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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蓓
有清一代268年的诗歌发展史，以其千姿百态的面貌，超卓不凡的成就造就了我国古典诗歌史的最后一座高峰。寻绎清诗发展的历史进程，政治因素对其影响之大之深远迈前代，皇权的干预与控制可称得上是贯穿始终的一条脉络。皇权对清代诗人和诗歌创作及诗风走向的干预和影响，始于康熙朝，乾隆时臻于至盛，嘉道以降逐渐衰落，整体态势较为明显。
皇权对诗歌的影响，古已有之，但终不及清代之强盛。汉代“乐府”虽由官方设立，但也仅仅是儒家“兴观群怨”诗教的实施载体，发挥一定的辅政作用，并未直接干涉诗歌的发展态势。六朝时所谓“宫体”诗，无非是统治阶级声色娱情的工具，并未将之作为文治手段。及至宋明时期声势浩大的“西昆体”“台阁体”，也仅仅是贵族阶层诗歌审美取向的整体外在表现，并没有成为统治者以权力干预诗坛从而达到统治目的的工具。总之，清代以前，诗歌大致是按照文体内部的运动规律向前发展，受皇权影响极小。自清代开始，统治者以至高无上的皇权为诗歌的发展走向规定了既定的道路，他们希望诗歌成为弘宣文教、巩固统治的工具和手段，力求使诗中所言之志由个人情志转为帝王之志。
明亡清兴，历经亡国之痛的明遗民诗群成为清初诗坛的中坚力量，他们书写的民族大义、故国之思成为清初诗歌的主旋律。受封建时代传统夷夏大防观念及忠君思想的支配，广大汉族臣民极其排斥新朝。这一不合作的态度迫使清朝统治者在武力征伐外必须采取措施拉拢民心，加强文治，建立文统。康熙十八年(1679)博学鸿词科的开考对缓解剧烈的满汉矛盾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但当时诗坛仍以遗老诗群为主，新朝礼贤下士拉拢人心的低姿态虽为许多遗民厌憎，但此前抗清斗争的屡屡失败也使他们认识到恢复故国的愿望已无法实现。康熙二十二年，台湾郑氏政权灭亡，清廷统治渐趋稳定。思想和统治层面的障碍一一扫除殆尽，为日后强权文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康熙中后期，随着遗老接连谢世，生于新朝长于新朝的国朝诗人登上诗坛，康熙皇帝的文化政策相应地发生了转变，开始直接干预诗坛，主要措施有二：一是导引宗唐诗风，二是确立王士禛诗坛盟主的地位。
清初的宗宋诗风，除黄宗羲等人的大力提倡外，更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明亡于清，恰似宋亡于元。跨越时空，明遗民诗群很容易对宋代产生极强的心理认同感。他们凭吊故国最好的方式就是依托遭际相同的宋亡史事，借前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而清初宗宋风气兴起最早又最炽烈的两浙之地，又是南宋王朝国都所在地，这绝非偶然的巧合。为了控制臣民心性，康熙以帝王之尊有意识地参与、引导诗歌创作。无论他早年与高士奇、张英等人在南书房对唐诗的刻意钻研，还是后来在翰詹大考时对宗宋诗人的有意打压，其宗唐的诗学观念一直是鲜明而坚定的。他在《御制〈全唐诗录〉序》中指出：“唐之太宗，致治几于三代之隆，躬自撰著，一时文人才士，将相名臣，咏吟递发，藻采缤纷，踵袭雅骚之迹，光昭正始之音，而歌行律绝，独创兼能，自遐古以来未尝有也。爰及盛唐，逮乎中晚，或与运会为高下，而凡缘时托志，触物摅怀，形诸翰简者，皆卓然成一家之言，弗可废也。朕万几余间，回环览咏，寻其指归，晰其正变，而三百年升降得失之故，亦因以可考焉。”(《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三集卷二十)康熙对于唐太宗君臣倡和盛况的描绘，实际上是以圣明天子自况，并寄希望于朝臣，期望通过诗歌达到兴盛文治、察究得失的政治目的。他还明确提出作诗宗唐的诗学主张：“诗至唐而众体悉备，亦诸法毕该。故称诗者，必视唐人为标准，如射之就彀率，治器之就规矩焉。”(《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三集卷二)君主如此旗帜鲜明地提出诗学主张，臣民自然趋之若鹜。对康熙来说，论诗宗唐既符合他对大唐盛世的追慕，又利于控制人心，政治意义远大于文学意义。
王士禛是清代官方认可的诗国“开国宗臣”，确立王士禛的诗坛地位，正是新朝在武功之外弘扬文治的必要手段。王士禛一生身历顺、康两朝，早年遍交遗民故老，其后又与国朝新贵唱和往来，至于从游者更是数不胜数。王氏丰富的诗歌创作经验与超卓的创作成就及其在诗坛的巨大影响力很快引起了统治者的关注。而他所标举的“神韵”诗风尤以盛唐诗之空灵蕴藉为特征，极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淡化了清初以来尖锐的民族对立情绪，最适合润饰太平。凡此种种，无不贴合并顺应着皇权统治的需要。康熙十九年，王渔洋主盟诗坛时恰好升任国子监祭酒，在诗坛和政坛同步崛起。清廷对王氏诗坛盟主地位的官方确立，使得清初以来千帆竞扬的诗坛格局被迫归于“醇厚雅正”之一宗，成功地控制了文人的思想。
乾隆处处师法乃祖，对诗坛的干预也采取了树立诗坛盟主的做法。乾隆一生喜爱作诗，大兴文教。身为盛世的创造者，他需要一位顺承己意的诗国宗臣作为自己在诗坛的代理人，引领一代诗风，而沈德潜是最恰当的人选。沈氏平生论诗以雅正为旨归，以儒家诗教为核心，诗学主张取法渔洋，并加以吸纳和改造，创立了别具一格的“格调”说。此外，他不仅确立了唐诗的典范地位，更以编选《唐诗别裁集》《古诗源》等方式践行着自己的诗学主张。雍正末期，沈氏的诗学涵养、理论创建及创作成就已足够主盟诗坛，其影响之大，“海内之士尊为山斗，奉为圭臬”(王豫《群雅集》卷一)。然而沈氏一生科场偃蹇，直至67岁方考中进士。将这样一位诗坛耆宿立为宗师，一方面满足了皇帝对乾隆盛世的文治需求，使之自觉为朝廷所用，恩遇这样一位长者更可起到示范感化作用。从拉拢士民人心、控制文人思想的角度来说，将沈德潜立为诗坛盟主的政治意义是极其深远的。
嘉道以降，清廷衰相渐显。作为对时代脉搏最为敏感的群体，许多诗人如龚自珍、魏源等，纷纷以诗为剑，对腐朽的统治阶级和黑暗的社会现实毫不留情地进行批判、揭露。而鸦片战争以后，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频发，诗人不约而同地冲破了诗尊醇雅的樊笼，以多变的诗体、多样的诗风记录历史、悲哭人生、关心民瘼。封建政体的衰落导致了诗歌创作的空前活跃，此时朝廷再无力以政治手段加以干预。陈衍《近代诗钞叙》称：“有清二百余载，以高位主持诗教者，在康熙曰王文简，在乾隆曰沈文悫，在道光、咸丰则祁文端、曾文正也。”曾国藩虽主盟诗坛，却是不同于以往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丁忧在籍的曾国藩受命以侍郎身份兴办团练，镇压太平军。曾氏广招军政人才组建湘军的同时，更加注重延揽文士。他以护卫皇权为纽带，广结思想同盟，获取士绅阶层的广泛理解与支持，文学集团应运而生，曾国藩自然成了这一文学集团的领袖。这一时期，无论从政治地位、文坛声望还是诗歌学养，皆无人与之比肩，曾国藩自然而然成了咸丰时期的诗坛盟主。但这一盟主地位的确立，并非由寄托其统治意志的皇帝钦点，而是乱世中文人们的自觉选择，这也标志着皇权对诗坛的强力干预程度伴随着封建政体的崩溃已大幅度减弱。
清代皇权对诗坛的干预，是帝王情志的体现，是调和满汉民族对立的特殊手段，是拉拢士民、安抚民心等现实需求下的必然选择。而这一以封建政体为依托的干预手段又与历史行迹相符，与清廷兴衰同步：国家兴盛时愈强，国政衰朽时愈弱。皇权对清诗的干预，造就了我国诗史上的奇观，为清诗的发展开辟了一条蹊径，对这一观念的认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梳理和探寻清诗发展的脉络和内在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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