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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乐强
从经济学语境深入推进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历程的研究，已成为国内学界的一个基本共识。尤其是随着《资本论》哲学研究的兴起，如何系统深化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之关系的理解，更是凸显为学界不可回避的一个重大课题。在此背景下，基于思想史，重新梳理从政治经济学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转变及其哲学意蕴，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大有裨益。
作为一种理论学说，政治经济学的兴起意味着什么呢？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澄清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在农业社会中，人首先被固定在自然的土地上，然后被束缚在固定的群体中。在这里，人毫无自由可言，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生产过程本身，都直接依赖于自然界，人们所面对的对象基本上都是预先存在的自然物质。此时，人们视野中的存在主要是与人相对的自然存在，而人类的生产活动也主要是对自然材料的加工过程，自然就像一个巨大的磐石一样屹立于人之外，成为人类不可撼动的“主人”。在这种条件下，人们所形成的认识方式，更多的是想象、理论直观或观察，而居于主导地位的财富则表现为满足生存需要的物质财富，使用价值构成了整个社会生产的根本目的。从这个角度而言，自然唯物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与自然经济相对应的一种主导范式。
15—16 世纪以来，工商业的发展逐渐打破了自然经济的主导模式，开启了一种全新的世界图景和理论范式。一方面，它首先切断了人与自然的脐带，把人从自然和人身依附中解放出来，赋予了个人追求自由、平等的法权。这种个人主体的形成，构成了古代和近代的分隔点，“主体的特殊性求获自我满足的这种法，或者这样说也一样，主观自由的法，是划分古代和近代的转折点和中心点”。①[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年版，第126 页。另一方面，随着个人主体的形成，社会也改变了原来的形态，转变为近代社会。由于每个个体都成为一个具体的利益主体，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不断地在市场活动中“争斗”，从而形成了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结合体”。它既不同于早期由人的自然血缘组成的原始共同体，也不同于由政治依附关系构成的宗法式共同体，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们将其称为“市民社会”。因此，如何从理论上反思和认识这种新型的社会存在，揭示市民社会的发展机制，就成为当时理论家们不得不面对的重要课题。也是在此背景下，政治经济学逐渐萌芽、形成和发展了起来。
从词源来看，这一概念首先是由法国重商主义经济学家蒙克莱田提出来的。在1615 年出版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中，他最先使用了这一概念，用以指称一种与以往家庭经济学不同的社会经济学或国民经济学。经过晚期重商主义、威廉·配第、布阿吉尔贝尔、重农学派等的发展，直到斯密和李嘉图那里，政治经济学才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422 页。在这里，经济不再是家庭或私人的事务，而是转化为整个社会的基础。这就意味着，再去固守传统的政治、宗教或道德的解释框架，已无法适应近代社会的发展特征，更无法科学解剖市民社会。要完成这一任务，“只有把经济学内容包括到这种理论中去，才能向前迈进一步”。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第483 页。而政治经济学无疑实现了这一跨越，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社会认识论和历史观。
首先，它提供了一把打开“市民社会”之门的钥匙。政治经济学思考的起点不再是神圣的天国（宗教或政治），也不是客观的自然界，而是世俗的“市民社会”。其中，最为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理解财富的来源和性质。早期重商主义把各国之间用于流通的货币视为财富的来源；
与此相比，晚期重商主义则前进了一步，“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到主体的活动——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45 页。上。不过，他们在整体逻辑上并没有摆脱流通决定论的谬误。重农主义首先迈出了重要一步，把财富的源泉由流通转移到生产领域。也是基于此，马克思把重农学派誉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 卷·第1 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15 页。是“标志着科学新阶段的体系”。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 卷·第1 册），第24 页。然而，由于社会历史条件所限，他们的这种进步又是不彻底的：他们所理解的“生产”既不是抽去一切劳动特殊性的“生产一般”，也不是特殊的商业或工业生产，而是特指农业生产。在此之后，斯密从分工入手，抛开了劳动的特殊形式，从中抽象出“劳动一般”范畴，实现了理论逻辑的重大飞跃。在此基础上，他从商品交换中抽象出交换价值，将其与商品的使用价值区分开来，第一次确证了劳动价值论的一般原则，为整个政治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然而，由于斯密所处时代的限制，他的劳动价值论还存在庸俗之处，而李嘉图则斩断了这一外在尺度，将劳动价值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以此来看，不论是从农业生产还是从劳动价值论入手，古典政治经济学始终强调从客观现实出发来理解社会，而不是基于所谓的上帝或观念，相较于过去的唯心主义和自然唯物主义，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突破。
其次，古典政治经济学实现了对社会发展机制的唯物主义诠释。旧唯物主义在自然观上是唯物主义的，但一旦进入社会和历史领域，又重新陷入唯心主义的漩涡之中。而政治经济学则从生产、交换、分配、劳动等入手，实现了对社会发展机制的唯物主义解释。在重农学派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既不根源于上帝，也不以“人为秩序”为基础，而是根源于生产本身的自然必然性，从而将社会发展过程理解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遵循“自然秩序”的客观过程。斯密则从分工和劳动一般入手，得出了“看不见的手”的结论，明确指认了现代社会的经济过程是一种不依赖于任何个体的客观过程。然而，这种指认还不够彻底，由于斯密是基于分工和交换来认识市民社会的，因此，他虽然看到了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但他并没有揭示三者之间的对立关系，而是将他们诠释为三个平等的交换主体。于是，在斯密看来，市民社会在本质上不过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建构起来的经济交换王国。在这点上，李嘉图走得更远，他站在产业资本家的立场之上，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视为无限制的资本增殖过程。在这里，人已经不再是人了，而是“同机器、驮畜或商品一样”的东西，人的主体性已被彻底消灭了。斯密那里的独立主体现在已经变成了“帽子”：整个社会沦为一种“见物不见人”的经济物化王国，成为一种类似于自然史的发展过程，从而以一种“铁的必然性”确证了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客观性。虽然这些观点还存在一定缺陷，但与过去创世论、英雄史观和自然唯物主义相比，是一个重大进步，它开创了一种独特的社会认识论，确证了社会发展的唯物主义特质。也是基于此，张一兵教授将其命名为“社会唯物主义”，①张一兵：《回到马克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47 页。以区别于自然唯物主义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此而言，古典经济学对自然唯物主义的超越，在本质上代表着工商业经济对自然经济的超越，是社会唯物主义对自然唯物主义的超越。
再次，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某种程度上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方法论。政治经济学在思考的起点上已经远远超过了自然唯物主义，当后者在思考自然对象并把实体性的“自然存在”当作世界本原时，政治经济学已经在思考由人类活动所建构的非实体性的“市民社会”的内在本质了。这就意味着，再像以前那样单纯地依靠直观或经验方法，已无法把握这种存在的真实本质，这必然从根本上催生一种新的认识方法，而古典政治经济学恰恰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思维方法即科学抽象。在传统框架中，人们常常认为，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是英国经验论，即便他们那里也存在某种抽象，但其最多不过是一种经验抽象。实际上，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在斯密那里，存在“两种理解方法，一种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另一种则只是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入简单概括的概念规定之中”。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 卷·第2 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年版，第182 页。如果说后一方法是典型的经验主义，那么，前一方法则溢出了这一范围，因为它凸显了一种全新的认识范式，即透过外在现象来把握事物的内在本质：它既不同于经验科学的归纳抽象，也不同于唯心主义的思辨抽象，而是建立在对市民社会客观机制把握之上的本质抽象。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斯密并没有将这种抽象贯彻到底，而是在两种方法之间摇摆不定，这致使他的劳动价值论还拖着一根庸俗的尾巴。李嘉图则斩断了这根尾巴，将科学抽象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这个角度而言，斯密的“劳动一般”“看不见的手”以及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绝不是单纯的经验归纳，而是基于科学抽象对市民社会运行机制的一种客观认识。这是一种全新的认知方法，有力推动了人类认识范式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转型，对后来的社会认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由于时代和他们立场的局限，这种方法尚未达到完全科学的层次，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的经验主义印记。
最后，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创了一种独特的历史观。“作为一门独立的专门的科学”，它把“政治关系、法律关系……归结于经济关系”，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第483 页。颠覆了过去以政治和宗教为轴心的叙事逻辑，确立了经济的优先地位，开创了经济决定论的思想先河。因此，他们反对重商主义的经济干预论和封建主义的“人为秩序”论，提出了自由放任即古典自由主义原则，认为“事态即市民社会的自然进程应该给事物带来秩序”①北京图书馆马列著作研究室编：《马恩列斯研究资料汇编（1980）》，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 年版，第48 页。，任凭经济的自主发展，就能自发地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和谐统一，为人民谋得自由，为社会创造财富，从而造福于整个国家。从这个角度而言，政治经济学绝不只是一门研究国民财富性质和来源的学问，而且也是一种以经济逻辑为基础，来实现其哲学和政治诉求的历史观，凸显了一种全新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理念。②张雄：《政治经济学批判：追求经济的“哲学和政治实现”》，《中国社会科学》2015 年第1 期。
当然了，我们决不能过分抬高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地位。由于时代限制和自身立场问题，古典政治经济学内部还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致使其无法超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成为一门真正的历史科学，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这种社会唯物主义的历史价值。
综观整个思想史，可以发现，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后来的哲学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从具体的建构路径来看，这种影响首先是通过斯密而非李嘉图的中介完成的，这在黑格尔、拜比吉、舒尔茨和尤尔等人的思想中得到了明确体现。更加有趣的是，这些思想又同古典政治经济学一起，共同构成了马克思的思想来源。从这个角度而言，全面澄清他们之间的理论债务关系，能够为我们准确定位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提供一个新的突破口。
卢卡奇指出，黑格尔是唯一一位认真研究过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德国古典哲学家。③[匈]卢卡奇：《青年黑格尔》（节选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年版，第23 页。我认为，这一判断是非常准确的。在法兰克福时期（1796—1800），黑格尔先后研读过詹姆斯·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和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并在写《法哲学原理》之前，认真阅读过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然而，综观黑格尔的整个理论体系，可以发现，真正构成他的理论基础的并不是李嘉图，而是斯密。卢卡奇曾指出：“对斯密的研究构成了黑格尔思想发展的转折点。”④Georg Lukács, The Young Hegel:Studies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Dialectics and Economics,London:Merlin Press,1975,p.172.这一论断虽有夸大之嫌，但毕竟肯定了斯密对黑格尔哲学思想的重要影响。这在后者的市民社会理论中得到了明确体现。
黑格尔指出，在传统社会中，人的需要只是一种有限的自然需要，而满足这种需要的方式也比较单一，即自己的具体劳动。然而，到了市民社会中，人的需要及其满足方式都发生了重要变革。他指出，在市民社会中，随着分工的不断发展，人的需要逐渐多样化，从而建构起一个相互依赖的需求体系：这种需要不再是原初意义上的自然—生理需要，而是由那些追逐“利润的人所制造出来”⑤[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第207 页。的一种多样化的社会需要。而需要的多样化，必然导致劳动的抽象化。这就意味着，在市民社会中再像过去那样单纯依靠自己的劳动，已无法满足个体的需求，他必须与他人的劳动相交换，并以后者为中介，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于是，劳动获得一种全新的特质：它不再只是一种具体的特殊劳动，而是转化为一种普遍适用于一切个体的抽象劳动，“个体满足它自己的需要的劳动，既是它自己的需要的满足，同样也是对其他个体的需要的一个满足，并且一个个体要满足它的需要，就只能通过别的个体的劳动才能达到满足的目的——个别的人在他的个别的劳动里本就不自觉地或无意识地在完成这一种普遍的劳动，那么同样，他另外也还当他自己的有意识的对象来完成着普遍的劳动；
这样，整体就变成他为其献身的事业的整体，并且恰恰由于他这样献出自身，他才从这个整体中复得其自身”。①[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版，第234 页。以此来看，黑格尔对劳动的哲学分析是以斯密的劳动一般理论为基础的，这一点贯穿了他的理论体系发展的全过程：不论是《耶拿时期的实在哲学》，还是后来的《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原理》，都没有明显的改变。也是以此为基础，黑格尔实现了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将其界定为以抽象劳动为基础的需要体系，进而将政治经济学诠释为从“需要和劳动的观点出发、然后按照群众关系和群众运动的质和量的规定性以及它们的复杂性来阐明这些关系和运动的一门科学”。②[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第204 页。
但到这里，问题并没有结束。黑格尔虽然是从斯密的劳动一般理论出发来解剖市民社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黑格尔完全肯定斯密。在《法哲学原理》中，他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辩证分析。他指出，抽象劳动和社会需要的形成，首先包含着“解放的一面”，它克服了自然需要的直接性，超越原初意义上的“自然必然性”，为其向更高层次即“观念的精神需要”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而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③[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第208 页。但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决不能过分夸大这种进步意义：社会需要的确超越了自然必然性的限制，但它也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必然性即经济必然性，“技能和手段的这种抽象化使人们之间在满足其他需要上的依赖性和相互关系得以完成，并使之成为一种完全必然性”。④[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第210 页。斯密将其称为“看不见的手”。然而，与斯密不同，黑格尔并不认为，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整个社会会自发地实现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和解。他强调，在这里，每个个体完全从原子式的个人理性出发，为了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一定会尔虞我诈，这样必然会把整个社会转化为私人利益角逐的舞台，成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因此，他认为，在市民社会中，个人的利己主义决不会像斯密断言的那样，能够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自发地超越个体理性，实现向伦理精神或共同理性的过渡。相反，“看不见的手”的形成意味着市民社会已成为一个盲目的经济交换王国，这在本质上恰恰宣告了绝对精神主体地位的沦丧。因此，从最终立场来看，与其说黑格尔肯定了斯密，还不如说他是要在哲学上超越斯密，即颠覆市民社会的经济必然性，恢复绝对精神的主体地位。那么，如何实现这种超越呢？在他看来，只有借助于国家，才能做到这一点，“自为自在的国家就是伦理性的整体，是自由的现实化；
而自由之成为现实乃是理性的绝对目的”。⑤[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第258 页。国家是一种自觉的普遍伦理，是绝对精神的真正化身，唯有借助于国家，才能真正控制原子式的个人理性，消除市民社会的盲目性和伦理分裂，实现个体与整体、实然与应然的最终和解。这正是黑格尔得出“不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结论的根本依据。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黑格尔对劳动和市民社会的分析显然是以斯密为基础的，因此，当马克思断言黑格尔是“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⑥[德]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101 页。时，无疑是准确的。不过，从最终立场来看，黑格尔并不是要肯定这种劳动，而是要彻底扬弃它。第二，黑格尔虽然看到了工业等级的存在，也认识到资本才是社会需要的制造者，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并没有从中引出资本批判，而是将市民社会诠释为劳动和需要相互依赖的体系。这就意味着，在黑格尔看来，现代市民社会生产的根本目的，仍是满足人的需要，而不是价值增殖。从这个角度而言，他对现代市民社会本质的认识，显然没有达到李嘉图的高度。第三，不论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还是黑格尔都充分认识到，市民社会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王国，然而，他们的态度却存在天壤之别。前者奉行自由主义理念，认为任凭市民社会的自主发展，最终会超越客观王国，实现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和谐一致。而黑格尔则认为，这根本行不通，因为这种颠倒不是人为造成的，而是由市民社会的运行机制催生的一种客观颠倒，因此在市民社会内部，企图依靠个人理性是无法超越这种颠倒的，唯有借助于国家理性，才能真正实现个体与集体的和解。就此而言，黑格尔的国家理论完全是建立在对政治经济学（市民社会）的批判和反思之上的，这既是一种哲学，更是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如果不科学解剖市民社会，揭示黑格尔国家哲学的理论基础，单纯借助于“主谓颠倒”方法，或仅仅从理性入手，根本不可能超越黑格尔。①仰海峰：《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国社会科学》2010 年第1 期。最后，在古典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之间存在双重颠倒：如果说市民社会是一个客观颠倒的经济王国，那么，古典经济学（特别是庸俗经济学）只是如实地反映了这种颠倒，而黑格尔则力图通过观念逻辑来超越这种客观颠倒，从而建构了一个主谓颠倒的哲学王国。前者是一种客观颠倒的经济逻辑，后者是一种主观颠倒的哲学逻辑。而如何超越这双重颠倒，构成了马克思毕生思考的理论主题。
如果说黑格尔是以斯密为基础，力图在哲学上超越斯密，那么，拜比吉和舒尔茨则恰恰是沿着斯密的道路前进，开创一种新的理解思路，而尤尔则力图在另一条道路即工艺学上超越斯密。不过，与黑格尔关注的焦点不同，他们主要聚焦于斯密的分工理论。斯密是基于分工和交换来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也是他的“劳动一般”“看不见的手”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他衡量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一方面忽略了社会分工和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的本质差异，陷入“泛分工论”的窠臼之中；
另一方面，从这一思路出发，斯密必然会把机器即新型生产力的产生理解为分工的结果。与斯密所处的时代不同，拜比吉、舒尔茨和尤尔生活在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时期，因此，如何理解分工和机器生产的区别就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不过，在这一点上，三位学者又走了不一样的道路。
在《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1832）中，拜比吉仍沿用斯密的分工逻辑——更多的是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劳动分工，而不是社会分工——来理解机器大生产，这在某种程度上抹杀了工场手工业和现代工厂的本质区别。与拜比吉相比，舒尔茨则做出了重要推进，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解读思路，这在他的《生产运动——基于历史统计学来建构一种国家和社会新科学的探索》（1843）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面对19 世纪欧洲阶级分化和普遍贫困现象，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力图从思想领域来寻求解答，而法国蒲鲁东主义则试图从流通和分配领域来探寻解决之道。针对这两种思路，舒尔茨做了尖锐批判，认为他们始终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他们根本不理解生产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要想真正揭示问题的根源，就必须从思想和分配领域中解脱出来，沉降到现实的生产活动之中揭示生产运动的发展规律。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舒尔茨走向了历史统计学，“这种思考使我首先转向了对生产及其当代组织结构的历史统计学考察”，②Wilhelm Schulz, Die Bewegung der Production,Zürich und Winterthur:Literarisches Comptoir,1843,S.8.即通过统计不同时期各种生产活动的比例来理解一个国家的社会状况。通过这种考察，舒尔茨得出结论说，生产的运动规律不是别的，就是斯密所说的分工，“在很久前我就和一些先行者一样，尝试着测量物质生产变化的规律……而这种运动的规律，自亚当·斯密以来，已经借由分工一词为大众所知晓了”。③Wilhelm Schulz, Die Bewegung der Production, S.9.由此出发，舒尔茨开启了以生产和分工来阐述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逻辑，实现了对斯密分工理论的哲学建构。
在舒尔茨看来，生产是一种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创造性活动，它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这既是分工的结果，也是分工法则的集中体现。就物质生产而言，生产力的发展表现为分工的扩大，因此，从生产出发首先意味着从分工出发。基于此，他将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手的劳动阶段、手工业阶段、工场手工业阶段和机器生产阶段。④Wilhelm Schulz, Die Bewegung der Production, S.39.虽然他也像拜比吉那样主张从分工入手来理解机器大生产，不过，在整体逻辑上，他已经超越了单纯工艺学或经济学的解读思路，实现了分工话语的哲学转变，将其提升到历史观的高度，使其凸显为历史发展的内在尺度。舒尔茨指出，正是由于分工的发展，才导致城乡的分离、人口的分化和阶级的产生，从而出现了不同的观念生产。以此来看，舒尔茨肯定了物质生产的基础性，认识到阶级矛盾和精神生产正是在物质生产和分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那么，问题也就随之而来，如何才能解决普遍贫困和阶级分化问题呢？在这里，舒尔茨并没有走向激进的革命道路，而是转向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唯心主义。在他看来，既然分工是生产的内在规律，这就意味着分工永远无法废除，是人类生产的永恒形式，因此企图在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内部寻求解决之道，无异于缘木求鱼。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跳出物质生产，诉诸精神生产。他指出，与前者一样，精神生产也服从于分工法则，它包括宗教、艺术和科学等几个分支。不过，与物质生产相比，精神生产是更高层次的生产活动，更能体现人的本质和创造性。因此，要解决物质生产带来的阶级分化问题，唯有依靠宗教的友爱精神。①Wilhelm Schulz, Die Bewegung der Production, S.178.这在整个逻辑上又重新回到唯心主义的怀抱之中了。
以此来看，当舒尔茨用分工来解释历史时，犯了与斯密一样的错误，混淆了社会分工与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陷入“泛分工论”之中。虽然他和拜比吉介入的视角不同，但在总体逻辑上却是内在一致的，即都是沿着斯密的分工逻辑往前走。在这方面，真正具有突破性的是英国工厂哲学家尤尔，他从工艺学入手第一次确证了斯密的劳动分工是与工场手工业相适应的，他不仅反对用分工逻辑来解释工厂制度的运行机制，更反对将其无原则地扩大到整个人类历史。“当亚当·斯密写他的不朽的经济著作的时候，自动机器还几乎不为人所知，因此，他认为劳动分工就是使工场手工业日臻完善的伟大原理，那是很自然的……这样很自然就会让一个工人去适应其中一项操作，这个工人的工资将和他的技艺相适应。这种适应也就构成分工的本质。不过，在斯密时代可以当作有用例子的东西，今天就只能使大家对工厂工业的实际原理产生误解。事实上，工作的划分，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使工作适应各人不同的才能这一点，在自动工厂的操作计划中几乎不加考虑……因此，工厂制度的原则就是用机械科学代替手工技术，把生产过程分成必要的组成部分，来代替各个手工业者之间的分工。”②Andrew Ure, 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London:Charles Knight,1835,pp.19-20.在自动工厂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资本与科学技术的联合，劳动分工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支配地位。基于此，尤尔从工艺学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超越了斯密的分工理论。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在不同领域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果说李嘉图在古典经济学内部实现了对斯密的发展，那么，黑格尔则从哲学入手，实现了对斯密的观念扬弃；
如果说拜比吉和舒尔茨力图以分工理论为基础，诠释工厂制度和社会历史的运行机制，那么，尤尔则从工艺学终结了劳动分工的主导地位，实现了对斯密的超越和发展。
在前文的基础上，我们再来追问几个问题：从斯密到李嘉图的经济学演进、从拜比吉到尤尔的工艺学发展分别意味着什么？这种转变与唯物史观的形成以及马克思从前期的哲学批判到后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递进又存在何种关联？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斯密从分工和交换出发，将个人理解为具有理性的“经济人”，把市民社会理解为普遍交换的商业体系，并在经济学上确认了个人理性与“看不见的手”之悖论。为了解决这一悖论，黑格尔诉诸国家，主张用集体理性来控制盲目的市场理性，以避免私人利益的大混战。然而，李嘉图则宣告了斯密和黑格尔方案的不可能性。为什么呢？因为在市民社会中真正占主导的既不是个人理性，也不是交换中形成的盲目的市场理性，更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国家理性，而是资本无止境的增殖逻辑：斯密眼中的那些具有理性的个人不过是资本增殖过程中的一个物化要素，在那些看似自由平等的交换主体背后彰显出来的是一种经济利益彼此对立的阶级关系，而黑格尔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国家理性不过是资本增殖逻辑的附属物，不仅解决不了市民社会的悖论，反而会沦为资本利益的坚实保护者。因此，对市民社会的解剖不能停留在分工和交换领域，也不能停留在法权意义上的财产关系上，必须推进到深层次的资本增殖逻辑。其次，再来看工艺学的推进。如果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自然唯物主义的超越是工商业文明对自然文明的时代超越，那么，尤尔对斯密的工艺学超越则是资本主义工业生产逻辑对交换逻辑的超越，是机器大生产对工场手工业的超越。政治经济学批判虽然不是工艺学，但它离不开工艺学的前提，脱离具体的生产形式，抽象地讨论阶级与阶级、人与人的关系，最终会沦为一种空洞的主体哲学。因此，当工场手工业的分工逻辑被机器大工业超越之时，再试图从分工逻辑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显然已不合时宜了，而力图基于分工逻辑来揭示阶级斗争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自然就遇到了其不可克服的时代局限，失去了既有的理论合法性。这意味着，必须基于机器大生产这一工艺学前提来重新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具体地、历史地推进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现实本身以及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批判。再次，如何克服两种颠倒？面对市民社会的客观经济颠倒，黑格尔力图借助国家理性来克服这种颠倒。就像上文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国家与资本利益的同构性注定了黑格尔的解决路径只是一种观念论式的“超越”，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经济颠倒的客观现实。既然黑格尔的国家哲学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种哲学批判，那么，要想完成对黑格尔国家哲学的批判，仅仅把思维与存在的颠倒关系从哲学上再颠倒过来是远远不够的。同样，要克服资本主义的客观经济颠倒，单纯依靠“批判的武器”也是不够的，还必须借助“武器的批判”，彻底终结资本逻辑。就此而言，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与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即归结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进而彻底颠覆资本逻辑。
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政治经济学与工艺学之关系的理解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漫长的探索过程。在早期，马克思不仅无法理解古典政治经济学蕴含的社会唯物主义思想，也没有能力洞察黑格尔哲学与古典经济学之间的思想联系，而是更多地基于人本主义逻辑批判黑格尔哲学的神秘性和古典经济学的“非人性”。这种批判固然合理，但显然不够深刻。在舒尔茨的影响下，通过对现代工业实践的研究，马克思逐渐认识到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性地位。不过，与舒尔茨的人本主义—自由主义的解释路径不同，马克思没有简单地把物质生产活动诠释为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活动，而是将其上升到社会历史的客观基础，从而找到了理解人类历史的钥匙，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实现了历史观的彻底革命，有力批判了唯心史观的思辨性和形而上学的自主性。不过，当我们从哲学视域转到工艺学和经济学时，我们就会发现，《德意志意识形态》还存在一些不足，就像恩格斯后来反思的那样，关于唯物史观的阐述表明当时他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218 页。实际上，这并不是恩格斯的一种学术谦虚，而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那么，这种“不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德意志意识形态》采取的是生产—分工的双重叙事逻辑：借助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逻辑揭示历史的“四重原初因素”，引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定；
从分工逻辑和交往形式出发引出社会所有制形式的演变，论证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性。这一思路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斯密和舒尔茨的双重影响，尽管在最终立场上马克思恩格斯与他们存在本质区别。其次，在分工问题上同样存在二元逻辑。社会分工是整个社会部类的大分工，而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则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分工，指生产同一件商品的各个不同部分的内部分工。斯密没有区分二者，舒尔茨和拜比吉在总体上也是沿着这一思路前进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同样没有克服这一缺陷，致使两种不同的分工话语相互交织：一方面将生产力的发展与分工的扩大联系起来，主张大力发展分工；
另一方面又认为是分工导致了人的自主活动的“异化”，主张彻底废除分工。实际上，这是基于不同的分工逻辑展开的，但他们显然没有澄清这一点。再次，在工艺学上也没有突破分工逻辑。马克思后来指出：“亚当·斯密关于分工的生产力所谈的内容……只同工场手工业的一定发展阶段有关，而根本不适用于现代工厂制度。”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356 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虽已明确把机器大工业标识为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阶段，但他们并没有达到尤尔的高度，而是像拜比吉一样力图用斯密的分工逻辑来理解机器大生产的运作机制，这显然是有问题的。复次，马克思、恩格斯依然从物的维度来理解资本，将商业资本理解为现代社会的物质基础，进而把资产阶级社会诠释为货币关系占主导的商业社会，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斯密和黑格尔市民社会逻辑的延续，显然没有达到李嘉图的高度。最后，综上所论，可以看出，斯密的经济学不仅影响了黑格尔、舒尔茨、拜比吉，同样也构成了此时马克思、恩格斯哲学逻辑布展的基础。不过，他们走的道路有所不同：黑格尔以斯密的市民社会逻辑为基础，力图从现实存在上升到绝对精神、从个人理性上升到国家理性，进而以哲学的观念逻辑来扬弃客观颠倒的经济逻辑；
而马克思恩格斯则以生产和分工逻辑为基础来阐述人类历史和资产阶级社会的运行机制，力图把黑格尔的哲学观念重新拉回到现实的世俗大地，把国家逻辑重新沉降为市民社会逻辑，并力图通过市民社会的自我矛盾运动来实现对市民社会（客观的经济颠倒）的自我扬弃，进而实现对思辨哲学（主观的哲学颠倒）的彻底超越。然而，由于经济学水平的限制，此时马克思、恩格斯对市民社会本质的理解还是不够的。要完成对这双重颠倒的颠倒，就必须在经济学和工艺学上超越斯密，进而在尤尔、李嘉图和黑格尔等人的综合视域中进一步深化政治经济学研究。这恰恰是马克思后来集中精力做的工作。
在后来的发展中，马克思从工场手工业推进到机器大工业，不仅超越了斯密和拜比吉，也超越了尤尔，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了科学的工艺学和生产力前提。在现代社会本质的剖析上，他实现了从商业资本到产业资本的转变，完成了从“市民社会”到“资产阶级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演进，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运行机制，超越了斯密和李嘉图，也阐明了资本逻辑的自反性及其与黑格尔哲学的内在同构性，既为推翻资本主义经济颠倒指明了方向，也为彻底终结黑格尔哲学和近代形而上学奠定了科学基础。②孙乐强：《从哲学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再认识》，《山东社会科学》2017 年第5 期。就此而言，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和黑格尔哲学的副本批判，也是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现实本身的批判，从而在历史的最深处最终完成了对“双重颠倒”的彻底颠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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