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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锋
(嘉应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梅州 514015)
随着传统社会的解构，人们从王权和神权的束缚中解脱，进入个人主义本位的现代社会。在传统社会中用以凝结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精神基础，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遭到销蚀溶解。社会整合的媒介由神圣力量变为世俗力量，越来越依靠理性。然而，依托理性而构建的社会关系作为一种系统功能性的联系，表现了一系列现代性症候。个人成为单子般的个体，人际交往更多是以利益为导向的暂时的、偶然的联系，社会是外在关系的无机结合。因此，问题在于，现代社会究竟应该如何整合？分裂的“单子”依靠什么逻辑才能得到有机联系？类似问题成为现代社会必须要面对的难题。作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有着辩证批判和深刻反思的哲学家，马克思和哈贝马斯都对现代社会的内在分裂有着深刻的认知和体验，对如何实现社会整合这一重要问题也有着持久关注。梳理马克思和哈贝马斯的社会整合思想，分析他们之间的理论关系，可以为我们探索社会整合路径提供重要的学术资源。
现代性批判构成马克思思考社会整合问题的理论背景。总体来说，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从现实生产出发，渗透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解剖，聚焦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机理和运行法则。在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石上，马克思揭示了资本逻辑运行与现代性之间的内在关联。资本的自我增值和扩张的逻辑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性发展的基本动力。对资本逻辑的运行及其产生效应的辩证批判从不同层面、不同领域、不同维度揭示了资本逻辑及其产生的现代性，构建人与人、人与群体及群体与群体之间内在合理和谐的社会秩序，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构成了马克思关于社会整合思考的重要论域。
马克思很早就认识到现代资本主义所导致的社会分裂，指出这种分裂既带有社会进步性，同时也具有历史局限性。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他分析了德国专制制度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对立关系，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推翻专制统治、实现人的解放的历史使命。《论犹太人问题》一文则指出，资产阶级革命使人的私人生活与类生活、市民生活与政治生活发生了分裂。这种分裂在使个体获得自由的同时，也造成了人与自身的分裂，即人和人的类本质形成了分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劳动异化的角度揭示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着重说明劳动力的买卖所包含的异化性质，分析了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并利用异化概念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异化使整个社会关系都发生了异化，导致一系列的分裂和对立，如人与物(劳动产品)之间的分裂，人与类本质之间相分裂、人与人之间相分裂、人和共同体相分裂。他提出，无产阶级必须采取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使社会从资本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把人的本质还给人本身，使个人生活和类生活得到统一。
我们看到，在创立唯物史观之前，马克思是基于人的类本质来思考现代社会的整合问题的。他对现代性的批判属于一种意识形态的批判，提出的社会整合思路本质上还是人道主义的解决方案。在创立唯物史观之后，马克思对社会分裂和社会整合的思考不再基于人的类本质或异化劳动概念，也放弃了私人和他的类本质相分裂的视角，而是从经济社会基础自身的矛盾运动中予以揭示。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揭示了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在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他根据生产力决定性原理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所引发的社会分裂和阶级斗争。他提出了社会整合总体方案，即无产阶级要改变资本主义现存状况、实现没有社会分裂与阶级对立的未来社会，必须依赖于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世界性交往的形成。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处于变动不居的境况，即“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1]403，以求适应不断求新求变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马克思没有简单否定资本主义现代性，而是对其进行了科学分析和客观评价。他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进步作用的同时，也揭示了其内在矛盾和存在问题。资本主义把人们从传统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赋予其平等自由的社会关系。这种新的社会关系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买卖创造了可能，也进一步推动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但这种社会关系本质上是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每个人都被化约为单子般的个体，私人性代替了传统社会的公共性。私人利益和利己主义成为社会运行的普遍原则，利益交换代替了传统的宗教信仰或伦理纲常而成为社会秩序整合的唯一方式。然而，这种利益交换的原则表面上看似平等，但实则并不平等；
它表面上看似和谐，却隐含着深刻的阶级对立、社会分裂和人际冲突；
它使人摆脱了对人的依赖关系，却又使人陷入对物的依赖关系和对人的异己关系。总之，它使资本主义社会构造成一张庞大的利害关系的网络，这张网络按照利益交换的原则像自然规律一样运行，它使人变成单子化的个体，又促使这些孤立的个人之间形成外在的交换关系。它吞噬着一切多样性和差异性，运用系统控制的方式决定着社会秩序的整合，形成虚幻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将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不但没有使人们获得共同的情感和内在的社会联系，反而对人们的发展形成了新的桎梏。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资本主义社会所建立的这种社会关系是与近代以来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相适应的经济社会关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将会导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人们必然要对这种保护资产阶级的私人权利和私人交换的社会关系以及上层建筑进行重构。共产主义革命必须是全面的彻底的革命，它不仅要改造私有制度，而且要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们的生活世界、社会关系、价值观念等领域的影响。马克思的社会整合方案并非要恢复传统的伦理关系，而是要通过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来解决现代社会的分裂矛盾。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的关注焦点始终在于资本社会中存在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关系，进一步突出和分析了资本逻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控制。他考察了资本的生产、流通、分配等各个过程，紧紧围绕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这个中心，抽丝剥茧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严峻的阶级对立与社会矛盾。在传统社会中，剥削关系或阶级统治直接表现为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劳动成果的占有，清晰地展现为统治阶级与劳动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的买卖在表面上是平等的，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阶级关系是通过劳动力的买卖关系而产生的。资本主义社会把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转换成为一种货币的交换关系，这也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把人和人之间的阶级关系“非政治化”后转换成为经济活动中的交换关系。货币在这里是作为一种媒介，调节着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阶级关系。马克思不仅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还揭示了这种生产方式所掩盖的阶级关系，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商品交换关系背后隐藏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其中最为本质的是阶级关系。作为同时具备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资本，本质上是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也包含着资本家剥削工人的阶级关系，内在蕴含着阶级分裂对抗的因素。具体而言，在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中，资本家靠对剩余价值的剥削来维持剩余价值的再生产。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或者说，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就是资本积累。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是一般趋势，这是由资本的本性决定的。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情况下，由于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相对减少，可变资本的相对量减少，其结果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大批工人失业，形成相对过剩人口。所谓相对过剩人口，本质上就是劳动力供给超过了资本对它的需要。资本积累导致相对过剩人口的出现和大量失业现象，一方面导致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另一方面使无产阶级陷入贫困，这是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对抗性质。这种对抗既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又从根基上威胁着资本主义的社会整合，强化了社会内部的对立冲突，并引发了系列的社会危机。马克思清晰地展望了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资本积累必然使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基本矛盾不断加深，导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持续加剧，这种阶级矛盾也必然被转移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并通过各种危机表现出来。因此，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由上可知，马克思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原理研究社会经济制度，并对资本主义社会整合问题的探讨提供了一种解析范式。在马克思的视域中，一方面，现代性表现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马克思以历史辩证法的思维探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之于传统社会实现现代化的进步意义，也阐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一系列社会分裂所导致的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压制。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和危机总的根源在于经济领域，经济领域中的剥削集中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阶级冲突和社会对立。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分裂、人的社会关系的物化、自由和意义的丧失等一系列现代性的症候，主要根源都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按卢卡奇的说法，马克思的资本主义问题的解答要在“商品结构之谜”中寻找。解决这些现代性问题的总体思路就是革命，即由无产阶级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私有制度，才能破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逻辑对人的控制和压制，实现真正的社会团结和人的解放。我们看到，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并非简单地停留在人道主义控诉，对社会整合的理论批判也不仅仅是文化价值批判，而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现实出发，深入分析资本主义运行的内在机制，以破解社会分裂的、实现社会整合的发生机理，即消灭资本逻辑与实现社会整合的辩证统一。
哈贝马斯对社会整合问题的思考基于他对现代性的理解这一背景之中，从宏观层面来说，哈贝马斯社会整合思想也可以被视为他关于现代性批判的理论。社会整合的问题意识始终贯穿着他的研究生涯。无论是他关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研究、对资本主义社会合法性危机的深刻分析、对交往行动和交往理性所具有社会整合潜能的充分发掘，还是对商谈伦理和商议性政治理论的着力阐发，都可以看到他对重新激活社会团结、弥合社会分裂、推进社会整合、完成现代性未竟之业的理论旨趣。
较之于传统社会，现代社会不但在规模上愈来愈大，而且不断地系统分化为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功能的领域。哈贝马斯社会整合研究的方法论特点是把参与者视角与观察者视角统一起来，前者是来自解释学的方法，强调内在化视角；
后者是源于社会历史研究中的实证主义方法，强调外在化视角。从这两种视角统一的角度出发，社会既是生活世界，也是系统。一方面，生活世界是人们生活其中进行交往互动的场域，它的要素包括文化、社会和个性结构等[2]84。人们在生活世界领域通过交往行为而达到相互理解和形成共识的过程就是社会整合过程。西方理论发展史中关于现代社会的“霍布斯问题”(自私的个人是怎么样结合在一起并形成社会的？)有契约论、个人主义、伦理整体主义和系统功能主义等不同的解释路径。哈贝马斯认为，社会秩序能够整合的基础在于生活世界能够顺利再生产。生活世界的再生产包括文化的延续更新、集体通过规范和价值实现一体化和一代又一代人的社会化。[3]350它们分别确保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能够在现存的文化系统中得到解释说明并避免文化断裂，使人们通过言语交流共同协商而获得社会团结，使个人社会化成长为一个负责任的行动者。反过来说，如果生活世界的再生产出现问题，那么就会导致意义的丧失、社会失序和个体社会化受阻，从而影响社会的秩序整合。另一方面，社会也是由诸多功能不同的子系统有机组成的整体系统，其中，以货币和权力作为媒介的经济系统和行政系统是两个较大的子系统。维持整个社会系统的相互协调而使各个子系统自我调适的过程就是系统整合过程。社会进化体现为系统复合性增加和生活世界理性化，社会的系统分化推进了生活世界的理性化，生活世界的理性化又为系统的分化发展提供了条件。从历史上看，生活世界与系统相互促进，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共同发挥作用。但是哈贝马斯认为，系统事实上寄生于生活世界之中，系统分化也是有价值基础的，系统整合必须受到社会整合的限制。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系统逐渐入侵了生活世界，这便是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在这个过程中，货币和权力系统从生活世界中分化出来，经济系统和行政系统逐渐脱离生活的公共领域，并影响了生活世界的社会整合功能的发挥。由此，生活世界引发了一系列的症候，也导致系统本身产生危机，最终导致社会整合危机，即上文已述及的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
哈贝马斯有关系统和生活世界的解释是他审视资本主义现代性问题的主要切入口，也是他阐述社会整合问题的理论平台。他关于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思想无疑是继承了马克思有关商品拜物教的批判思想。他指出：“马克思第一个用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辩证法形式分析了系统命令与生活世界命令之间的这种冲突，并根据社会史材料描述了现代生产方式进入传统生活世界的过程。当然，在此过程中，系统合理性也强占了其他的行为领域，并用自己的特殊逻辑第一次明确了资本的自我利用过程。”[3]393在马克思那里，劳动具有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二重性，把具体劳动转化为抽象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特点。货币系统入侵生活世界便是具体劳动向抽象劳动转化的过程，劳动力作为商品进行买卖是其中的第一步。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平等是市场交换的原则，它通过市场机制维持着人们的人际交往和社会秩序，也通过相应的意识形态实现了社会整合。同时，随着国家对经济社会的干预越来越多，哈贝马斯又在此基础上突出了权力对生活世界的控制，指出货币和权力取代了语言而发挥作用共同影响生活世界的情形。随着生活世界的不断萎缩和僵化，货币和权力代替语言而成为交往媒介，这实际上也是韦伯所指出的生活领域出现的货币化和科层化的问题。与传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关系表现为政治斗争不同，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冲突表现为经济系统自我控制的危机。原本经济利益的矛盾根本上是由于财产的私有制度引起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冲突被转移到了经济系统中，被当成资本生产与再生产的结果，而与阶级的利益冲突无关。
哈贝马斯认为，韦伯等人的批判理论都曾从社会理性化的过程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性问题，但这些理论都存在着一定的缺点，如将工具理性视为理性的全部内容，把理性化与物化混淆了起来，把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过程与社会的理性化过程相互等同起来，这样势必会对现代性产生悲观的看法。他认为现代社会的问题不在于理性化本身，系统的理性化就是经济和行政系统的效率化，生活世界的理性化表现为世界观的理性化。工具理性是追求效率的理性，正是由于工具理性的作用，社会的现代化才可能得以实现，因而工具理性的功能不能被简单否定。生活世界的理性化是人对自己所在的文化传统反思的过程，也意味着社会进化。生活世界的理性化并不直接导致生活世界再生产的问题，只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当系统入侵了生活世界，语言的交往功能受到削弱，货币和权力作为交往媒介的作用越来越大，生活世界文化再生产失去了平衡，社会整合逐渐被系统整合所取代，资本主义现代性问题才得以产生。如果把系统的理性化与生活世界的理性化相等同，或者说，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仅仅归结为工具理性的批判，则无从理解资本主义的矛盾。因此，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化进程不能够仅囿于目的合理性的框架，而必须奠基于交往理性的平台。
既然生活世界是实现社会整合的具体场域，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是导致资本主义社会整合危机的根源，那么，使生活世界摆脱系统的控制并按照其本真内在的逻辑进行再生产，也就成为解决社会整合问题的关键。哈贝马斯认为，潜存于人类言语结构中的交往理性能够为解决这个问题指明方向。交往理性是指交往主体以语言等符号为媒介，经过自由平等地沟通交往而达到相互理解的理性，具有交互性与对话性等本质特征。哈贝马斯指出，要用交往理性取代实践理性。按照哈贝马斯的解释，实践理性作为一种主体能力，是一种现代的特产[4]1，开启了以理性导控社会整合的时代。康德将理性分为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理论理性是一种认识能力，包含感性、知性与理性；
而实践理性关心的是意志的规定根据[5]26，是人作为意志自由的主体选择道德行为的能力。实践理性的提出就是在启蒙运动以后人们思考获得人身自由与意志自由的主体如何为自身立法这一问题的结果。这也意味着主体性作为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在历经启蒙之后得到了自我确证。主体性自我确证的具体路径或是在主体与客观之间，或是在主体内部的结构关系中寻找。但在哈贝马斯看来，这些基于主体哲学的目的合理性不能完成对现代性的超越，现代性的问题需要通过建立在主体间性基础之上的交往理性才能解决。与此相应，实践理性无法胜任多元复杂社会的社会整合重任，需要实现从传统批判理论到交往行为理论的进阶。哈贝马斯指出，与实践理性相比较，交往理性不再归结为单个主体，也不再归诸国家或社会层面的抽象主体，同时交往理性使得一种对有效性主张的取向成为可能，而不必像实践理性那样作为行动规范的源泉。[4]4交往理性只关注人们之间应该遵循什么样的交流规则而达到相互理解，而不提供具体的道德和法律规范。这样一来，经由主体之间无强制的话语商谈，文化领域中的科学技术、道德法律和文学艺术才能被联系起来，同时，其所涉及的真理性要求、正当性要求、真诚性要求才能在话语之中相互关联。由于交往行动是在生活世界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交往理性不仅使生活世界的再生产成为可能，也会为解决当代社会秩序问题发挥社会整合的功能。
总之，在哈贝马斯看来，造成资本主义社会整合危机最主要的矛盾是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分裂，具体而言，是经济系统和行政系统不再受到生活世界规范的制约而与生活世界发生分裂。以货币和权力为导控媒介的系统入侵了生活世界，并导致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因此，他的解决思路就是用交往理性取代实践理性，通过激活交往行动的社会整合功能，遏制系统对生活世界的入侵，破除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实现生活世界的合理化。
我们看到，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现代性内在地包涵了深刻的矛盾，随着资本逻辑在当代社会向纵深推进演化，现代性效应已超出了经济领域，广泛深刻地渗透到生活、家庭、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
同时，现代性效应也冲出地方、民族和国家的局限，将各个地区甚至全球的各个角落也无情地裹挟进来。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不断遭遇现代性困境，多元化和复杂化也使社会整合面临着更大的难度。针对这一现代性的困境，思想家们从不同的立场、运用不同的方法提出了不同的社会整合方案。作为德国两位思想大家，马克思和哈贝马斯在对现代性批判视域下社会整合问题的思考方面无疑有着许多共同之处，而且哈贝马斯本人思想的成长历程也深受马克思哲学的深刻影响。比如他们两人对现代性的批判都属于内在超越理论，即他们都不赞成全盘否定现代性，而是批判性地反思现代性，都主张历史辩证地看待现代性二重性效应，强调要通过寻找合理路径，对现代性进行重构和内在超越，从而既克服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又推进社会历史发展。比如他们都主张要追求个人与群体的统一，要处理好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解决社会整合问题都必须历经国家政治和社会治理之路。然而，在现代性的视域下，马克思和哈贝马斯分别基于不同的逻辑阐述了社会整合思想，这也使两人的思想呈现出重大区别。
首先，不同于哈贝马斯的价值反思和理性批判，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是一种基于对资本逻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整体性批判。尽管马克思主要立足于对现代性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其解决社会整合问题的基础在于改变资本的私有制度。理性在本质上终究是属于一种观念或文化，有其深厚的历史根基和现实的实践来源。在历史发展过程和当下社会境况下，理性的发展的确深刻影响着现代性的延展与症候，加剧了社会的矛盾分裂程度，但毫无疑问，理性发挥作用和呈现自身必须通过诸多相互联系的现实中介，最终必须通过人的社会实践才能得到真正实现。因此，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催生的负面效应和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社会分裂矛盾等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案终究不能仅仅是从理性或者价值层面去寻找，而必须从其产生的现实根源上去理解和探索。在资本的逻辑得不到有效控制或者驾驭的情况下，社会分裂矛盾仍然会继续得到演化拓展，所有对社会整合问题的解决方案仍然会浮在表层。换言之，解决社会整合危机问题最根本的不是改变理性发展的逻辑，不是为文化的发展改道，而是要控制资本自我增值和扩张的逻辑。马克思实现社会整合的总体思路正是表明了这一点，即要解决社会分裂、实现社会整合，在根本上就是要实现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超越，并且通过建立人与人之间内在的社会性联系才能实现自由人的共同体。而哈贝马斯社会整合思想的关键则在于以交往理性代替实践理性，通过激活交往行动的社会整合功能，使生活世界免受系统殖民，并最终实现生活世界的合理化。虽然哈贝马斯的理论也揭示了工具理性的滥觞的现代性后果，但是根据唯物史观的理解，现代性的恶果不能简单归结为现代性的精神原则即理性极端化发展的结果，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不能只是建立在话语平等的基础上，而应当继续探寻隐藏在所有这些背后的现实的社会物质动因。随着资本逻辑的演化扩张，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领域的不平等和分裂不断加剧，人际关系扭曲异化，价值文化多元无序，全球化遭遇逆流，资本霸凌主义横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冲突争端日益加剧，人们面对的生活格局、社会格局和国际格局产生了深刻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赖理性逻辑的改变或寄望于创设理想的言谈环境恐怕难以扭转历史发展趋势。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把握资本行为规律，既引导资本良性运行助力社会“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又与时俱进地塑造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文化价值系统和文化精神体系，促进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协调发展，共同推动社会和谐有序运转；
另一方面，要秉持人类公共性思想的基本立场特别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价值观，加强全球治理，合理管控资本逻辑，既充分发挥其现代性的正向效应，又规避其负面效应，超越资本逻辑的狭隘性，促进文化交流互鉴，共同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其次，相较于哈贝马斯“解释世界”的话语批判，马克思基于现代性批判视域的社会整合思想是一种“改造世界”的革命理论。哈贝马斯主张用交往理性取代实践理性，强调激活潜存于语言之中的社会整合力量，推崇交往主体之间用平等、公平的姿态进行沟通交流，突出商谈、对话、共识等充满主体间性要求的话语力量，重视社会整合过程与民主法治过程的内在一致，在工具理性僭越到各个领域、充满分歧和复杂性的当今时代，无疑既深化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范围，又对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哈贝马斯认为，自黑格尔以来，不同理论家的现代性批判都在试图摆脱主体哲学的困境，但都最终走入歧途。他认为启蒙的现代性要继续发挥作用，关键在于以交往理性为现代性重塑内涵，以体现交往理性的法律规范为社会整合提供支撑。在这种语境下，哈贝马斯依据主体间性理性，强调扬弃现代性、实现社会整合的重点在于改变主体之间的交往关系，使生活世界合理化，而不在于现实的实践与发展生产力。然而，如此一来，在认识论和实践论的维度，哈贝马斯必然会忽略主客体之间的生产实践关系。同时，他在交往理性的研究范式中主要借助于语言这一精神性的媒介，试图脱离劳动实践而实现社会整合和人类解放，也只是在理论中寻求对现代性的超越，把现代性批判局限于单一维度的话语批判。这种观念论的致思取向和运思路径势必导致他的现代性批判既不能跳出意识哲学的思维范式，也难以走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幻象，并将最终止步于发挥“解释世界”的作用。而马克思则相反，他在完成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精神哲学或观念论历史批判的翻转以后，明确了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并将其对现代性的批判的根基放在以劳动实践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批判上。当然，马克思并没有忽略精神价值的意义，而是反复强调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统一的基础在于现实的人的社会实践。马克思在一个坚实的理论地基上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式完成了对现代性及其视域下社会整合问题的辩证批判。在马克思社会整合理论的视域中，现代性问题或者社会整合问题终究是一个客观的现实问题，是一个现实的革命问题，而不是一个精神性的理论问题，不是一种停留在内观反思式的话语批判。相应地，要实现人类解放、构建自由人联合体，唯有依靠现实的革命实践和具体的社会实践才能完成。现代社会的分裂是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性的负面效应，这是资本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然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最终也会成为资本逻辑发展的桎梏，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就隐含着超越其自身的萌芽。换言之，扬弃现代性的可能性已然存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要让这种可能变成现实，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实践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让资本逻辑成为一种自觉的力量，只有共产主义运动才能克服现代性所内在包含的分裂和矛盾，才能最终消灭阶级压迫剥削，才能使社会真正结束分裂的状态、人们获得真正的幸福和自由。可以说，“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为马克思关于现代性视域下社会整合思想的合理性给予了实践上的证明。当然，“中国道路”也正在处于不断探索发展的动态历史进程之中。只有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统筹发挥好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的作用，才能避免西方的现代性错误，打破西方“一元现代性”的话语霸权，推进现代性的范式革新，才能真正增进社会团结、实现社会整合。
最后，相较于哈贝马斯批判理论，马克思基于现代性批判视域的社会整合思想无疑更具有超越性。诚然，任何一种理论的“批判”都会预设某种超越经验的理念。从外在来看，在马克思和哈贝马斯的理论中，研究的原初动机都在于深切感受到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问题，研究的维度都包含有对现代性问题的诊断、批判和超越的内容，批判的旨趣都有创设条件超越现实性从而促成人的解放的要素。但从具体分析来看，两者在理论的超越性方面存在着重大不同。哈贝马斯分析了被窄化为工具理性的启蒙，批判了随着理性化发展过程而导致的系统对生活世界施加的影响和控制。哈贝马斯指出，包括社会整合危机在内的现代性问题，根本矛盾在于系统对于生活世界的殖民，要解决的不是生活世界物质再生产的问题，而是生活世界的符号再生产的问题，即意义和自由丧失的问题。在他的视域中，作为现代社会进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悖论，生活世界的理性化虽然增加了个人的理性认知能力和自主行动能力，但同时也导致社会系统日益复杂和自主扩张，正是这个扩张反过来又影响了生活世界的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与个体自主性的社会化成就。因此，在他看来，解决问题的核心不在于生活世界的理性化本身，而是要克服理性化所导致的系统对于生活世界的干预[6]109-110。换言之，解决问题的根本思路不在于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度本身，而在于消除资本主义制度当中系统对于生活世界的负面影响，其中的关键是克服和超越货币和权力系统对文化领域的影响。因此，他从恢复启蒙的丰富性内涵的角度出发，提出激活交往理性，让生活世界合理化并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整合功能，从而为社会秩序的形成提供具有正当性和普遍性的社会规范。然而，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社会整合危机的出现，其矛盾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奴役和扭曲了人们的交往方式和社会关系，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分裂与对立，解决问题的出路就是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不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整合的问题就无法得到根本的解放。马克思摆脱“理性形而上学”的束缚，主张变革传统思辨哲学的思维方式。他从客观存在的物质动因出发，通过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隐蔽的压制，提出了社会整合行动的前提、路径、方法和旨趣，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在马克思理论视域中，资本并非是一种可以超越历史的永恒的存在，资本所构成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社会无非也只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
资本主义不是一种永恒的制度，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历程中的一个阶段。他科学性、超越性地提出了构建以“自由人联合体”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理论。这种超越不是外在地颠覆一切的超越，而是内在地辩证的超越。马克思始终坚持现实性和超越性双重维度的统一，他提出的未来社会理论既立足当下，又指向未来，既有现实关切，又不乏对无产阶级自由解放的终极关怀，具有时代的超越性。当前，我国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难以避免会产生现代性的负面效应，资本的脱域性影响的确客观存在，社会整合的压力也不容忽视。然而，改革和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只能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来解决，因此，我们要更加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信心，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理论和文化，不断地克服和超越现代性问题。
总之，哈贝马斯社会整合思想本质上是一种理性主义批判，这种批判仍然站在“形而上学”的平台上进行，并最终又成为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不可避免地陷入抽象思辨的窠臼。而马克思则揭示了现代性导致社会整合问题是资本逻辑发展的必然产物，提出以扬弃私有制的方式和建立内在性社会联系的途径来实现个人作为社会存在的复归。马克思关于现代性视域的社会整合思想是以资本逻辑批判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既是理论批判，更是实践批判，是我们推进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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