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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锐, 杨梦, 任昕芸, 俞阳
基于文献计量分析的2000年至2019年垃圾分类回收行为研究综述
赵锐*, 杨梦, 任昕芸, 俞阳
西南交通大学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成都 611756
垃圾分类回收是实践垃圾精细化管理的前提, 对推动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具有重大意义。通过对垃圾分类回收行为研究综述分析, 可以为完善其政策机制设计提供科学依据。基于文献计量学, 对2000—2019年Web of Science数据库发表的垃圾分类回收行为相关研究论文进行了回顾, 分析了该领域的研究进展, 提出了后续研究展望。通过对发文数量、发文国家、发文期刊、研究机构等一系列文献计量指标统计分析, 研究结果发现: (1) 2000—2019年间, 共发表了599篇与垃圾分类回收行为相关的研究论文, 发表数量整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 (2)发文量靠前的国家是中国、美国、英国、瑞典、意大利; (3)环境科学与生态学是发文的主要学科类别,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是发文量最多的期刊;(4)南安普顿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及清华大学是垃圾分类及回收行为研究的主要机构; (5)关键词共线分析表明公众垃圾分类行为作用机制及影响因素是目前的研究热点。研究显示: 探索公众垃圾分类意识与行为的统一, 减小分类行为的时空异质性, 以及设计激励与约束的机制是促进垃圾分类回收的关键。
垃圾分类; 回收; 行为; 文献计量
中国已成为全球垃圾产量第二大国[1]。垃圾产量迅速增长, 不仅危害公众和环境健康, 还阻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疏解“垃圾围城”困境, 减小末端处置压力, 促进资源回收, 垃圾分类势在必行。相关调查研究发现, 全国八成以上城市居民都有意愿开展垃圾分类回收工作[2]。但垃圾分类回收是一个复杂的决策过程, 且行为与意识之间存在一定偏差[3]。就个体而言, 分类回收行为可能受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知识结构等人口统计因素影响[4-5]。此外, 政府决策, 如政策激励、宣教的深度和广度等, 对垃圾分类回收行为也有显著的外部干预作用[6-10]。通过梳理公众垃圾分类回收行为的相关研究, 有助于识别关键驱动因子和核心影响因素, 为完善垃圾分类及回收的政策机制设计提供科学依据。
传统的文献综述一般是通过选择有代表性的文章, 按照预先设定的研究脉络进行回溯分析, 很难覆盖研究的广度[11]。本研究基于文献计量学回溯了近20年Web of Science发表的有关垃圾分类回收行为的相关论文, 通过分析发文量、发文国家和机构、发文期刊、学科类别、合作关系等指标, 以寻找该领域的国际研究热点和研究发展趋势。目前, 我国正全面开展垃圾分类试点工作, 通过本研究的相关发现, 可以为提升垃圾分类效率, 促进有效资源回收, 设计有效的垃圾分类策略提供决策支持。
本文数据来源于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 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扩展版(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ended, SCI-E)、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和人文艺术引文索引数据库(A&HCI)。检索结果如表1所示, 数据检索时间为2020年3月23日, 跨度为2000-2019年。为保证研究的准确性, 根据标题、摘要及研究内容, 手动排除不相关文章后, 最终确定出599条记录。本研究采用Citespace软件对上述文献数据进行分析, 以说明国家、机构、期刊、研究类别等指标的主要关注度, 并通过共线网络分析, 构建关键词共线图谱, 突出研究前沿和热点。Citespace主要基于共引分析理论和寻径网络算法, 具有多元、分时、动态的特点, 可以探寻研究领域演化的关键路径及其知识拐点, 并通过可视化图谱探寻发展前沿[12]。
2.1 发文量趋势
图1显示了近20年有关垃圾分类回收意识和行为研究的论文发表数量, 整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 说明该领域正逐步引起学者关注。2000至2005年是该研究领域的起步阶段, 论文发表数量平均在5篇左右。2006至2014年间, 论文发表数量小幅上升, 平均发文数量为22.2篇, 是2000至2005年平均发文量的4.4倍。2015至2019年间, 论文发表数量急速增长, 到2019年, 论文数量达到108篇, 较2006年相比增长了5倍, 较2000年相比增长了17倍, 显示出该研究已逐渐成为环境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
2.2 国家分析
全球共44个国家发表了公众垃圾分类回收意识或行为相关的研究论文。当论文中多位作者来自不同国家时, 由论文的第一作者决定其发文归属。表2列出了发文量前10的国家, 其中中国是发文量最多的国家, 依次是美国、英国、瑞典、意大利。就均篇被引次数TC/P而言, 英国排名第一, 其次是马来西亚、瑞典、美国, 说明发达国家在垃圾分类行为的研究存在溢出效应, 例如英国政府公布的调查显示, 公众具有较高的垃圾分类意愿, 全国垃圾回收利用率约45%, 2020年将达50%[13]。中国虽然发文量第一, 但TC/P相对偏低, 可能与研究起步时间相关, 与其他国家相比, 国内在该领域发表的论文主要集中在近4年, 但通常论文引用与发表还存在一定的时滞性。
表1 文献检索设置
图1 垃圾分类回收行为研究的发文量
Figure 1 The publication volume of research on waste classification and recycle behavior
图2反映了总发文量排名前5的国家变化趋势。美国和英国为垃圾分类回收行为研究的先驱者, 2000—2015年占据主导地位, 发文分布较为平均。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典型代表, 在2015年后发文量明显增长, 年发文量全球稳居第一。可能原因在于2015年国内开始推进垃圾分类政策设计, 如《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指出加快建立垃圾强制分类制度[14],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生活垃圾分类回收与再生资源回收的衔接”等[15], 间接促进了相关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时期。2017年, 国内颁布《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 提出在46个试点城市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16]; 随后, 2019年, 上海市第一个进入垃圾分类强制时代[17]。试点方案的提出反映出垃圾分类行为的相关研究还未达峰, 后续仍具有较强的发展潜力。
表2 国家发文量前十位
注: TP指总发文量; TC指总被引次数; TC/P指均篇被引次数; H指数反映学术产出水平, 指有h篇论文被引用不少于h次。
本文利用CiteSpace绘制了国家间合作网络, 如图3所示。节点大小代表合作的频率, 连线粗细代表合作的紧密程度[12]。其中, 合作频率较高的国家有中国、美国、英国、瑞典、意大利等, 同时也是发文量前五的国家, 说明产出与合作之间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中国具有最大的节点, 说明合作较为活跃; 同时其中心性位居第二, 也反映出中国在该领域研究越发引起国际的广泛关注。
2.3 学科类别分析
根据析出文献, 近20年间垃圾分类回收行为研究方向共涉及30个学科类别, 如表3所示。
“环境科学与生态学”、“工程”、“科学技术与其他类别”占据前三, 且文献数量显著增加。在三个时间阶段, 有多数学科存在爆发性增长, 特别是“心理学”、“教育学与教育研究”、“公共环境和职业健康”发文量存在零突破, 也说明垃圾分类回收行为与心理学、教育学、公共健康等联系日趋紧密。
2.4 发文机构分析
通过筛选第一作者发文机构, 本文发现共有383个机构涉及垃圾分类回收行为研究, 说明该研究领域具有较强的广度。图4显示了发文量排名前10的研究机构, 共来自5个国家, 包括: 英国、中国、瑞典、西班牙、美国。其中, 南安普顿大学发文量位居第一, 其发文时间主要集中在2006—2011年, 研究重点在于观察公众对垃圾回收的参与程度。在校学生是重点研究对象, 旨在通过代际影响促进家庭分类回收行为的产生[18-20]。中国在前10的研究机构中占据5席。香港理工大学位居第二, 主要探索不同政策因素, 如态度、主观规范、设施便利性及政府刺激等对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21-23]。北京理工大学和清华大学分别位居第三和第四位, 二者均关注电子垃圾的回收行为, 通过问卷调查识别出主要的影响因素, 包括教育程度、年龄、家庭收入和信息公开程度等[24-29]。浙江大学多关注于新兴经济业态对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 如“互联网+回收”的管理模式[30]。香港城市大学则重点研究了高层住宅生活垃圾分类回收的影响因素, 通过对居民调查发现仅以地面基础垃圾分类设施系统难以促进高层住宅居民的生活垃圾回收, 应强化环境教育和激励措施[31-33]。
图2 发文量前5的国家变化趋势
Figure 2 Variation of publications by the top 5 countries
图3 国家合作网络
Figure 3 National cooperation network
表3 排名前十的学科类别及发文量
2.5 期刊分析
垃圾分类回收行为的相关研究论文共发表在149种期刊上。表4中列出了排名前10的主要期刊, 其发表文章数量占67.45%, 表明研究的集中度较高。探讨资源回收与循环利用的期刊《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排名第一, 发文量占20.03%, 主要关于垃圾分类的理论模型构建、影响因素探索、决策机制设计[34-35]。其次是《Waste Management》和《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前者关注公众分类的参与意愿以及新型的分类方法以提升垃圾资源化效率[36-37], 后者则主要探索公众垃圾分类行为改变的潜在因素[19,38]。影响力H指数是反映学术产出水平的重要量化指标, 即有h篇论文被引用了不少于h次[39]。H指数排名前三的期刊与发文量排名相同, 反映出上述三本期刊在垃圾分类回收行为研究领域的贡献。
2.6 引文分析
表5显示了2000—2019年垃圾分类回收行为研究领域累计被引频次前10位的文章, 来自6个国家, 被发表在5种期刊上。这10篇文献均关注公众回收意识和行为, 其中Barr发表的文章以被引344次排名第一, 其认为他人回收行为将直接影响个体回收行为, 即回收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规范行为[40]。5篇论文关注垃圾回收态度, 分别位居第2、3、4、5、6, 认为回收态度是回收行为的决定因素, 受知识、回收设施便利性等因素影响[41-45]; 3篇论文通过问卷调查探索不同类别的垃圾, 如电子废弃物和包装废弃物的回收意愿, 指出回收习惯和回收效益是回收意愿的决定因素[24,46-47]; 此外, 排名第7的文章通过调查垃圾回收站点的利用情况, 研究周边居民的回收行为[8]。
图4 排名前十的机构
Figure 4 Top 10 institutions with the most publications
表4 垃圾分类回收行为研究发文量前十期刊
注: TP指总发文量; TC指总被引次数; TC/P指均篇被引次数; H指数反映学术产出水平, 即有h篇论文被引用了不少于h次。
表5 累次被引频次前10的论文
此外, 新兴技术的出现在逐步影响垃圾分类方式的选择。大量学者对诸如“互联网+分类回收”的城市废物分类回收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 Gu等认为“互联网+回收”可以减少固废收集中的物理障碍, 如距离、时间等[30]。Tong等也同样认为基于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在线交易平台是支撑废物回收利用最重要的一项技术变革[48]。但是Zhang等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线废物回收还远未得到公众的普遍接受, 其主要劣势在于回收价格偏低, 并指出税收优惠和补贴是增强回收意愿有效方式[49]。Wang等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在线电子废物收集系统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时, 也发现缺乏有效的市场激励机制是影响新兴回收模式的关键瓶颈[50]。图5反映了上述研究论文对应的引文数量变化趋势。可以看到尽管上述论文都是近两年才发表, 但引用频次却在逐年增加。为此, 笔者推测有关垃圾分类新兴回收模式及其激励机制的相关研究在未来5-10年都是该领域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图5 代表性论文的引文变化
Figure 5 Variation of the representative articles citation
2.7 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分析是探索研究领域热点和发展趋势的关键[26]。通过提取文章关键字, 将同义关键词合并，绘制了关键词的时间分布特征以探索研究热点的变化趋势, 如图6所示。其中，圆点反映关键词频率。第一阶段(2000-2005年), 垃圾分类行为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圆点普遍较小, 且数量较少。热点关键词主要有“Recycling”、“Attitude”, 研究侧重于观察公众垃圾分类回收意识及态度[10,51]。第二阶段(2006-2014年), “Behavior”、“Participation”、“Determinant”、“UK”等关键词有明显爆发的趋势。研究从提高公众意识转移到行为引导[18], 倾向于垃圾资源化, 通过具体措施提高回收效率, 如路边回收, 激励政策等[8], 以降低末端治理压力。第三阶段(2015-2019年), 关键词数量激增, 研究发展迅猛。“Management”、“Policy”、“Planned behavior”、“Social norm”、“Willingness”等关键词急速增加, 反映出研究倾向于探讨多利益主体视角下的垃圾分类回收行为变化, 营造政府主导、社区治理、市民参与的模式[9], 特别是政策激励与法律约束对促进垃圾分类行为有重要影响[47,52]。此外, “Household waste”、“Electronic waste”等垃圾类别是研究的热点, 前者较2000年2次增长了14次, 后者从0次突破到14次。“China”、“Developing country”等词汇的突出, 也反映了研究区域逐步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垃圾分类成为发展中国家环境治理关注的重点。
为进一步分析不同国家研究的侧重点, 本研究将发文量前3的国家进行关键词对比分析, 结果如表6所示。相较于美国和英国, “Planned behavior”、“Subjective norm”、“Questionnaire survey”等词汇大量出现在中国的研究中, 说明国内学者更倾向于个体垃圾分类回收意识或行为的研究, 旨在通过问卷调查或实地访谈等形式, 剖析个人感知、态度、主观规范和支付意愿等因素, 以提高垃圾分类回收的效率[53-54]。在美国的研究关键词中, 其侧重点是“Recycling”、“Recycling program”、“Various recycling”, 说明废物回收和再利用的路径是其研究热点, 并且重点关注的群体是“College students”。“Local authorities”、“Policy maker”、“UK government”等词语在英国的研究关键词中排名较高, 说明英国学者更倾向于设计有效的回收和分类政策, 探究实现公众可持续生活的模式。
图6 热点关键词分布
Figure 6 Distribution of keywords hotspots
表6 中国/美国/英国关键词对比
为进一步突出研究重点,笔者将热点关键词分为4类, 如图7所示。可以看到既有研究重点关注研究方法、垃圾类别、垃圾分类影响因素以及垃圾分类目的。研究方法中主要涵盖“Model”、“Theory”、“Questionaire Survey”、“Analysis”、“Simulation Experience”等关键词。数据采集主要通过问卷和模拟实验, 数据分析则以统计建模为主。现有研究的数据主要分为截面数据、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前两者的研究更为普遍[55], 以结构方程模型、回归模型, 概率分布模型为主导分析方法, 以检验各类影响因子作用于分类回收行为的显著程度[27,53,56]。特别是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在近年来有明显的增长趋势, 其可以对实体间和实体内的变化建模, 分析垃圾分类回收行为的影响因素随时间变化的特征[8]。例如, Sidique等基于密歇根州兰辛地区的八个垃圾回收站的面板数据, 调查了回收站点使用效率的影响因素[8]。Starr和Nicolson基于13年跟踪调研所获得的面板数据, 考察了污染者付费政策对回收便利性以及回收率提升的累积影响[54]。对垃圾分类回收行为解释的理论而言, 计划行为理论(TPB)占比最高, 该理论主要从微观个体与社会环境系统交互的关系出发, 用于预测不同类型的行为意图[57]。就垃圾分类而言, 计划行为理论一般认为个体的分类行为主要受主观态度、社会交互和行为感知的影响, 即个人道德规范、同伴分类行为等对个体行为有驱动作用[58]。但部分学者认为仅从理性角度探索行为决策还不够, 还需要考虑在TPB中加入非理性因素, 才能提高模型的预测和解释能力[59]。如Botetzagias等通过引入道德规范和人口统计变量扩展解释模型, 探索其对回收行为的影响[60]。Wan等将TPB与规范激活理论(Norm- activation Theory)结合, 强调道德规范在回收行为中的重要程度[21]。
在垃圾类别的研究中, 出现频率最高的是“Household Waste”、“Food Waste”、“Electronic Waste”。既有研究大量关注于家庭废物分类回收意愿与行为决策的差异。Czajkowski等调查发现, 即使家庭层面的垃圾分类意愿很高, 实际分类效率却远低于分类意愿[61], 还有超过70%的混合垃圾可以被进一步分类[62]。Chen等指出生活垃圾分类意图与实际行为存在悖离, 主要反映在二者的影响因素存有较大差别, 前者主要受个体特征等主观因素影响, 后者受情境因素影响较大[2]。食物浪费问题在近年来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 导致“food waste”在研究中出现频次较高。相关研究主要从激励的角度探究餐厨垃圾回收的可能, 如Li等开展了一项基于23000个家庭餐厨垃圾的绿色回收计划, 发现通过诸如换鸡蛋等激励措施, 可有效提高餐厨垃圾分类效率并减少食物浪费; 但激励停止后单靠习惯养成难以维持分类行为[63]。Timlett等也给出了相似的结论, 激励措施旨在提高公众意识和兴趣, 但并不持久; 当激励停止后, 公众参与垃圾分类意愿显著下降[18]。如何能够长期、稳定的促进公众的分类回收行为还值得深入研究。中国政府于2010年提出了“城市矿产示范”计划[64], 加速了电子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 在一定程度激励了电子废物回收行为的相关研究。但相关研究表明, 目前电子废弃物的实际回收率仅为28%, 且多数仍被个体储存或直接丢弃[65]。Zhang等探讨了大学生对电子产品的回收行为, 结果发现58%的参与者选择保留废旧的电子产品, 而非回收[66]。大数据的兴起促进了在线回收平台的建立, 但传统回收方式仍是主流方式。Zhang等进一步证实了该观点, 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在线电子废物回收并未得到居民的广泛接受, 仅有3%的调查者愿意参与在线回收[50]。为此, 如何在“大数据”背景下促进公众对电子垃圾回收还有待深入探索。
对于垃圾分类影响因素, 既有研究或基于家庭, 或基于社区或基于区域层面，探讨了各类因素的影响程度[66-67]。相关研究也剖析了居民习惯、社会规范、个体学识、社会/外部环境等因素对垃圾分类回收行为的影响[41-42,46]。相较于外部因素, 学者们更加关注于个体自身特征、行为及心理变化解释分类回收行为决策的产生[2]。但部分研究有不同观点, 如Rafia等发现文化程度与分类行为间没有显著相关性[68]。就分类目的而言, 垃圾分类回收行为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议, 创新垃圾管理模式，以促进废物可持续管理和能源节约[69]。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废物管理水平有明显差异, 发展中国家侧重于废物转化为能源, 但对源头分离和回收设施的预算相对较少, 采用政策激励往往也只能吸引公众回收具有高附加值的废物[70]; 而发达国家则考虑构建可持续的废物管理系统, 利用回收利用政策引导公众分类行为实施, 以实现废物“零排放”[55, 71]。
基于上述文献计量指标的统计分析, 通过研读所筛选的599篇文献, 本文发现在垃圾分类回收行为研究中还有3个值得持续关注的问题, 以期为推动垃圾分类的机制设计提供参考:
1)垃圾分类意识与行为并不统一。大量研究发现, 多数人表示愿意参与垃圾分类, 但对具体的分类操作存在困惑[23,72], 主要反映在对垃圾分类知识的理解程度偏低[40]。传统的视频播放、讲授及宣传海报等教育方式受限于年龄、受教育程度、难以互动等因素影响, 导致个体对垃圾分类的认知存在显著差异[73]。建立垃圾分类意识与行为统一的长效机制对提高垃圾分类效率意义重大。
2)垃圾分类回收行为存在显著的时空异质性。这一现象显著体现在农村与城市垃圾分类回收行为的差异上, 如农村人口以年长者居多, 且受教育水平偏低, 导致垃圾分类回收相对滞后[52,74]。有必要对引起时空异质性的关键影响因素展开深入分析, 以揭示其时空演化规律, 指导分类回收机制设计。
图7 关键词分类
Figure 7 Classification of the keywords
3)激励与约束的机制设计对垃圾分类回收行为可能产生不同程度的诱导效应。研究发现, 政策激励可能在短期内促进垃圾分类回收行为的实施, 但激励停止后, 效果将减弱甚至不存在[18]。推进强制分类, 建立合理有效的投放约束机制, 可以提高公众参与度, 改善其习惯和行为[75]。但若个体对分类持非积极的参与态度, 不论激励还是约束机制都难以实现垃圾分类和回收[76]。只有在有效的教育干预、适度的经济激励、全覆盖的监管, 激励与约束机制才能发挥最大效益[18]。
4.1 结论
本文基于文献计量分析, 对2000—2019年公众垃圾分类回收意识及行为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通过对论文发表数量、研究国家、研究机构和发表期刊的综合分析, 探索了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前沿。结果表明:
1)2000年至2019年间共计发表599篇相关论文, 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该领域的研究目前尚未达峰;
2)发文量靠前的国家是中国、美国、英国、瑞典、意大利等, 其中美国、英国、瑞典等国家论文影响力较高,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该领域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3)刊物涵盖30个学科类别和149种期刊, 其中“Environmental Sciences & Ecology”和《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是最主要的类别和发文量最多的期刊;
4)共有383家机构开展了该领域的研究, 南安普顿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及清华大学是最主要的研究机构;
5)关键词分析表明公众垃圾分类回收行为作用机制及影响因素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4.2 展望
垃圾分类回收行为已成为影响垃圾资源化效率的关键。基于本研究结果和讨论, 笔者认为垃圾分类回收行为的后续研究还可以在以下方面拓展:
一是通过多学科融合探究垃圾分类回收行为的长效机制。笔者在讨论中明确提到, 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可能导致垃圾分类效率低下[2]。既有研究总体基于环境伦理学或环境社会学, 以计划行为理论等为引导, 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焦点小组等手段分析个体参与垃圾分类回收的意愿, 与真实行为动机难免有所偏差[27,52,77]。随着人工智能、神经科学等研究领域的发展, 垃圾分类回收行为的未来研究势必呈现出多学科交叉渗透的趋势。如利用Neuroscience (神经科学) 与AI (人工智能) 结合, 在学校、社区等建立基于VR的垃圾分类教育应用场景, 将VR场景与脑电波、脉搏监测设备等构成VR环境感知系统, 考察公众对垃圾分类回收的行为体验, 提升公众参与感与获得感, 实现公众行为的引导和干预[78]。
二是不同尺度空间的垃圾分类回收行为差异值得探究。受地域性因素影响, 如社会经济发展、居民生活习惯、垃圾产量和组分等存在显著差异, 难以准确反映垃圾分类回收行为影响因素间的交互、协同和层级关系[79]。为减小垃圾分类回收行为的空间异质性, 可基于地统计学和空间计量学分析不同主体回收行为的空间差异及分布规律, 为分类回收规划提供决策基础[80]; 同时可对生活垃圾产量、区域分布规律、居民投放习惯等进行大数据采集, 推动垃圾分类回收效率的提升[81]。
三是多元主体参与的垃圾分类回收模式亟待创新。垃圾分类回收行为是多个利益关联主体交互和博弈的过程, 如何协调主体的利益关系, 协同推进垃圾分类回收是具有潜力的研究方向, 如个体、社区、政府等, 政府需要对整个分类过程进行顶层设计, 通过社区将政策付诸于实践, 并鼓励和促进公众参与, 以实现废物的可持续管理。但此过程中, 各自的行为动机可能存在一定的利益交互和冲突[9,82], 为此可考虑以社区为垃圾分类回收的生态细胞, 建立由多元主体参与的垃圾分类回收信息与支持服务网络, 逐步实现社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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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ibliometric review on waste classification and recycling behavior in the period of 2000-2019
ZHAo Rui*, YANG Meng, REN Xinyun, YU Yang
Faculty of Geosciences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1756, China
Classification and recycle is the premise of lean waste management, an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waste reduction and resource recovery. Through a literature review regarding behavior towards waste classification and recycle, it may provide insight into policy design for waste management. This study provides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to review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individual behavior towards classification and recycling during the period of 2000 to 2019, to identify the prospects for future studies. Through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a number of bibliometric indicators, including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the countries of publications, the published journals, the institutions etc.,the main results are given as follows. (1)There were 599 publications in the period of 2000 to 2019, showing a gradual increase. (2)China, USA, UK, Sweden, and Italy were identified as the top five countries with the most publications. (3)Environmental Sciences & Ecology was the major subject category of the retrieved publications, and the journalpublishes most of the papers. (5)The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cluding the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the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Tsinghua University were deeply involved in the studies of individual behavior towards classification and recycle. (5)The detection of keywords collinearity addresses that the ac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are the current research hotspots. In conclusion, integration of public’s intention and behavior, mitigation the impact of behavioral spatial-temporal heterogeneity, as well as the mechanism design of incentives and constraints are critical to waste classification and recycle.
waste classification; public behavior; recycle; bibliomet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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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108/j.cnki.1008-8873.2022.05.027
X22
A
1008-8873(2022)05-230-13
2020-08-18;
2020-10-08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19YFC190560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571520); 四川省杰出青年基金(2019JDJQ0020); 四川省循环经济研究中心重点项目(XHJJ-2002)
赵锐(1983—), 男, 四川南充人, 博士, 教授, 主要从事环境管理与政策研究, E-mail: ruizhao@swj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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