状况进行基本信息存档,及时掌握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同时开展慢性病监护和管理,防患于未然。

(四)强化家庭养老,注重自我治理

一是强化家庭养老的主体作用。1.营造文化氛围。家庭在给予老年人精神慰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目前,家庭养老仍然是启东市乡村养老的主要形式。因此,在全社会层面大力弘扬尊老敬老的中华传统美德,深入挖掘孝亲敬老的模范家庭及模范人物,营造浓厚的孝道文化氛围。此外,在进行孝道文化教育的过程中,加强学校教育,学生时期的孝道教育是思想启蒙的关键阶段,理应从小树立孝老敬亲的意识。2.打牢身体基础。“生命健康权是人的基本权利,保障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的健康是推动老年人参与社区治理和实现积极老龄化的基本条件。”[3]因此,要引导老年人做好身体、心理等各方面的养老规划,通过各类媒体平台,宣传各类养生和锻炼方式,举办各类适宜老年人参加的健身活动,帮助老年人打牢身体基础,减少老年群体身体素质降低带来的感染重病的风险。3.预留养老资金。引导子女预留部分资金用于老年人赡养支出,为赡养老人提前做好资金准备。此外,鼓励有条件的子女把老年人接到自己的居住地养老,使老年人能够度过一个有质量的有人陪伴的晚年。

二是注重老年人自我治理。1.优化就业环境。老年人作为参与乡村老龄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在生活工作等各方面有着一定的经验优势,尤其是六七十岁的老年人,仍然具备一定的体力、脑力,且身体状态良好,可以继续从事生产活动,为社会发展作贡献。因此,可以依托网络平台、乡村中介服务平台、乡村老年人才市场等,创造乡村老年人再就业的友好环境。2.设计适老软件。根据老年人的认知、试听、记忆以及运动控制等多方面能力下降这些特征,开发设计适合乡村老年人使用的手机软件,搭建适合乡村老年人的网络平台,鼓励老年人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和网络平台,分享其工作经历和生活经验。3.组织技能培训。成立面向乡村老年人的技能培训机构,定期有计划地组织老年人参加技能培训,提高老年人再就业的技能水平,支持有能力的老年人继续服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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