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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青
自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面貌和命运，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的格局与进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与其政党类型与政党特质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就政党类型而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所谓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与把握为前提，以人民至上为价值宗旨，以实现自身民族、国家的解放或发展为自觉使命，以推进世界大同、实现共产主义、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使命，具有强烈的历史主体意识与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情怀的一种政党类型。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与实践直至今天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与实践中都可以得到清晰明确的验证。没有自觉的使命认知与执着的使命追求，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一路攻坚克难，不断缔造辉煌。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程中展现出了鲜明的政党特质，比如信念的坚定性、思想的统一性、组织的严整性等等，这些政党特质对于其成功发挥了关键作用。
学界目前对于公共性并没有一个统一、公认的明确界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这一范畴内涵的广泛性与多义性。综合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对于公共性大致可以从描述性与规范性两个维度来理解。描述性维度上的公共性陈述的是一种客观事实：人只要在一个共同体中存在与交往，就必然具有为这个共同体所决定的某些性质和特点，这些性质和特点也会为共同体的其他成员所共有或共享。在此意义上，公共性是一种对共同体之性质、特点进行阐释的共有性或共享性，其生成于个体与共同体的联系与交往之中，是由成员的共同体身份所决定的。当然，不同共同体的范围可大可小，性质千差万别。如果一个人完全孤立存在，就谈不上公共性。这种客观存在的公共性发挥着联系、维持、协调、凝聚、规范、约束的作用，使得共同体呈现出一定的样态与秩序。
规范性维度上的公共性表达的是一种价值理想：公共权力有效的公共运用、公共政策有效的公共制定、公共事务有效的公共治理、公共产品有效的公共享用等等。换言之，规范性维度上的公共性表达的实际上是一种理想的公共生活状态。就其最为理想的状态而言，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达到了内在统一，消除了矛盾性，成员在共同体中实现了自由全面发展；
既生成了自由个性，又实质性地广泛参与到整个共同体的公共生活中；
既成了自己的主人，也成了整个共同体的主人。共同体消除了异化性质，不再作为异己的力量与成员个体相对立，成员之间在发展方面相互帮助、互为条件，共同体成为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在这种状态下，人真正成了社会的人，社会真正成了人的社会，人的社会本质得到切实实现，人的公共性获得了充分发展。
规范性维度上的公共性表达的是一种高度理想的状态，确立了一个价值标杆，而现实中公共性理想的实现则有一个程度的问题。在人类历史的一定发展阶段，公共性理想的实现只能达到一定的程度，这种达到一定程度的公共性就成为这一历史阶段的客观存在。在此，规范性维度的公共性与描述性维度的公共性产生了内在联系。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我们可以在描述性维度上对这种达到一定理想程度的公共性进行历史的、实证的分析把握。但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人们永远不会满足于作为客观存在的公共性，不会满足于公共性理想已经达到的程度，而总是依据社会主要矛盾、时代主要任务，在作为更高理想的公共性的鼓舞与指导下，通过先进力量的领导，致力于改造客观世界，推动共同体的变革与进步，不断改善人与共同体的关系，建构更高水平、更大程度的公共性，赋予公共性新的规范性内容。公共性这种现实与理想的矛盾运动螺旋式上升，将会贯穿人类社会始终。而这样一个过程同时也是人类自身不断发展、走向成熟的过程。
从人类历史来看，公共性这一从现实到理想不断上升的过程既是一个遵循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社会成员基于理想和追求不断发挥自身主体性的过程，体现了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有机统一。并且，历史越发展，人的素质觉悟越高，对自身价值与主体地位的认识越深刻，就越是主动、有意识地变革现实、改造世界，努力消弭个体与共同体的矛盾，提升公共性的水平和层次，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共同体。而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这种变革的自觉性与建构的能动性最集中、最鲜明地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伟大实践活动中。马克思主义政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秉持明确的人民立场，追求人的自由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和谐、有机统一，致力于构建自由人联合体，推动人的公共性的充分发展，是一种使命型政党。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对历史规律的把握以及彻底的人民立场使其在公共性追求上应该并且可能达到高度的自觉与自为。当然，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在成立以后也会面临种种内外的风险挑战，也可能遭遇重大挫折以致丧失领导或执政地位，甚至亡党。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本身也有一个不断接受考验、日益成熟的过程。
自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诞生以来，经过世界历史角逐与全球风云变幻，大浪淘沙，中国共产党被实践充分证明是一个成功的、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其立足现实、着眼长远，致力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将公共性的价值追求体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共产党党章的总纲部分对于党的公共性追求作了集中阐发。总纲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总结了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探索历程与伟大成就；
明确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强调了党的建设必须坚决实现的五项基本要求。所有这些论述，都体现了强烈的公共性价值意蕴，蕴含着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密码，需要深入理解把握。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归根到底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其追求的是一种消灭阶级之后整个社会全面进步、高度和谐以及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实现真正统一的理想状态。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立意为公。与之相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成立的共产党将人民立场作为自己的根本立场。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党的性质宗旨作了明确阐发，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旗帜鲜明地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一边。当然，作为在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政党，除了肩负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使命外，中国共产党还肩负着实现国家解放富强、民族独立复兴的历史使命。但要看到，不论是实现最终使命，还是实现民族使命，中国共产党都不是为一党之私，而是始终谋求共同体——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共同体——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找到适合自己国情的革命道路与建设道路，除了对马克思主义原理、方法有的放矢的运用外，拥有这种公共性价值情怀也是极为重要的原因。当然，中国共产党也并非仅仅追求共同体维度上的总体性目标，其更为重视的归根结底还是个体的解放与发展；
但在目前的历史情势中，这种个体的解放与发展首先要以共同体的解放与发展为前提，个体性的价值目标包含在总体性的价值目标之中，两者内在统一。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牢牢秉持这种公共性的价值理念，理论上明确宣示，实践中坚定执行。“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
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1〕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强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2〕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具有一种伟大的价值观，生成了一种极为强调付出与牺牲的、深沉的使命伦理。这种使命伦理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理解把握上，建立在对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历史地位与历史使命的认知认同上，强调对人民负责、对民族负责、对人类负责，将全身心为人民服务视为党员身份的最大价值意义。这样一种使命伦理充分表明了党对自身的历史定位——实现人民利益的工具。正是这样一种追求公共性的使命伦理深深激励着无数共产党人不畏艰险、前赴后继、勇毅向前，带领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而要培育和保持共产党员这种甘于奉献、勇于牺牲的美德，就必须进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教育，使党员不仅在组织上入党，更要在思想上入党。我们党之所以强调思想建党，把思想建设作为基础性建设，并不断开展整风以及其他各种教育活动，原因正在于此。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之所以能够在长期的革命、建设与改革进程中不断攻坚克难，政策的合理制定与有效执行极为关键。而无论是政策的制定还是执行，都不是少数人或小圈子的行为，都应具有公共性。政策领域的公共性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政策制定的公共性，二是政策执行的公共性。
所谓政策制定的公共性是指政策的制定并非仅仅体现某个或少数党员干部的意志，而是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集思广益，汇集众人智慧，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总结提升。当然，即使是公共参与制定的政策也未必正确，但多数人的智慧比少数人的智慧在多数情况下更接近正确。再者，即使公共参与制定的政策出现问题，普遍参与至少也赋予了政策制定以形式上的合法性。政策制定要体现公共性首先就要把握民情民意。我们党是通过自上而下的群众路线与自下而上的民主参与两种途径来实现这一点的。群众路线要求党员干部自上而下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生活，通过调查、接访、驻点等方式了解实际情况，掌握真实信息以利于科学决策。但必须看到，实行群众路线的主动权在党员干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党员干部个人的德性与能力，存在党员干部想不想、愿不愿、能不能的问题。就此而言，自上而下的群众路线尽管极为重要，但亦存在局限。而对于这一局限，自下而上的民主参与恰恰可以弥补。自下而上的民主参与依托民主的制度机制，可以充分表达广大民众的观点与诉求，大大拓展了民意主体的范围，也大大增强了民意表达的全面性与具体性。通过群众路线与民主参与相结合，党组织可以有效地倾听民声、整合民意、汇集民智，体现政策制定的公共性。然而，政策制定的公共性并非只是单纯的民意汇集与整合，其还体现在党的领导干部凭借自身理论素养与实践经验，在参考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对民情民意做进一步加工，使政策不仅仅体现民众的具体、现实、局部的利益诉求，更体现民众的根本、长远、整体的利益诉求。换言之，政策的公共性不只体现在民意的广泛反映与客观汇集，更体现在通过党的有效引领，使政策制定能够把握趋势与规律，着眼长远，着眼全局，着眼根本。而这也使得政策制定的公共性更具实质内容。“中国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但人民利益不是群众个体利益的简单相加，从根本而言更体现在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代表社会发展趋势的长远利益、整体利益上，这需要先进政党去揭示、去指引。”〔3〕“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能动性，决定了其不是被动反映社会利益集团的利益，而是能够汇集、协调和整合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基于整体长远利益自觉地为全社会勾勒谋划未来的战略性愿景，引导发展目标聚焦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这种蕴含着引领性的代表性，是实现人民根本长远利益的有力保障。”〔4〕这种引领所体现的战略思维是由党的使命所决定的，更为深刻地体现了政策制定的公共性。当然，政策制定之后，还需要实践检验，还有一个进一步完善调适的过程，这一认识—实践—再认识、规划—实践—反馈的持续推进过程，使得政策的公共性得到了更有效的保障。
政策执行的公共性是指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要避免党组织与党员干部的孤军奋战，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主体性和能动因素，要对广大群众采取说服与动员而非压服与强制的方式，集中力量实现政策目标。在我们党的百年历程中，始终注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为党的目标任务的实现凝聚力量、共同奋斗。这既是我们党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也是党的领导的优良传统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而其中多个方面关系到依靠、团结、凝聚各方面力量实现目标使命。比如：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
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
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显著优势；
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
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养造就更多更优秀人才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实际上充分体现了党的领导的优势。正是这些方面的显著优势充分调动、激发了党内外、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有力推进了党的政策的落实与发展目标的实现。
制度作为公共规则维护特定的社会秩序，明确共同体成员的权利义务，决定共同体成员的交往规则特别是合作与竞争方式，维护与实现公共利益，具有公共性意蕴。当然，不同社会形态的制度，公共性的范围与程度是有所差别的。剥削社会的制度，尽管也具有社会管理与服务功能，也会提供一定的公共产品，但同时也是阶级剥削与压迫的工具，公共性的价值意蕴受到严重制约。即使资本主义宣称实现了人的解放，主张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其所讲的人一开始也只是白人资产阶级，随着工人阶级、弱势群体的不断反抗，权利主体的范围才不断扩大，权利的内容与类型才不断拓展。即使如此，资本主义社会归根结底还是遵从资本逻辑，而资本的私人占有、大资本的强势主导严重影响着制度的公共性价值。在一个党争纷沓、相互倾轧、贫富悬殊、冲突不断的社会，制度不可能具有很强的公共性，即使形式上具有公共性，实质上也有很大匮乏。
与西方国家与政党的关系不同，中国是先有中国共产党，然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缔造人民共和国，领导人民创设社会主义中国的制度体系，领导人民致力于历史使命之实现。在这种党政体制下，党的制度体系与国家制度体系很多时候相互交错，无法完全区分清楚，当然有时也没有必要细作区分，因此，我们在此所谈的制度体系的公共性，是包括党与国家的整个制度体系的。这种制度体系的公共性，表明这一制度体系能够有效维护广大社会成员的利益，特别是其整体、长远与根本的利益，能够有效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公共性，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体现在这种制度体系的公共性。
对于这种制度体系的公共性，可以通过对不同领域制度体系的具体分析予以表明。
其一，就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而言，制度的公共性体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通过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包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各项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制度，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在思想、组织、能力、惩戒等各个方面保证了党具有强大的自主性与鲜明的公共性。所谓自主性是指党既能够抵御外部力量的渗透与破坏，又能够防止或解决自身内部的异化问题，始终保持坚定立场，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自主致力于自身目标与使命的实现。这种强大的自主性是有效实现公共性的前提。如果不能有效抵御外部资本力量与社会力量的渗透与侵蚀，不能有效防止或解决内部的思想蜕变、团团伙伙、阳奉阴违等问题，就谈不上真正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没有健全完善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党的自主性与公共性就得不到保障，就更谈不上其他领域制度体系的公共性了。
其二，就政治领域制度体系而言，其公共性主要体现在民主与法治两个方面。一方面，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使各方面制度和国家治理更好地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决不能依据地位、财富、关系分配政治权力。”〔5〕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爱国统一战线制度都是反映、体现广大民众意愿与智慧的有效制度机制。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不像西方自由民主一样只强调选举，而是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各个相互贯通环节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有效避免了西方民主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及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的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充分体现了中国式民主的公共性。
另一方面，中国的法治建设不断推进，法治的公共性价值不断彰显。法治意味着对公共权力的职责权限、行使机制、运作程序的合理规定，意味着权力行使的制度化、法律化、程序化，意味着将权力尽可能地去弊兴利，更好地发挥其公共性功能。这不仅仅是一般所理解的对权力的规范约束，同时也是对权力本身正常行使的一种保护。法治意味着对公民权利的明确规定、切实保障与有效救济，意味着对公民义务的明确规定与监督履行，意味着对改革、发展、稳定、安全的有力保障，意味着对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平正义的有力维护。总之，法治意味着良法善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治建设成就明显。中共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推进。特别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体而言，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规定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必须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以及这一原则规定将中国法治的公共性价值意蕴展现得淋漓尽致。党中央指出，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系统研究谋划和解决法治领域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用法治保障人民安居乐业。要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有八条标准：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这八条标准也可以用来衡量中国政治制度体系的公共性。中国国家政治制度体系的民主性、法治性、有效性决定了中国国家政治制度体系的公共性。
其三，就经济领域制度体系而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三大基本经济制度都体现着强烈的公共性意蕴。公有制为主体确保着经济基础的公共性。社会主义公有制承担着政治责任、经济责任、社会责任，目的是保障与实现全体人民、整个国家的利益。如果没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中国的发展绝不会有今天的成就。当然，公有制必须找到合适的实现形式，对公有制企业也必须实施有效的监管。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有利于培养企业家群体、培育与弘扬企业家精神，有利于增强经济活力特别是创新能力，有利于增加就业与税收，也体现出服务社会公共利益的积极作用。可以说，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是我们在不断探索的基础上，逐步总结经验教训最终确定的适合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模式，很大程度上也是很长时期内最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制度模式。按劳分配为主体是为了保护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公共性价值意蕴体现得非常鲜明，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则适应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有利于调动激发各方面发展经济、创新创富的积极性和能动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致力于实现效率与公平、劳动与资本、政府与市场等关系的有机统一，特别是既注重激发包括非公有资本在内的各类资本活力，发挥其促进科技进步、繁荣市场经济、便利人民生活、参与国际竞争的积极作用，使之服从和服务于人民和国家利益，又要设立“红绿灯”，完善资本行为制度规则，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当前及未来的推进中还有不少重大问题需要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但是党和政府对于资本的驾驭、对于经济的治理已是必然。相比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体现出了作为制度优势的公共性。
其四，就文化领域制度体系而言，其公共性意蕴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党强调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系列成果特别是最新成果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类解放与社会进步和谐，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普照的光，以之来整合思想、统一认识、凝聚共识将会更好地发挥其改造世界的公共性功能。二是坚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特别是推进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和中华儿女的共同财富。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转化与发展不仅有利于凝聚中华民族与全球华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可以充分发挥其对当代中国治理与全球治理的积极价值。三是在制度与政策上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为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不断前进提供共同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和丰润的道德滋养。四是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进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其五，社会领域制度体系的公共性主要体现在共建共治共享的指导原则上：共建是指人民共同参与社会建设，共治是指人民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共享是指人民共同享有治理成果。就社会建设而言，要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不断健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注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保障群众基本生活，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需求，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切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就社会建设而言，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特别是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增强国家安全能力，不断提高公共安全水平。
其六，就生态领域制度体系而言，其公共性意蕴同样十分明显。马克思主义一直强调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人与自然具有共在性，而人对自然的破坏则造成了严重的公共性问题。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生态问题也曾一度凸显，但中国共产党很快就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大政方针。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地位，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致力于建设美丽中国。
其七，就外交领域制度体系而言，其鲜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的公共性情怀。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秉持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崇高理想，除了致力于自身民族共同体的解放与发展外，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全人类的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的角度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提出了新的价值观、治理观、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解决全球发展失衡、数字鸿沟等问题，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21世纪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与共同难题提供了系统的中国智慧、中国力量与中国方案。
以上所论制度体系的公共性，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公共性，就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公共性，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的公共性。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6〕在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明确指出，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们以上分析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政治领域制度体系、经济领域制度体系、文化领域制度体系、社会领域制度体系、生态领域制度体系、外交领域制度体系其实就是对应这五大文明及其协调发展的、对应中国现代化的这几个重要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五大文明的形成之所以可能，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具有如此特征，关键原因之一就是每一相关领域的制度体系都具有明显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强烈公共性价值意蕴，归根结底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具有公共性。
价值理念的公共性、政策领域的公共性、制度体系的公共性都需要党和政府的组织机构来具体实施，这就要求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机构要能够始终按照公共性的价值要求开展工作。而党政组织机构之所以能够有效践行公共性的价值要求，就是因为作为党和国家政权根本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带有强烈的公共性价值意蕴，能够有效组织整个组织机构，凝聚力量实现共同的价值目标与历史使命。就此而言，组织原则的公共性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必然要求。
民主集中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其最为人熟知的内容就是著名的“四个服从”：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民主集中制作为国家政权的根本组织原则，则是由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决定的，是由党政体制的内在逻辑决定的，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的自然延伸与外溢。
在中国的党政体制中，这种民主集中制的运作归根结底是通过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全面领导来实现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主要是针对纵向的权力体系与党政组织机构而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是党的领导决策核心，与之相应，上级领导下级，逐级向下授权。在这种情况下，地方组织虽具有一定的自主权，但中央权力始终保持较高程度的集中，上级组织掌握着下级组织的人事任命权和监督考核权，下级组织及其官员有“对上负责”的有效激励。换言之，中国党政体制的组织分权，是一种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前提的分权，是一种控权条件下的分权，集权为授权、控权为分权提供引导与监督。这一方面使得各级组织可以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另一方面又可以使整个权力体系与党政组织围绕党确立的使命蓝图共同努力奋斗，服务国家、民族、民众利益。严整的组织特性、严格的组织纪律、严密的组织程序使得整个组织机构自上而下统一协调，具备了强大的凝聚力和执行力，有效地实现着公共性的价值目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党才一直强调中央权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不断增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绝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绝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绝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我们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形成了包括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在内的严密组织体系。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党都不具有的强大优势。党中央是大脑和中枢，党中央必须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强化党的意识和组织观念，自觉做到思想上认同组织、政治上依靠组织、工作上服从组织、感情上信赖组织。”〔7〕
国家政权机关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同样遵循这一自上而下、民主集中、控权下授权与分权的运作逻辑。“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权属于授权性质，内在蕴含中央对于地方的约束控制因素，这与西方式地方自治具有本质的不同，更不同于联邦制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在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权是典型的约束型分权。”〔8〕“中国分权式激励中的分权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分权结构，中央政府具有强大的控制能力，地方政府作为代理人，必须按照中央的目标和期待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这从制度上确保上下级政府之间能够形成强有力的发展共识。”〔9〕民主集中制作为根本组织原则发挥了公共性功能。
党的全面领导主要是针对横向的权力体系与党政组织机构而言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领导一切。“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形象地说是‘众星捧月’，这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如果中国出现了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局面，不仅我们确定的目标不能实现，而且必定会产生灾难性后果。”〔10〕这种全面领导发挥着有效的整合作用，既可以充分吸纳各方面的意见建议，有效发挥各方面的自主功能，体现民主的一面，又可以防止政出多门、彼此掣肘、内耗严重、效率低下的问题，便于形成合力攻坚克难，实现目标，体现集中的一面。进而言之，党的全面领导还体现在党根据形势任务的需要与党政机构设置存在的问题适时推动党和国家机构的改革。在党和新中国的历史上，党和国家机构的改革已经历经多次，特别是2018年中共十九届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强调为了加快推进治理现代化，更好地完成党的目标使命，必须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决定稿和方案稿的说明》中也特别强调：“决定稿紧紧把握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构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反映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这一主线，着力从制度安排上发挥党的领导这个最大的体制优势，统筹考虑党和国家各类机构设置，协调好并发挥出各类机构职能作用，完善科学领导和决策、有效管理和执行的体制机制，确保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11〕
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通过党的全面领导，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围绕在同级党组织周围，如同一个围绕圆心的同心圆；
通过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党政基层组织、地方组织自下而上地围绕在党中央周围。这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整个庞大组织体系就呈现为一个由基层到地方再到中央、由自下而上的同心圆构成的形态架构，越往上，组织层级越高，同心圆越缩小，直至党中央。党中央既是横向同级各组织的领导核心，又是自下而上纵向各级组织的最终领导核心。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具有高度整合能力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架构，中国共产党公共性的价值追求才具有了强大的组织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是其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题中应有之义。对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与执政过程中的绩效如何，当然需要作为领导与执政对象的广大人民群众来评价。我们党在历史上也一直强调向人民负责，人民是我们各项工作成败得失的最终评判者。把广大人民群众作为党领导与执政绩效的评判者，而不是单纯由党自身对于自己工作绩效进行评价，也不是由一部分社会成员进行评价，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绩效评价主体的广泛性与公共性。
然而，共产党绩效评价的公共性并不止于此。这是因为，尽管广大人民群众是党领导与执政成效的切实体验者，但人民群众是分为不同阶层群体的，处于不同立场、具有不同利益的阶层群体对于同一事物的评价往往不尽一致。再者，相当部分民众只关注自身的现实利益、具体利益，而无法真正认识也不关心共同体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与整体利益。因此，纯粹靠民众在一定阶段来评价党的工作的实际成效，未必完全合理。如果完全以民众作为绩效评价主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就容易陷入西方选举型政党不得不迎合民众、追求短期绩效的泥潭。中国共产党明确认识到群众的自发性与认识的局限性，强调不能当群众的尾巴，搞尾巴主义。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把握历史规律，顺应时代大势，承担着为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奋斗的使命，不仅要对人民负责，还要对历史负责。中国共产党明确认识到自身的历史使命，其作为代表既具有代表的广泛性，又具有代表的自主性和长期性，坚定不移地按照历史规律和时代大势发挥代表作用。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执政的绩效，总体而言，既需要广大人民群众来评价，也需要具有明确担当精神的使命型政党自身来评价，同样需要历史通过时间间距来予以评价，这多方面的评价才能更好地显现政党绩效评价的公共性，也才能真正对应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面向人民、面向国家、面向民族、面向人类、面向历史的公共性。
人类历史的演进过程，就是一个在生产发展与交往发展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自由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过程，就是一个人类社会的公共性内容与程度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以对历史规律的把握为前提，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崇高的使命情怀致力于人民的自由发展、国家的解放富强、民族的独立复兴、人类的和平进步，体现出强烈的公共性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胸怀天下，充分显现了自己的公共性品质。当然，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依然面临复杂的形势和严峻的挑战，特别是面临四大危险、四大考验，容不得丝毫懈怠马虎。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能否依然有效保持公共性，取决于其能否继续保持强烈的历史主体意识和自觉的使命担当情怀；
是否具有强大的政党自主性，既能够采取措施有效抵御外部力量的渗透与干预，又能够通过持续自我革命保持纯洁性，提升先进性，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归根到底，取决于能否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来有效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并统揽“四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历经百年，在危机中成长、成熟、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时代已经确立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体现出了强大的政党自主性，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和最大优势也得到了鲜明体现。基于此，有理由相信，在新的伟大征程上，中国共产党的公共性品质将得到更为充分的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