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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崇科
内容提要 郁达夫之于南洋华文文化界是一笔不可多得的精神资源和财富，他既有六年的在地经验并吊诡地献身南洋，又留下了相当驳杂的文化/文学遗产，无论是生活层面的繁复轶事，还是文化事业角度的奉献，这种存在及学术传统皆厚重而扎实。当然郁达夫的文学传统也坚定而绵长，但若以类型学的角度考量，经典招魂、骸骨迷恋以及填充混沌是基本的呈现，此间，黄锦树无疑是集大成者，林幸谦亦功不可没。
毫无疑问，作为中国现代文坛极具个性与张力、才华横溢的作家郁达夫(1896—1945)之于南洋华人文化界同样是如雷贯耳，他是亲莅南洋的中国现代作家中影响力最大、最持久、成就最高的一位，如林万菁所言，“郁达夫在南来的众作家之中，影响最大，成就也格外彰著。自他罹难逝世后，新、马各地以至中国、日本、欧美各国，都纷纷注意搜罗他晚年的作品(包括散文、杂文及旧诗词)，研究他晚年的活动与贡献”①。毋庸讳言，直至今天，郁达夫在南洋依然是一个不容忽略的文化象征，也自有其文学传统，比如马华作家冼文光在2013年2月的一篇小说《另一“半存在”》中就写道，“他大舅是不是最后一批华校生，他不知道；
他大舅有好几架子华文书，最喜欢讲郁达夫在新加坡以及逃至印尼苏门答腊时期的故事。”②可见郁达夫在华人读书人中的历史传统与显赫地位。而实际上，郁达夫之于南洋也的确是至关重要，如刘俊所言，“郁达夫不仅以中国作家的身份，参与了‘南洋’/东南亚/新马/马华文学的建构，并且还以他在马华文学中的重大影响、象征意义和双向的复合互渗(他对马华文学的介入和马华文学对他的再造/再生产)，不断‘进入’到/出现在马华文学的后续发展之中，并成为认识/映照马华文学的重要载体和多棱镜像”③。
1929年初秋，马华作家温梓川(1911—1986)在上海汪静之的家里遇见郁达夫，温氏把自己写的两首有关南洋风光的《竹枝词》默写给郁达夫看，“南岛娘惹貌似花，洋文熟读向人夸。开声便说红毛话，却认伦敦是祖家！”(之一)“榴梿摆摊路街边，熠熠煤灯照果鲜。妇稚一般同嗜好，买来不惜当幔钱。”(之二)郁达夫看完后说，“啊，你的诗写得很新鲜，富有热带气息”，又言：“不过，榴梿和娘惹这两个名词是说什么的?”听完解释后，郁达夫感慨说：“啊，南洋这地方，有意思极了，真是有机会非去走走不可。”④
十年之后，身在新加坡的郁达夫终于有机会吃到榴梿，长子郁飞回忆道：“号称水果之王的榴梿，闻之奇臭，别人告诉我们只要捏住鼻子，吃上一回就会爱上的，父亲当即吃上瘾。”⑤而1943年9月15日，郁达夫在印尼巴东和娘惹⑥何丽有结婚，从这一细节可以看出郁达夫其人生的命定性和悖论性。当然郁达夫还有更丰富的悖论性：比如他既放浪形骸，又认真工作；
可以写旧体诗词，同时又为《星洲日报》写过革命乃至激进的社论；
甚至连他和日本人的关系都是，如铃木正夫所言，“郁达夫爱日本和日本人，他对日本和日本人有独到精深的了解，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在日本人的手中惨遭横死，连遗骸也不知下落”⑦。
南洋郁达夫的文学传统其实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学统。不必多说，这是一个声势浩大的传统，尤其是涉及郁达夫在南洋的资料搜集与研究，这是一个相对细水长流的传统；
二是文学创作传统。某种意义上说，传统的赓续方式之一就是以文学的方式加以继承和发展，从文学性角度思考，本文更侧重作家们重写和致敬郁达夫的类型和质量。不必多说，黄锦树(1967— )用力最勤且是集大成者，本文将以其书写为中心，同时结合林幸谦(1963— )的诗作加以分析，力图呈现南洋郁达夫文学传统的基本类型。
毋庸讳言，郁达夫南洋时期的文化生活是一个丰富的宝藏，而其文学传统，一方面是他的精神传承；
另一方面也是其南洋切实存在6年8个月的真实再现或还原。从这个层面看，他既是一种精神存在，又是一种历史存在。此部分更是立足于有关学统，对其遗产做勾勒式梳理。
(一)生活轶事
之所以把郁达夫的生活轶事放在前面并非呈现出论者的窥私口味，而是另有原因：一方面，作为一个自我暴露型(表述型)的作家，郁达夫的生活本身就丰富多彩、吊诡重重；
另一方面，他甚至在自己生前就已经为后面的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比如《毁家诗纪》组诗的发表反响甚巨，以及王映霞的及时反驳。⑧同时，其死亡之谜也扣人心弦，引发诸多回忆、讨论与探勘。
1.婚恋。南洋郁达夫虽然时间只有短短6年，但感情生活却是五彩缤纷，期间有据可查的经历就有王映霞、李小瑛(或晓音、筱英、筱瑛等)、何丽有三个女人。
(1)与王映霞离婚。据说，修复夫妻感情裂痕的良好愿望是郁达夫南来马来亚的动因之一⑨，但这一愿望并没有在郁达夫夫妇抵达马来亚时空后变成现实，而实际上到了最后是变成了互相指责乃至揭短。1939年3月5日，郁达夫在香港《大风》旬刊第30期发表《毁家诗纪》旧体组诗，核心内容是家庭纠纷，而且还以加注的方式予以明晰，透露了王映霞红杏出墙的情况。王不甘示弱加以反击，先给主编陆丹林写了私信，而后在同一份刊物发表了《一封长信的开始》《请看事实》等文章，指责郁达夫“只求肉欲，不解情意”，是“神经错乱者”。直到最后，事态无法收拾，1940年3月二人离婚。南洋学界对此研究较认真的文章，如《王映霞在新加坡》⑩，既立足坚实史料、论从史出，又加以纠正各种错误说法(包括王映霞及其他论者)。
(2)与李筱瑛(英)热恋。泰国名报人吴继岳(笔名珊珊)是较早乃至最早披露郁达夫与李筱瑛情人关系的人，他在《郁达夫与李筱瑛》一文中指出，最初他们俩是同事关系，“李小姐那时年约廿六七岁，风姿绰约，具有一种成熟美。她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声音像银铃一般，她任职新加坡政府情报部。郁先生那时也被聘认英情报部的华文周刊编辑，两人由同事关系而发生友谊，李筱英也刚和她的丈夫离婚，一个是怨妇，一个是鳏夫，双方都受过婚姻的痛苦，正所谓‘同病相怜’！李筱英一方面爱慕郁先生的才华，一方面同情郁先生的遭遇，竟先爱上郁先生”。甚至还举出郁达夫逃亡途中的某些旧体诗就是示爱和关心李筱英的篇什，如“却喜长空播玉音，灵犀一点此传心”等。难能可贵的是，郁达夫长子郁飞后来在《先父郁达夫在星洲的三年》亦坦率提及父亲和李筱瑛的亲近关系：“在他是政治失意和家庭破裂之余又遇上一个多少唤得起他少壮年代奋发精神的青年女性；
在她虽然年岁悬殊，仍不免是仰慕他的名声和才情吧。两人之间不能说没有真情实意，也并非全无进一步打算。他借用古罗马史家Livius的英文名称Livy(李维)作为对她的爱称，有一次还当我面用德语对她说，Ich Iiebe dich(我爱你)，以为我不懂，其实我当时虽未读过德语，不知怎么这话的意思却是猜着了。”这是郁飞对二人关系的继续具化和确认，但必须看到，南洋学界就这段感情的最初挖掘功不可没。
(3)与何丽有结婚。这是郁达夫继与孙荃、王映霞之后的第三次婚姻，结婚对象是只会讲广东台山话和印尼话的何丽有。可能最早提及此事的文献当属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香港：咫圆图书室，1946)，而马来(西)亚最具代表性的论述之一则是来自温梓川，他是以《第三次结婚》为题刊文于1965年11月的《蕉风》第157期。某种意义上说，郁达夫缤纷多彩的感情生活固然有其外在原因，如李筱瑛的主动追求，与何丽有结婚的遮蔽性和安全性目的，但不管怎样，这似乎又坐实乃至强化了郁达夫风流的既有名声。
2.失踪/死亡。不必多说，这是有关郁达夫逃亡到印尼苏门答腊之后生活的最核心命题之一，一方面因为它迄今为止还是一个未解之谜，既有的资料可以推进、丰富有关细节或说法，但并未真正水落石出。胡愈之的《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早已提出问题，温梓川的《达夫致死之谜》(1966年5月《蕉风》第163期)提出了诸多可能，其中包含：叫郁达夫出去的印尼当地青年，敲诈不成杀人灭口；
某难友；
未必是日本人，因为他们杀人(包括抗日分子)想杀就杀。
日本学者铃木正夫经过多年的追踪研究、田野考察和口述历史的方法指出郁达夫死于当时日本宪兵之手，并认为这是个体的行动所为，算是私人行径，并且为他们做了一些辩护：“即使是被中国人视作暴虐残忍、象征着一种罪恶权力的宪兵，他们原本也只是一介平凡的市民，要是没有战争的话，他们将过着自己平稳的日子，但是在战争中，加上所受的教育也起了作用，他们作为国家权力的尖兵，遂变成了魔鬼和没心没肺冷酷无情的畜生。”但实际上此种考证亦有漏洞，就是并未找到郁达夫的埋葬之处和骨殖。所以，当年和郁达夫一起避难的张紫薇，也难免疑惑，乃至质疑：“不错，据报载达夫先生确被害，埋骨于武吉丁宜附近七公里，找出达夫先生生死的物证。谁又断定该日囚不是狡诈的‘不打自招’的乱供？就是已经证明是达夫先生的遗骸，那么达夫的死，谁又能断定和以上这些东西没有关系呢？”从这个议题展开思考，我们可以确认郁达夫的失踪乃至死亡，却无法板上钉钉确认他如何死亡乃至死于何处，这个谜团当然就为后起的郁达夫文学书写传统发展与填充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二)文化事业
作为文人的郁达夫，其精神结构和文体构成同样多元混杂、五彩缤纷。比如他既擅长新文学，又工于旧体诗；
既是编者，也是提携后进的园丁，同时又是以笔为旗的战士。从南洋郁达夫的学统来讲，这方面是相当全面而成熟的。
从整体性角度看，文学史家方修的《马华新文学史稿》(修订版，新加坡世界书局，1976)、苗秀的《马华文学史话》(新加坡青年书局，1963)都有描述，而林万菁在《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1927—1948)》中亦有专章论述——第四章“1938年底南来的郁达夫”。
1.文人郁达夫。毫无疑问，郁达夫是一个相当出色的旧体诗人，陆丹林较早就为其编了集子《郁达夫诗词钞》(香港上海书局，1962)，而真正的南洋学统构成部分——郑子瑜才更是推进者，他除了整理和搜集郁氏旧体诗词(《达夫诗词集》，广州宇宙风，1948)以外，还有数篇讨论郁达夫诗词的名文：《谈郁达夫的南游诗》《论郁达夫的旧诗》《郁达夫诗出自宋诗考》等，考辨郁达夫的旧体诗风格及其源流，颇有创见。而李向亦有一些研究，“郁达夫的文学作品，一般论者认为写得最好的是旧诗词，其次是游记，再其次是小说……他晚年写的旧诗一般认为比前期境界更为开阔，更富于时代气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郁达夫对南洋文坛亦有理论贡献，那就是有关“几个问题”的论争。这一点马华文学史皆有评述，也有本土作家原甸对此做出评价，“在《几个问题》一文中所表现的认识上的错误、混乱和逻辑的乖异，说明了理论思想的充实对一个有才气的作家依然是有其重大的意义的。同时，星马社会对郁达夫原是一部全新的百科全书，在短短不及一个月的时间里，要他广泛的谈论这个地区的社会、文化、艺术，无疑是一个任何作家也无法承担的任务”。同时原甸也指出当时马华知识界的问题，比如对南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偏见、对郁达夫缺乏应有的尊重以及马华文艺界的小集团作风。所论自有合理之处，但对郁达夫的理论挖掘依然可以展开(以下论及)。
2.园丁与战士。不必多说，作为编辑的郁达夫亦有自己的期望：“我所以只在希望。希望得在本刊的这一角小田园，而培植出许多可以照耀南天，照耀全国，照耀全世界的大作家来。”毫无疑问，郁达夫是提携过不少马来亚青年的，相当有影响力的主要有：苗秀、铁抗、冯蕉衣等，如苗秀就写道：“郁达夫很喜欢接近文艺青年，他那时候的寓所在中峇鲁，笔者不止一次到过他的寓所。他给我的印象很好，我觉得他的性格平易近人，毫无半点大作家的架子，对我们这些来访的搞文艺的年青人，非常欢迎，态度也极诚恳。对于年青的写作者，他更是奖励不遗余力。那时候，那些郁氏最接近的马华写作人，包括铁抗、王君实，以及《吼社》那几个诗歌作者。”
同样不容忽略的是，郁达夫曾经以笔为旗为《星洲日报》写过社论，当然也在实践上积极抗日。在1939年1月1日的《估敌》中指出：“最后胜利，当然是我们的，必成必胜的信念，我们绝不会动摇……同胞们起来吧，一九三九年，便是我们复兴建国的更生年！”而新马学者也是积极关注郁达夫此方面的成绩，如方修就编过《郁达夫抗战论文集》(新加坡世界书局，1977)。
梅其瑞指出，在苏门答腊时候的郁达夫，“他不是一位神圣英雄，也不是特别的爱国者。他仍保存众所共知的原本性和一贯作风——不是十全十美，并反复无常，但非常诚恳待人。他一生中，对日本和日本人，始终怀有复杂感情，他喜欢许多日本的为人处世方针，但他害怕日本对恶事的潜在力”。需要指出的是，苏门答腊时期的郁达夫和新加坡时期的郁达夫既具有连贯性，又有一些差异，毕竟苏门答腊已经是沦陷于日寇铁蹄的时空，而新加坡尚未沦陷时期的郁达夫具有更强的活动空间展现血性和革命性。
整体而言，南洋郁达夫的南洋学统是充实的、丰厚的，无论是从资料收集、文献考证，还是从事实辨析、观点解剖层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而且在历时性上亦有推进，如从郁氏死后的及时跟进到王润华编《郁达夫卷》(台湾远景，1984)，也有本地大学的学位论文探研。但同样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论题的资源耗尽，恰恰是由于郁达夫死亡之后的骨殖未定以及时代性影响，我们依然可以赓续其学统，同时在文学创作和致敬上亦有相对丰富的空间。
如前所述，关于郁达夫的文学传统延续才是更大焦点，这里将从三个最重要层面展开论述：经典招魂、骸骨迷恋、混沌填充。
重读郁达夫的《几个问题》(1939年1月21日《星洲日报·晨星》)，我们不难发现其间包含着相对深刻的理论资源，而这恰恰是当时参与论争的本土青年们往往容易忽略的，实际上，他们相当成功地以自己的本土知识(local knowledge)优势和更强大的鲁迅传统支撑来对抗郁达夫，同时又罔顾了以郁达夫的高度所具备的独特性和穿透力，我们不妨来挖掘一下：
笔战或论争的焦点其实集中在前两个问答。“其一，南来的文艺界，当提出问题时，大抵都是把国内的问题全盘搬过来，这现象不知如何？”这个问题其实可以置换成“搬尸”问题，或者说马华文学如何面对中国文学的问题。初来乍到的郁达夫很难意识到其中的本土意识腾涨，但他的回答其实相当深刻：“我国的论战题目，当然也可以做我们的论战题目。不过第一，要看这题目的本身的值不值得讨论。第二，要看讨论的态度真率不真率。”易言之，他的建议是认真汲取中华文化的精华。他所列举的“鲁迅风”杂文，将之归结为“文体和作风”的问题，而实际上历史证明“鲁迅风”杂文的成就的确有限。同时，他指出：“对这问题，我以为可以不必这样的用全副精神来对付，因为这不过是一个文体和作风的问题。假如参加讨论的几十位先生，个个都是鲁迅，那试问这个问题，会不会发生?再试问参加讨论者中间，连一个鲁迅也不会再生，则讨论了，终于有何益处?”意指无论是马华文学还是作家们都必须有主体性，甚至是经典，若是，上述问题根本不是问题，这个回答当然会刺激青年们的好斗和自尊心，但却一针见血。
“其二，南洋文艺，应该是南洋文艺，不应该是上海或香港文艺。南洋这地方的固有性，就是地方性，应该怎样使他发扬光大，在文艺作品中表现出来。”这个问题其实指向了如何壮大、发扬马华文学的问题，郁达夫的答案是：“我以为只在于人，只在于作家的出现。南洋若能产生一位大作家出来，以南洋为中心的作品，一时能好好写它十部百部，则南洋文艺，有南洋地方性的文艺，自然会得成立。”归根结底，如果经典出现了，本土色彩因此得以彰显，但并非人人可以创作经典。综上所述，郁达夫的回答别有深意存焉：一方面要创制经典；
另一方面，在此之前要认真汲取中国文学精华。当然，这都成为南洋郁达夫重写的主题之一。
(一)正面征召：《M的失踪》
黄锦树曾对此文有所说明，“那是某一年马来西亚某文学奖的参赛作品，主办单位事先公布的评审名单中有张大春，所以我把它‘后设’进去；
郑明娳后来的评论(刊发于《幼狮文艺》)，纯就‘形式’立言，暴露出她根本对大马的华巫文化冲突和马华文学史上的‘经典焦虑’一无所知，恰恰掉入‘后设’的语言陷阱。”不必多说，此文的主题之一就是经典焦虑，恰恰吻合了1939年1月槟城前辈文青们的关怀。
作为兼擅学术评论和文学创作的存在，黄锦树同样善于也喜欢让小说和学术共享类似的主题和观点，但采取不同的表述方式。他当然不是简单机械地呈现经典缺席的焦虑，而是有其独特的设计。一方面，他以笔名为M的马来西亚作家以英文书写长篇(“KRISTMAS”)横空出世(引起美国评论界以及纽约时报的注意)为由头，在大马文坛掀起轩然大波。而不管是马来文学界还是马华文学界都无法找到应对，恰恰是通过两大文学界的捉襟见肘、左右支绌，黄锦树嘲讽了他们的各自设限、固步自封，有心人士其实可以看出黄锦树1990年代对于马来西亚“华人文学”等概念的提倡和反思。而其背后同样还有对马来西亚国家文学本土主义褊狭视野的辛辣讽刺。
当然毫无疑问，经典焦虑的主体更是以马华文学圈为主体，黄锦树让马华老现们如方北方、方修、孟沙等、现代诗人温任平、陈瑞献，留台生李永平、张贵兴(记者前往台湾采访)等纷纷亮相，同时也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抢到麦克风的是写实派孟沙，他说那本东西即使是再怎么好都不能算是‘马华文学’，因为那不是用华文写的。‘我翻了一下，里面不止有英文，还有马来文，不止有现代的马来文，还有一大堆马来古文、爪夷文、阿拉伯文、巴利文、德文、法文……还有甲骨文，什么东西！’”(《梦与猪与黎明》，第18页)但不管怎样，大家都无法确认M的身份。
另一方面，黄锦树开始招魂郁达夫，让他和记者对话，“‘谁说我死了？谁看到我的尸体？我不可以躲起来吗？你没看过武侠小说？’郁较他的‘遗容’胖多了，肚腩足以阻止他看到自己的脚板。从资料中他晓得郁氏知晓多种外语，德、日、英、巫、荷……也许多年来还学会了爪哇文、阿拉伯文、梵文……他越想越有可能，便从怀中掏出那本‘KRISTMAS’递给郁，郁接过手在扉页签了名，抛回给他，随即哈哈大笑……”(第23页)但这不过是记者的幻梦而已。于是他通过采访目击过M的小男孩鸟蛋和其姐姐准备还原M的真容：他很瘦，好抽烟，认真观察自然，当然也涉及他的风流，他看小姐姐的眼神很不同(“那种干燥的贪婪潮湿的欲望”)，黄锦树没忘记调用郁达夫的轶事和韵事。也是从她那里，记者得到一包资料，根据纸片内容判断，M像是郁达夫，又像温瑞安，自相矛盾。入夜，他有一奇特经历，水退后，他勇敢跨进一漂来的独木舟，然后看到一条金龙鱼，背上刻字。后来觉得身体被抛在空中，醒来后发现小姑娘在旁边，递给他一份刊登了《M的失踪》的报纸，发现和他的创作九成雷同，后来他开始反思，“女子甜美的带着富有深意且调皮的微笑在他脑海中浮现，那一度占据了他休闲中记忆不正是一种深层涵意的暗示？换句话说，她一度成为他记忆中的主角，那么M的失踪不就是一种必然了？而‘KRISTMAS’则是一部‘集体创作’？像水浒西游？……怎会没想到M不必然是一个男人，甚至女人也可以是任何一个女孩子，她才是主角，也是作者。于是失踪者(MX？)遗下的笔记无怪乎弥漫郁达夫似的忧郁。他终于体悟M是一个复合函数，而他只是当中微不足道的一个。”(第38—39页)
最后的后设圈套表明，黄锦树把自己、评委、现实马华文学界都套了进去，而M也并非一个确切的存在，更可能是一个非男非女的集体，当然也包括黄锦树。可以确认的是郁达夫已经死去，但他的气质、风格却会长存。从这个角度看，郁达夫是一个离散的符号，他不明确成型存在，但又如幽魂散居。但文学重写可以借此召唤灵魂，如黄锦树自己所言，“历史原即是一桩收集、处理尸骸的活动。而在文字(精神)的背后终归是血肉；
文学、身体、文字与死亡——作为棺木的马华文学史体制装不下这一切——尸首并不经验实证的在场。这笔遗产，只有文学，只有书写才有可能承接。”
(二)反面鞭挞：《大河的水声》
和《M的失踪》不同，《大河的水声》对经典缺席的批判更多是采用了反面鞭挞的策略。当然它也征用了郁达夫，但此时的郁已不是文学性的代表，而更多是文学的物质性/表演性的被展览。黄锦树主要从两个层面嘲讽经典缺乏、竖子成名的怪现状：
一方面是所谓茅芭(茅盾和巴金的笔名谐音)老作家的名不副实，虽然媒体、评论界和政界评价甚高，极尽哀荣，但其家人却相当厌恶其写作事业和藏书。马华文学馆的人快速前去接受赠书，以免被人抬高身价，中途收到一有良心的小偷从某胖子(其实就是流氓商人乌炭)那里偷来的东西，准备物归原主。包裹里既有关于文学选集的东西，又有茅芭晚年想写大河小说与仰慕者的通信，自告奋勇帮他录音大河水声的粉丝却因拉让江涨水而溺亡，而日本人山下奉的函件又表明，茅芭可能扣押了日本学者嫌其罗嗦而压缩其长篇作为示范性书写的短篇系列，但却查无记录。事情陷入了僵局，而此时转入乌炭场域。
另一方面，黄锦树借助乌炭场域呈现出马华文学保存及生产的罪恶环境。比如乌炭收集马华文学资料是为了高价出售。不仅如此，他还设立“马华文学厂”接受定做，按要求供货，其中也提及“‘为了回应马华文学“经典缺席”的论争，不久的将来，本厂将完成一部《马华文学经典》，你们就有得研究了……’忽而把声音压得很低：‘除了筹备一套权威的《马华文学大系》之外，本厂目前正和留台某位知名的退休教授在编纂《马华文学史》咧’”。(第67页)而若有人批评乌炭粗制滥造，他就让人受伤或消失。同样乌炭还让马华文学馆长及助手看了一场俗不可耐的文化表演，同时又继续展示其馆藏，女作家内衣馆、毛发、生活用品馆等等，甚至是干尸，包括把“族魂”挖出来收藏。
而郁达夫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出现的，“乌炭鼻子喷出一股易燃气体，领着他俩开了左边的密室，揿亮灯，类似的壁龛，同样有置香炉，也有副对联，然而中间却立着副一望即可知是人的骸骨，对联上书：‘曾因宝剑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乌炭不自禁的吟了起来：‘曾因宝剑鞭名马，生怕精多累美人’。两人见乌炭吟得顺畅自然且富于感情，也不敢有异议……好一会，毕竟是见过世面也教过中国现代文学的纳西勒骂终于想起来了，不禁脱口而出：‘郁郁郁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夫？！’……‘哪里弄来的？’卡尖不爹小心翼翼的赔笑着问，不敢再质疑真假。‘还用说，当然是跟日本人买的。好像叫做什么铃木榴梿糕的，大概是化名。死矮子萝卜狮子开大口，害我卖掉几十依格的橡胶园，还好后来中了几条大万字，差不多补回来了。’”(第77—78页)乌炭据说他郁达夫的骸骨买自铃木，通过这样的方式，黄锦树顺便调侃了铃木正夫说日本宪兵杀了郁达夫但找不到骨殖的缺憾，在黄看来，其实是被贼喊捉贼的铃木藏起来待价而沽了。结尾中，两位访客不仅看到了茅芭的名牌和尸体，也看到了自己的名字，结果一个中了机关被收藏，一个逃出去却身丧虎口——在椰园路上被老虎吃掉，而老虎最终被枪杀。
郁达夫以这样的角色和身份出现其实是一个被物化和商品化的马华文坛的恶劣环境的象征，他不再是一个优秀/经典作家，而只是被买卖的具有“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的货物，经由此，黄锦树发泄出他对马华文坛现状的强烈不满与反讽。不必多说，这种反讽其实也是他对马华文学“表演性”特征的一种深刻反思和文学性炮轰，在他看来，马华文学/文化的“表演性凌越了一切，甚至反过来使得表演性成为文化活动的内在属性”。
这里的骸骨迷恋最少分成两个层面：一个是郁达夫自认的“骸骨迷恋者”，尤其是他晚年南洋时段成就最高而且最能在颠沛流离时抒发自我的旧体诗可能更应景；
另一个层面则是来自南洋郁达夫的文学传统中对其有关气质的进一步确认与挖掘，如黄锦树的《补遗》《刻背》等等，它们不仅仅是继续探勘郁达夫的文学追求，而且还结合郁无枝可栖的骨殖/骸骨，给它一个文字上的栖身之处。
(一)《补遗》：完美存缺的吊诡
严格意义上说，《补遗》的主题至少包含了经典焦虑与骸骨迷恋两个层面。但正如标题《补遗》所言，围绕着“修补”其中又富含着人生的吊诡。
黄锦树将时空安放到郁达夫失踪后的五十余年的印尼排华场域中来，日本人高津通知做作家纪录片的台湾人士前去探索新发现的郁达夫资料，而他们的纪录片《零余者的叹息》的确在南洋郁达夫一段有草率之处，需要补遗(这当然也顺带批判有关文学史)。高津发现的是写在日本统治南洋时期香蕉钞票上的郁达夫创作，“我翻了翻，虽然不全，至少有四部长篇小说”。(第273页)这个信息也反映出黄锦树对某些文学史/经典判断观念的存疑——仿佛只有长篇巨制才能算得上经典。而在这些手稿中，黄锦树依然调动了不少郁达夫资源，比如让郁氏自陈不是被勒毙，而是被囚禁于一香料岛上，而且也写到一段时间内灵感全无，他依然不小心让岛上一少女怀孕，“被关禁闭十天。要不是这座岛的主权拥有人出面，只怕损失的不只是一块皮。没想到我那么老了那女孩还会怀孕。说不定是她的什么表哥之类的情人干的。我有点怀疑那两个日本人也有份。谁教我忍不住，起了疑心还是……被光屁股逮着。也难怪，这岛上的女人都是肥大光滑多汁的尤物，年轻的尤其多情可人”。(第277页)
高津和记者们终于登上了香料岛，发现了郁达夫的风雨茅庐，他已皈依穆斯林，改名来苏里(Rassul)，娶了4个老婆，生了24个小孩，但他怀念富阳家乡的妻子。而在中途他们被“海盗”打劫，并被带到另一座岛上休息。凌晨起来喝粥，他们见到郁达夫和女盗秦寡妇，高津们的收获(包括香蕉票、录影等)皆被没收，老人回忆起中国现代文坛往事，有人问他是否是郁达夫，“好一会，老人仿佛有点艰难的缓缓抬起头，眯着的两眼赫然已是红赤，充满了血。坚定而缓慢的摇摇头，小声但清晰的说，‘我不姓郁，姓都。“摇摇头，都不要”的都。’(然而不知怎的，当他的嘴巴在动时我脑中却同时响着另一个生锈齿轮似的声音：‘我就是鼎鼎有名的海盗凡鸟朱凤。’)”(第289页)而后他们离开小岛，故事至此并未完结，有一天他们收到高津的信函，他得到郁达夫残缺的尸体，“比较遗憾的是，这件宝物身上最珍贵的‘三宝’不见了，一定是某个中药商为了泡酒早早的把它取下了。有的可能还没有被吃掉，目前黑市里有一些传闻，一粒可能还在印尼，我托当地华人继续找，一定要不惜代价的找回；
不过也有可能跑到你们台湾去了，丸商叫价日币上亿元哪。有内行人看过以养命知名的百岁‘贵国党国’元老手上灵活的把玩两粒琥珀色的东西，说很像哪。中间的那一部分，大概落到贵祖国中药鞭商手里去了；
但也有知情者透露已经落到年长隐居美国那位比慈禧太后还长命的女人瑞‘黑山老妖’手上，挖两个洞制成了烟斗，终日眼眯眯陶醉的衔着，冒出来的烟那味道闻过的人都说若是圣母闻了都会沉沦的哟”。(第290页)
某种意义上说，小说自始至终都未真正彰显出郁达夫的文学价值，无论是高津，他更在乎其手稿的文化财值，还是制片人/记者等等，他们大都外行，但郁达夫的价值却日益被物质化和猥琐化，如人所论，“尸身上男性性征的三宝被抢夺流落到不同收藏家的手上把玩，将其尸化、恋物化、古董化，从遗民气息的腐朽夸张延展到性的狂想。性嘲谑及狂欢的极致，不也暗喻着遗民诗学的力比多(libido)？郁达夫生命晚年以肉身形式(嫖妓、再娶妻生子、写作骸骨般的汉诗)展演的流离历程，处处是沉沦的身影”。
黄锦树让小说中的郁达夫自我否定身份，其实也是对这种内外变异的伤感和否定。而在此基础上郁氏被日益商品化，高津已经沦为掮客和尸体迷恋狂，黄锦树顺带嘲讽了政客(台湾本土主义)的沉沦品味，但总而言之，被补遗的郁达夫其实日益沦为被消费的离散元素，他既存在，又不存在。
(二)《刻背》：写作圣手的尴尬
这篇小说中既有回归写作经典的严肃性，同时又有骸骨迷恋的指涉，小说中的洋鬼子福先生作为迷恋中文的写作爱好者，想要创作出伟大的传世作品，但遗憾的是，他更关注的是形式的物质性，以苦力的背部皮肤作为书写纸张，“然后得意洋洋的介绍说，他终于克服了这些年来在南天酒店内伟大的客人们在创作上给予他的挑战和压力，他终于找到中文创作的一种不可替代的革命性的现代主义方案，用最现代的文字形式、活生生的载体、立即性的发表、随生命流逝的短暂性——瞬间性的此在dasein而存有、绝对不可翻译的一次性、绝对没有复本、而彻底的超越了中国人的中文书写局限于纸或类似于纸的无生命载体……他给他的作品创造出一个名字：文身。他说‘纹’是个历史的错误。因为几乎都是刺在背上，所以又叫刻背。反正是道呈肉身”。(第353页)其中呈现出经典焦虑抒发的剑走偏锋症候。
作为福先生私淑弟子刻背的作品，大学教授鬻先生企图研究某些苦力身上的刻背文化却苦于找不到途径，他退休后却被邀为东南亚研究的顾问，反倒有机会和财力正规调查此类研究对象，山穷水尽之时，女调查员终于见到了一位名叫阿海的苦力，并和福先生遗孀见面多次喝下午茶，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他们之前是“南天酒店”的老板。他们见过康有为、章太炎和鲁迅(这当然不符合历史事实，黄锦树这样的书写漏洞不应该)，也见过用龟甲写作的流浪汉胖子，“他说他也喜欢《红楼梦》，最大的心愿是写出一部和《红楼梦》一样伟大的小说”。(第348页)其他还有四脚蛇皮商人、第三国际女革命者等等。
郁达夫就是此时被召唤的一个符号，“因为他那时的名气大，也是前呼后拥的一堆当地文化人及和他一样流寓的文人，喝酒畅谈国内外局势，对诗与女人调笑，意气风发，一直到凌晨。此后他常常那样，不失随和，偶有狂态。便常有想要成名的文艺爱好者守候在楼下，等着呈送自己的作品让他品题。郁先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总是要最丑的女人陪酒陪宿，他说他最受不了欢场美女的架子”。(第351页)而福先生却因此爱上了中文在被他软硬兼施(给苦力们小恩小惠、一点鸦片和免费嫖娼，然后让他们报恩)找来的苦力背上写作。某种意义上说，洋鬼子放弃母语(英文)以中文写作的动因据说是郁达夫，但实际上他征召的更多是郁的轶事而非文学精神，加上“骸骨迷恋”的过度补偿，他居然以人皮——活动的后背作为载体，而且书写的还是错漏百出、单一机械的汉字，从此角度看，这是行为艺术而非文学经典的创制。毫无疑问，这既是对郁的丰富和拓展，同时更是误读。
从更终极的意义上说，南洋郁达夫的文学传统续写其实更多是一种话语再生产。无论是经典缺席的焦虑释放，还是郁达夫文人气质的再现，无论是其文学品格(骸骨迷恋)的彰显与呈现，还是其身体的死亡与失踪，都是巨大的话语再生空间，也是一个更大的空洞，从此角度看，书写郁达夫本身就有一种填充混沌的辩证，既为了彰显某种可能性，又可能带来了新的疑惑，无法落实这种可能。
(一)《死在南方》：幻设死法
黄锦树的处理既有其独特进路，又有其丰富想象力。《死在南方》甚至采用了论文加注的方式，这既是对郁达夫《毁家诗纪》风格的致敬，同时又吊诡地呈现出他对郁达夫死法的有力幻设，当然亦有借助文本互涉(intertextuality)批评他人、强调自我立场的用心。
在《死在南方》中，黄锦树首先把既有的研究，包括一些新发现都一一驳斥，将郁达夫死亡重新还原为一个谜，然后他彰显主体介入精神——从一个郁氏死亡之地巴爷公务(Pajakumbuh)本地人的身份重新缕述这段“历史”，将化名赵廉的郁达夫当时的生活存在一一再现，“我的补充性质的后现代叙事，由于饱受回忆的浸泡，无可避免的必须羼杂私人微不足道的生活叙述，以安插引文与传闻”。(《梦与猪与黎明》，第193页)
叙述人“我”不仅亲眼见过郁达夫，而且还调用了郁达夫自己的创作手稿(当然是黄锦树的虚构)。实际上，是郁达夫和当时的日本宪兵达成一致：让郁亲手杀死叫他出来的印尼人，然后销声匿迹。这也是一种死亡(郁达夫名义上死亡，活着的身体顶着的是另外的名字)。不仅如此，我还亲自到郁达夫寄居的地方探险，被恶狗阻挡，却看到了人粪。岁月流逝，黄锦树甚至还借助冰淇淋小贩的经历论证郁达夫的依然存在。而“我”又再度探险，终于发现了郁氏的藏身之处和包裹良好的文稿。而“我”留给前来寻找的日本学者的是自己的一坨大便和手纸。
不难看出，黄锦树巧妙地置换了郁达夫死亡的方式和意义，他活下来了，而且以文学的方式展现了这种存在，但他终究还是死亡了，他以交换死亡的方式活下来了，以藏匿的方式逃亡，留下了一些所谓的文学文字，但终究还是一片混沌，毕竟，只言片语只是黄锦树的自我虚构。易言之，黄锦树以虚构的文字填充虚空，却终究又陷入了虚空和混沌。
(二)《郁达夫图》
空洞的再现。旅港的马华诗人林幸谦专门为郁达夫写过专章，结合本文，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他如何呈现南洋郁达夫？
当然其中不乏具体文化事件的再现，比如《毁家诗纪》以及(自我)放逐的吊诡，“一册毁家诗纪/换取乱世儿女的狷狂/战后热带的暴风雨/掠过你的脸色，至今不息//你放逐你的时代/自己却被时代给遗弃了/清教徒的颓唐派代表/生之旅的碎片四处飞扬/走不完的亡命路/亡命人小憩在失血过多的海岛/神召而来的荒蛮之岛/容你小憩//”(《颓唐派领袖的代表者》，第52页)甚至也写过他的驿旅与逃亡，“我曾做过出色的病中失业汉/那是一个骨骸迷恋者的薄命人生/我也扮演过经济枯窘的作家/成为亡命的逃难人/在狮城南方的孤独路上/离开赤道的南方/陷入苏门答腊的古老小镇/抑郁让我碰上日本鬼子/鬼得很/吞食我整洁的字体//”(《郁达夫驿旅》，第55页)多重角色的呈现其实诉说还是日据时期的被逼流窜和艰辛辗转。
但整体而言，林的有关诗作更多呈现出强烈的抒情性，它努力呈现出一种情愫，会言及事实/史实，但更多都是南洋郁达夫的常识，当然其叙述颇有诗意，而且把他安放在文学史的独特位置上，“狮城之岛沦陷以后/你的行旅远赴更南的孤岛/成为传奇/成为中国文人的起殇梦语//新时代的相斫书/落荒于略微宽广的街道/一座凉棚搭建起历史的寓言/一夜之间/消失在苏门答腊的雨林边缘//”(《郁达夫的罗浮一梦》，第60—61页)某种意义上说，南洋郁达夫在诗歌文体中似乎也只能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它无力虚构或推进叙事，它或许只能以抒情感慨身世飘零、失踪、死亡与离散，正如“我的哀悼充满时代的思念/一页客死异乡的悼文/仿佛有人还在你的葬礼上争夺尸首/然你底早岁时候的同窗/早已落在新诗与旧韵之间/尸首无存//”(《诗人的雨季——郁达夫记忆中的徐志摩》，第67页)前半段写徐志摩，后半段写郁达夫，在对比中彰显郁氏的不幸。
从更深层的内涵说，填充混沌本身就是一个吊诡——它的原意是想看清楚一些，冲淡混沌，最后却往往化入了混沌，这或许是所有有关郁达夫书写者的悖论，而诗歌更甚。但不管怎样，也都算是一种对话，甚至可能也是一种马华文学语境下“故事新编”文字的生产，其中既有郁达夫的话语叠加，又有南洋叙事和后来的马华文学，也有黄锦树的自我建构，“在黄锦树的文学与学术眼光下，南洋文学的视域有必要重估这些南来作者在动荡岁月的肉身苦乐与写作意识。黄重写郁达夫的动作，以论文及小说的形式，延续着郁达夫未完成的生产。这是一次文学肉身的探勘与实践，重新发掘马华文学流动的‘现场’意义，以及跟南来文学对话的空间”。
毋庸讳言，郁达夫之于南洋华文文化界是一笔不可多得的精神资源和财富，他既有6年的在地经验并吊诡地献身南洋，又留下了相当驳杂的文化/文学遗产，无论是生活层面的繁复轶事，还是文化事业角度的奉献，这种存在及学术传统依旧有挖掘的空间。当然郁达夫的文学传统也坚定而绵长，但若以类型学的角度考量，经典招魂、骸骨迷恋以及填充混沌是基本的呈现，而黄锦树无疑是集大成者，林幸谦亦功不可没。但同样郁达夫的南洋文统仍需有心人在传承遗产的情况下有所发展、突破和添加。
①林万菁：《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1927—1948)》(修订版)，(新加坡)万里书局1994年版，第48页。
②冼文光：《“另一半”存在》，《联合早报·文艺城》2013年2月15日。
③刘俊：《“南洋”郁达夫：中国属性·海外形塑·他者观照》，《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
④温梓川著、钦鸿编：《郁达夫别传》，(新加坡)青年书局2006年版，第80—81页。
⑥有关文化研究可参见TAN Chee Beng, The Baba of Melaka: Culture and Identity of a Chinese Peranakan Community in Malaysia, Petaling Jaya, Selangor: Pelanduk Publications, 1988。
⑧可参见王映霞《我与郁达夫》，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⑨具体可参拙文《丈量旁观与融入的距离——郁达夫放逐南洋心态转变探因》，《香港文学》总第215期，2002年11月号。
⑩收入王慷鼎、姚梦桐：《郁达夫研究论集》，新加坡同安会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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