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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杰 黄博一
任何一个组织都生存于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中，并且既受特定环境制约又能动地影响着环境。组织调适就反映了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动态关系，从组织管理理论角度看，它意味着“企业为适应环境变化在资源、能力、流程和战略等方面作出的一切努力，其内容包括资源柔性、学习与创新、流程再造、战略控制等”[1]。同样地，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为了应对复杂环境变化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在组织层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最终确立了一元化领导体制。这一体制的确立，使其顺利地克服了内外环境的变化，为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组织基础，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其体制机制，深刻阐释其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因此，本文拟从组织调适的角度，回顾延安时期党的一元化领导确立的历史过程，以期对新时代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供一点有益思考。
环境是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从权变理论和依附理论的观点来看，“组织有意识地采取步骤以适应环境，改变结构以更好地符合环境的要求”[2]134。换言之，组织必须适应环境的变化才能有效地维持组织运转，相应的环境变化会对组织的内部变革产生持续压力，由此推动着组织内部变革的产生，直至其适应环境变化。1942年前后，中共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由此引发了组织生存与发展的诸多问题，正是这些因素推动了一元化领导体制的确立。
(一) 外部资源吸取困难
在抗战初期，中共财政收入多依赖于外部援助，其中以国民政府的财政拨款为重要来源。据统计，其外援金额占边区年财政收入的比重在1937年、1938年、1939年、1940年分别为77.20%、51.69%、85.79%、70.50%[3]427。而皖南事变之后，中共事实上失去了这一重要财政来源。然而，更糟糕的是国民党在此时又加强了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加之中共又超额发放边区货币，引发了陕甘宁边区严重的通货膨胀，主要粮食小米的价格一度攀升至原来的14倍之多[4]176。财政状况如此，但是脱产人员却并没有减少，据统计脱产人员数量从1937年的14000余人增加到1941年时的73117人，这无疑给边区的财政供应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因此，中共不得不另辟财源。于是，边区政府于1941年11月，确定将征收总额提高至细粮20万担[5]。而在1937年，粮食征购数额仅为1万担而已。随即这一政策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造成包括群众生活普遍困难、干部与群众间的不平等感加剧、群众积极性受挫、党群关系紧张等现象突显[6]。值得注意的是，除征粮外，中共为了解决自身其他需要，还开展了其他资源动员，仅1941年就有征兵扩军、征用牲口、征收救国公草、提高盐税等十多项动员[7]。由此可见，当时中共面临着极大的财政压力和治理问题。
除了财政来源受限外，中共在资源吸取的技术层面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征粮困境方面。第一，动员困境，乡村政权背景下中共局部执政的主要特征在于中共需要依靠大量半文盲或者文盲的乡村积极分子来实现不断强化的征税政策，中共常常依靠政治动员的方式，以选取“报粮人”开群众大会等方式进行征粮，但在不断扩张的资源需要与有限的资源吸取的困境中显然是不能实现组织目标的。第二，1941年12月之前的边区政权存在着“重上轻下”的现象，人员与组织资源多集中在上层和中层，而真正涉及政策执行的下层却明显不足。据资料显示：“此时估计有7900名全薪水政府官员，其中1000多人是在边区级，4021人在分区、县和镇级，其余是在乡政府。”[4]151第三，职能机构逐渐形成了以纵向控制为主，低一级机构向上一级主管部门负责，这种纵向集权体制往往造成各职能部门各自为政，或职能机构在相当程度上不受党或民选政府官员诸如县长等人控制的现象，这无疑会大大降低基层政府运转的效率，使得基层政府在面临具体问题和危机时往往缺乏足够的权威和能力。
(二) 组织内部协调问题
1941年前后，中共不仅面临着巨大的外在环境压力，还面临着诸多内部组织协调问题。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中共在组织和人员发展方面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扩张，不仅牢牢地巩固了陕甘宁中央革命根据地，还发展了晋东南、晋西北、山东等敌后根据地。一方面，从横向看形成了党委、政府、军队、群众组织等不同主体的错综复杂局面；
另一方面，从纵向看初步形成了中央与各大战略区之间直接隶属的“央地关系”。正是这些复杂关系所产生的诸多问题，成为中共不得不进行组织调整的主要内部动因。
第一，军队与党政、军队与民众等关系出现问题。抗战爆发后，八路军留守兵团成了拱卫陕甘宁边区的主要军事力量。但是，“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下长期驻军，军政军民之间难免产生一些矛盾”，特别是在国民党实施经济封锁后，军队补充给养困难，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开展军队生产自救，出现了军队经商与民争利，“有些部队占好的荒地较多，引发一些群众反感”等问题[8]392-393。甚至还曾发生西北局下属人员与留守兵团战士之间的矛盾，一度在西北局与留守兵团领导人中间发生冲突，差点出现枪毙战士的严重后果[8]398-400。除此之外，在军政关系方面，一度出现政府工作人员不支持军队、军政双方未能明确司法管辖权限、生产领域关于土地耕种纠纷、部分军队不肯使用边币、军阀作风倾向等问题[9]21-23。对此，贺龙在中共西北中央局高级干部会议(以下简称西北局高干会)上批评道：“过去在部队某些干部中，对中央西北局的领导不够尊重，有个别的只说拥护党中央，不说拥护边区政府，认为一九三九年以前的政府是好的，一九三九年以后的政府是不好的，以及军队某些干部对地方工作人员的蛮横态度。所有这些错误言行，正是军队与党政脱离，甚至是与党政对立的具体表现。”[10]142
此外，毛泽东也坦言：“近年来确实生长了一种军阀主义的毛病，一部分军队工作同志养成了一种骄气，对士兵，对人民，对政府，对党，横蛮不讲理，只责备做地方工作的同志，不责备自己，只看见成绩，不看见缺点。”[11]934总之，这些问题的出现无疑是中共局部执政情况下面临的挑战，不解决以上问题终会阻碍中共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中共组织内部同级和上下级之间的协调存在问题。在抗战初期，除陕甘宁边区外，中共在华北、华中等敌后的组织力量十分薄弱，各组织也常常处于“各自为战”的境地。比如，“在华中敌后的军队和党的组织，最初是通过江南、华北及中原各方面的关系去建立的，是各方面合拢来的，各有各的建制及领导关系、指挥关系等，在行动上、政策上最初也是各干各的，彼此联系很少”，同时也存在“在统一战线及其他政策上，对于某些具体问题和具体人，常常表现各部队之间、上下级之间、军队与党及政府之间的不一致，以及党所公布的政策与各部队各机关的行动之间的不一致”等问题[12]285。其实，从组织制度的视角看，上述问题反映了此时中共领导制度的局限性，即在中央与各中央局、中央分局之间形成了“分权型垂直领导结构”，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央与地方或者同级党的领导机构与其他军政机构之间协调统一上的障碍。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就曾严词批评项英等人屡次不执行中央命令的错误，党内也逐渐意识到了这一制度必须得到尽快的调整。
当然，抗战初期党的领导体制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在一定时期内适应了敌后各根据地的相对分隔状态，促进了各地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但是，长期相对隔离的状态所引发的“独立”或“山头主义”倾向所造成的后果使得中共不得不注意既要发挥地方组织机构的积极性，也要强调不断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也正是后来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 党内思想亟需统一
在党内思想建设方面，中共也存在亟需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阻碍着党内的思想统一，而且还影响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可以说，不解决党内的思想统一问题，党的一元化领导就不可能确立。
第一，党内思想建设深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抗战以来党一直处于分散隔离状态，各根据地党组织之间来往受到很大限制，难免对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产生许多负面影响。比如，“容易产生某些党员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状态’‘独立主义’与‘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13]443-444。这种倾向反映到思想认识层面体现在部分党员干部轻视党内政治思想组织上的统一，进而在行为上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产生矛盾。上文所述皖南事变即是明证，中央明确指出：“其所领导的党政军内部情况，很少向中央作报告，完全自成风气。对于中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经发展至极不正常的程度。”[13]68
第二，抗战以来党的组织和人员大规模扩大，使得党来不及对新加入的党员干部进行系统的思想教育，而抗战的紧张激烈环境又迫切需要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教育。仅党员人数就从抗战初期的四五万人扩张到八十万人，对此，任弼时曾指出：“这八十万党员里面有七十五万是新加入的，而且是在抗日战争统一战线环境中加入到共产党里面来的，成分相当复杂。新党员里面很多已经成为好的干部。但是，大批新党员今天很需要党更多的教育。”[14]366-3671942年，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对此也有同样的体会，在一次调派延安新的党员干部到敌占区工作时，竟然遭到117人当中的大部分推诿或拒绝，而这些人都是抗战时期入党的知识青年。对此，他感叹道：“在国内外斗争日益艰难的时期，尤其在整风时期，竟有这样多的新党员新干部的党性观念如此薄弱，实在是相当严重的现象。”[15]359
第三，党内还存在着其他比较严重的思想问题，这集中反映为党风学风文风的问题，即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党八股。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等文中就详细阐述了这些问题，指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危害，党内闹独立性的各种倾向以及党八股的具体危害，阐明了党内进行思想变革的迫切性和重要性。胡乔木也回忆道：“在全党，尤其在某些特殊地区特殊部门内，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残余并没有肃清，或者还很严重存在着，有的人自由主义思想也相当浓厚。这就需要加强内部教育，转变作风。”[16]205总之，不解决这些问题，势必进一步妨碍党的思想建设，无法发挥党作为整体的集中统一的效能。
正是在上述问题大背景下，1942年9月1日中共颁布《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提出了确立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组织目标。1942年前后，正是在多种组织变革措施的合力下，中共不断加强优化其组织结构、调整其组织间关系，统一了党内思想，最终实现了政治思想组织的统一，确立了一元化领导体制，从而逐渐克服了组织发展的困境，为后来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一) 组织变革与内部结构优化
从组织变革的角度来看，中共自抗战爆发以来一直在进行着某种程度的调整，不管是中央层面的人事变动和组织变动，还是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机构调整都同属于这一时期组织内部结构优化的一部分。
中央层面的组织调整是这一时期组织调整的前提和重要内容。从调整内容上来看，中央层面的组织调整主要是伴随着一系列重要人事调整展开的。一方面，1938年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克服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步调[17]524。另一方面，从具体机构调整看，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以中央书记处取代政治局常委会，但是其组织方式仍不完善，后又经过了1941年和1943年两次较大调整。1943年中央颁布《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进一步调整了中央层面的领导机构，对政治局、书记处、中央部门和各地区的工作进行了具体规定，从而在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实现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对全党工作的一元化领导，增强了领导效能[18]。
在中央层面机构调整的同时，地方层面的组织结构优化也在进行，其主要内容有：一是组织机构精简，改变组织上层的臃肿状态；
二是推动干部“下沉”，充实组织基层工作部门；
三是确立双重领导体制，增强党的领导与政府之间的协调能力。以陕甘宁边区为例，1944年简政运动结束时边区政府津贴的机关单位从35个减少到22个，税局和税所从95个减少到65个，专署及县府内部机构从8-9个减少为4-5个[19]。伴随机构精简的是人员精简，这些人员大部分充实到了基层政权，据统计前两次精简就有500余人从边区派往下级单位，还有相当数量的县级干部被调往区、乡工作，这些被调派的干部具有相当程度的文化水平，成为县区工作的生力军[20]。与此同时，为了加强县乡工作，陕甘宁边区进一步优化政府内部层级关系，加强县政府内部的统一工作，明确规定“必须使县长和县政府委员会有统一领导本县民、财、建、教、保、法的权力”“县政府各科须在县政府委员会及县长领导之下，县长对上级负责，上级的指示不可超过县长”[21]97，104-105，并使其在干部任免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力，从而大大加强了县乡政权的权限，推动形成了“条块”结合的双重领导体制。而随着这一体制的形成，“党的权力也增强了，特别是县和县级以下的党组织”，“在削弱政府部门的独立性的同时，党对政府的领导也增强了”[4]213。
(二) 组织巩固与党政军民关系
从组织巩固的角度看，中共始终重视党政军民之间的稳定关系，认识到稳定的党政军民关系对于党的一元化领导的重要意义。因此，在中共察觉了党政军民关系存在问题后，就采取多种措施去巩固它们的关系，从而推动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确立。
在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中共召开了著名的西北局高干会。一方面，与会代表针对党内错误倾向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会上贺龙、任弼时等人就对军队存在的军阀主义、闹独立性等问题进行抨击，分析其产生表现、危害和思想根源等问题，肖劲光等留守部队领导人在会上对此进行了自我批评。正是基于这样的公开方式，全体党员干部对军队内部问题的认识取得一致。参加会议的谭政就指出：“军阀主义倾向如果不克服，军民关系，军队与党政关系势必继续恶化，一元化无从实现，而高干会议就白开了的。”[22]78另一方面，西北局高干会明确了西北局对留守兵团的领导权，代表中央主持此次会议的任弼时就在会上强调：“以西北局为核心的一元化领导”“西北局以下的各级党政军民关系，也要建立健全的以党为中心的一元化领导。……边区党各级的干部，必须忠诚地服从西北局的领导，为坚决执行西北局的每一个决定而奋斗。对于某些仍然继续闹独立性的同志，须严申党的纪律。”[23]273-274高干会的成功召开，最终使得“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党的一元化，使干部懂得了‘党是无产阶级组织之最高形式’的理论与实际”[24]。
为了进一步贯彻西北局高干会议内容，陕甘宁边区又开展了拥政爱民和拥军爱民的运动，即著名的“双拥运动”。1943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后又出台《调整军民关系维护革命秩序暂行办法》《抗日军人抚恤条例》《抗属离婚处理办法》等法规。同时，留守兵团司令部及政治部颁布《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和《拥政爱民公约》对前者进行回应，形成互拥互助的良性动态格局。对此，莫文骅后来回忆道：“延安兴起的‘双拥’运动，使军政、军民关系有了显著改善。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战斗，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边区军民终于战胜严重困难，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反共高潮，胜利地保卫了延安这个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8]398林伯渠也称赞道：“过去的一年，是边区面目一新的一年，在军民、军政关系上，也呈现了新的气象。……干部的思想改造了，埋怨和责备军队的情形没有了，从思想上确立了爱护军队、尊重军队、帮助军队的观点。……这是拥政爱民和拥军运动的收获，只有革命的军队才能获得人民这样的拥护。”[25]365-366
(三) 组织创新与党内思想统一
党内思想统一是确立一元化领导的重要步骤。为了应对和解决党内长期存在的思想问题，中共通过开展整风运动，实现了党内思想革命，为一元化领导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对党的组织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早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央就号召全党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中国的特性”[26]658-659。1940年，中央发布《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等文件，强化了党内学习活动的组织领导。1941年，毛泽东发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11]812的号召，整风运动就此开始。随后，1941年9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标志着中央层面整风的开始，中央及地方学习组与研究组也相继成立，深入学习马列著作和党内相关文件，促进党的高级干部对党的历史上的政治路线等问题的认识达成一致。此后，中央宣传部又发布《关于在延安研究讨论中央决定与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全党大规模的整风从此展开。从形式来看，整风运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次别具一格的学习运动，是党内思想建设过程的延续，即经历了“先是一般在职干部学习活动，然后是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研究党史，再后是延安地区干部整风，最后发展为全党整风”[27]的整个过程。
正是在这个组织思想建设的动态过程中，整风运动着力达到“肃清教条主义的余毒，和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风气，在他领导下造成一个真正思想统一、行动统一的党”[28]的目的。具体来看，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党内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明主题，实现了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为党内思想统一准备了条件。同时，从思想革命的意义上来讲，延安整风运动也从根本上解决了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29]。第二，讨论并确定了党的历史上若干问题的正确结论，总结了党在政治路线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实现了对党内错误思想的清理，为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可以说，“一九四二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和党史学习，更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倾以及右倾的错误”[11]970。第三，通过大规模和长时间的理论学习，从整体上提高了全党的理论水平，扭转了抗战以来党内的学习面貌，实现了对党内小资产阶级等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批判，为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基础。总之，“经过整风阶段，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形成了高度的统一，形成了坚强的团结，形成了集中统一的党中央的领导”[30]207-208。
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一经确立就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共组织发展的“助推剂”，不仅有效地使党摆脱了特殊时期的历史困境，还积累了在党统一领导下的局部执政经验，为党的领导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从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
第一，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确立，解决了党面临的突出问题，优化了内部组织结构关系，从而大大增强了组织凝聚力。从经济方面来看，通过党统一领导下的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等措施，“到1944年,陕甘宁的领导和地方干部仍面临许多问题，但至此战争中期的经济危机已被充分克服，有了相对的安全感，有了重新获得并被加深了的民众支持或认可，而且也有了适度的自信”[31]684。对于党政军民关系而言，在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号召下，通过开展“双拥运动”等方式，“我们不但建立了在边区范围内以西北局为中心，在各分区范围内以地委为中心，同时又保持各自的上下级关系的统一领导，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政策思想上，行动步骤上，也趋于一致了”[32]196。另外，再加上全党在整风运动洗礼下，清除了党内存在已久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倾向，终于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大大强化了组织内部的思想统一。正是如此，党的整个面貌才焕发了勃勃生机，全体党员干部和广大根据地人民群众，统一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能够发挥组织的全部力量，从而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确立，为以后处理党政军民关系积累了经验，奠定了此后党政关系的基本格局，为党的领导体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具体而言，一方面，一元化领导与群众路线的形成密切相关，党在困境中，通过组织内部结构优化、实行精兵简政与干部下沉等措施，强化了党在征粮、征兵方面的动员力量，与此同时又反过来强化了党依靠群众、组织群众、代表群众的运作方式。另一方面，一元化领导的确立又形成了处理党政关系的基本格局，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不是由党来包办一切，而是党通过在各级政权中的党团接受党的指导和监督，党与政府之间必须要有职能上的分工，从而认识到：“党对政权要实现指导的责任，使党的主张能够经过政权去实现……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30]12正是在上述做法的影响下，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通过在中央机关和国家机关设立党组、统一管理干部、完善归口管理和双重领导体制等措施，同时也领导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等制度，逐渐形成了“党领导一切”的局面，进一步发展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
第三，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确立，发展了列宁关于党“总的领导”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为新时代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指导。列宁曾强调，“党的任务则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不是像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33]68。党的一元化领导是中共面对复杂历史环境，为了赢得生存和发展，独立自主探索发展道路的重要尝试，对其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制度等建设方面指明了发展方向，从而丰富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理论宝库，成为指导各个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理论资源。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共充分认识到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并将其旗帜鲜明地写入宪法，同时也将“党领导一切”写入党章。因此，“必须坚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34]272。总之，延安时期党的一元化领导对新时代党的建设，尤其是对贯彻落实党的全面领导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此外，我们必须警惕历史上贯彻党的一元化领导过程中的错误倾向。邓小平曾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35]328-329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否定党的一元化领导，恰恰相反是要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完善党的领导。所以，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就强调要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完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确保形成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体制。
正如沈大伟所言：“所有政党包括共产主义政党就像植物一样，如果得不到足够的养分和阳光，就会枯萎死亡，但倘若受到‘调适’刺激，就会生机勃勃。事实上正是这种枯萎死亡的危险，才能促使它们进行调适和发展。”[36]6延安时期，中共曾一度面临着外部环境和内部问题的诸多困境，但这成为实现组织发展的重要机遇，正是通过多种调适举措，确立了一元化领导体制，实现了组织与环境的动态平衡。事实证明，这一制度在党和国家的历史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至今仍焕发着强大生命力。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只有发挥好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作用，不断优化党的组织结构、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才能确保党的长期执政地位，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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