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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磊，李武生
(四川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成都 611130)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农民是国民构成的主体，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根基，农村是社会治理的主要形式，“三农”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便认识到农业大国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明确农民是中国前进发展的基本动力，农业的稳固发展与农村的和谐安定是中国事业的首要命题。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带领下，在亿万农民的拥护支持下，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正阔步走在强起来的伟大征程上。回望党的百年历史，从“农民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最大要素”到“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情怀贯穿始终、延续传承。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对“三农”工作的出发与落脚点应与国家民族的发展紧密结合。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情怀是以民族复兴为现实起点，振兴“三农”为己任所彰显的蓬勃向上精神和为国为民情愫。站在“两个百年”奋斗目标转换之际，探析和弘扬中国共产党的百年“三农”情怀，对于进一步凝聚全党共识，更好团结发动带领亿万农民，着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同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一)共同的理想，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农民而兴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亡之际。建党之时便意识到中国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问题是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关键，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农”情怀也由此应运而生。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与《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让个人剥夺个人的现状绝不会发生，消灭社会阶级的区分，消除社会不平等，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要将这政权放在工人和农人的手里”[2]创造一个新的社会，改善农民生活的现状。团结农民，建立工农联盟，推翻农民身上的压迫与剥削。从党的主要成员结构上来讲，在建党初期到大革命时期，党主要以发展工人党员为主，大革命失败后党员人数曾一度降至不足一万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随着对中国革命的不断探索，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党员总数已经达到 4万多人，其中农民占76.6%；
在之后的不同历史时期党员数量不断增加，结构来源趋于复杂，新中国成立时党员数达400多万，但农民出身的党员仍居多数[3]。农民阶级的加入壮大了党组织的力量，同时党为农民谋解放，为民族谋独立的革命情怀也进一步巩固和彰显。中国共产党不仅坚定地选择马克思主义，更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道路上所遇到的农民、农业、农村问题的解决相结合，在实践探索中摸索出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农强农兴农之路。
(二)共同的行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结下血浓于水的革命情怀
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进行革命必须依靠广大农民，农民同时也是受压迫与剥削最严重的阶级，是革命的最主要力量源泉，过往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缺失了广大农民的参与和支持。党的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中提出，“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4]”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到农村开展农民运动，在浙江、广东、湖南等地成立新型农民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农民运动进行了一系列斗争。毛泽东在面对中国革命区分敌人和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上，鲜明地指出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1926年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出任《中国农民》杂志主编，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号召“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5]”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中奋起打倒地主阶级、军阀与帝国主义，为中国革命提供客观物质力量。党以“农民问题”作为革命团结工作的出发点，走出了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实现了广大农民当家作主。毋庸讳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之所以能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正是重视农民这一革命的最大要素，建党之初便以为大多数人民谋解放为革命的实践起点，而农民正是作为农业国家中国的大多数。虽几经波折，中国共产党始终本着团结农民、立足农村、依靠农业的斗争策略，与农民同生共死，帮助农民翻身做主人，继而实现民族独立，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形成了带领农民翻身得解放，民族斗争求独立的救亡图存、血浓于水的革命情怀。
(一)耕者有其田，中国共产党兑现农民当家做国家主人的政治承诺
翻开千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农民始终是被统治和奴役的社会角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农民实现自身解放，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政治地位承诺的实现首先要从农民经济利益的改善谈起，而与中国农民切身利益紧密联系的土地是党解决农民经济问题的主要抓手。1951年9月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发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中指出“要使广大贫困的农民能够迅速地增加生产而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的目标[6]。从建党初期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人的革命理想就是为满足农民在经济地位上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为此，实施了系列将耕地分给农民的政策。1925年《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提出“谁耕种的土地归谁所有[7]”，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要求对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和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实行无代价没收后分配给贫农与中农。在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废除了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使农民政治地位得以根本转变，农民成为革命和国家建设的主人。从党的一大《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颁布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指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再到1954年第一部正式宪法总纲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农民阶级的政治地位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建设历程中始终如一，并根据不同阶段土地问题的需要，制定符合农民实际的土地政策。要保障农民政治地位先从农民的经济状况改善入手，土地分到农民手中自主经营，促进了农业生产，稳定了社会大局，恢复了经济，从而为促进“三农”事业发展，恢复国家经济、保障民生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和政治的基础。
(二)农业支持工业，“三农”奉献奠定起新中国发展壮大的物质基础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原本田园牧歌式的生存方式被迫终止，中国被逼无奈走上西式现代化道路。没有强大的军事工业，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便不能改变中国备受欺凌的历史困境，不能实现强国富民的新中国建设目标。自力更生、发愤图强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显著特征。1953年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标志着我国开始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农补工，工业化成为全党的重心。面对农业经济占主体，工业经济占比很少的一穷二白现状，国家在确保农民基本生存需要的基础上，通过施行户籍制度、统购统销制度和人民公社化制度将农业农村资源积累向社会主义工业发展进行转移，用农业生产保障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需求，农业的“无偿献血”支撑起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工业发展。在这一阶段，农村经济和农业剩余集中支援工业，单从粮食统购统销来看，国家通过剪刀差获取了6000亿至8000亿人民币[8]，不容置疑的是“三农”为国家工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工业优先不代表不发展农业。1958年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9]，指出了农村逐步工业化的道路，农业中的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要求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逐步缩小以至消失的道路。之后颁布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提出要发展农业生产，逐步进行农业技术改革，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虽然经历较为曲折的探索阶段，但对于国民经济恢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民社会条件的改善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党对“三农”工作的探索其根本目的是根据国家发展的实际情况不断改善农民生活水平，促进中国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向前发展。
(一)尊重农民首创精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创“三农”发展的成功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尊重农民群众创造性和积极性，领导农民率先拉开改革大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农”发展道路，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推动农村全面进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十八户农民在农业生产实践中进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形式的农村生产改革，率先在农村进行了改革的实践。但这一实践上升为国家政策决策的过程是曲折的。最初“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10]党中央尊重农民首创精神和实践选择，1980年邓小平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11]讲话中认为包产到户总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巩固集体经济。在之后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中正式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结束了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论。
实践证明从1978年到1984年间全国粮食产量从30477万吨提高到了40731万吨[12]，在新的制度安排下，农民根据市场需求变化自主调整生产，自由地安排自己的劳动时间，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成果，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同时再次证明农民是中国改革发展进程中的推动力量，而党进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孜孜以求的便是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增进人民福祉。实行改革开放后，党的工作重心全面转向经济建设，在经济层面更进一步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充分认可有利于农民发展和农村建设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农业与农村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城乡统筹发展，实现工业反哺农业逐步走上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
“三农”事业始终是党和国家关切的工作重点。“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13]P73-78”，“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13]P22”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已经成为党治国安邦的一条基本经验。通过农业对工业的支持，我国初步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制约着农业和工业的发展，相比之下农村发展的现实与城市相比较差距较大，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任务，21世纪以来我国总体上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阶段，农业本身也进入了新阶段，农产品供求大体平衡，这为全面建设新农村和发展现代农业提供了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过程中充分尊重农民的创造性，通过取消农业税，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等系列惠农政策，促进“三农”事业发展，转变工农产业互助方式，使得过去中国“三农”发展极端落后、农村普遍贫困的窘境局面出现转机[15]。面对农村发展的滞后，农村生产力水平低，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农民收入偏低等问题，党中央制定系列政策举措，要求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落实到农村，将农村发展同国家发展、城市发展相统筹，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将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农民生活更加富裕作为发展目标
(一)打赢脱贫攻坚战，最终实现让亿万农民群众过上好日子的百年梦想
补齐现代化发展的“三农”短板，助力民族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中国农村发展滞后，集中于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脱贫成为党和政府任务重点。从治国理政、执政兴邦的视角重新审视“三农”问题，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6]“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
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
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17]”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战役放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提出精准扶贫理念，实行“发展生产、易地搬迁、生态补偿、发展教育、社会保障兜底”的扶贫工作机制，打赢脱贫攻坚战。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三农”事业发展氛围，打破城乡发展对立局面中“三农”不自信局面。2012年农业农村部农村办公厅印发《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方案》，农民不再是一种“身份”，更多是一份“职业”。“中国农民丰收节”更是千百年来第一次为中国农民专门设立的节日，这一节日的设立有效转变了人们对“三农”问题刻板印象。习近平总书记饱含“农民情结”，更自述是黄土地的儿子，“我们这一代人有这个情结，一定要让我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特别是要扶农民一把。”
(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谋求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定性举措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同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这是涉及数以亿计广大农民切身利益的重大课题。在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基础上，党中央以巨大的决心和勇气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国家乡村振兴局的建立，《乡村振兴促进法》的颁布，通过以体制机制创新为突破口，拉开了解决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解决好“三农”现代化问题的战略决战。中国共产党迎难而上，坚守破解发展难题的决心和魄力，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继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奋勇向前、矢志不渝的时代情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需要也不接受任何“教师爷”般的指手画脚，也能昂首阔步自信地走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如今，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已经建成，更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来一份不负初心使命的优异答卷，开启第二个百年征程，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中国共产党正朝着亿万农民生活更加美好幸福的奋斗目标迈进。
正如列宁所言，“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18]”党对“三农”事业的追寻正是饱含对中国道路探寻的深情厚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阐述道：“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
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19]”在践行其初心使命的过程中，在为人民谋幸福的奋斗历程中，在对待“三农”事业引领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就是从农民物质生活矛盾中去牢牢抓寻，在不同阶段的实践过程中因地制宜、因时而动、顺势而为。由此可见，对于“三农”情怀的考察，既要从主观情感把握，也要从不同历史阶段过程中特殊的中国国情出发，要从当时的生产方式需要入手，以此为线索勾勒出中国共产党的百年“三农”情怀。
总之，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探析党的百年“三农”情怀有其特定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从时空维度上看，党的百年“三农”情怀发端于民族救亡之时，发展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之中，浓厚于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之间，升华于两个百年奋斗目标转换之际，在百年历史长河中一脉相承，不断发展和升华；
从价值维度上看，党的百年“三农”情怀与党的初心使命高度统一、内在契合，始终坚持为人民(农民占绝对多数)谋幸福，为包括农民在内的中华民族谋复兴，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是中国共产党永不更改的价值追寻；
从理论和实践维度看，党的百年“三农”情怀，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科学处理好不同时期的“三农”问题，确立起了百年“三农”事业发展的理论向度与实践之维，深化对“三农”发展进程的规律把握和科学认识，从感性与理性的不同侧面凝聚起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伟业，党的百年“三农”情怀，其本质是人民情怀、民族情怀、家国情怀，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崇高无尚的共产主义理想情怀。这个情怀引领支撑着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走过百年取得辉煌，也必将凝聚和鼓舞包括八亿农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跟着中国共产党奋勇向前，为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断奋勇向前取得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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