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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梦娜 冯小禄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云南昆明 650500)
据英美目录学家提出的以书籍为中心的书籍史研究模式来看,“书籍是历史环境下的物质实体,书籍史就是研究书籍制作、出版、发行诸方面的历史,涉及从著述到阅读到最终影响社会所有的阶段。”[1]书籍作为文本依附物质载体而存在,其生命周期包含作者创作、出版发行、读者阅读以及社会影响等阶段,故基于此对某一书籍展开其编纂过程、刊刻情况、读者阅读、社会流播等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署名张居正的《四书直解》是万历朝《四书》经筵讲章汇编,其最初由内阁及其经筵讲官共同完成,并于每年年底将一年所讲的内容交由司礼监刊刻成书。但以现存文人别集所见讲章与现存内府刻本《四书直解》对比,文本发生较大变化。或正因《四书直解》是由政治权力中心内阁协同文化中心翰林院等官员共同所作的《四书》启蒙读本,致使其流出宫廷后,“从晚明至清末反复被改编成各种《四书》科举读本,流行了三百余年”[2]。由经筵讲章至成书再至科举读本,其文本发生流变的同时,其生产者也由官刻转为私刻,接受主体也由皇帝一人转为科举士子群体。基于此,本文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四书直解》由内阁至科举士人对其的编纂概况、由宫廷至坊间的刊刻情况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的文本流变情况。
据《神宗实录》与《万历起居注》可知,《四书》自隆庆六年(1572)秋万历作为太子出阁读书始至万历十九年(1591)讲完,先《学》《庸》,次《论》《孟》,并于每年年底将一年所讲之书交由司礼监刻印。故题名为张居正的《四书直解》实则是以张居正、申时行两代内阁首辅为中心的经筵讲章汇编,而题为万历元年(1573)司礼监刻本的《重刻张阁老经筵四书直解》[3]实则是由万历元年起至万历十九年经筵讲章所形成的“递刻本”。关于经筵日讲讲章的生成过程,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二所载陆深《经筵词》记述较为详细:“编排御览效精诚,白本高头手写成,句读分明圈点罢,隔宵御进讲官名。凡进讲,先从内阁点题,票示讲官,分撰讲章,送阁下详定。敕房官用高头白手写成二通,讲官预进东阁,用象管朱印成句读科发,隔一日进呈,其一在御座展览,其一讲案供讲。”[4]由此可知,一份讲章在进呈皇上之前将涉及内阁、侍讲官、写讲章官等人员,内阁负责提供主题与大纲的划定及讲义的改定,而日讲读官负责讲义的撰写,写讲章官负责誊写与句读。
内阁首辅是万历朝经筵与日讲活动的主导者、策划者与参与者。作为皇帝与讲官之间的沟通桥梁,关于经筵与日讲的讲读书目、时间安排及相关仪式、注意事项等均由内阁首辅上疏皇帝。除此之外,内阁还担任着“轮侍讲筵”“总其大纲”“改定讲义”的职能,万历朝张居正还亲自担任讲官之职。在隆庆六年先帝驾崩不久,张居正即上《乞崇圣学以隆圣治事》疏,建议幼帝八月开始日讲,第二年春举行经筵活动。其后,张居正先后上《请酌定朝讲日期疏》《拟日讲仪注疏》,拟定讲学活动的仪式、内容及讲读人员等事项。随后,皇帝便任命讲读相关人员:
“上可其奏,因命太师成国公朱希忠、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张居正为知经筵官,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吕调阳为同知经筵,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陶大临……编修沈鲤、许国、沈渊、检讨陈思育为讲官,内大临、士美、经邦、洛文、鲤、国仍日侍讲读。翰林院修撰罗万化、编修王家屏……检讨林偕春、成宪为展书官,尚宝司卿兼翰林院侍书周维藩……右评事成楫为写讲章并起止官。”[5]
以上所涉及官员,经筵官与同知经筵官全权负责经筵与日讲活动的各项事宜,一般由勋臣和内阁首辅共同担任。除讲官、日讲侍读之外,与经筵讲章生成密切相关的还有写讲章官并起止官。而作为讲官及日讲侍读的官员当中,目前个人文集中还存载“讲章”部分的有:马自强《马文庄公文集选》卷四“神宗经筵”《论》八条[6];张四维《条麓堂集》卷三四有《学》六条、《论》二三条、《孟》五条[7];申时行《赐闲堂集》卷三九有《庸》一条、《论》四条、《孟》一条[8];王家屏《復宿山房集》卷七至十一有《论》下七九条、《孟》上七四条、下三条[9]。故文人别集所载《四书直解》共二零三条,其中《学》六条、《庸》一条、《论》一一三条、《孟》八三条,其中张四维集与申时行集中有均有“仲弓曰居敬而行简”节,且此节均为“经筵”之讲,二人文集所载讲义内容有细微差别。由内阁改定之后的“讲章”交由书写讲章官誊写,“讲章皆预呈阁老,转付中书缮录正副各二纸,隔日进司礼监官奏知。”[10]写讲章官主要由中书舍人以及入值制敕房和诰敕房的翰林院编修担任。除誊写之职外,还负责圈点句读、标记每日讲读起止处等。
讲读之后,由司礼监年底将一年所讲讲章刊刻成书。司礼监是明内府十二监之一,司礼监下设经厂,“经厂掌员四员或六员,在经厂居住,只管一应经书印板及印成书籍,佛藏、道藏、番藏,皆佐理之。”[11]据《大明会典》卷一百八十九所载,嘉靖十年(1531)司礼监工匠共1583名,其中笺纸匠62名、表背匠293名、折配匠189名、裁历匠81名、刷印匠134名、黑墨匠77名、笔匠84名、书匠76名、刊字匠381名[12],相较其他工匠种类来说,司礼监刊刻书籍的功能尤为突出,其工种齐全,由刻板、刷印至装潢等工序都较为成熟。万历朝前期在张居正的主持下,严格遵守经筵与日讲活动,并于每年年底将一年所讲讲章交由司礼监刊刻。从《万历起居注》与《神宗实录》的记载中可大致勾勒出《四书直解》刊刻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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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与现存《四书直解》不同,此时《四书直解》的书籍形态是按所讲内容分章节刊刻成书,且在宫廷内还主要以“本”的形态流传。《孟子直解·梁惠王章句》于万历十一年讲完[13],但在万历二十年(1592)八月,文书官传万历圣谕,着内阁将《孟子直解·梁惠王章句》上下,再写二本进来[14]。至十月赵志皋等向皇上进疏,题请写完之事。且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八《内板经书纪略》所记“《四书直解》二十五本,一千零四十二叶”[15],吕毖《明宫史》卷五《内板书数》记:“《四书直解》二十六本,一千八百四十叶”[16],虽二者所记本数有差异,但所记几本几叶应是宫廷所存的《四书直解》的书籍和书板的最初形态。
经筵讲章一旦流出宫廷,在城市书坊当中刊刻与流布,便不再受以内阁为中心的文官集团的控制,会在市场的推动之下“谋利而印”[17]。万历朝《四书》讲章并未由张居正本人或其后人私刻,据《新刻张太岳诗文集》凡例可知,“《帝鉴图说》《四书直解》《书经直解》《通鉴直解》,板俱在内阁……家无存稿,因并记于此书牍。”[18]其后人只是记录书目,并未刊出。由于《四书直解》是讲刊并行、逐年刊刻而成,所以并不排除在讲读过程中皇帝会将所讲之书赐给大臣。除此之外,内府藏板外流,也是宫内书籍流传至外的一种重要途径。司礼监既是刻书机构,也是明代官方所有图书板片的管理者[19]。刘若愚《酌中志》著录书籍均以几本几叶的方式,其中“叶”正是内府所存的“书板”。但内府所藏书板并未得到优待,甚至会出现“偷出货卖”“劈毁御寒”[20]的现象。
不同于宫廷内小范围、有指向性的传播,万历十九年《四书直解》讲完并刊刻完成之后,很快便流出宫廷,获得商业出版者的青睐[21]。因其不但是当朝圣上自冲幼即位至今的启蒙读本,语言平实易晓,而且是由以内阁为中心的上层文人集团所作,对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们具有强大的号召力。据《中国古籍总目》《明代版刻综录》及各地图书馆所藏善本书目汇编,笔者目前所搜集到《四书直解》明刻本共13种:二十六卷本《四书直解》3种: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万历司礼监九行十八字刻本、北京师范大学藏明集古堂九行二十字刻本及安徽博物馆藏明崇祯间金阊书林叶显吾十三行二十五字刻本;二十七卷本《四书直解》3种:日本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藏明万历间九行十八字本、日本龙谷大学附属图书馆藏本明天启元年本、日本遵经阁文库藏原江户时代加贺藩主前田纲纪等旧藏明崇祯本[22];《四书直解》(又称《四书经筵直解》)二十卷1种: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瀛洲馆重订十三行二十三字本;《重刻内府原板张阁老经筵四书直解指南》二十七卷3种:日本内阁文库藏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书林詹亮刊本、《孟子文献集成》第51册收万历四十三年闽建书林詹氏刻本、日本内阁藏明天启元年(1621)长庚馆重刊本;《新订四书直解正字全编》二十六卷,日本遵经阁藏明崇祯七年方奇峋刻本;《四书直解》二十七卷《四书指南纂序合参》二十七卷,日本东京大学,原江户时代纪州德川家南葵文库等旧藏;《四书直解》二十七卷《四书讲义合参》二十七卷,上海图书馆藏明崇祯九年(1636)顾宗孟刻本。至明末,《四书直解》在国内业已形成以福建建阳、江苏苏州及杭州为重心的刊刻版图。而《四书直解》在域外,尤其是在日本的流传与刊刻也值得注意。据《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日本江户时代曾刊《经筵校阅四书直解》二十卷、《四书经筵直解》二十卷,前者题“明张居正等撰,瞿景淳等辑”,后者题“明张居正等撰,瞿景淳等编,汪旦等校”[23]。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现存《四书经筵直解》二十卷本,为万历三十五年瀛洲馆重订本。此本卷首题:“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兴化李春芳总裁、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安阳郭朴讨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新郑高拱修饰,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江陵张居正润色,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詹事昆山瞿景淳编辑,皇明后学新安汪旦校正”。这些题名不仅不符合现实《四书直解》的编纂,而且还有很多错误。如瞿景淳在隆庆三年(1569)年既已去世,而此书最早开始编纂也是从隆庆六年开始,瞿景淳是无法参与到其中的。但瞿景淳与以上所提及的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均为科举名人,掌握制艺文写作技巧。将科举名人、内阁重臣作为此书的售卖点,是商业出版者惯用的营销手段。
万历三十五年瀛洲馆刻本虽已具备商业气息,但建阳詹氏长庚馆刻《重刻内府原板张阁老经筵直解指南》是《四书直解》商业化、科举化的重要标志。与上面所提的《四书直解》二十六卷本、二十七卷本与二十卷本相较,长庚馆刻本最突出的改变是其版式、字数以及增加其他文本。版式均为上下栏,且一叶字数增多,上栏增加了新的文本《邹鲁指南》。目前长庚馆刻本存3种,分别是是日本内阁文库藏万历三十九年刻本(10册本和12册本两种)、《孟子文献集成》收万历四十三年(1615)刻本及日本内阁文库藏天启元年刻本。万历四十三年刻本特点尤为突出,其扉页大字题“张阁老四书指南直解”,左下角小字题“本衙藏板,翻版必究”,板栏居中题“进呈原本”,版心题“四书指南直解”,鱼尾下方题“大学卷一、页码、长庚馆藏板”,先《进讲章疏》,次凡例3条。此本不仅已经有了“长庚馆藏,翻版必究”的版权意识,而且颇具科举读本的色彩,其凡例第一条即表明:“是书编次尊皇明文场题式,纂辑《大全》式例……盖因举业家,朝读直解,暮读《指南》,二书持为修身珍宝,不敢缺一以故,并刻合璧全书云。”[24]上栏半页二十六行行十二字,为邹鲁指南;下栏半页十四行行二十三字,为张居正直解。日本内阁文库藏万历三十九年刻本全10册本无扉页、《进讲章疏》由“题臣等一岁之间”至“皇上万机有暇”,接着便是是《凡例》“非苟刻者也”至凡例结束,后又附一篇完整的《进讲章疏》。卷首题:重刻内府原板张阁老经筵四书指南大学卷之一,上栏题:解元李光缙重校,后学杨文奎重著,后学黄金铉、交后学庄□□仝编;下栏题:中极殿大学士太岳张居正辑著,状元澹园焦竑增校,书林易斋詹亮刊行[25],其余版式相同。而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天启元年刻本,上栏半页二十二行十二字,卷首题:附辩真删补邹鲁指南主意,温陵衷一李光缙三校,见宇杨文奎三著;下栏半页十四行二十六字,卷首题:重刻辩真内府原板张阁老经筵四书直解大学卷之一,中极殿大学士泰岳张居正辑著,状元澹园焦竑编次,会元霍林汤宾尹订正,闽中后学见宇杨文奎校讹,秣陵敬怡王永晟重写,书林易斋詹亮重梓[26]。卷端题中“三校”“三著”“重写”“重梓”等都表明此本经过反复调整与修订,一般而言,这也适应了读者要买最新本的要求。
据以上《四书直解》在宫廷内部由讲章至成书的生成过程以及流出宫廷之后由经筵至科举的刊刻流布来看,《四书直解》的文本流变也经历了两个过程,一是在生成阶段的文本凝定[27]过程:以翰林院为中心的文官群体的集体书写和权力重镇内阁(且多以内阁首辅)的改定,其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为冲幼即位的皇帝服务,崇尚“帝王之学”。二是流布过程中的文本组合过程,出版商在与科举名人、郎署士人的合作之下,迎合举子们的阅读需求,不断为《四书直解》在成为科举读物加注能量,其所运用的方法便是改变《四书直解》的版式,分为上下栏,下栏一般为《四书直解》,改动不大,但上栏会加入其他不同的文本与《四书直解》一起刊刻。
3.1 《四书直解》的文本凝定
在司礼监年底刊刻一年所讲讲章之前,《直解》文本是“非凝定”性的,需要由内阁大学士的审阅改定。在进行内阁对《四书直解》文本改定分析之前,需对“经筵”和“日讲”做一个区分,两者均是皇帝“辑熙圣学”的方式,前者仪式更为繁琐、庄重,主要是彰显皇权的至高无上,后者才是真正供皇帝学习经史知识的课堂[28]。因此,内阁大学士对于两者讲章内容的改定也各有偏重。对“日讲讲章”的改定一般是逻辑上语句的调整或删减,使语言表达上更简练。如王家屏“讲章一《论语》”“子曰君子疾恶没世而名不称焉”条:“疾,是疾恶。没世,是终身。孔子言,名胜,耻也。名固非君子之所尚,然人在天地间所贵于不虚此生者,有名称于当世而已。终身无一善可称,在家无闻,在邦无闻,虚过一生,与草木同腐,岂非君子所甚恶者哉?”[29]而今所存内府刻本此条所讲为:“疾,是疾恶。没世,是终身。孔子说‘君子学以为己’,固无意于求名,然人德有诸己,则名誉自彰,是名所以表其实者也。若从少至老,至于下世的时候,而其声名终不见称于人,则其无一善之实可知……”[30]内府本所讲更切实于本章“名实”之辨,在注重语句之间上下联贯的同时,还注重总结、升华主题。除此之外,内阁大学士还会修定讲章中出现的错误或在一些地方增加补充解释说明性文字,如“颜渊问邦”章,王家屏解释“冕”为“祭服之冠”,内府本改为“朝、祭服之冠”;“孔子斟酌四代礼乐以告颜渊”,内府本改“四代”为“三代”,并将此句改成“夫既酌三代之礼,而法其所当法,又严害治之防,而戒其所当戒。”此类改动很多,主要是着眼于逻辑上的语句通顺,将较为口语话的表达转化为书面语言,但总体思想指归不变。
内阁大学士对“经筵讲章”的改动较大,一般将现存经筵讲章“臣尝论之”“臣谨按”或“臣尝考”等后面的论述删去。此段论述一般是侍读讲官依照此章内容而发的议论,以帝王之学为中心,用来劝诫、塑造皇帝思想的话语。据笔者所考,现存四人文集当中,共收录“经筵讲章”二十四条,其经筵侍讲的基本理路为:先说明此章或此节是某书第几章,并用一句话概括主旨,用是某种说话来表达。次解释此章出现的重点的词或人物,次说明整章的基本情况,最后以“臣尝考”“臣尝论之”等话语展开议论,并提出对皇帝的期望。以申时行《赐闲堂文集》卷三十九所载“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节为例,申时行讲章为:
这是《中庸》三十章,子思称赞孔子的说话。仲尼是孔子的字。……夫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则帝王之道,仲尼能兼总之而无遗,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则天地之道,仲尼能范图之而不过,故德配天地,道贯古今,而为万世帝王之师也。然臣尝考仲尼好学,至于读《易》则韦编三绝,求道则寝食俱忘……,仰惟皇上以聪明睿知之资,居治教君师之位……[31]
现存内府刻本“则帝王之道”以下全部删除,此段论述正是张居正屡次所说的“帝王之学”与儒生异处,以内阁大学士的角度来看,经筵的主要目的是“崇圣学以隆圣治”,通过讲官们对儒家思想的讲解,塑造一个完整且符合儒家思想的帝王性格,以求达到圣治。故以“帝王之学”为宗旨的《四书直解》,特别是在盛大且庄严的经筵仪式上,尤为注重对“四书”经义的议论敷陈,最大限度地对皇帝进行如何成为一个帝王的思想与行为教育,但此种教育对于皇帝的影响究竟多大,或者皇帝是否听从由内阁大臣以及文官集团们所建构的完美形象与理想世界,实则与内阁的权力大小密切相关。但在刊刻讲章时,或出于语言简练的考量,或出于经筵讲章只对皇帝一人服务的原则,就目前刻本所见,此种论述均悉数删去。但在写本至刊本的过程中,由于内阁的加入,其文本经历内阁修改之后趋向于稳定,即使后面流出宫廷之后,《四书直解》的文本基本没有发生较大的改变。
3.2 《四书直解》的文本组合
从现存刻本来看,《四书直解》在宫廷之外刊刻之后,三种不同卷数的《四书直解》文本相对较为稳定,主要变化在于二十七卷本《重刻内府原板张阁老经筵四书直解指南》以及崇祯年间《四书直解》与《指南纂序合参》《讲义合参》的合刻本。编纂者固定下栏《四书直解》的文本,尽量保持着《四书直解》的原貌,但会通过借助上栏所提供的文本对下栏文本进行多维度的解读、梳理甚至批判,长庚馆所刻二十七卷本此方面特点尤为突出。
首先,万历三十九年刻本与天启元年刻本上栏《直解指南》文本改变很大。天启元年本上栏为《附辩真删补邹鲁指南主意》,以其与万历三十九年刻本相较,天启元年刻本于每章节前均有章节题名,如《大学直解》便有:“经一章”“传首章”等;《论语直解》便有:“学而全”“为人全”等具体章节名称,以便与下栏的经筵讲章顺序相结合。从读者的阅读感受出发,此本在阅读的时候会更方便查找,书的章节名目也更加清晰。一般《邹鲁指南主意》的写作理路是先说明本章大意,并附“补”或加“按语”,以○隔开。如《论语直解》卷一“不重全”(君子不重不威章):
此示人以自修之全功,近说或重首节,主士先器识说,或依游氏注,牵扯相承说,看来还依《大全》小注,重忠信句……作文需首节提起主忠信,另讲略重些下二节,对讲以学字贯,郝鹿野云:“威重如田地,忠信如种子,取友如培养,改过如芟刈。”此喻极切,原刻四平看觉淡[32]。
以此章而言,编者不仅注重揭示本章主旨,比较并选择当时流传的学说,还非常注重写作技巧的传授。这与张居正所秉持的“帝王之学”背道而驰,这些科场程文指导性话语及对新旧学说的评价性话语经常出现。据考察,天启元年刻本与万历三十九年刻本上栏文本改变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将此章节指南主意全改,如《论语直解》卷一“温故章”,一般以“原刻尚未敷畅”“此说得明快,原刻所未及,今改之”为话头,直接改本章指南内容;二是只改增补的内容,一般是通过删去之前旧的学说,增补新的学说以及新的科举名人。天启元年刻本多增加万历以后进士的相关学说,如姚舜牧(万历初举人)、冯梦祯(万历五年进士)、李廷机(万历十一年进士)、袁黄(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等人,删去欧阳德(嘉靖二年(1523)进士)、孙应鳌(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邓以赞(隆庆五年(1571)进士)等人。在万历三十九年刻本认为“此说亦新”的说法,在天启元年已经删去的现象也有很多。第三种改变方式主要是增加章节总结性话语。如《论语直解》卷一“礼用章”天启元年刻本《指南》曰:“此有子维礼之意,上节原礼所由行,次节究礼所由敝,……方得本旨”[33]而此段万历三十九年本无。总而观之,以两种版本相较,上栏文本的改变主要是为了适应科举士子们的需求,编纂者与出版商力图提供最新的科举读物给读者。
其次,除却万历三十九年与天启元年刻本之间的文本差别,其上栏文本《邹鲁指南》与下栏《四书直解》文本也存在着较大的反差。以《大学》首章“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节为例,《指南主意》解曰:
此章是曾子述圣经以垂教,通章只是一个明明德。亲民,明德中事也;止至善,满此明德之量也;知止,知此明德也……改原刻[34]。
朱熹《四书章句》认为“明明德、亲民、止至善”是《大学》三纲领,且《四书直解》也是遵循朱子,反复强调“这三件在《大学》如网之有纲,衣之有领”[35]而此处则认为“明明德”为最重要,且并未提及下栏极为注重的纲领。再如“传五章”:
说者纷匕,多以此谓知木二句,非衍文,亦非阙文,原刻列之颇详矣,但据《或问》之辨,极为了然断当,作“什格物”看传语,颇易晓不复资[36]。
此处所说“原刻”是目前所见的天启元年本所依据的原来的刻本。这个原刻本已不知,但从万历三十九年刻本或可看一些信息,万历三十九年刻本“传五章”上栏内容所载较多,这里节录一部分:
此章朱子补释格、致也,分四段看言,故二句释致知在格物之义……
补按:《大学》《中庸》二篇,旧杂于《戴记》中……
补又按:董文靖公槐、叶丞相梦鼎、王文宪公柏皆谓传未尝缺亡,特编简错乱而考定者,失其序,遂归经文……
又按○姚承庵《疑问》谓,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37]。
目前虽然不能确定万历三十九年刻本为天启元年刻本所依据的“原刻本”,但万历三十九年刻本此章《指南主意》所载详备,对此章论说进行了一个学术梳理,故天启元年刻本不重载,并说明原刻已有,或不仅是出于书籍版面空间问题的考量,还在于告诉读者,本馆刻书虽会时时更新,但是要想了解的全面,还是需要本馆“原刻”与“现刻本”。而天启元年刻本将纷争放置一边,尊朱子《四书或问》所说,又表现出对朱子的维护。
最后,长庚馆两种刻本上栏文本的变化以及下栏文本的固化,两种力量之间的交流与对抗,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张力。这不仅显示着由万历三十九年至天启元年这一阶段《四书》诠释的学术动态,还为研究《四书直解》的阅读史提供新的思路。《四书直解》由最初只向皇帝一人服务的经筵讲章到具备着浓厚商业色彩的科举读物,在流布与刊刻的过程中,虽然逐渐脱离以内阁为中心的文官集团的控制,但是由于此书又为科举服务,故编纂者以及出版商们又不得不笼罩在中央文官集团的权力话语之下去迎合主流学术的变化,所以上下栏文本之间存在着一种既批判地不彻底,又偶尔会比较尊崇下栏所说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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