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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晓楠 王 奕
202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意见》明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并且从六个大方面明确了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点任务。从立的角度，要抓好制度规则、设施联通、要素资源、商品服务、市场监管五个方面的高水平统一；
从破的角度，则要进一步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刘志彪指出，统一、开放、竞争和有序的国内大市场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和前提。(1)刘志彪.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影响因素与政策选择[J].学术月刊,2021,53(09):49—56+84.刘志彪和孔令池还指出，建设大国内部统一市场所面临的障碍主要是地方政府相对独立的利益诉求。(2)刘志彪,孔令池.从分割走向整合：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阻力与对策[J].中国工业经济,2021(08):20—36.谢莉娟和王晓东强调，流通在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和加快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中具有重要影响，有必要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流通的特殊规律。(3)谢莉娟,王晓东.马克思的流通经济理论及其中国化启示[J].经济研究,2021,56(05):20—39；
王晓东,谢莉娟.社会再生产中的流通职能与劳动价值论[J].中国社会科学,2020(06):72—93+206.当前阶段，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持续攀升，中国经济发展正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因此，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及稳定经济增长、提升发展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循环理论出发，针对中国经济循环的重塑，分别从生产、消费、交换、分配四个关键环节理解构建新发展格局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之间的理论逻辑，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经济发展视为一个再生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要完成生产资料的再生产，又要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同时还要持续提升规模以实现扩大再生产。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也是经济循环的过程，即生产、分配、交换(流通)和消费四个环节循环运转。其中，生产是起点，消费是终点，而分配和交换则表现为两个中间环节。并且，生产是价值创造环节，消费是价值使用环节，分配涉及价值归属，而交换则决定价值实现。
第一，由于任何社会活动都不可能脱离物质生产，因此生产环节自然就成为经济循环的起点。所谓的生产是指在特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础上社会成员利用生产资料提供社会产品的环节。生产环节不仅可以生产出使用价值，而且作为物化劳动的生产资料将与活劳动结合完成价值创造，其中物化劳动将自身价值转移至新产品之中，而活劳动将会创造出新增价值。
第二，如果说生产环节是经济循环的起点，那么与之对应的消费环节就是经济循环的终点。这里的消费是指对社会产品的使用，一方面包括弥补简单再生产所需要的消耗，另一方面包括为实现扩大再生产所要求的积累。显然，对于特定时期而言，积累比例的提高有利于未来获得更高的产出，但是其代价则是压缩当期消费。并且，积累比例也不可能过高，因为劳动创造全部新增价值，所以积累比例的确定需要以维持劳动者基本生活进而实现自身的再生产为前提。因此，在消费环节中需要平衡消费与积累二者的关系，这对经济增速与结构变迁具有重要影响。
第三，分配决定产品归个人的比例。由于不同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分配结构将对社会再生产与经济循环产生重要影响。例如，更加倾向于劳动者的分配结构显然有利于增加消费，并且使其有条件接受更好的教育和培训，进而提升劳动的技能与效率。然而，倾向于劳动者的分配结构也必然导致利润率降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利润率下降导致积累下降，那么总需求的变化则需要综合考虑消费增加与积累减少的相对变化。只有综合考虑以上两者，才能判断调整收入分配对产能利用水平的影响。并且，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的生产技术不同，由其技术构成所决定的价值构成也必然不同，因此差异化的资本有机构成势必会影响社会再生产的结构。分配除了要关注劳动者与其他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之外，还需要重视政府作用。政府不仅可以通过税收与转移支付实现再分配，而且由其供给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也对社会再生产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也不应该忽视。特别是对于大国而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及地方政府彼此之间的关系也非常重要。
第四，交换决定个人对于分配给自己的一份所要求的产品。商品从生产出来到卖出去需要经历流通过程，并且流通过程会存在摩擦。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指出，商业资本所获得的利润就是基于其向产业资本所提供的流通服务而从产业资本利润中分割得到的一部分。显然，对于产业资本而言，这种利润让渡将构成成本支出，而好处在于可以缩短商品售卖的时间进而以加速资本周转的方式提升自身利润率。因此，消除交换环节的壁垒，提高流通效率，对于畅通社会再生产与加速经济循环具有积极作用。
总而言之，社会再生产需要劳动力、各种生产资料、中间产品以及最终产品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从而实现循环流转。如果循环顺畅，扩大再生产就能有效运转，产出不断增加，促进物质财富积累；
反之，如果循环不畅，出现断点与堵点，扩大再生产就会出现迟滞甚至中断，进而导致产出波动、失业增加、产能过剩、比例失调和效率下降等问题。
在明确经济循环的逻辑之后，还需要考虑经济循环的具体形式。并且，经济循环的形式通常需要同特定发展阶段的任务目标以及国内国际环境相适应。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在几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将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世界第一的工业制造大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与中国共产党统筹双循环推进工业化的策略与实践密不可分。
第一个发展阶段，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开启社会主义建设与工业化的进程。该阶段基于计划经济体制，由国家主导通过粮食统购统销等方式建立起工农业之间的剪刀差以满足工业积累需要，并且依靠国内循环，初步构筑起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实现工业化“从无到有”的第一次跃升。“一五”时期，苏联援建中国的156个工业项目在工业化起步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经济封锁，中国必须建立起并畅通工农之间和城乡之间的经济循环，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实现工业能力的初始积累。
第二个发展阶段，改革开放正好契合了世界体系与国际分工结构调整的历史浪潮，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在原有工业积累的基础上积极承接海外产业转移并且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快车道。伴随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不仅多种所有制经济与央地政府均在不同领域参与积累，而且改革为开放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也有助于解决工业化所需的资金、技术和市场等问题。特别是加入WTO，进一步为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打开了世界市场的大门，极大地促进工业积累与技术升级，实现工业化“从小到大”的第二次跃升。
第三个发展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根据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的主要任务，在统筹把握两个大局的基础上，科学判断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因此需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转向高质量发展。一方面，从内部环境来看，中国已经成为工业大国，但是高端不足与低端过剩的结构性矛盾仍然十分突出，亟待实现动力变革、质量变革和效率变革；
另一方面，从外部环境来看，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给世界各国带来严重影响，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经济复苏缓慢，加之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冲击，进一步增加了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不断提升，自16世纪以来所形成的“西强东弱”格局逐步转变为“东西平视”，并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孕育兴起，使得发展中国家有机会与发达国家处于同一起跑线，为实现并驾齐驱甚至赶超提供了历史机遇。因此，当前阶段，中国迫切需要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适应内外部经济环境变化，为工业实现“从大到强”的第三次跃升创造有利条件，进而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由此可见，重塑经济循环是一项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正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
对于“规模效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以“骑兵连”与“每个骑兵”论述“协作”的重要作用，即“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4)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78.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协作的两方面优势，“一方面，协作可以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因此，某些劳动过程由于劳动对象空间上的联系就需要协作，例如排水、筑堤、灌溉、开凿运河、修筑道路、铺设铁路等等。另一方面，协作可以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领域。在劳动的作用范围扩大的同时劳动空间范围的这种缩小，会节约非生产费用，这种缩小是由劳动者的集结、不同劳动过程的靠拢和生产资料的积聚造成的”。(5)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81—382.因此，马克思强调，社会劳动生产力发展只有以大规模的协作为前提，“才能组织劳动的分工和结合，才能使生产资料由于大规模积聚而得到节约，才能产生那些按其物质属性来说只适于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如机器体系等等，才能使巨大的自然力为生产服务，才能使生产过程转化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6)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19—720.
以上论述揭示了“规模效应”背后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具体而言，可以将规模效应促进生产效率提升的机制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协作生产的效率提升机制。规模效应并不是简单的规模叠加，而是在更大的规模中实现分工与协作。无论是在一个组织内部，还是在不同的组织之间，分工协作有利于促进专业化，而专业化又是促进生产效率提升的主要方式。一方面，专业化可以提升劳动熟练程度与劳动生产率；
另一方面，专业化也有利于工艺改进、技术革新以及新工具、新设备、新产品的研发。并且，一旦在某个主体或某个工序上实现效率提升，那么协作生产以及空间集聚将加速在部门内部与部门之间的技术扩散。特别是在工业化生产的时代，以机器替代劳动、用机器生产机器，形成具有迂回生产特征的机器体系。因此局部的效率改进及其效果可以通过集聚于特定空间之内的复杂投入产出体系放大溢出，进而在更大程度上促进整体效率提升。
第二，成本摊薄的效率提升机制。通过规模来摊薄的成本是指固定成本。由于固定成本往往需要一次性大量投入，而投入后在一定时期内就确定发生并且固定不变，因此在该时期内生产规模越大，则生产单位商品所对应的固定成本就越低。对于企业个体而言，主要涉及到两类固定成本。一类是与生产能力相关的固定成本，具体包括厂房、机器、设备和工具等。另一类是与研发投入相关的固定成本，其通常需要高额投入且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如果研发成功并应用于生产过程，边际复制成本几乎为零，而如果研发失败则体现为沉没成本。这也就决定了只有“大市场”才能给予市场主体以更加全面的用户反馈、更加宽松的容错环境以及更大的研发成本摊薄空间。对于全部企业而言，特定的空间建成环境将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基础设施，其中“硬性”的基础设施包括道路交通、供水供电、网络环境等，而“软性”的基础设施则包括政府提供的行政服务与公共服务等。可以将政府理解为与特定生产空间存在联系的组织，并且政府自身并不创造价值，无论是“硬性”基础设施还是“软性”基础设施，都需要政府向空间之内的企业征税供给。因此，空间集聚所形成的生产规模越大，则需要每个企业所承担空间建成环境的成本也就越低。当然，因为存在拥挤效应，所以这种空间经济密度也不可能无限提高。然而，过低的空间经济密度则可能导致基础设施供给不足，或者供给充足但是利用率过低，进而导致价值丧失。
第三，加速周转的效率提升机制。生产集聚也会带动劳动力集聚以及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市场的集聚，这使得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物理空间距离显著缩短，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的“时空错位”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降低流通费用，同时缩短周转时间，加快周转速度，有利于提升利润率。
综合以上三种机制，揭示了以协作和集聚为特征的规模效应促进生产效率提升的内在机理。并且，如果某个区域效率明显提升，而在其他区域生产效率没有同步提升的情况下，规模效应将导致该区域生产所耗费的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使得该区域的生产主体获得超额利润。更高的收益水平又可以进一步促进区域企业扩大规模、加强研发，同时也促进该区域的空间建成环境进一步改善，进而吸引更多的劳动与资本迁入，强化规模优势。从唯物史观出发，通过分工协作与空间集聚实现规模效应进而促进生产效率提升与社会生产力发展，也正是工业化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由之路。由此可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根本目的在于以更加便利的劳动、资本以及商品的流通为生产的协作与集聚创造有利条件，进而实现规模效应与效率变革。
马克思指出，最终产品的价值实现是前期生产与投资的真正归宿，但是这一过程是一次“惊险的跳跃”。(7)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27.价值生产与实现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彼此分离的，因此如果无法“空间上并存、时间上继起”，那么社会再生产与经济循环就可能产生时滞甚至中断。生产集聚能够实现规模效应，而更大的生产规模需要匹配更大的消费市场。具体而言，这里的市场包括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其中要素市场主要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数据等，而产品市场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中间产品市场和最终产品市场。这意味着，如果不能消除区域壁垒，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有效促进要素与商品流动，就无法适应生产集聚对价值实现的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市场壁垒问题，围绕如何破除地方保护主义、消除市场壁垒发表过许多重要讲话。例如，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指出要“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8)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京举行 习近平作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3-11-13(001).；
在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营造商品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市场环境，破除市场壁垒和地方保护”(9)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5-12-22(001).；
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要“清理阻碍要素合理流动的地方性政策法规，清除市场壁垒”(10)习近平.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19(17):4—14.；
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指出要“实施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消除歧视性、隐蔽性的区域市场壁垒，打破行政性垄断，坚决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其中特别强调要“打破阻碍劳动力流动的不合理壁垒”。(11)习近平.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J].求是,2019(24):4—9.具体而言，当前阻碍要素合理流动的地方性政策法规主要体现在区域性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12)刘志彪.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影响因素与政策选择[J].学术月刊,2021,53(09):49—56+84.和限制资本跨区域流动的“银政壁垒”(13)刘志彪,孔令池.从分割走向整合：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阻力与对策[J].中国工业经济,2021(08):20—36.等方面。并且，相对于国际贸易壁垒对经济的影响，省际区域间贸易壁垒冲击的影响更强。(14)陈朴,林垚,刘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资源配置效率与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21,56(06):40—57.有研究表明，中国区域间存在省界导致的市场分割，其强度为跨省200km的“城市对”车流量≈同省302km的“城市对”车流量，并且省界导致的制度性市场分割在分离出地理和文化造成的市场分割之后依然存在。(15)车流大数据可用于经济动态监测，上海交大团队发布最新研究成果[EB/OL].劳动报，http://wap.51ldb.com/shsldb/sz/content/017dfa9b49eac0010000df844d7e124a.html.
由此可见，经济发展越是呈现出空间集聚的特征，政府就越是要保证“货运要畅通、产业要循环”，自我循环不可取，地区封锁更是错误的，这将影响到社会再生产的持续运转与国内大循环的形成。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消除区域壁垒关键是要在制度与机制方面做文章。首先，土地和劳动力市场的改革方向是继续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促进劳动力、人才跨地区顺畅流动。例如，在一些一体化发展的城市群探索推动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推动公共资源按常住人口规模配置。其次，资本市场的改革方向是支持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例如，打破“银政壁垒”，探索不同区域与不同类型金融市场的整合对接。再次，技术和数据市场的改革方向是继续推动各地技术交易市场互联互通，推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未来，还应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提升社会数据资源价值，依托“东数西算”工程优化算力资源空间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最后，商品和服务市场的改革方向是推动认证结果跨行业跨区域互通互认，加快完善产品召回制度，提供统一便捷售后服务，着力提升消费者售后体验。(16)以上措施部分参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EB/OL].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0/content_5503537.htm.此外，在政府服务方面，推动各领域市场公共信息互通共享，推进同类型及同目的信息认证平台统一接口建设，依法公开市场主体、投资项目、产量、产能等信息，引导供需动态平衡。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循环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资本完成自身循环的全部时间等于生产时间加上流通时间。两者匹配度越高，在一定期间内一定生产资本的生产效率就越高，价值增殖也就越大。正因如此，“资本主义生产的趋势，是尽可能缩短生产时间超过劳动时间的部分”。(17)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41.那么，如何才能“缩短生产时间超过劳动时间的部分”呢？马克思将生产资料的生产时间(生产资料参加一个商品产品的生产过程的时间)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生产资料作为生产资料执行职能，与劳动相结合的时间(即劳动时间)；
二是生产过程中断时间；
三是生产资料作为过程的条件虽已准备好，但尚未进入生产过程的时间(即储备时间)。因此，只有尽可能缩短中断时间和储备时间，才能使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吻合，进而提高生产效率、实现价值增殖。上述劳动时间主要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中断时间与储备时间则在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特别是产品内分工与迂回生产体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复杂的产业链中一旦出现堵点或断点，就会对社会整体生产与产品供应产生巨大影响。此外，资本的流通时间“会限制资本的生产时间，从而也会限制它的价值增殖过程”(18)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42.，所以随着资本流通市场的迅速扩大，资本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3.其中，压缩流通费用就是“消灭空间”的基本手段，马克思将流通费用概括为三类，即纯粹的流通费用、保管费用和运输费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和现代流通体系建设问题发表过许多重要讲话。例如，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强调，“流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流通效率和生产效率同等重要”，“高效流通体系能够在更大范围把生产和消费联系起来，扩大交易范围，推动分工深化，提高生产效率，促进财富创造”(20)统筹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N].人民日报，2020-09-10(001).；
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上指出，要“在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建设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等方面推出更有针对性的改革举措”。(21)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发挥改革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关键作用[N].人民日报，2021-02-20(001).
基于上述认识，《意见》明确指出要促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降低全社会流通成本。具体而言，流通成本主要涉及仓储成本、运输成本和信息成本等，而流通成本与流通时间密切相关，因此科学测算流通时间对于加快建设现代流通体系具有重要参考意义。裴宏和王诗桪的研究发现，中国的总流通时间不长、价值实现情况良好，尤其是西部地区近年来有明显改善，但是东部地区开始面临流通时间延长、价值实现困难的压力。(22)裴宏,王诗桪.马克思流通时间的理论、模型和测算方法：资本循环视角[J].经济学动态,2022(01):58—78.总体来看，更快速的资本周转、商业分工的深化和更良好的交通运输条件都有助于缩短流通时间，进而降低流通成本。《意见》主要从三个方面提出未来中国降低全社会流通成本的改革方向和具体举措，包括通过建设现代流通网络降低仓储和运输成本、通过完善市场信息交互渠道降低信息成本以及通过推动交易平台优化升级降低社会治理成本。
生产集聚必然伴随着资本与劳动的空间迁移。大卫·哈维在《资本的限度》一书中指出，空间整合的必要条件是商品交换，而充分条件是资本与劳动在地理上的机动性，正是由于资本与劳动在空间流通，才具有空间修复的可能性。正因如此，生产集聚在促进效率提升的同时也会加剧经济规模与经济发展的空间不平衡性。基于上述认识，理解全国统一大市场必须考察分配环节，尤其是协调不同区域之间的分配关系。
具体而言，资本与劳动的空间迁移将使区域之间分化出要素迁入地与迁出地。近年来，这一趋势已经逐渐显现。例如，一些北方省份增长放缓，全国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2018年，北方地区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为38.5%，比2012年下降4.3个百分点。2012年至2018年，东北地区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从8.7%下降到6.2%，常住人口减少137万，多数是年轻人和科技人才。(23)习近平.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J].求是,2019(24):4—9.而反观长江经济带，其涉及人口和产值均超过全国的40%。基于上述经济现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形势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思路是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24)习近平.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J].求是,2019(24):4—9.此外，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尤其是要“健全转移支付制度，缩小区域人均财政支出差异，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25)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J].求是,2021(20):4—8.由此可见，在集聚中走向平衡与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目标是一致的。
生产要素的迁移与生产的集聚，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意味着价值创造主体的迁移，或者说就是税收来源的迁移。由于资本与劳动具有空间迁移的机动性，而凝结于特定空间建成环境中的基础设施(尤其是“硬性”基础设施)却无法向生产的集聚地迁移，因此上述机动性上的差异将导致生产的空间格局与基础设施的空间格局不匹配。如果原先地方政府在本地投资建设了大量基础设施，而后遭遇企业以及产业的大量迁出，那么这些基础设施兴建时的前期负债以及后续运行所需的费用就会因税基的逐渐丧失而难以为继。长此以往，这些迁出地基础设施的价值丧失势必会通过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形式集中爆发出来。其实，类似的问题在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就已经表现出来了。由于欧元的使用使得欧元区跨国投资的便利性极大提升，并且申根协议也促进欧盟劳动的跨国流动，这都加速了制造业向德国等少数欧洲国家集聚，进而形成“双速欧洲”的局面。其中，一部分欧洲国家制造业具有优势，可以实现贸易顺差，而另一部分欧洲国家则逐渐出现产业流失，贸易逆差持续扩大，且爆发欧债危机的国家则多是后一类国家。这也正是欧盟在反思欧债危机时所形成的一个共识，即在结成经济货币联盟并使用统一货币的基础上，没有严格执行统一的财政纪律。并且，贸易顺差国家普遍反对采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来应对欧债危机，其原因在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质是让顺差国家与逆差国家共同承担债务。
如果地方政府预见到产业迁出将导致基础设施价值丧失的可能性，则必然要争夺企业与产业，竭力吸引要素流入而避免要素流出。并且，这种动机可能构成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巨大障碍。换言之，生产集聚、规模效应、统一大市场虽然有利于提升全国总体福利，但在当前的财政制度下却未必能够同时改善所有区域的福利，因此二者存在着明显的利益冲突。(26)蔡昉指出，过去的改革叫作“帕累托改进”，即一定会给某个群体带来好处，同时不伤害其他任何群体。但是这种改革机会现在已经很少了，将来更是几乎没有。因此，这时候很重要的是看改革的整体收益是不是为正。如果为正，就可以形成“卡尔多改进”，即可以用总的改革收益补偿一部分在改革中受损的群体。详见：卢晓平.从“帕累托改进”走向“卡尔多改进”[N].上海证券报，2014-09-12(A01).对此，中央政府为了让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成为区域地方政府激励相容的选择，应该着力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其一是引导“生产的空间格局”与“空间格局的生产”协调适应。对新增区域“硬性”基础设施的规划与审批应该更加谨慎，需要充分考虑生产集聚的阶段以及趋势，避免“一刀切”“大干快上”以及“摊大饼”等粗放式的城市规划建设模式。2022年5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27)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EB/OL].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22-05/06/content_5688895.htm.，其中明确指出人口流失的县城必须做好以下几点：一是要严格控制城镇建设用地增量并盘活存量；
二是要促进人口和公共服务资源适度集中；
三是要在处理好自身土地、人口和公共服务等资源的基础之上，合理引导人口逐渐向邻近的经济发展优势区域流动。
其二是结合国土空间布局优化区域转移支付机制。中国的国土空间布局要重点突出三大类区域：一是经济人口集聚区，主要以城镇化的推进与城市群的打造为载体，形成生产汇聚之地；
二是农产品主产区，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以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的建设为载体，落实“藏粮于地”战略；
三是生态涵养区，坚持生态保护红线，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等生态功能区为载体，落实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未来可以通过生态补偿机制、乡村振兴转移支付和基本公共服务对口支援等方式，探索并强化生产迁入地对迁出地的长效转移支付机制。
其三是着力推动“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转变，破除区域财政壁垒。对此，《意见》专门指出各地区要综合多方面因素，找准功能定位，力戒低层次重复建设和过度同质竞争。在此基础上，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区域，在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前提下，应当优先开展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工作，建立健全区域合作机制，积极总结并复制推广典型经验和做法。
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在分析中国根据国内国际环境变化重塑经济循环必要性的基础上，分别从生产、消费、交换、分配四个环节探讨了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与政策建议。其中，在生产环节主要是便利要素迁移，进而通过空间集聚实现规模效应，而在消费环节则需要消除区域壁垒以适应生产集聚对更大规模市场的要求。此外，在流通环节要降低各种流通成本，完善优化流通体系，提升流通效率。最后，为了避免地方政府基于地区经济利益，限制要素迁移或构筑区域壁垒，则需要中央政府调整不同区域地方政府彼此之间的关系，关键是以强化财政转移支付作为主要方式，调动要素迁出地区政府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积极性，而本质则是逐步向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区域财政一体化方向稳步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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